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转折
发布时间:2017-01-20 来源: 历史回眸 点击： 
历史转折篇一：中华民族的历史转折点
中华民族的历史转折点
中华民族的历史转折点
唐慕斯
历史在不停的演进。演进的过程常是曲折婉转，迂回蔓延。在这错综复杂的变迁中，我们有时可以看出来一些决定性的重要转折点。
这些对人类有久远影响的转折点，表面看起来好像是出于很多的人为因素。可是我们却知道，一切的转机与突变，都是神所知道的，都是神允许发生的。而且常常是为了我们的好处﹙虽然我们当时可能不明白﹚。
我们谨愿以短短篇幅，简单的探讨一下这方面的根源，首先思想一下神对人类的救赎历史，然后转到我们自己的民族史，最后转向基督徒的自我反省：当前华人信徒的挑战与责任是甚么？求主赐给我们自省与自律的恩典，以「觉今是而昨非」的心态，借着这些探索叫我们有所觉醒，使我们的民族在经历数千年坎坷沧桑之后，能够迷途知返，归向真神，进入最后的蒙福的转折点。
壹. 救赎历史七个重要转折点
一. 始祖犯罪
我们的始祖亚当与夏娃的犯罪堕落，改变了整个人类的本性与身份。这是人类第一个也是最悲惨的转折点。
他们之犯罪，不单使他们自己成为罪人，同时也污染了全人类，使人类成为罪恶的种类，因为以后的人类都是从他们而出，这就是我们的「原罪」。
他们被逐出伊甸园，离开神的面，失去了在神面前的身份。
二. 亚伯拉罕的蒙召——神在旧约时代的拯救器皿
创世纪一章到十一章的记载，实在使我们愈读愈痛心。人类一心向恶，江河日下，到了第二代就出现谋杀亲兄弟的事。到了创世记第六章时，人类「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于是神用洪水灭世，惩罚世人。不久之后，人类又在造巴别塔的事上得罪神，于是被变乱语言，流散全地。读到十一章尾，好像到了尽头，人类黑暗无光，不单看不出任何前景，甚至也感觉不到甚么真正的意义。但是感谢神，在那无边黑暗的时代，神在祂不止息的爱里再给人类一条出路。神拣选了亚伯拉罕和以色列人，成为祂的子民，神要藉这些子民将祂的爱显示给人类。「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创十二3﹚。以色列人是神在旧约时代的拯救器皿。通过以色列人，神要给世人一个大转机。
三. 基督耶稣降世
以色列人虽蒙拣选成为神的子民和拯救的器皿，但他们偏行己路，不真正爱神，不但未能在列邦中传扬神的名，自己本身也经常离弃神，拜偶像，犯罪得罪神。整个旧约的历史差不多就是以色列人的失败史。
神在祂无边的爱里再次给普世人类打开一条救恩之路。神差遣祂的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降世为人，代替人的罪死在十
字架上，「叫一切信祂的，不致灭亡，反得永生」。普世任何人都可因信主耶稣而白白得到救恩。
基督耶稣的降世，是整个人类历史的分水岭。在祂以前的事物称为主前，在祂以后的事物称为主后。基督也是救恩的分水岭，因为「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约三36﹚，「除祂以外，别无拯救」﹙徒四12﹚
四. 教会被建立——神在新约时代的拯救器皿
主耶稣因着祂代死的功劳建立了教会（教会就是一群属祂之人聚在一起，荣耀祂，事奉祂），主耶稣差遣教会去完成普世遍传福音的大使命﹙徒一8﹚。
旧约时代属神的人﹙以色列人﹚一连串失败之后，神在新约时代再次将此重任托付给属祂之人﹙教会﹚ ，并差遣圣灵与教会同工。以色列人在旧约时代所未能完成的，教会在新约时代需要完成。以色列人失败了，教会靠主不能失败，福音必须传遍地极！
五. 宗教改革(1517)
人类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向下倾向，教会也不例外。主后五世纪天主教正式形成，以后的一千年被称为黑暗时代，教会中灵性及道德情形每况愈下，到十五世纪时更为严重，竟公开宣讲人可以向教会买票赎罪。
天主教神父马丁路德于1517年毅然在他所事奉的教堂大门上张贴了九十五条天主教不合圣经的信仰及行为，得到广泛响应，掀起更正教﹙即基督教﹚运动。
此划时代行动成为人类历史极大的转折点，影响以后全人类的信仰及永远归宿。
六. 普世宣教运动——克理维廉﹙1761-1834﹚
克理维廉是英国人，1792年被浸礼会宣教团差遣去印度宣教。经过若干困难，渐收果效。后
七. 廿世纪普世福音遍传运动
神在廿世纪兴起了多次策略性的国际福音会议。每个会议都形成了一个运动，对普世福音遍传发挥了不同程度的激励与催化作用。列举数项如下：
1. 爱丁堡宣教会议——1910，苏格兰，爱丁堡
2. 柏林福音会议——1966，西德，柏林
3. 洛桑普世传道会议——1974，瑞士，洛桑
4. 世界华人福音会议——1976，香港
5. 拉丁美洲福音会议——1987，巴西，圣保罗
6. 主后两千福音会议——1989，新加坡
以上列举几项显著的福音运动，其它尚有甚多地区性及民族性的福音运动。这些运动不单振兴了各地教会广传福音的热忱，同时也催生了全球不少地区的福音浪潮。在主恩典下，这些福音运动在普世福音遍传上发挥了振颓起废的划时代作用，他们的总目标，都是鼓励推动全
教会积极努力传福音，在主回来之前，完成主的大使命﹙太廿四14﹚！
贰. 中华历史七个重要转折点
一. 从禅让到世袭
尧让位于舜，舜让位于禹，他们彰显了「传贤不传子」的胸襟与美德。春秋战国以降，在儒家的思想中，尧舜实在是所谓「内圣外王」的典范。
但是到了禹的时候，这禅让的传统就中断了。禹的王位由他的儿子启所继承，相传有两个主要原因：
1. 夏禹本来决定让位给伯益，但禹死后，禹的儿子启争国位，杀伯益而称王。
2. 夏朝时，中国已从母系社会发展到父系社会。在此背景下「传子不传贤」是可以想象的结果。
总之，夏朝开始了君主世袭的制度。中国上古史这一大转变，直接影响了以下数千年的中国政体，社会与民生。
二. 从敬天到崇人
商周之前，三皇五帝时，中国人敬天、祭天。他们的「天」并不是指空气或太空，而是有位格的天。所以中国人说，「天知道」、「天报应」、「老天爷」等。虽然他们所领悟的仅只是神学所谓的「一般启示」，但是他们对冥冥之中一位天上的「权威」之存在却是深信不移。
事实上，这种「一般启示」的领悟一直在中国人的思想中大量涌现。中国的诗词歌赋充满对大自然﹙受造之物﹚之歌颂，对山水云天的欣赏，对四季变幻之赞叹！宋儒苏东坡在《前赤壁赋》里，竟脱口而出的提到「造物者」三个字：「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
「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罗一20﹚正是这个意思。
但是中国上古的敬天之风，到了春秋战国时，被杂然前陈的诸子百家之声所渐渐淹没，人的思想充斥世上，主导一切，可谓人本代替了神本，人类自己开始当家。
三. 从割据到统一﹙秦并吞六国﹚
西周之后，春秋战国时期，中国进入群雄割据状态，逐渐形成了战国七雄：齐、楚、燕、韩、赵、魏、秦。到了主前二世纪，秦国靠商鞅变法，张仪之连横，李斯之离间，及范睢之远交近攻而并吞六国，统一天下，中国正式的进入了人治时代。
秦始皇废封建，设郡县，建阿房宫，北筑长城以御匈奴，焚书坑儒以绝后患，凶残暴虐，民不潦生。秦二世昏庸，引起革命而亡。
四. 从多元到单元﹙汉初罢黜百家，崇儒尊孔﹚
汉武帝罢黜了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而单单的崇儒尊孔，以致儒家从此一枝独秀，成为以后两千年中国的主流思想，又得到后来韩愈等之发扬光大
，使儒家在中国文化中取得正统地位，不单主导中国社会直到如今，也深深影响了韩国，日本，越南等邻近民族。
儒家主「性善」，在伦理道德方面有极高的教诲，并且有些地方符合圣经教训﹙如孝敬父母等﹚。但儒家的基本难处是坚信「内在的超越」，意思就是，人靠自己的努力、修心、养性，可以达到「至善」的地步，可以进入「从心所欲而不踰矩」的境界，即所谓「人人可以成尧舜」。﹙注：尧舜也是罪人﹚
此一乐观思想建基于人本主义，其基本信念是「人能够」，神学称此为「自救论」(Auto-soterism)，意思是人类凭自己本身的力量与进化可以自己拯救自己，可以建立人间乐园，可以一步一步登上天去，甚至宣告说，「人定胜天」！可是中国四千多年历史中的痛苦与失败告诉我们，儒家的信念只是一个乐观的理想，是一个不能实现的梦！
基督教相信人是「性恶」的，人需要「外在的超越」，神学称为「代赎论」(Substitutionary Atonement)，意思是人无力自救，必须依靠外在力量的帮助。这外在的力量，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耶稣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的罪，使我们因相信祂而罪得赦免，得到永生，成为神的儿女。这是唯一的救恩，圣经说，「除祂以外，别无拯救」。
但是「自救论」适合人一般的胃口，适合人骄傲的心，人愿意「自己有办法」，不愿接受外助，但是基督教的道理「代赎论」需要人谦卑，承认自己的不完全，肯接受外来的帮助﹙主耶稣的救恩﹚，因信得救。
儒家传统，虽然给了中华民族很多优良的伦理道德观念，但却同时培养了炎黄子孙们的自满、自足、自义的心态，不肯谦卑来到主耶稣面前，接受祂为救主，进入这天下人间唯一的救恩之路，惜哉！
五. 从关闭到开启﹙西方叩门﹚
从希腊和罗马时代直到近世，世界历史的中心点一直是欧洲﹙美国实际上是欧洲的延伸﹚。当我们读世界史时，主要是读欧洲史。在世界五大洲中，欧洲最小，但是欧洲文化的衍生与震荡，却多次多方的影响了全人类。诸如：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工业革命、民主政体、爱国主义、普及教育，以及欧洲在天文、地理、生物、化学、物理、医药、科技等方面的惊人成就，更重要的是欧洲基督教会，如德国的敬虔派和莫拉维弟兄会等，自十八世纪初开始的普世宣教运动！对于中国来说，虽然历史中曾多次有外人进入中华，但是能够使中国的国门大开，外人在中国长期居留并对中国社会、文化及民生发生重大影响的，乃是最近两百年的事。「天下万务都有定时」﹙传三1﹚，神的时间终于到了，古老的中国在
西方人士连连叩门之下，终于勉强的打开了国门。
外来之人的身份与目的各有不同，品质也良莠不齐，因而给华人留下极大不同的印象，影响中国人对外人的心态直到如今。
1. 基督教来华——1807年，马礼逊
英国宣教士马礼逊于1807年﹙清嘉庆12年﹚抵达澳门及广州。他是基督教到中国第一位宣教士。马氏精通中文，着有汉英字典；每日除医病、传福音外，并将圣经译成中文。经七年之传道，第一位中国人蔡高信主、受洗，不久第二人梁发信主、受洗。马氏终生在广州传道，于1834年去世。梁发继续教务。自此西方宣教士来华日增，福音渐渐广传。
基督福音真光，借着马礼逊终于照耀在中华大地，打开了华夏神州福音之门。在整个中华历史中，这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注：2007年是一个重要的日子，是福音来华两百周年！唯愿中国及海外普世华人教会，为此日子多多祷告，求主指示我们如何纪念此历史性的一年。求主借着2007年，使华人教会缅怀西教士们为福音来华而付出的无比代价；也求神藉此重要日子，提醒普世华人教会积极工作，不
单使普世华人听见福音、接受福音，并使华人教会成为普世宣教的队伍，差传精兵！
2. 新文化来华——西学东渐
因受基督教文化的浓厚影响，欧洲文化具有一定的超越性，超越了「独善其身」的态度，而有「兼善天下」的心怀，因此欧洲未将本身文化据为私有而不外扬。从十五世纪开始，欧洲人，特别是基督教民族，逐渐将本身文化携带至世界各地。
此种情形明显到一个地步，诗人Rudyard Kipling称之为「白种人的负担」。欧洲基督教会以「道化世界」为己任，差遣宣教士到世界各处。欧洲国家及社会领袖们以「欧化世界」为目标；帮助亚洲、非洲及拉丁美洲国家办教育、学科技、筑铁路、设医院、推动识字运动、民主意识、男女平等、刷新政体等。
历代来华的欧洲代表人物，如：1271年马可勃罗，1583年利马窦，1807年马礼逊，1854年戴德生，1875年李提摩太等，莫不将本身学识或信仰尽量传递给华人。
当然在这一切的运作中，也渗有别具用心的政客与商人，以侵略或谋利为目的，以致造成了国人对外人极端的误会与反感。因此传福音热爱中国的宣教士们亦遭受池鱼之殃，同被排拒，这是极为可惜的事。
更为可惜的乃是，当国人初接触西方人与物时，率皆鄙视弃绝，不屑一顾。到后来从痛苦与失败中看见了西方的先进，于是转而积极学习西方。一方面因羡慕西方的「船坚炮利」而学习科学﹙赛先生Science﹚，高唱科学救国。另方面羡慕西方的政
体而仿效民主﹙德先生Democracy﹚。康有为、梁启超，及年幼的光绪皇帝的维新运动，以及以后的洋务运动等，都是非常可嘉的迈向「现代化」的努力。切望得到西方国家科学与民主的优点。但是，只差了一步！这一步却是非常重要。这一步是甚么呢？
我们的国人﹙今天多数国人仍是如此﹚，只看见了西方世界的科技与民主之可贵，但没有进一步思想这些科技与民主是怎么来的？我们只知道欣赏「果」，而没有思想「根」在哪里？这种求果不求根的心态，造成了百余年来，中国人对西方又羡又恨，又拥又怕的情结。我们骂西方，恨西方，但是却都往西方跑，都尽力送儿女去西方留学！
我们需要静下来认识一下，西方科技与民主的真正根源，乃是来自基督教文化的感召与动力。西方的科学家与思想家，大多数是基督徒，是信奉上帝的人。上帝怜悯人，赐人智能，能够了解并使用大自然﹙科学﹚；上帝并赐人爱心与公义，使人能够建立爱而公的政体﹙民主﹚，这是问题的根源。
唯愿我们中华民族不单接受西方的科技与民主，同时也接受科技与民主的根源——耶稣基督。
六. 从君权到民权——辛亥革命
清朝末年，慈禧专政，朝廷昏庸腐败，内忧外患日趋严重；鸦片战争(1839)，南京条约(1842)，太平天国(1850)，义和团(1899)，八国联军(1900)等接踵而来。国内有识之士发起维新运动，但多次被清廷所封杀，终于引起了全面性的民族革命。在孙中山先生领导下，经过十余年海内外之奔走呼吁，联系国内各处地方力量及海外华侨之襄助，终于1911年﹙辛亥年﹚革命成功，建立民国，推翻了当政267年的清廷，也结束了中国四千余年的帝制。中华百姓从四十余世纪的君权时代进入了民权时代。
七. 从民权到神权﹙最后的转折点——转向神﹚
先知以赛亚出身皇族，在犹大国作先知五十年之久﹙主前745-695﹚。一生活在亚述帝国欺
历史转折篇二：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观后感
《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观后感
我最近观看了历史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不仅为剧中关乎民族存亡的时刻而捏把汗，也为邓主席的人格魅力所折服。转眼邓小平同志就离开我们十七年了，但是他的从容自信、他的自强不息至今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他创立的邓小平理论，所倡导的“改革开放”及“一国两制”政策理念，改变了20世纪后期的中国，也影响了世界。
在该剧中有这样一幕：第一场戏跟撒切尔夫人见面，一开始就是人民大会堂大厅楼梯上的《日出》，邓小平从左面入画，步伐稳健地从上面走下来。接下来撒切尔夫人从侧面过来，一群人匆匆忙忙走过来。在谈判过程中邓小平的语言非常犀利，撒切尔夫人一次又一次地挑衅和无礼的要求全被邓小平顶回去了。最后邓小平还强调，两年以内若不签字，我们按照我们的方法来解决，那可能就不是和平的方式了。最后是撒切尔夫人一行匆匆忙忙走出大会堂??从这一幕戏中，我们可以看到邓小平同志的从容自信，以及在维护我们民族权益的时候，该强硬的时候就要强硬的领导风范。
现在我们很多年轻人，缺少的就是这一份自强不息的精神和文化，我们民族要强大、社会要进步，就需要我们学习邓小平同志的这份自强不息的精神。
习近平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曾提到：“我们纪念邓小平同志，就要学习他对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信念无比坚定的崇高品格。信念坚定，是邓小平同志一生最鲜明的政治品格，也永远是中国共产党人应该挺起的精神脊梁。”在整部剧中，不仅是邓小平始终坚定中国共产党的发展路线，甚至是田源、夏建国、刘金锁、夏建红等这批年轻人也坚定同样的信念。
他们那批年轻人出生在解放初期，享受到了和平。经历了文革被下乡当知青，历经了磨难，跌跌撞撞、起起伏伏。不管政策好与坏、环境恶劣与否、别人怎么说，他们虽然有些牢骚，但他们的信念从来 没有变过，他们从来没有否定过国家，从来没有抱怨过共产党。他们 坚信着自己的信仰，从未质疑过，用认真、务实、脚踏实地践行着。而这似乎也是我们当代青年所缺乏的，生活在比他们更加富足社会，却缺少了他们身上的热血沸腾的激情；生活在比他们更先进的时代，却缺少了他们身上的责任感和满足感；生活在比他们更丰富多彩的环境中，却缺少了他们身上的执着和干劲。
我十分认同一种说法，一个国家的人民是什么样的，那么这个国家也是什么样的。我想，邓主席的成就，除去他个人坚定的信念、宽广的胸怀、高瞻远瞩的眼光、独特的人格魅力，人民对他的信任也是其中的重要因素。
现在来反思我们自己呢？如今的我们是否也对这个国家的未来抱着坚定的信念和执着的责任感呢？长江后浪推前浪，历史的舞台即将属于我们，我们准备好了吗？
历史转折篇三：从明到清的历史转折
从明到清的历史转折
——明在衰败中走向活泼开放，清在强盛中走向僵化封闭
毛佩琦
怎样认识中国从先进走向落后，中国为什么从先进走向落后，一直是史学界乃至国人关注的重大问题。许多人热中于抨击明朝的腐败，同时也热中于称颂清朝康雍乾盛世。如果孤立地谈论这两个事实，似乎并没有找到中国走向落后的病根。而将明代中后期与清朝前期联系起来观察，人们则不难从众所周知的事实中看出问题的症结。解体中的明朝给新事物的发展提供了可乘之机，强化的清朝统治却阻断了前进的步伐。
《明史.神宗本纪.赞》上说：“明之亡，实亡于神宗。”[1]明朝到万历后期，各种衰败的征兆已经尽行显露。皇帝的怠荒，宦官的跋扈，党争的激烈，都使政权处于失控状态。从根本上看，这时期传统经济已发展到顶峰。新的经济因素已开始腐蚀着固有的社会纽带。与此相适应的是思想上的离经叛道和社会生活的放纵颓废，都加速了明政权的崩溃。
但是，无庸置疑的是，中国依然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经济上，发达的农业手工业处于领先水平，不仅为国内商业活动的发展繁荣提供了基础，而且支持了强劲的海外贸易。明帝国在通海势力的强大压力下逐步放开海禁。中国在海外贸易上显示出雄厚的实力。中国是当时东方海上贸易的重要角色。据统计，15世纪80年代，葡萄牙人每年把大约100万度卡（ducat）约合 32000公斤白银运到远东，其中二分之一以上流入了中国。日本1599年—1637年间共输出白银5800万两，其中大部分流入中国[2]。联系到当时中国国内的情况，明朝自正统年间承认白银流通的合法，到万历年间推行一条鞭法，白银已成为普遍的价值衡量尺度。国内市场的发展，造成白银短缺，供不应求，万历年间的采矿热正反映了这种深刻的社会背景。
明朝末年，西方殖民主义势力东来，中国与西方殖民主义也开始了在军事上的较量。一些西方殖民主义国家先后开始了向中国沿海地区的扩张。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相继来到中国。嘉靖元年（1522年）葡萄牙人米儿丁.甫思多灭儿（Martin Affon de Melle Coutinho）带兵到广东沿海，企图用武力打开通商大门。嘉靖二年（1523年），明备倭指挥柯荣、百户王应恩在新会县西草湾截击葡军，生擒42人，斩首35级，俘被掠男妇10人，获其舟2只。余贼米儿丁等“复率三舟接战”， 明军火焚先所获舟， 王应恩死之，余贼亦遁。[3]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明军在浙江巡抚朱纨、副使柯乔、都司卢镗等人率领下围攻侵占福建诏安马溪的葡萄牙海盗，使之受到重创。万历三十二年（1549年）荷兰殖民者侵略澎湖失败。天启二年（1622年），荷印总督率军犯澳门被击败，北上一度占据澎湖，天启四年（1624年）被明军击退，后荷军占领台湾。
1661年，郑成功率军攻克台湾，荷军投降。这期间，郑成功建成了一个海上军事政治集团。其时，中国人是无可争议的海上的霸主，“具有高效率、稳定的指挥系统，能迎战欧洲人在远东强有力的扩张行为”。[4]尽管明朝作为一个政权，本身已经开始衰败了，但西方殖民者的势力，尚不足以与中国的总体实力相抗衡。
《明史》卷二十一，中华书局标点本，第二册第295页。
全汉升《明清经济史研究》，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年出版。
《明世宗实录卷》24 ，第8叶。
【意】白蒂（ Patrizia Carioti）《远东国际舞台上的风云人物郑成功》，〈导论：远东重商主义的发生和发展〉。广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6月出版，第2页。
在环球大视野上观察中国在当时世界上的地位，当代德国学者贡德.弗兰克在考察了1500年以后世界各地的经济联系之后，得出结论，认为在现代早期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处于中心地位的不是欧洲，而是亚洲，是欧洲被吸收在一个早已存在的以亚洲为中心的体系之中，而不是相反。他认为，中国是亚洲的中心，在1500—1800年间中国也是整个世界经济秩序的中心。
长期以来不论是学术界还是一般舆论，对于明政权的腐败和社会的解体深恶痛绝,批评有加。但是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观察，完全可以得出另外一种结论。所有造成明政权和社会解体的因素，都是与传统观念相冲突的，其中不乏新的积极的因素，由此显示了社会进步的希望。
明代商品经济的活跃和重商主义的抬头使根植于小农经济的一切传统观念受到挑战。明政权用以控制人口和土地的手段，户籍制度、黄册制度、赋役制度——与以前历朝大同小异——渐渐失灵。经济的发展水平和人身的解放程度是衡量社会进步的主要尺度。就明朝中后期的情况而言，中国社会已经明显地表露出向近代转型的征兆。
作为高层次的意识形态，明中后期，程朱理学的统治地位发生动摇，以王阳明为代表的心学逐步发展起来，人的主体意识增长。心学提倡自我，蔑视权威，提倡社会相对平等。传统的价值观念、教条受到挑战。由于明朝政权的腐败，统治机器的松动，对社会控制的能力大大下降。明朝出现了像明武宗、明神宗、明熹宗这样的皇帝。这对传统政治是一种瓦解。但政权控制力的减弱，却给反传统事物的发展留下了缝隙。新鲜事物和独立思想所受到的压力减小了。万历年间，皇帝长期不理政务，朝臣的大批奏章被弃之不顾。现在我们还可以看到卷帙浩繁的《神庙留中奏疏汇要》，其中针对时政，甚至指斥皇帝的大胆放言，真不像是在政治高压、统治严密环境下的产物。皇帝的不闻不问，鼓励了言官们的声势。这恰与心学的发展、与市民文化的兴起汇成一股潮流，对传统思想造成了冲击。
在知识阶层，主体意识更加高涨。各种各样的集会结社普遍出现，强烈要求参与政治、干预社会生活。继东林党之后，复社成为全国性的庞大的政治性社团。它具有完整的组织和明确的主张，带有一些近代政党的意味。他们那种“品核执政，裁量公卿，虽甚强梗，不能有所屈挠”[1]的精神，给晚明社会添加了一层鲜亮的色彩。
另一方面，推动明代社会进步的又一力量是国门打开后大量异质新知的涌入，在传统的社会思想和意识形态中打入了楔子。伴随着西方传教士的来华，开始了西学东渐的过程。
在传入中国的西学中，地学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耶稣会士意大利人利玛窦（MatteoRicci等人带来的世界地图《万国全图》，使中国人第一次了解到在中国以外远西诸国的情况，知道了中国在地球上的位置，亘古以来的中国中心观念受到猛烈冲击。耶稣会士意大利人艾儒略（Aleni.J）的《职方外纪》，介绍了欧洲文明，使中国人知道在中国之外，还有古老而优秀的文化，促进了中国有识之士放开眼界追求新知的态度。以徐光启、李之藻为代表的先进知识阶层，敞开心胸，广泛吸纳外来文化，在传统中华文明中添加了新鲜血液。为了富国强兵，徐光启更提出了“欲求超胜，必须会通”[2]的精彩思想，使中国人在接纳新知时，有一个很高的起点。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崇祯皇帝的态度。当时的明朝，就自身而言，内忧外患，已成积贫积弱之势。为挽救明朝的颓势，崇祯皇帝也在听取和采纳西洋人的意见。传教士意大利人毕方济（Franciscus Sambiasi），为了“仰佐中兴盛治事”，上书明廷出谋划策。他说：“思所以恢复封疆，裨益国家者，一曰明历法以昭大统，一曰辨矿脉以裕军需，一曰通西商以官
吴伟业《梅村家藏稿》卷36，文集第14 〈冒辟疆五十寿序〉，上海涵芬楼影印“四部丛刊”本第5册，第六叶。
《徐光启集》卷八〈历书总目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新1版，下册第374页。 海利，一曰购西铳以资战守。”[1]不管毕方济本人还有什么其他目的，看来他“仰佐中兴盛治”是出于诚心的。但是，恐怕连他自己也没有意识到，他是在将西方的价值观向古老的东方文明中灌注。按照他所提出的模式，将会全面吸收当时的科学技术，将会兴办与西方同样的矿业，将会开展与西方同样的贸易。这无疑将会使中国出现一番新的景象。崇祯皇帝对这类建议采取了开明的态度。他同意徐光启的请求，让罗雅谷（Rho, J）、汤若望(Schall, J-A)等“以其新法相参较，开局修纂”历法[2]， “指挥督造战炮”。他“旌汤若望勤劳，赐金字匾额二方，一嘉若望才德，一颂天主教道理真正”，致使“住澳之西国官绅士商，鼓乐放炮，排导欢迎”。崇祯皇帝还下令再次开放了海禁，并让刘若金伴住毕方济于海上，“商议澳舶事宜”。[3]如果历史假以时机，崇祯皇帝的这些做法是可能产生深刻影响的。
整个明朝时期，文艺复兴浪潮全面席卷欧洲，欧洲社会普遍发生变革。1540年（明嘉靖十九年），欧洲宗教界中反对路德新教改革的势力成立了耶稣会，他们致力于复兴天主教，努力把自己的势力向海外拓展。耶稣会士把兴办学校、传授科学技术等作为传播宗教的手段。耶稣会士意大利人利玛窦(Matteo Ricci)于1582年（明万历十年）来到中国澳门，1583年来到广东省香山县。他以“易佛补儒”之说打入中国上层社会，以他拥有的自然科学知识与中国的知识分子接近。
西方传教士带来的科学技术几乎包括了可能的各个领域，数学、天文学、地理学、测绘学、机械制造学乃至于音乐、绘画、文字拼音等等。1619年（明万历四十七年）7月，耶稣会士比利时人金尼阁（Tyigault, Nicolaus）等人在教皇的支持下，携带7000部西文图书来到澳门，除宗教图书外，大部分都是有关科学技术的图书。其中就有哥白尼(Copernicus)的《天体运行论》、开普勒(Kepler,J)的《哥白尼天文学概要》。虽然这些图书未能全部译出发挥影响，但也足以显示西学东来的强劲态势。
问题在于，为什么当时西学可以在中国传播，可以被中国知识分子接受？ 这就需要我们回过头来考察中国当时的情况，考察中国当时科学技术发展的水平。一种外来文化传入，如果接受地不具备适当的土壤和接受条件，这种外来文化是无法立足的。西学东渐之所以成为可能，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程度的本身。具体地说，中国科学技术已经发展到了面临转型的边缘，中国科学技术自身发展的动力提出了接受新鲜事物的要求。西学东渐是中国科技在当时的大环境下，即相对开放的政治环境和实学思潮蓬勃兴起的大背景下的逻辑发展。
明代传统的科学技术，虽然还没有发生重大的革命，但当时几项重大的科技成果在中国科技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表明中国科学技术在原有轨道上的发展走向成熟，向新的突破点的逼近。宋应星的《天工开物》，是一部伟大的农业、手
工业技术的百科全书，全面反映了中国当时的科技水平。明代当时已经采用火药爆破法开矿，用竹制管道排放煤矿中的毒气；使用焦碳炼铁；在冶金中广泛采用活塞式木风箱鼓风；用木铁结构机车运送矿料。在纺织等行业的手工工场中，机械使用已经很普遍，手工制造的机械已经相当复杂。中国和欧洲在手工技术方面的水平是相近的。在传统医学中，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的一些材料被200年后的达尔文用来证明他的物种进化理论。王履《医经溯回集》指出了瘟病与伤寒的区别；吴有性《瘟疫论》对传染病作了专门研究；陈实功《外科正宗》说明当时已经能吻合切断的喉管。嘉靖年间，为预防天花，已经发明了种牛痘的方法。在音律学上，朱载育以其新法密率实现了十二平均律的推算，它影响了整个近代音乐的发展。徐霞客所著《徐霞客游记》，对熔岩地貌进行了广泛的实地考察和深入的研究。算盘的广泛使用，《九章算法比类大全》和《算法统宗》都标志着计算技术的进步。
黄伯禄《正教奉褒》第一七叶，光绪二十年（1894年）上海慈母堂铅印本。
《明史》卷三二六，〈意大里亚传〉。中华书局标点本第28册第8439页。
黄伯禄《正教奉褒》第十七-十八叶，同上。
耶稣会士利玛窦曾这样称赞中国的天文学水平，他说：“他们计算日、月食的时间非常清楚准确，所用方法却与我们不同，这些人从来没有和欧洲人交往过，完全由自己的经验获得和我们相似的成就，真是一件可以惊奇的事。何况我们的成绩是与全世界人士通力合作而得到的。”[1]清朝康熙年间，法国传教士李明（Le Comte,L.）参观过北京观象台后，引用另一位耶稣会传教士的话说：“这些铜制机器已经制造七百年了，在这个硕大城楼平台上也存放了几个世纪，可其式样仍显明亮清晰，就像是刚铸造的一样。无论是存放地点的宏伟，还是机器设计制造的精美，远非欧洲人所能比……总之，中国以此显示了他们的全部科学和富庶，这足可让那些无此等设计制造能力的其他民族感到羞愧。”[2]
英国科学技术史学者李约瑟（Joseph Needham）认为，徐光启的思想方法上酝酿着近代科学的倾向。他说：“当十六世纪末，利玛窦到中国同中国学者讨论天文学时，中国天文学家的思想（这保存在他的谈话记录中），今天从各方面看来，都比利玛窦自己的托勒密-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式的世界观更为近代化一些。”
中国学者同样认为，“徐光启的哲学思想及方法论是远远超出当时和他往还的西方传教士之上的。他应该公正地不是和他同时代的利玛窦等人而是和他同时代的培根伽里略和笛卡尔相提并论。”[4]
《中国天文学史文集》第6 卷第296页，科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
Le Comte: Nouveaux memoires sur l’etat present de Chine, p.97-98,转引自曹增友《传教士与中国科学》第76页，宗教文化出版社，1999年8月出版。
《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四卷第1分册第4页，科学出版社1975年12月出版。
何兆吾《历史理性批判散论》第333页，徐光启的哲学思想，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5月出版
正是因为中国传统的科学技术有了这样的成就，在中国知识界中就有一种将其向前推进的动势，就能够以开放的、平和的心态去接纳异质的但是较为先进的科学技术。
当时传入中国的西学是多方面的。在天文学方面，徐光启、李天经与传教士共同编制的《崇祯历书》中，采用了第谷.布拉赫（Tycho Brahe）的宇宙体系，
介绍了托勒密(Claudius Ptolemaeus)的系统，引用了哥白尼(Copernicus,N)、伽利略Galileo)、开普勒(Kepler,J)等人的一些天文数据和资料，引入了地球的概念。虽然由于传教士的偏见，他们没有讲到哥白尼的宇宙体系，没有及时介绍开普勒太阳系行星运动定律的伟大发现，但《崇祯历书》已突破了中国传统天文学的范围，引入了新的概念，新的计算方法。值得注意的是，伽利略的《星际使者》一书写成5年后，就被阳玛诺(Dia ,E) 以《天问略》的形式介绍到中国。《崇祯历书》中介绍的“太阳诸星如磁石与铁”，距哥白尼《天文学概要》发表也不过10年。欧洲矿冶技术的经典《矿冶全书》也被迅速介绍到中国来（阿格里科拉Agricola,G《矿冶全书》1556年初版，1561、1621、1657年重印，1638年由汤若望、李天经译成中文）。数学在当时传入中国的西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徐光启与利玛窦于明万三十五（1607年）将《几何原本》前6卷翻译完成，李之藻与利玛窦合作译出了《同文算指》。最重要的是，通过对西方数学著作的介绍，输入了西方的数学观念，使中国人认识到数学是一切科学的基础。徐光启说：“能精此书者，无一事不可精；好学此书者，无一事不可学。”[1]这是一种与传统完全不同的近代科学观念。可以说中国科技已经完全做好了向近代转化的准备。而这时，有一个使中国学术与世界科技同步发展的机会。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与此同时，在中国和西方之间，也开始了一个东学西渐的过程。在西方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和政治家眼中，中国的完善的文官制度和成熟有序的社会所体现的进步的人文精神是无与伦比的。一些人对中国文化崇拜得五体投地。1621年英国出版了一部奇书,伯顿（Robert Burton）的《忧郁症的解剖》
（Anatomy of Melancholy）,书中有三十多处提到中国，特别赞扬中国人民的勤劳整洁，彬彬有礼，赞扬良好的中国政府以及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度。作者写道：“他们从哲学家和博士中挑选官员，他们政治上的显贵是从德行上的显贵中提拔上来
《徐光启集》卷二，〈几何原本杂议〉，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新1版，第2册第76页。
的；显贵来自事业上的成就，而不是由于出身的高尚??”[1]在葡萄牙人曾德昭（Alvaro Semedo）的《大中国志》（1642、1643年先后以西班牙文、意大利文在欧洲刊行）中介绍了当时中国各方面的情况，他说：“任何行业的人，因从中读到一个如此机智民族的计划、管理、和实施都将受益非浅。”[2]众所周知，西方的文艺复兴和启蒙思想曾得益于中国文化的启示。也就是说在人文和思想领域中国与西方也没有大的差距。
清朝在明朝内忧外患中乘虚入主中原，凭借其有力而高效的政治机器和组织严密而又生气勃勃的八旗军队，夺取了在全中国的统治权。它沿用了明朝的统治模式同时又加进了满洲固有的统治手段和统治经验。建立了以绝对皇权为中心的强大的专制主义政权。尽管清朝的统治与明朝有所不同，但从根本上看，是对传统的专制主义政治制度进行了整合，是将在明代已经解体的体制再行加固，如同修理了一辆即将废弃的破车，使之继续运行，延长使用。
不仅如此，清朝政权与明朝相比更带有保守性和封闭性。特别是在国内叛乱得到平息，边疆地区包括台湾实现统一后，社会安定经济繁荣，它的保守性和封闭性表现得更加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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