举重若轻才能干大事吗_举重若轻与举轻若重

　　舆论导向。多么沉重的话题!新闻单位的老总们有机会相聚，交谈最多的往往也是舆论导向，言谈间，表情常带凝重，心情不乏沉重。我也有同样的体验和体会。而如今仔细回顾担任期刊总编辑的经历，就觉得对把握舆论导向问题，可以看得重，也可看得轻。
　　
　　一、重与轻
　　
　　说重，比较好理解。对于任何一个新闻出版单位的总编辑来说，摆在首位的职责就是把握舆论导向。因为人家都明白，舆论导向事关重大，它是党和政府为了维护国家安全、民族利益、社会稳定、国际形象等根本利益而对新闻媒体提出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要求。导向对头是党、国家、人民之福，导向错了是党、同家、人民之祸。从媒体这方面来说，则是我们对党、国家、人民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和义务。正确的舆论导向是新闻工作的生命，不能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任何一个新闻媒体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
　　说轻，不是说不重视，更不是对舆论导向问题可以掉以轻心；说轻，是指不要把舆论导向问题当作一种沉重的心理负担。如何在错综复杂、瞬息万变的形势下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的确不是一件十分简单、十分容易的事情，而是具有一定难度、一定深度，需要一定思想高度的工作。但是，我们完全可以用毛泽东同志对待困难的态度来对待这一难以把握的问题。这就是他常说的，从战略上藐视困难，从战术上重视困难。换句话说，首要的问题是，必须树立能够把握好舆论导向的坚定信念。
　　从总体上说，把握舆论导向是我们的“看家本事”，不应该是极难做到的难事。它是一个动脑筋就能够办好的事，决不是一个伤脑筋的事，不应有心理负担，更不必有心理压力，完全可以做到“举重若轻”。没有负担、没有压力、不觉得伤脑筋，我们的脑筋反而会更好地开动起来，水平、能力、办法都会随之而来，还怕把握不好吗?而有些看似分量较轻的事情和工作环节，往往因为涉及导向问题而不得不加以特别的关注，需要我们“举轻若重”。这就是重与轻的辩证关系。
　　
　　二、重大环节要“举重若轻”
　　
　　做到“举重若轻”，关键在采取一种科学的态度。
　　在日常的编务下作中，我们碰到的主要有以下这些事：确定方针、落实选题、审定稿件、批发大样(机样、打样)，等等。其中确定编辑方针就属于把握舆论导向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编辑方针是不能经常变动的，每一个历史发展时期，一个刊物的编辑方针应当相对固定，具体的编辑工作必须紧紧围绕编辑方针展开。但是，时代是在不断向前发展的，因此要求我们根据发展了的情况，与时俱进地修订编辑方针，使之适应形势的发展和读者需要的变化。例如，上个世纪50年代，我们创办《北京周报》是为了打破四方对我国的封锁，让世界能够听到从“竹幕”后传出的中国自己的声音。但在新时期该如何适应新形势呢?
　　两年前，由外文局领导发起，各期刊社在大量调研基础上开始修订原来的编辑方针。从事一项跨越时代、预期未来的工作，不能不说具有一定的难度。从何着手呢?当时《北京周报》的修订工作首先是从研究“变化”和“需求”出发来逐步推开的：
　　(一)　世界开放度提高，信息技术的发展加快了信息传播速度，这就要求传播速度相对滞后的媒体，将发布新闻变为评述新闻、解析新闻(我把它概括为“三景”――提供情景、交代背景、指出前景)。
　　(二)　报纸、电视、广播杂志化，特别是网络传播媒体的出现，使传统媒体的读者要求参与的愿望变得强烈和迫切，单一观点、“灌输式”的单向传播越来越被视为“宣传”而被排斥，杂志必须迎合读者的这一诉求，接纳读者对杂志言传的参与，变其单向传播为交互性。
　　(三)　我国外宣媒体在上世纪后期以介绍中国国内情况为主的做法逐渐疏远读者，人们更多关注世界的共同话题，为此我们的对外宣传理应更深地介入国际性争端、国际性事件、国际性话题、国际性组织、国际性人物，进一步体现处于世界发展中大国地位的中国在国际事务，尤其在本地区事务中日趋扩大和重要的影响，取代过去宣传中宽泛的针对性，迅速将外宣杂志办成有影响的国际性刊物，以期能在国际期刊市场竞争中争得一席之地，立于不败之地。
　　通过这些研究，我们认为，今后的《北京周报》只有在适应这三个重大变
　　
　　化中才能求得发展和重生。在此基础上，初步形成了新的发展时期周报的编辑方针：坚持党的对外言传方针，以服务于国家根本利益和总体外交政策为宗旨，将对外传播规律和市场经济规律有机结合起来，把《北京周报》办成有国际影响的评述性的对外新闻周刊。根据国际舆情，有针对性地对外报道中国时事，评述重大国际事件；侧重新闻的背景和意义；提供权威咨询和以政策动态为主的信息服务。按照对外宣传的总体要求，选用国内外新闻工作者、专家、学者、读者之言，体现刊物言论来源和内容的广泛性。通过事实报道与观点交流，向世界介绍一个真实的中国。主要读者对象：从事各种对华合作与交流活动的外国人士；外国政要；中国问题研究者；外国研究机构、学术团体、高等院校中对中国有兴趣的人士，这一次修改和调整得到了局领导的充分肯定和支持。确定了新的编辑方针，一个媒体今后舆论导向的基本框架就规定下来。我认为，只要不去人为地随意地突破，在把握舆论导向方面应该不会出现大约毛病。由于讲究了从客观存在的实际出发，也就是讲究了运用科学的方法去处理重大问题，一个本来很困难和沉重的话题并没有如预期的那样“沉重”，而是比较“轻松”、顺利地获得了解决。
　　在重大选题的策划上，我们也常有这方面的体会。199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全球都在庆祝，媒体大量刊发历史图片、回忆文章，显然，这一个不可忽视的重大主题，为我们开展外宣、引导和争取国际舆论提供了’个极好机会。周报怎么做?我们当时考虑到“重题重做”和“重题轻做”两种方法。所谓“重题重做”，就是用凝重的、沉重的、历史的笔触回顾和扫描日本法西斯当年在中国犯下的罪行，向全世界大声疾呼，不要忘记历史、不要重演历史，要和平，不要战争。为此，我们首先刊登了资深记者黎海波撰写的《永不宽恕――南京大屠杀：与奥斯维辛一样恐怖的战争罪行》一文。同时，我们也进行了“不要太沉重”的尝试。考虑到要在不忘历史的前提下，更多更好地将国外读者的视线引向当代中国相当代中国人，并着眼子未来中外的友好相处与合作，我们派出了善于把重大题材写得活泼轻松细腻可读性强的女记者黄卫，前往当年惨烈的诺门汉战争的所在地―――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实地采访。记者用写实、抒情的笔触将她看到的历史战场的当今实景告诉读者：当年诺门汉的硝烟已经散去，如今的呼伦贝尔大草原“芳草萋萋，牛羊成群，牛气中忽而有奶香和鲜花的气息。蒙古包的袅袅炊烟悠然飘荡，骏马奔驰在远方 白云之下，偶有牧歌传来，那极富张力的长调充满了自豪与喜悦”。记者还以中外经济合作(包括中日合作)的大量事实告诉读者，这块“昔日的战场”正在变为“中外交流的市场”。这篇类似游记的文章，把战争、和平、发展三大沉重主题轻松地揉和在一起，赋予其极强的时代感，与《永不宽恕》一文从历史与现实的不同角度，一“重”、一“轻”，默契配合，相映成辉，起到了引导舆论和读者的良好效果。
　　
　　三、具体环节要“举轻若重”
　　
　　不久前访问欧洲，发现那里的人们喝茶基本选择喝红茶。同行的浙江外宣办一位同志感慨系之，说道：“浙江西湖龙井茶历史悠久，国内驰名，据国内外科学研究，绿茶对人体的益处远大于
　　红茶，想不到欧洲还是只喝红茶，我看我们从明年起要在经济言传中把突出宣传浙江绿茶，特别是龙井茶放别重要位置上，要让欧洲人更多了解浙江绿茶，多饮浙江绿茶。”一片茶叶看似轻之又轻，却引起他对对外经济宣传的高度警觉与重视，要通过突出的宣传来引导欧洲饮茶习惯、消费习惯和消费观念，可见其“举轻若重”之功。联想起数年前在杭州发生的一件事，我就不觉得他“大惊小怪”了。记得那时在杭州爆发了一场英国立登红茶与龙井茶之战，结果土生土长的龙井茶居然不敌立登茶，喝龙井茶长大的杭州人，特别是年轻人改喝立登茶的不在少数。个中原委固然以龙井茶质量为最致命，但宣传报道上的轻视不可不认为是一大缺失。由此及彼，我想我们在平时的对外报道中，在对待一些具体工作环节上，也应抱着这位浙江同志的观念，时常带着“危机感”，“举轻若重”，从细微处认真扎实地把好舆论导向的关口。回顾我从事对外宣传工作20多年，特别是担任《北京周报》总编辑八年的经验教训，我深感把握舆论导向必须时时看重细微处、功力下在细微处。
　　(1)在全国、全球的大盘中权衡每―条新闻、每一篇文章、每一个观点的利弊得失。上世纪80年代，我们在对外宣传中比较强调大力宣扬我国经济战线取得的成就，根据这一指导思想，无论对外还是对内新闻媒体，都以大量篇幅、版面和时段及时报道经济成就。总体上，这样做取得了一定的正面效果。但是，有时候却适得其反。记得有一年，我同棉花丰收，当时世界棉花市场对此信息未予确定，因此市场价格对我出售棉花相当有利，外贸部门、棉农都喜气洋洋。但是，我们有一家报纸未经慎重考虑就抢先刊发了棉花丰收的消息，详细介绍了有关情况和数字。就这么一篇报道改变了本来唾手可得的丰收果实：世界棉花市场从中证实了中国棉花大面积丰收的事实，价格风云突变，立即大幅下跌，我国外贸部门和棉农损失惨重。这家新闻单位懊悔连连，还遭到了有关领导部门的严厉批评。从中吸取教训，周报在刊载经济成就消息或文章时，经常要环顾一下国内外，反复斟酌，尽量避免出现类似问题。去年三四月间，我在国外媒体上看到有关美同人抱怨“中国造”“泛滥”，影响了他们就业和生活，要求国会政府采取措施加以遏制的报道，我当时预感到，在这种时候如果我们过多报道出口成就，等于火上浇油。因此在业务例会上，我谈了自己的看法，希望2003年多报道我国进口较大幅度增长的实际情况。局内有的媒体不久做了这方面的报道，对于抵消消极的舆论起了好作用。不久，国家有关部门类似通知也下达了，而我们已经开始这么做了。
　　(2)注意时效引起的导向问题。上世纪90年代初期，周报加强了对我国慈善类机构的报道，以增强外国读者对于我国改善人权方面努力的认同感。有一期我们以较大篇幅介绍了中国红十字会在国际和平和人道方面开展的工作，其中讲到优待战俘，应当说，文章内容没有出现导向方向的问题。为了活跃版面，也为了增强感染力，图片组配了一幅照片，反映的是60年代初中印边界冲突期间中方优待印度战俘的情景。当时我们觉得图片表达的思想挺正面的，而且是过去发生过的事实，也就未加用密的思考而批发了。但是，事与愿违。当时正值印度总理拉奥访华前夕的敏感时期，“美国之音”立即在其广播中借此图片大肆挑拨，说“这是在拉奥访华前夕给他一个公然的羞辱”，印度驻华大使馆立即向我国外交部提出交涉和抗议，当然。我们也免不了享受到相关部门“打招呼”的待遇。一张过时照片在一个不适当时机发表引起了国际纠纷，不能不认为是把握导向上的一个重大失误，这个教训诚为深刻，我至今不忘，也让我在以后的工作中倍加小心，不敢轻视时效中包含的导向问题。
　　(3)不要忽视技术因素引起的方向性问题。上下文、语言、图片说明、编排甚至校对，这样一些容易被忽视的环节，如不加以认真对待，都有可能影响正确的舆论导向。记得前年周报刊载了一篇反映海外华人反台独的文章，其中配了一幅海外华人拉着大横幅游行的图片，横幅上的宁是英文的，配图的同志误以为是反台独、要统一的内容。我在读“打样”时，因为以前的教训而多了一个心眼，仔细读了一标语上的英义，一读吓出一身冷汗，原来这是一幅发错了的照片，内容是支持台独的。我马上叮嘱有关部门撤换，从而避免了政治上的一个重人失误。而有时如果想当然。就会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记得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袭击我驻南斯拉夫大使馆时，周报刊载了我国政府的声明，当时我们以为这么重大的一件事，各环节一定不会掉以轻心，因此没有对“打样”进行仔细的重校，偏偏由于该消息字数“超编”，电脑将声明的最后一句“自动”删除了。具后的严重性可想而知，我们除了深刻的检讨、认真吸取教训，就没有任何借口可以为自己的疏忽进行辩解的了。又如有一次出版一本关于APEC的小册子，某通讯社发出的图片说明错把台湾标为“成员国”，英文翻译注意到中央的规定，正确译为“成员”，而中文编辑却因为想当然，以为权威通讯社发的稿肯定错不了而没有修改，也没有认真校对，结果中文小册子印出来也只得全部作废。最近我读到一篇文章，作者的原意想说明香港可以作为人民币的离岸中心，但由于没有处理好上下文之间的逻辑关系，整篇文章读下来，感到文章对专家、港人的想法反映得比较厚实，而对中央政府的考虑却交代和阐述得不够清楚，反倒容易让读者产生歧义。像这样的问题恐怕应当引起审稿人的重视。
　　责编：申宠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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