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斥\联系与能量转换:执政资源系统要素间的三种关系_真爱排斥一切负面能量

　　摘要：排斥、联系和能量转化是中国共产党执政资源系统内各个资源要素之间关系的三种不同状态。它既反映各资源要素之间的关系，也反映执政资源系统各资源要素运作的基本规律。执政党执政资源的开发应避免第一种状态，力争第二种状态，并有效促进第三种状态。
　　关键词：排斥；联系；能量转换；执政资源；系统
　　中图分类号：D26文献标识码：A
　　
　　资源概念源自经济学。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资源是指“生产资料或生活资料的天然来源”。借有此义，资源一词在社会科学中被广泛使用，将其引申到政党政治中，就派生出“执政资源”这个概念，成为政治学分析的一种重要方法。“一个政党必须具备必需的资源才能体现自己的存在价值，拥有雄厚的资源是政党执政不可或缺的条件。”［1］ 而资源固有的特征决定，政党与其它资源主体一样，需要面对资源的紧张或短缺、资源过度消耗、资源流失、资源利用率不高等问题。因此，政党应该树立资源安全意识，定位资源开发重点。
　　系统是指处在环境之中相互作用和相互依赖的若干部份（要素）组成的具有一定结构和确定功能的有机整体。要构成一个系统，必须有三个条件：(1)要有两个以上的要素；(2)要素之间要相互联系，相互作用；(3)要素之间的联系与作用必须产生整体功能。这三个条件缺一不可。
　　“执政资源，是指执政党在领导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可资利用的人、财、物、信息等自然的、社会的因素总和。”［2］政党执政资源涉及的范围广，涉及的要素多，各个要素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各个要素“合力”的效应如何直接关系到党执政能力的提高和执政地位的巩固，因此政党执政资源已经形成一个系统，这一点也业已被学术界所公认，笔者在此也不做过多的论述。笔者更为关注是政党执政资源系统内各资源要素之间究竟呈现出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政党能否正确处理好这种关系，这不仅关系到执政资源的优化配置问题，也直接关系到政党政治资源系统的有效运作。但长期以来，学术界在对政党执政资源研究中，以对策性研究较多，而基础性研究较少；从政治学视角进行研究的比较多，但综合运用资源科学、系统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等对执政资源进行综合研究的成果还很缺乏。为此，笔者在本文尝试着综合运用资源学、经济学、系统学和政治学相关学科研究成果，对执政资源系统内各要素关系作基础性的研究。
　　笔者认为在政党执政资源系统内，各资源要素之间呈现出排斥、联系和能量转化三种不同状态。它既反映各资源要素之间的关系，也反映执政资源系统各资源要素运作的基本规律。执政党执政资源的开发应避免第一种状态，力争第二种状态，并有效促进第三种状态。
　　一、排斥
　　排斥是指使别的人或事物离开自己一方。经济学认为，由于用于生产满足人类需要的各种经济物品的资源是稀缺的，因而，在经济资源配置中，随着一种资源配置量的增加必然会带来另外一种资源量的减少。假定一个社会利用其全部资源生产两种物品：物品X与物品Y。该社会的生产性边界如图标所示。
　　
　　在图标中横轴代表物品X生产的数量，纵轴代表Y的生产数量。在经济学中，资源的配置都面临这样的选择：要么多生产物品X；要么多生产物品Y；或者相反。在资源一定的情况下，多生产一个单位的物品X，就要以少生产若干单位的物品Y作为代价，反之，多生产一个单位的物品Y，就要以少生产若干单位的物品X作为代价。在这种情况下，X产品和Y产品之间呈现出一种排斥关系。
　　同样，在政党执政资源系统中，各资源要素之间也存在着相互排斥的关系。这种排斥关系主要表现为在执政资源总量一定的情况下，任何两种同时并存的资源要素之间活动一种可能性，即当一种资源要素产出增加时，可能会导致另外一种资源要素产出的减少。以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执政资源开发为例，虽然在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执政资源有一个良好的开端，但随着“左”的思想的泛滥，人为地夸大了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重要性，从而使中国共产党执政资源的开发的重心逐步向意识形态资源的开发倾斜。“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社会主义仍然是一个要从各个方面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因此，他希望人们保持战争年代那样一种革命热情与精神，不断推动社会主义向前发展。这无疑是合理的、有战略远见的。但是，另一方面，毛泽东又正是从这里走进了晚年错误的误区。”［3］ 其结果是：由于坚持以意识形态资源单向度开发的导向，使意识形态资源脱离了与资源要素相互作用和相互制约的内在关系，它不仅导致意识形态自身走向畸形的发展轨道，而且也挤占了其他资源生存与发展的关系，从而使意识形态资源要素与经济资源、组织资源、制度资源、社会资源等资源要素之间表现出一种相互排斥的负相关关系，即意识形态资源要素量的正向增加，导致了经济资源、组织资源、制度资源、社会资源等资源量的反向减少。
　　二、相互联系
　　上述阐述了执政资源系统内各执政资源要素之间存在的相互排斥的关系。其主要的分析工具是经济学的相关理论。但对执政资源系统的各个要素来说，由于各执政资源要素大都是可再生的，因此，执政党在进行执政资源的开发时，两种同时并存的资源要素活动之间又并不一定会表现出相互排斥的负相关关系，反之可以表现为相互联系的正相关关系。两种资源要素的关系就可能表现出这样一种函数。（如下图）
　　
　　在上图中，随着X资源产出的增加，Y资源的产出也随之增加。两种资源表现为正相关关系。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经济资源增加同时，也大大增强了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说服力就是明显的例证。
　　当然以上只是表示两种资源要素可能存在的正相关关系，其实在整个执政资源系统中，意识形态资源、组织资源、制度资源、权力资源、经济资源、社会资源和文化资源是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完整的有机体。任何一个资源要素的正向性增长都离不开其他资源要素的配合和支撑。
　　如意识形态资源的增长就离不开经济资源、组织资源、制度资源、权力资源、经济资源、社会资源和文化资源的支撑。执政党经济资源、组织资源、制度资源、权力资源、经济资源、社会资源和文化资源开发的成效越是明显，执政党所信奉的意识形态就越具有说服力，越能够得到民众的认可。
　　同样执政党经济资源的增长，也离不开执政党其他资源要素的支撑。首先是来自意识形态资源的支撑。“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社会利益集团(包括国家或国家集团)和社会关系共同体(包括各种正式组织或非正式组织)在对社会经济状况、政治制度和文化生活等进行自觉反映时所运用的思想观念、价值体系、心理认知、精神指向和理论学说等的总称。”［4］ 意识形态“不仅仅是一种认知体系，更是一种为人类思想和行为定向的价值体系。”［5］ 它是个人和社会达成协议的一种节省交易费用的工具，具有确认现行制度合法性或凝结某些社会团体的功能。正如诺斯所指出的：“社会强有力的道德和伦理法则是使经济体制可行的社会稳定因素……更一般地说，如果没有一种明确的意识形态理论或知识社会学理论，那么，我们在说明无论是资源的现代配置还是历史变迁的能为上就存在无数困境。”［6］ 具体而言，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意识形态能够减少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摩擦或矛盾，从而降低社会经济运转的费用。经济的运行过程中，为了确保交易双方遵守交易规则，就需要一种价值体系，用于说明现行制度的正义性和合法性。从而意识形态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它是一种节约时间和精力的工具，有助于实现交易双方决策过程简化，并促进社会共同稳定发展，使经济组织富有粘合力。二是意识形态有利于克服搭便车。所谓搭便车是指某些人或团体在不付任何代价（成本）的情况下从别人或社会获得好处的行为。搭便车是新制度经济学家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在他们看来，产权界定不清、外部性、公共物品的存在都是搭便车产生的根源。而意识形态资源的有效开发则可以促进人们不再按有关成本与收益的简单的、享乐主义的和个人的计算来行事。从而使个人“搭便车”或违犯规则的行为减少。正所谓信任降低了“交易成本”。三是意识形态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非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即使是在当代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里，资源配置也是由市场配置机制与非市场配置机制构成的。”［7］ 例如企业内的一些经济活动、家庭内的大多数经济活动都是由非市场配置机制决定的。“市场配置机制是由供求关系、价格等因素构成的，而意识形态在非市场配置机制中却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社会主义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意识形态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所起的巨大作用就是一个佐证。”［8］ 总之，经济资源的开发，离不开意识形态资源的支撑。1978年以后，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诞生的诸多新生事物，如联产承包责任制、对外经济发展以及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目标模式的确立等等，无不是以意识形态领域内的解放为前提的。同样，经济资源的增长，也离不开来自组织资源、权力资源、制度资源和社会资源的支撑。组织资源的有效开发，可以为执政党进行经济资源的增长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保证，权力资源有效开发，可以减少经济变革和经济发展的“实施成本”和“摩擦成本”。制度资源和社会资源的有效开发可以为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提供安定团结、和谐的政治、社会环境。
　　再以制度资源的开发为例。制度资源的开发也离不开党意识形态资源、组织资源、经济资源、社会资源和文化资源的支撑，否则制度也成了一个空架子，失去了方向和精神指导，也变得没有任何实际意义。（1）就制度资源与意识形态资源而言。制度资源的开发如果不辅以有效的思想和观念建设，并与思想观念建设相辅相成，那么制度资源开发一方面难以达到应有的效果，甚至可能因为思想观念的问题而失去实际效能，如，建国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由于党在“左”倾主义的意识形态指导下，马克思主义被教条化和庸俗化，这不可避免导致党制度运作的失效和制度资源开发的严重挫折；（2）就制度资源与党的组织资源而言。制度资源开发如果没有党组织这一载体，那么党的制度也就失去了运作的主体，制度失效现象就不可避免；（3）就制度资源与经济资源而言。市场经济呼唤有限政府。发展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要求政经分离、政企分开、政社分开，把属于市场的功能还给市场，同时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完善国家的法律体系，需要加快国家法治化进程，而执政党要促进市场经济发展，丰富自身的经济资源就必然要使自身的执政行为与之相适应，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自觉加强制度资源的开发以为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保障，而中国共产党的制度资源开发也正是在这一进程中得到不断创新和发展。（4）就制度资源与社会资源开发而言。社会大众自主意识、平等意识、竞争意识、开放意识和公民意识的增强，它可以为中国共产党制度资源的开发提供良好土壤环境。没有来自社会大众的价值观念和公共伦理，政治国家就不可能建立起一个代表民众意志和符合民众利益的法治体系，制度资源的开发也必然举步维艰，制度资源开发就不可能取得真正的成效。因此，制度资源的开发必须与党意识形态资源、组织资源、经济资源、社会资源和文化资源开发相结合，从而保证中国共产党制度资源开发的效应得以提高。（5）就制度资源与文化资源而言。文化影响着制度变迁的方式、方向和结果。制度不是凭空而来的，任何一种制度的出现都将会对应于一个历史既定的时点，都受到既有文化的影响。在面对相似的环境和条件，但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制度变迁的方式、方向和结果可能是不同的。历史的制度分析的主要代表人物格瑞夫认为，文化可以影响制度是因为由文化决定的预期影响均衡选择。由于文化信念影响人们的预期，一旦有关相互关系的不同策略预期形成以后，他们又会变化为新的“文化信念”，并且会超越他们所得以产生的原来的博弈。他在对热那亚和马格里布的文化差异与其不同制度选择之间的关系进行理论探讨和实证分析时指出：为什么面对着相似的环境和条件，热那亚和马格里布人选择了两种不同的制度？是什么因素影响（或者说支配）了这种选择呢？格瑞夫认为，当马格里布人和热那亚人于11世纪开始在地中海地区进行贸易活动时，他们已经形成了不同的文化遗产，并在文化方面表现出巨大的差异性。正是这种文化方面的差异性导致了他们对不同制度的选择。具体地说，在热那亚人中，是个人主义均衡成为他们选择的自然焦点，而在马格里布人中，则选择了集体主义的均衡。 ［9］由此可见，制度变迁过程中，不可避免会被被文化打上深深的时空烙印，从而使制度变迁表现为很强的路径依赖。“所有的制度(包括市场自身)都是路径依赖的，必需建立在一国或地区已有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结构之上。”［10］
　　同样，权力资源、组织资源、社会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增长也离不开其他资源要素支撑，在此就不作具体阐述。
　　总之，在执政资源系统中，各资源要素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任何一种资源要素的增长，都离不开来自其他资源要素的支撑。各资源要素的关系表现为：意识形态资源是灵魂，制度资源是贯穿于各资源要素始终的资源。（在政党执政资源系统中，制度资源有着特殊的作用，制度资源不仅与意识形态资源、组织资源、权力资源、社会资源、经济资源等一样属于执政党执政资源的要素之一，而且制度资源也是搭建各资源要素向国家和社会输送的“桥梁”。［11］制度资源的这种特殊作用，要求我们在进行执政资源开发时，要将制度资源开发贯穿于意识形态资源、组织资源、社会资源和经济资源开发的全过程。）组织资源是载体，权力资源是保障；经济资源、社会资源和文化资源是基础。（如下图）
　　
　　三、能量转换
　　能量守恒定律认为，世界是由运动的物质组成的，物质的运动形式多种多样，每一种运动形式都对应着一种能量。物质的运动形式，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伴随着运动形式的转化，与之对应的各种能量也可以相互转换。能量转换是能量最重要的属性，也是能量利用中的最重要的环节。人们通常所说的能量转换是指能量形态上的转换，如燃料的化学能通过燃烧转换成热能，热能通过热机再转换成机械能等。能量在从一种形式转换成另一种形式，从一个物体传递到另一个物体过程中，在能量转换与传递过程中能量的总量恒定不变。
　　同时能量不仅有量的多少，还有质的高低。比如一大桶水，所含热量可谓很多，但不足以煮熟一个鸡蛋；而一勺沸水所含热最可能很少，却可以烫伤人。所以一样多的两个热量，如果它们的温度不同，产生的客观效果也不同。正如能量“量”的属性遵循能量守恒定律的第一定律一样，能量“质”的属性则遵循能量守恒定律的第二定律，即能量贬值原理。
　　能量贬值是自然界的普遍现象。例如在发电机中由于摩擦、内电阻等耗散结构，输入的机械能除绝大部分变成电能外，总有一小部分机械能要变成热能，使总的能量品质下降。能量品质保持不变，只是一种理想的情况。
　　对于政党执政资源系统来说，也存在一个能量转化的问题。这里包括两个层面的意思。
　　第一，在执政资源系统中，各资源要素之间存在类似物理学中的能量转化现象。这种转化可以表述为：一种资源要素的能量的增强，可以弥补其他资源要素能量的不足。如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内，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资源的有效开发，可以弥补经济资源和社会资源开发的不足。再如，改革开放以来，一部分党政干部的腐败大量消耗了党的政治资源。但是，由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在经济社会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使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经济资源得到大幅度增长，并及时转化成了政治资源，转化成了主流意识形态的积淀，极大地充实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资源，因而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仍然稳固。邓小平曾经深刻地指出：“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的成果，‘六•四’这个关我们闯不过，闯不过就乱，乱就打内战，‘文化大革命’就是内战。为什么‘六•四’以后我们的国家能够稳定？就是因为我们搞了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12］ 同样，一个资源要素能量不足，也会分散其它资源要素的“能量”，最终“连累”整个执政资源开发的成效。
　　第二，资源能量在转化的过程中同样存在着“价值贬值”的问题。笔者认为其“价值贬值”的程度可以用能量转化率来衡量，用公式可以表示为
　　能量转化效率=f转化数量/转化阻力
　　这里的f是变量。如面对不同的环境、时空，执政资源系统内，各资源要素的能量转化率是不同的。以中国共产党执政资源系统为例，在改革开放前30年，意识形态资源对经济资源的弥补作用，肯定要比今天的效果好（当然今天经济资源开发成效是明显的，但也不能忽视经济下行的风险）；二是执政资源能量“流向”所受到阻力的大小。执政资源能量转换过程中，不可避免会造成资源能量失散于环境之中，这时阻力的大小就决定了失散的多少，阻力大则能量失散的就多，反之就少。如在专制主义的国家，即使执政党经济资源能量很充分，但这种能量在向意识形态资源转化的过程中，由于体制机制的阻力作用，将会使经济资源的很多能量失散在环境中，其结果是即使经济资源开发取得很大成效，但民众对执政党所信奉的意识形态认同度依然很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资源开发也要注意这一点。即中国共产党在继续保持经济资源增长的同时，要拓宽资源开发和配置的维度，将更加关注制度资源的开发，以优良的制度调节政党、国家、社会之间的关系，“在党、国家和社会之间有着比较清晰的、以法制和制度为基础的功能边界，使党在介入国家政权机关和社会的过程有着法制化的通道。”［13］具体表现为：在党和国家之间，党注重释放国家成长的空间，要强调党组织与政权机关职能上的分工，以消除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重视人民通过行使选举权实现当家作主的愿望，提倡依法治国，把法律作为运作公共权力的主要手段，主张对重大问题进行科学、民主决策，形成党的主张，并经过法定程序上升为国家意志。在党和社会关系方面，要注重培育社会力量。党既需要建构一个具有吸纳、整合和凝聚社会资源的基层组织，更要通过发挥党的先进性作用，以取得民众的认同。［14］从而达到有效集结正向的资源，同化或吸收反向异质资源，提高执政资源系统的能量转化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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