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人文历史
发布时间:2017-01-23 来源: 历史回眸 点击： 
国家人文历史篇一：吴晓波 历代经济变革得失简介
吴晓波：中国人的内心就是呼唤独裁者
2013-12-12 10:40:00 来源: 人民网(北京) 有0人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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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晓波（微博）和他的新书《历代经济变革得失》
阅读吴晓波先生所著《历代经济变革得失》一书，大有早年读钱穆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金观涛的《兴盛与危机》和秦晖的《田园诗与狂想曲》、吴思的《血酬定律》一样的感觉，阅读中激发出许多思绪。2013年10月26日，《国家人文历史》记者专访了吴晓波先生，虽然许多问题并非“新”问题，但当这些历史问题被集中提起，并与今天的中国改革实现理路上的对接，实在是一种创新。
国家人文历史（以下简称国历）：《历代经济变革得失》一书把中国经济史，尤其是经济改革的历史进行了梳理。您提出了四个利益集团这样一个前提假设。经济问题异常复杂，很难用中央、地方、有产者、无产者四个利益集团一语概之吧？
吴晓波：《历代经济变革得失》这本书是以两个分析工具为前提，第一个分析工具就是四个利益集团。这个框架有它的特殊性。一般来讲，政府本身不是一个利益集团。中国是专制制度，政府本身变成了一个利益集团。维持中央集权有四个配套制度。经济制度是其中之一，其他三个分别是郡县制、科举制和尊孔。
第二个分析工具则是观察宏观经济波动的三
个核心问题：财政问题，货币问题和土地问题。中国所有的经济变革基本上就在这两个分析工具的前提下进行展开。
国历：您在这本书一开始就谈到“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中国历史似乎就是一个治乱循环的历史。从经济史的角度您是怎样看待这种治乱循环？
吴晓波：在两千多年的经济变革历史中，基本上一手秉承了“发展是硬道理”、一手是“稳定压倒一切”。所有的经济波动都是在这副对联中间做钟摆式运动。这就会出现一个情况：当政权刚刚创建时，国家经过战乱，国贫民穷、百废待兴。这时就放纵民间、发展经济，往往会“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提出“发展是硬道理”，提出“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
国家人文历史篇二：越南历史上的“抗华”情结
越南历史上的“抗华”情结
西沙海战后，越南政府出版社推出的《越南古代史》说：“越南历史就是一部中国侵略史”。古代中越之间究竟有怎样的恩怨冲突，以致越南如此耿耿于怀？
2014年1月19日，越南河内。据美联社报道在西沙海战40周年之际，越南媒体及民间在今年的纪念活动中都表现出以往鲜见的“高调”，示威者中有人举起标有中文“一寸山
河一寸金”的口号
本文原载于《国家人文历史》2014年3月上，未经允许请勿转载
对于中国人来说，在越南参观历史博物馆是一种奇特的体验。从公元前三世纪到十八世纪，几乎每一个展厅，都可以看到，解说员自豪地向各国游客介绍，越南人民反抗“中国侵略者”的英勇事迹。看到祖先以侵略者角色出现，中国游客难免感觉复杂，但在越南多呆几天就习惯了。河内的二征夫人庙是当地知名景点，供奉反抗汉朝“侵略”的女英雄征氏姐妹。胡志明市街头有许多身着铠甲的古代抗华英雄塑像，在背包客密集的范五老街附近，耸立着陈兴道塑像，此人是越南陈朝名将，曾两次击退元朝军队。
2014年1月19日，数十名越南民众在河内市中心举行反华示威，纪念西沙海战40年，高呼“黄沙（即中国西沙）和长沙（即中国南沙）属于越南”等口号。在越南世界文化遗产顺化皇宫，悬挂着两张巨幅地图，以越、英、中三种语言，声称西沙和南沙诸岛属于越南。意味深长的是，1974年1月入侵中国海域的“李常杰号”“陈庆瑜号”“陈平重号”都是以越南历史上抗华英雄命名的，其中第一艘进犯的“李常杰号”，名字来源于1075年主动入侵北宋邕州的李朝将领李常杰。
西沙海战后，越南政府出版社推出的《越南古代史》说：“越南历史就是一部中国侵略史”。古代中越之间究竟有怎样的恩怨冲突，以致越南如此耿耿于怀？
镇压郡县起义是侵略战争吗？
“越南”的意思是百越之南。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平定岭南百越族聚居地，设立了桂林、南海、象三郡，其中桂林和南海分别在今天的广西、广东，象郡包括今天的广西东南部和越南北部、中部。按照越南方面的说法，这就是中国大举侵略越南的开端。实际上当时那里只有一些原始部落，没有独立政权。秦始皇占领南越是他统一中国的步骤之一，南下的五十万大军被命令留在当地，与越人杂处，发展生产促进发展。
秦始皇死后，各地割据成风，南海郡龙川令赵佗乘机自立为王，建“南越国”。公元前111年，汉武帝重启统一事业，攻灭“南越国”，将其地划为九郡。由此至五代后期大约一千年间，这一地区一直属于中国古代专制王朝的一部分。
东汉初，光武帝改变越南地区不交赋税只交贡物的制度，派官吏到当地征税，雒王、雒侯、雒将等原始部落首领对此不满。公元40年，某雒将之女征侧起兵反抗，其妹征贰随即响应。起义击败汉朝驻军，取得六十五座城池，征侧自立为王，其领导的起义历史上称为“二征起义”。征氏政权坚持了三年，被东汉伏波将军马援平定。
据《后汉书》记载，征氏姐妹被俘斩首，“传首洛阳”，而越南的历史传说认为征氏姐妹坚贞不屈，于公元43年阴历二月六日投江自尽。每年阴历二月六日，越南民间都会举办纪念活动。
马援平叛后在交趾地区废除雒将制，健全郡县制，按照中国史学界观点，平叛促进了当地生产关系的进步。而越南则评价二征起义为民族意识觉醒的开端，征氏姐妹也在不断的传说演绎中被尊为女神。
1955年6月底，胡志明同志率领越南党政代表团对中国进行第一次正式访问，毛泽东在双方第一次会谈中就提到，中国在古代曾侵略过越南。1956年11月，周恩来访问越南，亲自到河内“二征庙”献花圈，对“一千九百多年前因抗击中国汉朝马援率领的侵略军而牺牲的两位女王”表示敬意。当晚，周恩来在中国大使罗贵波举行的招待会上宣布：我愿意提出保证，中国永远遵守五项原则，坚持反对大国沙文主义。
周恩来选择参拜二征庙是为促进新时期中越关系，但客观而论，东汉时期越南并非独立国家，而是隶属于东汉版图之内的郡县，马援镇压二征夫人起义属于汉朝“内部矛盾”，与平定其他省份的农民起义并无本质区别，理论上不能定性为“侵略”。此后近千年的起义与镇压，性质皆类似，如三国时期的赵夫人起义，南北朝时期李贲起义，隋朝李佛子起事，唐朝的两次平民起义和两次将领叛乱等等。在越南的历史教育中，这些起义是越南人民在英
雄带领下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即使在和平时期，越南人民也从未停止抵制北方汉族王朝的“扩张政策、同化阴谋和狡猾统治手段”。
北宋时期越南侵略中国十余次
公元939年，交趾人吴权击败南汉军，拓土称王。968年，交趾地区的丁部领称帝，取国号为“大瞿越”，越南这才正式建立了独立政权，成为国家。吴权俨然被越南尊为国父，形象被神化。据越南史籍记载，吴权出生时“异光满室”，“及长魁悟（奇伟也），目光若电，缓步如虎，有智勇，力能扛鼎。”
公元960年，赵匡胤建立北宋。972 年，丁部领遣使宋朝，称“志慕华风，常思内附”，请求册封。赵匡胤封丁部领为“交趾郡王”。这标志着越南成为中国“列藩”，中越关系进入了藩属时期。越南并不真的甘心“内附”。在2012年播出的电视剧《苏东坡》里，有这样一个情节，交趾国故意进贡中原没有的一种奇兽，大宋满朝文武叫不出名字，宋徽宗感到颇受羞辱，交趾使者十分得意。幸而苏东坡认出这是“麋鹿”，解决了一场外交危机。这个情节虽然来自传说，但也从侧面说明了当时越南对中国的态度。
1009年，李公蕴开创越南历史上最强盛的王朝李朝，统治者雄心勃勃，迫使占城、柬埔寨、老挝纳贡称臣，并于 1014 年、1022 年、1
公元1069年，王安石推行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变法，在国内引起强烈争议，李朝十万大军在辅国太尉率领下乘机攻宋，侵占钦、廉、邕三州，“尽屠五万八千余人，并钦、廉二州，死亡者几十万人”，邕州知州苏缄寡不敌众，杀全家36人后自焚。这样一场残忍的侵略之战，发兵理由竟然是宋朝实行变法残害国民，越南“兴师问之，欲相救也”。相救的办法就是屠杀。到近现代，越南又声称攻宋“出于自卫”，是李常杰认为宋军有侵略企图，所以“先发制人”。
1076 年 3 月，宋神宗派郭逵率 30 万大军收复邕州失地，随后乘胜追击，打入李朝境内，距其首都升龙仅30公里。李常杰提出议和，宋军退出已占领的李朝土地，恢复宗藩关系。在胡志明市的越南国家历史博物馆，可以看到沙盘和人物模型再现的李朝军队大战宋军的场面。李常杰攻占宋朝城池的“功迹”，使他坐稳民族英雄宝座，被评价为“把天才的战略与卓越的政治和外交才能相结合的杰出的军事家”，而其屠杀中国平民的行径在越南国内则很少提及。
爱抗华英雄 也爱孔子
元朝建立初期，忽必烈四处扩张，曾三次发动大军攻越南。仅第一次攻越取得胜利，后两次都被越南陈朝皇族将领陈国峻率兵击败，陈国峻受封兴道王，故又称陈兴道。蒙古铁骑踏遍欧亚大陆，却未能征服小小越南，此后还常被越军袭扰西南边境，这令越南非常引以为豪，陈兴道也因而成为头号民族英雄。蒙古当时已经入主中原建立元朝，侵略越南的账也就一并算在了中国的头上。
明朝永乐年间和清朝乾隆年间，中国都曾出兵越南，出兵的原因基本都是越南发生内部叛乱，或受到邻国侵略，岌岌可危的王朝请求宗主国保护。在当时宗藩关系的礼法体制下，中国确有出兵的义务，并不能以现代观点指责中国干涉越南内政。
19世纪80年代，中国最后一次履行宗主国的义务，帮助越南抗击法国军队，最终，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在清王朝的妥协下，1885年，法国占领越南，中越宗藩关系结束。直至1949年之后，中越关系才翻开新一页，进入前所未有的蜜月期，两国领导人也结下兄弟般的私人友谊。
在中国史书上，越南相关事务往往只是一笔代过，与中国交战的越南将领，由于级别太低，名字很少被记载。但对越南来说，中国是最重要、最强大的邻居之一，中越关系在越南历史上十分要紧，对抗华英雄的祭祀和崇拜自古有之。唐德刚在《晚清七十年》中写道：“我的越南学生就告诉我说，在越南的历史上，所有越南的‘民族英雄’都是‘抗华英雄’。我也告诉他们，历史上在印度支那半岛族群内战中，不知出了多少‘民族英雄’，可能百十倍于抗华英雄，但是只有‘抗华英雄’，才能名垂青史。其他英雄们的大名，你们都不知道罢了。诸生大笑称是。”
20世纪70年代后期，越南南北统一，民族主义情绪逐渐高涨，当时恰逢中越关系紧张，于是，古代中国侵越史成了民族主义教育的重头戏，越南官方出版了大量渲染中国侵略的书籍，抗华英雄的事迹广为流传。每逢这些英雄的诞辰或忌日，或者重大节日，民众会抬着英雄塑像游行。现在，纪念活动的频率已经降低，但仍在民间保持传统。
越南民间纪念抗华英雄的同时，也祭祀孔子和财神爷，文庙的数量恐怕不比二征娘娘庙的数量少。中越古代发生战争的时间加起来不超过四十年，其余近两千年时间，两地交往密切，汉字是越南官方文字，直到法国统治越南后才废除。至今在越南北方，书写汉字仍是一件文化格调很高的技能。春节到河内旅游，你也许不能相信自己出国了，甚至会怀疑穿越回古代中国，中心城区遍布汉字春联的小摊，许多白发老人席地而坐，用毛笔在红纸上现写现卖，男女老少排队抢购。越南对古代中国的爱恨纠结，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解开的。
国家人文历史篇三：王明：红色政坛的黑色流星——《王明年谱》寻找失意者的历史
红色政坛的黑色流星
——《王明年谱》寻找失意者的历史
2014-06-05 09:39 作者:李响
“王明是一个漂亮的中共人物，讲话煽动有力，人极机警灵敏。他说话的时候，全场自始至终掌声不绝。康生当时领导我们高呼：‘我们党的天才的领袖王明同志万岁。’”
这是曾经的延安知识青年司马璐的回忆，被党史学者郭德宏收录在他最新出版的《王明年谱》中。那是1938年春天，王明34岁，刚刚结束在共产国际六年的工作回到中共大本营。毛泽东在机场迎接他时，把他比作“昆仑山上下来的‘神仙’”。他熟读马列经典，帅气聪明，口才卓越，浑身散发着苏联的金光，在“土八路”领导人中鹤立鸡群。郭德宏说：“在当时的延安，毛泽东是政治权威，王明是理论权威，周恩来是美男子，这三个人在青年中是很受敬仰、很有魅力的人物。”
这也许和现在人们心中的王明形象有很大不同。王明，一个熟悉的陌生人，大多数人知道这个名字，知道他犯过左倾和右倾错误，但他的面孔，如同《王明年谱》的封面，只是黑暗迷雾中一个隐隐约约的轮廓。1949年之后，甚至1942年延安整风之后，他就从历史舞台消失了，曾红极一时，如流星般耀眼而迅速寂灭于时空深处。
失误和贡献都是党史的一部分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正值学术研究盛年的郭德宏对王明产生兴趣。“中共党史上这么多犯过错误的人物，材料大部分是比较清晰的，但是王明不同，他究竟
犯了什么样的错误，怎么犯的，他是个什么样的人，有太多的谜团。”郭德宏对《国家人文历史》记者说。
幸运的是，当时中央档案馆和中央组织部档案馆正处在前所未有的开放时光，学者几乎可以看到想看的一切档案。北大历史系教授王奇生很羡慕郭德宏等前辈学人，“只有极少数学者抓住了档案开放的黄金时间。”
档案馆把与王明有关的几乎全部材料都拿出来，交给郭德宏和他的合作者、《红旗》杂志编委周国全。“材料很多，非常不成系统，有的一大篇材料中只有关于王明的一句话。一个1942年就被打倒的人，谁会给他保存系统档案。”郭德宏说。
中央党校党史部教授王海光说：“党史不仅是毛刘周朱这些开国者的历史，也是失意者的历史。梳理失意者的历史，才能看出党史的立体感和丰富性。失意者也同样为历史做出了贡献。无论他们的失误还是贡献，都是党史的一部分。” 郭德宏在错综复杂、零零散散的材料中，一点点抽绎王明的人生脉络。1995年，他到俄罗斯当代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和远东研究所汉学图书馆，查阅有关王明的档案和书刊，远东研究所还送给他一套俄文版的《王明全集》（前三卷，第四卷因经费紧张未能出版）。不知不觉，郭德宏在王明身上投入了二十多年时间。他的扎实态度使他获得王明家属的信任，王明儿子王丹之送给郭德宏一套《陈绍禹――王明传记与回忆》书稿，是由王明妻子孟庆树根据王明谈话编著的，以及王明的一些单篇回忆录。
72岁的郭德宏身体状况欠佳，长时间住院疗养，他说：“我活不了几年了。这么多档案资料，大部分只有我一个人看过，我垮了以后，别人可能就看不到了。
我得抓紧在有生之年，把这些材料印出来，提供给需要的人去阅读和研究。”于是便有了这本88万字的《王明年谱》。
27岁的领导人
王明受到批判后，他人生的各个阶段布满负面评价，只有他的少年时代是“干净”的。他1904年出生于安徽省六安县金家寨，原名陈绍禹，老家人都说他早慧。在中学同学的印象中，王明很有语言天赋，白话文写作出色，勤于练习英语口语。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时，王明在武昌读书，他被推举为学生领袖。假期回老家时组织游行示威，被当局注意，扬言要抓他。王明的姨夫得到消息，连夜送来盘缠让他逃到武昌。到武昌不久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了躲避追捕，他随姨夫改姓王。在以后的革命活动中他屡次改名，王明是他使用频率最高的名字，渐渐为人熟知，代替了他的本名。
王明1925年10月入党，几天后就被批准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1月下旬和张闻天、王稼祥一道赴苏。一加入组织就被“公派留学”，政治生涯开端一帆风顺。在苏联，王明再次展现了他的语言天赋，半年就能用俄语流利对话，对列宁主义理论如数家珍，中大校长米夫将王明视为天才，在众多留学生中对他格外器重。王稼祥在批判王明时说，王明一到苏联“就和米夫勾搭上了，二人互相吹拍，彼此利用。”
米夫不仅是中山大学校长，还是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他对王明的火箭式上升的确起了重大作用。王明1929年回国，带头批判李立三错误，“立三路线”是左的，而王明的批判比之更左。他的理论基础和思维逻辑都是在苏联形成的，
共产国际当时的政策激进，他也亦步亦趋，比如提倡平分富农土地，加紧组织赤色工会，不承认自由贸易等。
1930年9月中共召开第六届三中全会，纠正“立三路线”。第二年，米夫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主导了第六届四中全会。当时中共中央青黄不接，瞿秋白李立三都犯了错误，曾执行他们路线的人也被排斥，领导层需要换血，而王明等人作为新鲜出炉的理论精英，自然成为米夫和共产国际的首选，当初苏联吸纳他们去留学的目的就是为中共培养骨干。那一年王明27岁。郭德宏说：“看待历史人物时可以多一些理解，一个刚刚27岁的年轻人就当上了中共中央重要领导，他就是犯了错误也是难免的。现在的年轻人27岁时在干什么？”
王明较早提出纠左
“提到王明，我脑海第一个蹦出的概念就是‘两条路线’。”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韩钢说，“一是王明在六届四中全会的重要发言《两条路线》，批判立三路线，开始掌握中共领导权；二是自王明时代开始，中共建构了一套叙述党史的模式。这个模式就是‘两条路线’：即党史是一条正确路线和诸多错误路线斗争的历史。正确路线的代表只有一位，毛泽东；错误路线的代表有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左倾）、张国焘，然后又是王明（右倾）。这种叙事模式一直延续到1949年之后，甚至延续到现在。”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编审徐思彦说，关于王明，她印象最深的说法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统治达四年之久，使党的白区组织几乎丧失了百分之百，红军和革命根据地损失了百分之九十，直接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不得不开始了战略性的大转移（即长征）。”
郭德宏认为传统的说法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所谓王明路线“统治党内四年之久”，是从1931年王明通过六届四中全会上台算起，至1935年遵义会议结束。由《王明年谱》列举的多方面史料，可以清晰看到，1931年2月的第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只当上了中央政治局委员，4月增补为常委，10月在共产国际安排下赴苏联。“他在中央决策层只有半年，其中还有很长时间由于被悬赏抓捕东躲西藏，无法正常工作。”
从1931年11月7日到达莫斯科，到1937年11月14日离苏回国，王明在苏联整整六年。王明出国后，临时中央由博古负总责。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在共产国际和中共之间起着桥梁作用，共产国际对于中国革命的指导，不论正确还是错误，都有王明的一份，但不能全归于他。王明在苏联期间，以当时的通信条件来说，他鞭长莫及，权限也不足以指挥国内事务。把1932年以后红军反围剿时期的左倾错误冠名为“王明路线”，非常牵强。
由《王明年谱》整理的文献可以看出，王明本人从1933年思想就开始转变了，他频繁写信、写文章，批评博古及临时中央的左的政策，提出在东北建立全民族的反帝统一战线，在苏区暂时不能消灭资本主义等。郭德宏说：“事实上，他是中央领导层中最早提出纠左的，当时国内的领导人都在执行博古政策。但临时中央对王明的来信不予理睬。”这恰恰证明王明对国内事务的影响非常有限。 郭德宏强调，王明的转变是由于共产国际政策转变。王明一生，成也共产国际败也共产国际，他运用他的才智，忠诚地服从和宣传共产国际的政策。王海光说：“看待一个历史人物的行为不能脱离当时的语境，王明那一代革命青年，信奉的是‘工人阶级无祖国’，用现在的话说是一种全球化的思想，在他们看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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