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宿赤水边:赤水

　　再到赤水,县城大变样了。16年前,我曾经在这里办了两年工厂。那时的赤水对省城贵阳来说,是个遥远的边城,无论是乘汽车走旱路或者乘火车经重庆转水路,都要将近三天时间。这是一个中央投资的省办工厂,要为贵州解决无盐省的问题,与此同时还要为国家生产碘、溴、碳酸锂等紧缺的化工产品,据说后者是国防工业所急需的。后来,随着林彪集团的倒台,省里的局势又一次反复,我被调到省革委政治部组织组工作。
　　1974年,因工作需要,我又回过赤水一趟。此后足足有14年没到过赤水。
　　县委将我们一行安排到“赤天化”招待所住宿。早已听说,原“赤水盐化工厂”的职工有相当一部分来到了“赤天化”,我想乘机看看故人,便对厂领导说,晚上找几个到房间来聊天,然后通过他们代问其他朋友好。谁知道消息不胫而走,一下子来了近三十人。我那个套间的会客室坐不下,只好改到会议室。特别感人的是已经离休的老徐也来了,还有原在省经委工作和我们一起调“赤水盐化工厂”的陈群,也闻讯赶来了。
　　在黑压压一屋子人中,有几位是当年制碘车间的工人,我同他们曾经有过一段“战斗”情谊。有一个工人叫苟昌州,是制碘车间的副班长,我们曾一起参加“三结合”(工人、技术人员、干部)小组赴大连考察制溴工艺。他特别提起那次难忘的赴大连调研之行,而且说我对他的帮助很大。帮助这个词的包容面很广,我记得的所谓“帮助”只有一件事。他是厂里的正式工人但工资很低,每月只有三十余元还要养家糊口。一路上除了统一支付餐费的时间之外但凡自由行动时,我便将他拉在一起由我支付费用。其实我为他支付的餐费很少,本不值得一提,他却依然记得而且再三提起。回到那次调研上来。我们由自贡至成都至北京再转大连,在金县普兰店一带化工密集之地呆了约半个月,制定了回来后制溴的初步方案。然后从大连乘海轮至上海,老苟和几个技术员都是第一次到上海,我让他们在上海停留三五天,自己一个人提前回贵阳。那正是“文革”的中后期,能有这么一个机会在祖国大地上自由自在地游荡一番实属不易。但制溴的计划最终没有实现,先是资金短缺,接着便发生了林彪事件,批林整风成了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
　　来的人中还有一位是赤天化职工医院党组织书记老王,我管政工那一段他是我的助手,负责组织人事;还有一个小谢负责宣传,如今去了息烽磷矿。由此又聊到了当年几百个职工的去向及零零星星的一些信息,大家不免唏嘘感叹了一番。
　　老徐是我准备登门拜访的人,他却自己来了,热情但依然寡言少语。要论付出,他在盐化工厂的付出最大。他比我们早到盐化工厂,而且是举家搬迁,一家人挤住在两间很小的宿舍里,孩子上学要去五里之外的旺隆镇。我们刚到不久,他的一个孩子便落水溺死。他是抗日战争时期的干部,作风、思维都是全方位的传统型。1974年回赤水时,元宵节去旺隆,当年的几个主要领导干部,只有他一个人(一家人)还呆在那里,成了不折不扣的“看守内阁总理”,是盐化工厂最后的“送终者”。他完全没有考虑过利用自己的资历条件向主管部门提出回老家(山东)或者到贵阳离休的要求,依然执行着一条不变的原则:“党安排在哪里就在哪里。”
　　有几个当年还是学徒工的男女,我已经记不起他们的姓名了,但他们对往事却记忆犹新。其中一个男青年说他和别人打架,我找他长谈过一次,他感动得哭了,至今铭记在心。
　　记得当年一起从“五?七”干校来的几个单身汉,大家住在一起,有事办事、无事娱乐,赶场天去旺隆改善生活,或者买回一只鸡、几斤肉,随便拿到哪一家去做“黄焖鸡” 、包饺子,天南地北侃到三更半夜……遗憾的是,如今大家各奔西东,这次一个也没见到。
　　送走了来访者,已将近午夜12点钟。我在阳台上站了一会儿。夜很宁静,仿佛能听到赤水河潺潺的水声。朦胧的月光下,工厂的生活区没有任何动静,只有招待所对面不远的职工楼上,有一两间屋子从玻璃窗里透出隐约可见的灯光,大概是“三班倒”的中班工人下班了。
　　回味着刚散的聚会,便想起了那句诗:“相见时难别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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