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民族主义因素在新中国对外政策中的积极作用_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对外表现为

　　摘要：在民族主义于社会主义社会中仍然存在的时代条件下，民族主义因素对新中国外交政策的实践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试图对新中国外交政策的演绎过程进行梳理，分析和探讨民族主义因素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影响，并从中作出正确的价值判断，以求有裨益于我国当代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关键词：新中国对外政策；民族主义因素；价值判断
　　中图分类号：D801 文献标识码：A
　　
　　“一般说来，大工业到处造成了社会各阶级间相同的关系，从而消灭了各民族的特殊性。”“大工业却创造了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在所有的民族中都具有同样的利益，在那里民族独特性已经消灭，这是一个真正同整个旧世界脱离而同时又与之对立的阶级”。[1]在马克思看来，民族注定要日趋消融，人类进入社会主义后，民族主义也将伴随民族独特性的消失而归于终结。但在世界整体性的社会主义革命并未爆发，单个民族国家率先进入社会主义，民族主义仍然存在并日益高涨的条件下，如何评判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民族主义这一马克思未曾预见的历史现象是我们面临的现实问题。社会主义中国作为世界民族国家中的重要一员，和世界其他民族国家一样，具有攸关自身的以民族利益为核心的国家利益。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社会主义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并以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形式体现出来。在当今主要是由民族国家组成的国际关系体系中，民族主义作为民族利益的体现者和维护者，其在国家对外政策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在民族主义于社会主义社会中仍然存在的时代条件下，如何处理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如何看待社会主义条件下民族主义在对外政策中的作用，是我国当代外交思维面临的重要任务。剖析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和现实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新中国对外政策中积极的民族主义价值因素，回顾和反思它的影响和作用，从中作出正确的价值判断，这对于我们奉行正确的对外政策不无裨益。
　　
　　一、民族主义因素对新中国外交政策的影响
　　
　　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概念，它至少有两重价值层面的内涵。就精神层面看，它是一种精神或文化共同体；就物质层面看，它是一种经济利益共同体；它既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也是一种现实的社会运动。显然，在当今以民族国家为基本独立单位的国际关系体系中，以文化共同体和经济利益共同体为基本价值追求的民族利益是国家利益的核心。作为经济利益共同体和现实的社会运动，民族主义影响下的国家对外政策是这种经济利益共同体和现实的社会运动的实现者和保障者。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认为：只要存在民族国家，就必然存在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对于推动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在当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并存的国际关系体系中，民族主义是一种值得肯定的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因素。
　　（一）中国革命胜利后，走向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一边倒”外交政策的确立
　　建国伊始，百废待兴，面临复杂而严峻的国际形势，新中国作出了“一边倒”、“另起灶炉”、“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外交决策，坚定地站在社会主义阵营一边，为维护世界和平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中国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既是维护和实现以民族利益为核心的国家利益的现实需要，也是中国必定要走向社会主义的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必然要求。正如毛泽东指出：“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时代，任何国家的真正的人民革命，如果没有国际革命力量在各种不同方式上的援助，要取得自己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胜利了，要巩固，也是不可能的。”“现时英美的统治者还是帝国主义者，他们会给人民国家以援助吗？”[2]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中，中国革命要取得胜利，巩固胜利，其必需的支持和援助只有从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中获得。建国后，中国人民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如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社会主义成为中国人民的首要任务。由于自身经验的缺乏，向苏联学习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巩固革命胜利成果，走社会主义道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成为新中国最大的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这是新中国实行“一边倒”外交政策的决定性因素。实践证明，“一边倒”外交政策的实施巩固了新生的人民革命政权，为我国顺利地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全面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营造了一个安全的国际环境，巩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成果，为新中国的独立与安全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建设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和空间。
　　实现民族独立和维护民族独立是中国革命的历史任务，也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任务，是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新中国以民族利益为核心的国家利益的核心所在。实现和维护中国人民这种根本利益是新中国外交政策的根本要求和价值尺度。中苏关系的发展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历程。由于苏联奉行大党和大国沙文主义政策，漠视中国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损害中国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中苏关系最终破裂，“一边倒”名存实亡。六十年代后期，为了应对苏联和美国的双重压力，中国实行了“左右开弓，两个拳头打人”的外交政策。1972年，美国总统实现了历史性的访华，中美关系开始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中国开始实行“一条线、一大片”战略，即从某种程度上讲，试图建立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战略联盟。此种联盟的建立，从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苏联所带来的压力。1974年，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即美苏为第一世界，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日本为第二世界，广大发展中国家和中国为第三世界。从“一条线、一大片”的外交政策，到“三个世界划分”的外交战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毛泽东外交思想。独立自主是毛泽东外交思想的精髓和核心，是新中国外交政策的根本价值取向。新中国诞生前的百年岁月里，中华民族饱受西方列强的欺凌，山河破碎，民生凋敝，争取民族独立成为中国人民的历史课题。“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庄严宣告终结了帝国主义国家侵略中国的历史。捍卫民族独立，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对于任何损害民族独立和国家利益的企图都坚决反对，这一时期的中国外交政策正是中国人民这一根本意志和民族利益的生动体现。
　　（二）改革开放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成为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独立自主和平外交路线的形成
　　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是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是实现中华伟大复兴的根本途径。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心任务。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内在需求决定了我国的外交政策面临着新的构建和转型。在中共十二大上，邓小平指出：“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路线，中国不依附任何一个大国，中国决不会吞下损害中国人民利益的苦果。”[3]确立了一条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路线。在此基础上，我国制定了一系列具体的外交政策，形成了邓小平外交思想。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和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第三代领导集体在继承毛泽东和邓小平外交思想的基础上，进行了新的创造和发展，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外交理念，实现和保障了中国的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正如江泽民指出：“在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这样的原则问题上决不能示弱，不能让步。国家主权，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要坚决维护，该斗的一定要斗。”[4]“外交工作要坚定不移维护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最高利益。”[5]要“始终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4]维护国家和民族的最高利益成为制定我国外交政策的根本标准，有力地保障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维护了世界和平，促进了世界的共同发展。
　　毋庸讳言，新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外交政策。但从新中国外交政策形成和发展的轨迹来看，走社会主义道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维护和实现以这种民族利益为核心的国家利益是其中的主线。从“一边倒”到中苏关系破裂，从独立自主和平外交路线的确立到第三代领导集体新的外交理念的创造和提出，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的实现与维护是新中国外交政策的核心理念、价值维度和政策取向。民族利益的实现和维护是民族主义的核心价值关怀，新中国外交政策的实施离不开其强有力的支撑。民族主义也因此而得到进一步的彰显，并给新中国的外交政策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二、民族主义因素对新中国外交政策影响的根源性分析
　　
　　（一）中国革命的历史任务及中国革命的历程必然使民族主义因素对新中国的外交政策产生影响
　　中国无产阶级的产生和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是中国近代社会资本主义发生和发展的产物。从她一出生，就面临着反帝反封建的艰巨任务。党的二大制定了打倒封建军阀、驱逐帝国主义出中国、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的奋斗目标，成为中国革命反帝反封建这一根本任务的自觉担当者。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是对中国革命反帝反封建根本任务的反应和回答，其作为一种现实的社会运动必然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革命运动汇合成一股改造中国社会的巨大洪流。正是这一洪流合力催生了新生的朝阳般的新中国。实现民族独立，捍卫民族利益是中国革命的历史任务，完成这一任务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夺取革命胜利的重要的现实基础。中国革命胜利后，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自觉维护者和担当者，维护民族根本利益自然成为中国外交政策的出发点。
　　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和历史任务，成为影响新中国对外政策的决定性因素。新中国的诞生标志着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任务的基本完成，同时，伴随着中华民族开始走向复兴，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气势磅礴和高昂的民族主义必然影响中国对外政策的决择。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面临着巩固革命成果、继续完成反帝反封建的现实任务。要完成这一任务，那就必须实施与之相适应的对外政策。
　　中国共产党建党之初，就明确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客观真理。走俄国人的路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问题的科学回答。中国革命胜利后，作为主权国家加入社会主义阵营就成为我国外交政策必然和现实的选择。毋庸讳言，共同的意识形态和对社会主义早日到来的渴望以及对资本主义日趋崩溃的预言无疑对这一外交政策的抉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是，“一边倒”不等于依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警觉地维护着国家和民族利益。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中国人民的时代课题，是关乎中华民族存亡的核心利益。因此，任何对这一进步要求的阻碍和束缚都是违背中华民族根本意志的。中国人民对于任何外来援助和善意帮助都是欢迎和心存感激的。但是，苏联这时却提出有损中国主权的要求和主张。这势必激起刚刚摆脱帝国主义压迫的中国人民的激烈反应。苏联顽固地奉行大党和大国沙文主义政策，中苏交恶乃至关系的最终破裂也就势所必然。这一时期中国外交政策的实质是基于国家和民族利益的独立自主，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成为我国外交政策的根本价值维度。
　　（二）民族意识和民族利益的重新自我确认是影响中国外交政策的根本因素
　　改革开放后，中国确立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根据事情的是非曲直作出自己的外交价值判断，中国既不打苏联牌也不打美国牌。正是这一外交政策引领中国人民走上了广阔的国际舞台，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拓展了广阔的国际空间，并以瞩目的成就赢得了世界人民的尊重。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一中心任务在外交领域的体现，它是民族意识和民族利益在新的时空条件下的自我唤起，是民族意识的自我拥抱和凤凰涅磐般的自我重生。它是新时期中国外交的新起点。邓小平在十二大开幕词中关于我国对外政策的掷地有声的宣告和毛泽东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豪言壮语一样唤起了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高涨――中国人民不会吞下损害自己利益的苦果。
　　（三）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的日益全球化是影响中国对外政策的重要因素
　　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的推进，如同新生事物按照自身发展规律正蓬勃发展一样，以民族利益为核心的中国国家利益正日益走向全球化。确保能源安全，防止环境恶化，保持生态平衡，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已成为世界各国人民面临的共同问题，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的发展紧密相关，可谓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因此，创新外交理念，保障国家和民族利益，惠及世界人民的共同发展，已成为我国实施外交政策的应然之举。促进世界多极化、大国外交、多边外交、新安全观、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平发展等诸多外交新理念的提出，正是新的时代条件下中国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以及世界人民根本利益的体现和反应。
　　
　　三、民族主义因素在新中国外交政策中运用的价值判断
　　
　　纵观中国外交政策的发展过程，民族主义因素及其价值导向在这一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发挥着重大作用。科学地评价和判断这一作用对于我国未来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具有重大意义。
　　（一）民族主义具有基于合理性基础之上的合法性
　　当今世界体系是由民族国家所组成的，每个民族国家都有它自身的根本利益以及基于这种根本利益之上的价值判断。因此，民族主义在其外交政策中的高扬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其合法性应得到世界人民普遍性的尊重。中国是确立这一价值判断的典范。建国之初，中国就倡导确立了在国际关系中应予遵循的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为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提供了科学的理念和方法，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当然，由于民族主义因素自身的复杂性，由此而导致的民族主义的高度膨胀也可能对世界的和平和发展带来极大的危害。这就要求我们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作出自己的价值判断，并采取正确的应对之策。
　　（二）民族主义具有社会制度属性
　　民族主义具有社会制度属性，这是考察民族主义对中国外交政策的影响及其性质的根本出发点。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上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政治上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制度，因此，也就消灭了其对外进行侵略的内在性根源，其所实行的外交政策必然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和平外交政策。同时，我国也是一个民族主权国家，具有自身民族的根本利益。但是，这种根本利益和社会主义性质是相一致的，并不具有内在的矛盾冲突，这种民族主义因素是从属于社会主义性质的。因此，社会主义前提下民族主义的张扬符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步要求，有利于巩固和壮大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因此，要积极引导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合理发挥民族主义在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中的正面作用，实现和维护国家利益，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营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
　　（三）在对外政策中张扬民族主义是社会主义对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进行斗争的需要
　　迄今为止，社会主义作为现实的社会运动和制度还只存在于民族国家范围内，发达国家还没有实现社会主义的先例。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在国际关系体系中占据垄断地位，正形成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围堵之势。面对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和国际无产阶级之间矛盾的日益发展，面对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对社会主义国家日益强化的打压，我们可以作出科学而恰当的判断，那就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民族主义日趋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因为它客观上具有抗击国际垄断资产阶级，保障社会主义制度的功能和作用，正是这种功能和作用决定了它的社会主义性质。
　　马克思主义对外关系的首要原则是国际主义，因为只有奉行国际主义，才能加强国际无产阶级的团结，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运动，从而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使人类步入共产主义社会，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全面的解放。但是，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预期的恰好相反，社会主义制度首先在落后的民族国家范围内建立，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着在世界范围内与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的斗争，在此形势下，社会主义国家的民族主义也就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正义性。民族主义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张扬和发展有助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有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防止国外垄断资产阶级颠覆人民民主政权，确保社会主义建设成就为广大劳动人民所享有。人们看到，全球化进程的加快，社会主义胜利的过程也是民族主义狂飙突进的时期，民族主义并没有随着社会主义的出现而销声匿迹，反而日趋高涨。不能单纯地把民族主义看作全球化进程的一种反动，其合理性因素应被视为对全球化运动的一种理性呼唤和回归。作为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所主导的全球化运动，它是为国际垄断资产阶级服务的。资产阶级的利益日益趋同化和全球化，这是二战后世界大战没有爆发的重要原因，同时也是民族主义日益凸显的重要缘由，更是世界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的前奏。在垄断资本主义的打压下，显然，民族主义是国际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的同盟军，对于打破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对于社会主义的围堵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四）民族主义有助于提高中华文化在世界文明发展进程中的竞争力
　　民族主义是本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民族自我意识的自我觉醒首先是民族文化的自我觉醒，荷载着自我民族文化的民族主义运动的悄然兴起又进一步促进了民族意识的自我觉醒，民族主义运动在振兴民族文化的过程当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中华民族在其五千年的文明发展史中为世界文明的发展和进步作出了自己卓越的贡献。但是，近代以来，中华文明衰落了，振兴中华文明成为中国革命的历史任务，从孙中山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三民主义”到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再到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无不对振兴中华文明汲汲以求之。中华文明的复兴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应然价值目标。建党伊始，中国共产党就以恢复中华文化为己任。中国革命胜利，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中华文化的复兴提供了制度体制支撑。作为这一制度体制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外交政策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复兴和发展起到了保障作用。同时，每个国家的外交政策都有其独特的外交文化作为其外交政策的基础。在现实的国际关系中，我们看到文化是一国的综合国力的重要表征之一，是一国进行外交活动的重要手段。在全球化的当今世界，文化的力量在外交中的作用越来越大，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其强大力量，对广大发展中国家从文化上进行渗透，推行文化霸权。当今世界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不仅包括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等方面的竞争，也包括文化方面的竞争。作为总体上处于弱势地位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不仅在经济发展上面临严峻挑战，在文化发展上也面临严峻挑战。“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国家要独立，不仅政治上，经济上要独立，思想文化上也要独立”。[4]“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6]中华民族传统优秀文化为中国的外交政策提供了强大的支撑和保障作用。江泽民指出：“中华民族自古就有以诚为本，以和为贵，以信为先的优良传统。中国在处理国际关系时始终遵循这一价值观。”“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相互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和而不同，是社会事物和社会关系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也是人们处世行事应该遵循的准则，是人类各种文明协调发展的真谛。”[7]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赋予中国外交政策以丰厚的文化内涵，作为实现和捍卫中华文明的中国外交政策又起着弘扬、传播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历史使命。在复杂的国际斗争中，制定正确的对外文化战略对于提高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发展进程中的竞争力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民族主义无疑是这一作用的杠杆和桥梁，中国民族主义因素影响下的对外政策正是这一杠杆和作用的具体体现。因此，民族主义因素影响下的对外战略对于中华文化走向伟大复兴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14-115.
　　[2]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73-1474.
　　[3]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
　　[4]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530，551，338.
　　[5]江泽民.在俄罗斯国际关系学院发表的演讲[N].人民日报[N].1994-09-04（6）.
　　[6]十六大报告辅导读本[Z].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34.
　　[7]江泽民.在乔治•布什总统图书馆的演讲[N].潇湘晨报[N].2002-10-2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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