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高等教育普职融通的改革和问题

　　摘要：德国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是两套不同的体系，遵循不同的规则体系。德国的普职分立受到了来自高等教育大众化，劳动力市场需求变化和职业教育培训学徒岗位减少等方面的挑战。德国高等教育通过设立应用科学大学、招收非传统的大学生和开设高教双元制课程，以实现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的融合。除了应用科学大学发展形势较好，招收非传统大学生和开设高教双元制课程遇到了一定的困难。增加高等职业教育吸引力，创设以职业为导向的高等教育机构，改革传统高等教育的课程与教学，是德国高等教育职业化给我们的启示。
　　关键词：高等教育;  职业化;  措施
　　一、普职分立的制度与挑战
　　（一）德国高等教育与职教双元制培训的分立
　　在傳统上，德国职业技能形成包含了两条严格分离的路线：一条是高等教育学术路线，一条是非学术的职业路线。在非学术的职业路线中，又包含了全日制学校职业教育和职教双元制培训。①从19世纪到20世纪早期，德国学术教育和非学术的职业教育已经形成了两种完全不同的规则体系，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见表1）：
　　 一是入学路径不同。高等教育采用的是学术路线，接受的是文法中学（Gymnasium）和其他高中的优秀毕业生，职业培训主要招收的是初中或者是普通中学（Hauptschule）和实科中学（Realschule）的学生。能够拿到高等教育入学资格——高级中学毕业证书（Abitur）基本上被文法中学所垄断。而参加职业教育和培训，特别是职教双元制培训的学生原则上不需要任何学历和基础方面的要求。
　　 二是职业培训和高等教育的工作和就业岗位不一样。接受学术教育者多在教堂、法庭以及后来政府机关和公共单位工作，有的从事独立的职业活动，成为自由职业者。而职业培训，主要是提供工具性的能力，通常是“功利的。”职业培训的岗位主要是在工业、商业和手工业部门。在等级上，普通（学术）教育的工作岗位地位要高于职业培训的职业岗位。
　　 三是治理方式和体系有所差别。高等教育和职业培训是两个不同的体系，在治理方式和规章制度上有很大差别。高等教育的主要责任主体是州政府。职教双元制实行的是“混合治理”，提供培训的私人企业对培训负责，政府对职业院校负责，两者均受职业教育培训法律的约束。工会和行业协会在双元制培训的协商上起着重要作用。
　　（二）普职分立的挑战
　　 但是普职分立受到了三个方面的挑战：
　　 一是劳动力市场对学历层次要求提升。随着知识经济和服务业的发展，工业生产就业人员的急剧下降，相应的学徒培训也急剧下滑。服务业的就业人数增长很快，但是职教双元制学徒的增长有限。因为就业人数剧增的服务业需要的是学术能力和职业能力相融合的大学毕业生。同时，传统上需要大量经过职业培训员工的行业部门因为新技术的出现，受到挑战并消失。企事业单位的工作程序更加灵活，流动更快，低级技能和高级技能的界限也变得模糊，职业能力更多地倾向于能够完成组织的具体任务来描述，导致就业人员的专业结构和职业能力要求有所变化。职业资格的要求对技艺类、经验类人才的需求有所降低，对知识类技能的需求有所增加。“德国近30年的技能素质要求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工作的技能要求变得复合化。随着公司管理的扁平化，无论是个体还是团队，都承担了更多的责任，享有更大的自由。虽然工作经验仍然是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认知技能的比重越来越高。分析能力、问题解决能力、反思能力、组织能力、与不同部门、领域乃至国外机构的沟通和合作能力成为企业推崇的技能素质。数字化时代的工业发展4.0，提高了工业生产中的认知技能，很多企业突破原来的学徒招聘方式，直接招收大学或者应用大学的毕业生。”[1]
　　 二是职教双元制学徒培训职教模式受到挑战。职教双元制被认为是德国经济的支柱，也是德国技术的优势所在，更是德国职业教育和培训的重要形式。从国际的视角看，职教双元制被看成是德国职业资格体系的旗帜，职教双元制职业培训起源于手工业，被认为是产业技术工人的主要来源。在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分立的范式下，大部分青年人不是进入职教双元制培训就是进职业院校全职培训。只有少部分精英进入高等教育学习。但是，近年来，职教双元制模式受到了一定的挑战：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转型，从新的组织结构来看，重视有效性和对员工的控制，学徒培训被看成是成本因素。由于学徒原先有长时间的捆绑特征，所以被看成是对未来的风险投资。研究发现，在2000年、2007年和2012年，除去各方面的收益和补助，德国参与职教双元制的企业仍然需要额外支付（净成本）每位学徒的成本分别为8705欧元、3596欧元和5398欧元。[2]由于社会福利的增加以及工作时间的缩短，学徒参与生产工作的时间减少，也增加了企业提供学徒培训的成本。[3]1992-2012年，德国职教双元制新的学徒人数总体上呈逐年下降趋势。1992年，职教双元制学徒总数为1666209人，最高的是2000年，有1702017人，2001年又降至1684688人，2012年则下降到最低点，只有1429977人（见图1）。[4]统计资料显示，职教双元制学徒的新生数量从2011年的523577人直降到2015年的480674人。[5]
　　三是学理上认为普职分立是教育不公平。一些学者认为把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分立，始终是一种教育的不平等。“教育体制要保障每一位学生享有平等的生活发展机遇，发展机遇平等要求统一的课程，统一的学校教育，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分轨，则是人为地制造不平等。”[6]职业教育会对学生产生下列不利影响：“第一，能够与动机明确、学业成绩突出的学生一道学习本身就会增进成功的希望。因为分流到职业教育的学生通常学业较差，而分流则剥夺了受教育者享有一个有利的教育环境。第二，职业教育的课程往往非常有限，其学生接受高深课程的可能性极小。第三，职教分流的学生不需激烈竞争，实际课程讲授的时间较少，且即使讲授也仅限于较为简单的内容。因此，职教学生在学习的内容不及学术分流的学生，所以很难与后者一道通过大学入学考试。第四，被分流到职业教育即向学生传达了一个信号，就是己不如人，妨碍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并打消其原有的远大理想。可见中学阶段的职教定位降低了受教育者上大学的希望。”[7]根据的德国的教育体系，学生在四年级就开始分流。“在完成四年的义务教育之后（10-12岁），大多数学生必须接受一个事实，即他们再无缘上文科中学。如此年幼的孩子便认识到学业成绩关乎未来的职业发展，的确非常现实。高级初等学校和文科中学的孩子们非常清楚，他们将来在就业市场上成为高级专家或经理的希望变得非常渺茫。例如，他们必须认识到自己的第一职业选择（比如想当牙医）已经不现实了，尽管走学徒这条路他们还可以有498个职业可以选择。谈到那些没有入围文科中学的学生如何表现，教师说，由此便产生了厌学倾向。”[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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