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湘清口述:两次难忘的立法过程_难忘的两次落泪

　　 　　央视转播审议《破产法》草案 　　 　　我印象里，轰动比较大的要数《破产法》的出台了。 　　新中国以来，企业破产在我国一直是个禁区，社会主义国家的企业不可能破产这一观念，在许多人头脑中根深蒂固，因此制定破产法在国务院内部酝酿阶段，就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我们国家那时候还是计划经济，民营企业很少，国有经济为主体。讨论《全民所有制企业破产法》草案时就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社会主义还能搞破产吗？还有一种意见认为，现在出台破产法时机不到，如果国营企业破产，职工生活受到影响，没有保障怎么办？
　　1986年夏天，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6次会议刚刚审议过国务院提交的企业破产法草案，在50位发言者中就有41人持反对意见。当时《法制日报》记者阎军和同行提出来，能不能公开报道一下。他们找到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王汉斌同志，王汉斌说，人大会议公开举行，审议法律草案可以公开报道。
　　结果，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7次会议审议企业破产法草案时，中央电视台记者扛着拍摄器材就来了。在那次会议上，全国总工会的两位负责人担心企业破产后工人生活没保障，坚决反对通过这个法。还有一位来自辽宁的女委员，很激动，说“社会主义搞破产简直是不像话”，这些真实而激烈的辩论场面就被转播出去了。全国亿万观众第一次看到了常委会委员们是这样讨论法律的，各种不同意见的争论很激烈，消除了人们对立法过程的神秘感与不信任感。
　　在会议间隙，中央电视台的记者还当场采访彭真委员长和彭冲副委员长。过去采访领导人都要事先打招呼，起码要有准备的。这一次就在会议上，而且在会议中间休息的时候，彭真同志刚坐下，记者就架着摄像机过去了。
　　会后，那两位全国总工会的负责人，到武汉出差，一下火车工人就打着横幅来迎接他们，认为他们维护了工人的权益。
　　1986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18次会议，破产法以绝对多数获得通过。
　　
　　彭真主持制定《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彭真委员长对村民自治制度特别重视。我曾听过他这样说，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主要是两项：一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是国家层面的民主；二是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包括农村村民自治，城市居民自治，这是直接民主。彭真同志把群众自治制度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相提并论。
　　早在1953年，彭真同志就主持制定了居委会组织条例，初步解决了城市基层群众自治的问题。但是村委会组织法的出台却经历了比较艰难的道路。
　　1980年底，广西宜山、罗城两县的部分农村基于社会管理的实际需要，自发组建村民委员会，协助乡镇政府维持社会治安，后来逐渐扩大社会职能，成为农民对基层政治经济文化等诸方面进行自我管理的自治性组织。至1982年底，全国不少地区都出现了类似村民委员会的组织。
　　彭真同志对这一新生事物给予了极大关注，派出全国人大调研组赴广西调研。1982年4月，在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上，彭真同志将村民委员会定性为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并建议将此写进宪法。
　　1986年底到1987年初，我跟随彭真同志在广东调研，当年在广东过的春节。这期间，对村民自治争议非常大。主要争议是村民能不能自治？过去的村长都是乡里任命的，村领导跟乡政府之间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
　　现在搞村民自治，村委会不受乡政府领导，而是受其指导，这个咱们国家以前没有过。当时我们研究室专门调研过这个问题，我们的结论是村民完全可以自治，村民自治制度在中国是适合的。我们得相信人民群众，能自己管理自己，自己的事自己作主，这是我们党坚持群众路线的具体体现，所以群众自治制度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1987年3月，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村委会组织法草案时，彭真指出：为了解决民主问题，“要抓两头，上面，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认真履行宪法赋予的职责，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下面，基层实行直接民主，凡是关系群众利益的事，由群众自己当家，自己作主，自己决定，上下结合，就会加快社会主义民主的进程”。他还指出，“把村委会搞好，等于办好八亿农民的民主训练班，使人人养成民主生活的习惯，这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一项很重要的基础性工作。”
　　4月，彭真又指出，在农村设立村委会，由村民按照民主原则组织起来实行自治，是宪法规定的我们国家完善基层组织制度的一项重要改革，是发展社会直接民主的重要形式。
　　当年11月，经过反复审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终于通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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