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资产减值的盈余管理与税务成本之间的关系研究

　　摘要：资产减值的计提与转回作为利润的“蓄水池”,历来是上市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重要手段。本文以沪深两市2007-2009年3207家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对企业利用减值准备进行盈余管理的现象进行研究。研究发现，随着公司计提(转回)的减值准备在利润总额中比例的提高，公司的所得税税负也将提高。
　　关键词：资产减值准备；盈余管理；所得税税负
　　
　　一、引言
　　盈余管理是企业管理层或个人为了企业与个人利益，通过使用会计的与非会计的手段，使企业的账面盈余达到所期望的水平的操作性行为。从近几年的上市公司年报来看,资产减值的计提与转回已经成为上市公司选择会计政策、操纵盈余的重要工具。然而，管理层的盈余管理行为并非毫无成本，除了要面临未来可能的法律风险之外，一项直接的成本便是所得税成本：当管理层通过盈余管理增加利润时，往往需要为此多支付所得税。
　　现有的研究侧重于上市公司是否存在盈余管理以及盈余管理的动机、目的、方式等，而对盈余管理所带来的经济后果，如盈余管理引起的应计利润变化对所得税的影响等问题还较欠缺。本文从资产减值这一方面来考察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利用实证方法剖析和梳理盈余管理与所得税成本间的相互关系，明确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
　　二、文献回顾与理论假设
　　（一）文献回顾
　　盈余管理问题一直是国内外研究的热点，国外对盈余管理和税务成本的研究，主要从会计政策选择这一视角切入，研究税务成本和财务报告成本对公司管理层会计政策选择的影响。直接探讨盈余管理和税务成本关系的文献并不多见，对相关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
　　Kevin Holland与Richard H.G.Jackson（2004）分析了公司递延所得税储备的情况，认为在考察期的公司可能有很强的激励进行盈余管理，并发现不足或过度操控递延税储备的规模在经济上的显著性。
　　Erickson，Hanlon和Maydew(2005)以美国证监会在1996至2002年期间认定财务欺诈和虚增利润的27家公司为分析样本，考察了这些公司为其盈余管理行为所支付的所得税成本。研究表明，公司每虚增1美元利润，平均要为此支付12美分的所得税成本，这表明上市公司愿意为盈余管理行为支付高额所得税成本。
　　Mills和Newberry(2001)采用私下采集的税收申报数据，考察了税务成本和非税务成本如何影响会计利润与应税所得之间的差异。他们发现，具有盈余管理动机的公司其非应税项目损益也较高。
　　Phillips，Pincus和Rego(2003)从另一个角度考察了盈余管理与非应税项目损益之间的关系。由于盈余管理行为将导致当期非应税项目损益上升，而非应税项目损益中的时间性差异将导致递延税款增加，因此，可以根据递延税款费用的高低来识别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递延税款指标可以有效识别公司出于盈余平滑和避免亏损目的进行的盈余管理行为。
　　在国内，王跃堂、周雪和张莉(2005)研究认为：长期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体现了公司资产价值的毁损因素，夯实了公司的长期资产，并未演化成公司管理层盈余管理的工具；李增泉((2001)，戴德明等(2005) 直接考察了会计收益-应税收益差异与操控性应计利润的关系，研究发现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规模与会计收益-应税收益差异成正相关，即盈余管理规模越大，会计收益-应税收益也越大。
　　叶康涛（2006）对盈余管理与所得税支付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发现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幅度越大，会计利润与应纳税所得额间的差异也越高。其进一步的研究还发现，上市公司主要通过操控长期应计利润项目来规避所得税税负成本。
　　总的来看，国内外学者对盈余管理与所得税成本问题的研究还较薄弱，探讨盈余管理税务成本的研究并不多见，对资产减值与税务成本关系的研究还有待加强。本文将结合我国会计制度与税收法规，以上市公司中普遍存在的盈余管理方式-计提（转回）资产减值准备为研究对象，分析其与所得税成本之间的关系。
　　（二）理论假设
　　一般来说，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和转回不会影响公司的应税收益。但是，由于资产减值实际上是利润总额的抵减项目，与正常的业务收入相比，由资产减值而产生的收入往往占用较少的成本费用，增加的那部分收入会负担较高的所得税成本，同时，低估成本也会导致应税收益的增加，使不便的业务收入需要较高的成本费用，承担较高的所得税成本。因此，在减值的计提或转回不影响应税收益的情况下，其规模的变化仍会对所得税税负产生影响。
　　故本文提出的研究假设是：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公司税前利润总额中计提（转回）的减值准备所占的比重与上市公司所得税税负成正相关关系。
　　三、研究设计
　　（一）变量定义
　　1．被解释变量
　　有效税率(ETR)是公司当期的所得税费用与当期利润总额的比值，可用于衡量上市公司的总体所得税税负。这一比率是在无法获得公司应税收益的情况下，相关研究者所普遍采用的衡量公司税负的一个替代指标。ETR通常用公司当期的所得税费用与当期利润总额的比值来表示，可用于衡量公司总体的所得税税负。
　　2．解释变量
　　盈余管理指标在本文具体体现为三个减值准备指标IMPR，IMPR1，IMPR2。其中，IMPR以公司在t年度计提(转回)的八项准备的合计值为分子，IMPR1和IMPR2按照盈余管理的效果，分别以坏账准备、存货跌价准备合计值和其他资产减值准备项目在t年度计提(转回)的减值准备合计值为分子。除以当期利润总额（PR）是为了衡量提取(转回)减值准备对上市公司当期利润的影响情况。
　　3．控制变量
　　为了控制公司税务筹划行为对其所得税成本的影响，有必要在模型中加入相关的控制变量。
　　TaxRate，公司所适用的税率。本文以母公司的适用税率为标准确定上市公司的适用税率。
　　CAP，资本密集度，固定资产原值与总资产之比。为了防止公司间固定资产折旧方法和使用年限之间的差异而造成的指标测度的差异，本文以固定资产原值，而未采用固定资产净值作为分子。
　　SIZE，总资产的自然对数。Millsetal(1998)发现，公司规模与所得税税负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即规模较大的公司，往往具有相对雄厚的经济实力，另外其跨地域跨行业经营的经营特点也为公司管理层进行税务筹划提供了可能。因此，规模越大的公司，所得税税负越低。
　　LEV，财务杠杆，长期负债与公司总资产之比。与权益融资相比，债务融资具有减轻公司税负的绝对优势，因此，本文也引入这一变量，并预计与公司所得税税负存在负相关的关系。
　　ROA，总资产收益率，利润总额与公司总资产之比。Phillips(2003)认为公司的盈利能力与公司的税负存在相关关系，并发现，公司的总资产收益率与公司税负正相关。
　　GROWTH，成长性，以公司总资产增长率表示，即公司t年度与t-1年度总资产之差除以公司t-1年度的总资产。Bankman(1994)研究发现，高成长的公司较少进行税务筹划，因此，可以预期，高成长公司的所得税税负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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