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史记

历史与史记篇一：《史记》与中国传统文化

《史记》与中国传统文化

赵璐璐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来品读与欣赏的是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一部史学巨著——《史记》。《史记》可以说是大家耳熟能的一部中国古代名著，鲁迅先生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从中国的史学史和文学史两个方面给予了《史记》极高的评价。那么，我们今天就要探讨一下《史记》与中国传统文化。看一看《史记》这部书在中国传统文化发展与演变过程中，究竟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究竟代表中国传统文化什么样的特色。

一、司马迁的生平

其实《史记》这部书大家都会非常熟悉，它的作者是中国西汉历史上非常有名的史学家司马迁，我们要了解《史记》这部书，当然就要先了解司马迁这个作者他的一生，他的思想也对《史记》的成书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因此，我们现在先来谈一谈司马迁这个人的生平。司马迁字子长，他出生在汉景帝的中元五年（公元前的145年），他是当时汉代左冯翊夏阳人，在今天的陕西省韩城附近。那么，司马迁出生在一个史学世家，他的父亲名叫司马谈，司马谈是当时汉朝的太史令，太史令这个官职主要负责掌管当时图书的保管、史籍的修著和编撰、天文历法等等。因此可以说，司马迁从小就受到了很好的文史方面的训练。年十岁，司马迁就可以诵古文。在经过几年的学习之后，父亲司马谈认为，所谓“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于是父亲司马谈就要求司马迁离开家乡，出去远游，来祖国的大好河山看一看，当时整个汉王朝的统治情况，并可以寻访许多的历史遗迹。因此，司马迁在20岁这一年离开了家，开始了他的游学生涯，在司马迁整个游学的过程中，他遍访了祖国大江南北的许多古迹，并且有幸知道的许多地方上的史料，见到了许多秦汉之际历史的亲历者，通过与他们的交谈，也得到了历史的第一手资料。应该说，这都为以后司马迁写作《史记》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司马迁在结束游历之后，回到家中，但是不久司马谈因为病重去世了。

于是司马迁在经过三年的守孝之后，就继承了父亲司马谈的职位，在汉武帝的元封三年（公元前的108年），司马迁正式开始担任汉武帝的太史令。司马迁开始担任太史令之后，就有机会接触到许多的皇家藏书。在这其中，就有很多他以前没有见到过的史料，这又大大丰富了司马迁对于历史的认识，也大大提高了他的历史视野。

所以又经过了四年的准备之后，到了太初元年（公元前的104年），司马迁又正式开始

了撰写《史记》的工作。而正当司马迁在撰写《史记》的工作中，工作得如火如荼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发生了一件让司马迁整个人生转变的大事，司马迁受到了李陵之祸的牵连。李陵之案，我们还要从汉武帝的天汉二年，也是公元前99年说起，这一年，汉武帝又一次决定大规模的征伐匈奴，他派出了将军是当时汉武帝非常宠爱的一个妃子，李夫人她的哥哥，名叫李广利。李广利当时被汉武帝封为贰师将军，带领大队人马出征匈奴。这个时候，汉武帝还为李广利配备了一个副将，他的名字就叫李陵，李陵可以说出生于将帅世家，他的祖父是中国整个历史上和汉代历史上非常有名的大将军，叫李广。李陵因为出生于这个将帅世家，所以可以说，他是从小就抱着这种保卫祖国，为祖国建立功勋这样的理想。所以说李陵很不甘心，他认为靠着群代关系，而靠着将军李广利下面担任他的副手。于是李陵当时就向汉武帝提出了一个建议，李陵说：我愿意带领一支小部队人马，深入匈奴的腹地，然后牵制住匈奴军的力量。这样，就可以部分地分散贰师将军李广利他的压力，使得李广利将军可以迅速地直达匈奴王庭。李陵这个建议当时就获得了汉武帝的支持，于是汉武帝就给了李陵另外一小部队人马，并且，汉武帝又要求当时另外位老将，叫路博德，做李陵的后援。可是，在李陵深入匈奴腹地不久，他就遭遇了匈奴的大部队人马，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战动。但是，路博德因为不愿意屈尊于李陵这个小将下，于是心怀不满，因此在李陵深入腹地被匈奴包围之后不久，路博德并没有很快地给予李陵支援，这使得李陵陷入了孤军奋战的境地。最后，李陵在与匈奴大部队的作战中失败了，并且李陵本人也被匈奴给俘虏了。那么，整个李陵部队兵败被俘的消息传到汉武帝这里之后，汉武帝非常生气。

而这个时候，所有汉朝上下群臣，都说这是李陵的过错，把所有的这仗的失败归结于李陵一个人的身上。这个时候，汉武帝就询问当时身为太史令司马迁的意见。司马迁就说：李陵这个人是非常孝顺的一个人，并且他和人交往很讲究诚信，常常能够奋不顾身，以身殉国。从他平素所表现的作风而言，可以说他是有国士之风的。今天，因为李陵的这次失败，我们全朝所有的人们，都因为要保全自己的妻子儿女，而把所有的过错推到李陵身上，这是非常值得痛心的，也是非常不公平的。那么，我认为李陵率领这不满五千人马，深入到匈奴腹地，牵制住了匈奴数万之师，使得匈奴全军大部队都集中在了与他这支部队的搏斗上。那么，李陵率领部队转战千里，粮食弹料都用尽了，最后，士兵能够赤手空拳和敌人搏斗。可以说，作为一个将领，他能够得到将士这样为他出死力，应该是一个很优秀的将领。应该说，古代的名将也不过如此了。现在，他虽然兵败了，可是，他在这一仗中所建立的功业，也是应该值得我们记住的。我认为李陵之所以在被匈奴抓去了之后，没有以身殉国，应该是想着再次有机会逃回汉朝，或者在匈奴那边得到其他的机会，能够继续为我们汉朝报效。这一番话，

当时就打动了汉武帝，那么汉武帝就决定再派出一支人马，在当时汉朝和匈奴的边境地区去，勘察李陵在匈奴这边的动静。看看是不是李陵有机会能够从匈奴的手底下逃出来。

但是得到的消息却使汉武帝非常生气，汇报的人说：单于在得到了李陵之后，对他非常重视，于是就把他的女儿嫁给了李陵做妻子。汉武帝听到这个之后，异常震怒，并且这个时候，还传回来一个消息说：李陵不仅娶了单于的女儿，并且还担任了匈奴这边的大将，率领匈奴的人马正在加紧练习，想要和汉朝进行战争，这使得汉武帝火上加油，于是汉武帝一怒之下，下令全部诛灭李陵的全族，包括李陵的妻子儿女母亲在内，所有和李陵有亲戚关系的人，都被汉武帝一怒之下诛杀了，这使得李陵完全没有回到汉朝的后路。

而同时汉武帝的气没有消失，他又把实件事牵扯到为李陵说情的司马迁头上，司马迁就因为为李陵说情，于是被判了“诬罔”罪，“迷惘”罪在当时的汉朝属于欺骗皇帝、欺瞒皇帝的非常重的罪名。那么我们说，李陵在这场事变当中，是不是冤枉，历来历史上人们众说纷纭。可以说，作为李陵本人来说，在最开始被匈奴俘虏的时候，他并没有想着，要在匈奴之地长久地待下去，他当时也想着要回到汉朝，可是汉武帝在一怒之下杀了李陵的全家，这就使得李陵最终绝了回汉朝的心思，也断了他回汉朝的后路。可以说，李陵后来为匈奴所用，终其一生都待在匈奴王庭，也是有他迫不得已的一个理由的。应该说李陵最后的悲剧，和他的性格有关，也和汉武帝在一怒之下做出一个冲动有关。

而司马迁在这其中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应该说司马迁本人和李陵的个人关系，并不算非常深厚。那为什么司马迁要力排众议，为李陵说话呢？这就和司马迁本人在担任太史令之后，一心想建功立业，辅佐汉武帝成就大业的心情有关。司马迁在回顾往事的时候曾经说，自己当时担任太史令之后，就“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务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这个时候，司马迁在担任太史令之后，他一方面也不和他的朋友交往，不去每天吃喝玩乐，也不每天顾及家里的事情，他这个时候所想的，都是希望汉武帝能够认识到他的才能，重用他，使他自己在一代帝王下面，干出一番事业。所以，司马迁当时力排众议为李陵说话，心里还有一个愿望，就希望他一番与众不同的话语，使汉武帝更加重视他，更加地注意他。因此，可以说，司马迁受到牵连，被判“诬罔”罪，并完全是一个冤案，这有司马迁个人的考虑在里面。所以，司马迁在后来回忆整个“李陵之案”，他受到牵连这件事的时候，他也并没有说自己是冤枉的，他只是说，所谓的“明主不晓”，汉武帝没有能够了解知晓他的心意。而司马迁被判的“诬罔”罪，其实在当时汉朝，我们刚才说了是一个非常重的罪。

他是属于欺瞒皇上的一个死罪，但司马迁最后所受的是宫刑，并不是死刑，这其中其实

是司马迁自请改刑的一个结果。司马迁自己请求把他的死刑改为宫刑。按照当时汉代的法律，如果受刑的人，自己请求改刑，交纳一定的钱，并且获得皇帝的同意之后，是可以把死刑改为像宫刑这样的肉刑。司马迁最后由死刑变为宫刑，是一个他自请改刑的过程。司马迁自请改刑，他自己后来说得并不是很清楚。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从历史的记载中找到一些蛛丝马迹。比如司马迁在晚年写给他的朋友任安的一封信，信里面说到他当时的情形的时候说：如果他当时伏法受诛，那么他就像“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异？而世又不与能死节者比，特以为智穷罪极，不能自免，卒就死耳”。司马迁说：如果当时我认同了这个死刑判决，我伏法受诛，那么我的死就像九牛一毛一样，和蚂蚁没有什么区别，一点价值都没有。那么世上的人又不认为我是为了什么大义而死，只是认为我是真正认了罪，伏了这个法而死。所以我们从司马迁这篇诉说里可以看到，当时司马迁确实有一个被判死刑的过程，不然，他说自己伏法受诛就很没有理由，没有意义了。

另外，我们从三百多年后的另外一件事，也可以看出来司马迁自请改刑过程。在三百多年后的东汉末期，当时董卓率权，董卓的势力非常大，威胁到了汉朝王室的统治。而这个时候，汉朝的一位很有名的大臣叫王允，他就想出了一个连环计，挑拨了董卓和吕布之间的关系，最后使得吕布杀掉了董卓，这是我们在《三国演义》当中后来都非常熟悉的，王允利用貂蝉挑拨了董卓和吕布之间的关系这样一个过程。

那么在杀掉了董卓之后，当时，有一位汉朝非常有名的文学家和史学家，他叫蔡邕，他是蔡文姬的父亲，那么他因为私交和董卓比较好，于是他对董卓的死发出了叹息之声，觉得比较惋惜。这个事情，就传到了王允的耳朵里，王允就觉得蔡邕是董卓的同党，应该把蔡邕也杀掉。那这个判决下来了之后，蔡邕就请求当时的王允和汉朝统治者，他就请求能不能把他的死刑改成肉刑，免去他的死罪，使他可以戴罪继续写史、写书来弥补他的罪过。但是王允在接到蔡邕这个请求之后，就没有同意，并且他说了一段话，他说：“昔日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方今国祚中衰，神器不固，不可令佞臣执笔在幼主左右，既无益圣德，复使吾党蒙其讪议。”现在，我们正是一个王朝生死存亡的时候，所以说，不能让蔡邕这种同情董卓、同情这样佞臣的人留在皇帝身边。既无益于圣朝的统治，而且会使我们诛杀董卓党羽的这些人遭受到他的攻击。

他举的例子是当时汉武帝没有杀司马迁，那么最后就使得司马迁做了一个谤书流传后世。这里所说的“谤书”，其实我们所说的《史记》。后来的人在一定的时间段里，把它认为成是一部谴责和批判汉武帝的一部著作，认为是司马迁出于对汉武帝个人得恩怨，对汉武帝的诽谤，因为把它称为“谤书”。那么我们看王允所说的例子里面，就用汉武帝和司马迁来

比现在的蔡邕和当时的汉朝皇帝所处的情况。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司马迁也有一个被判死刑，最后自请改刑，最后受到的汉武帝的同意这样的过程。

那么，司马迁的自请改刑，其实在当时已经为很多人所不理解，有人认为，司马迁是贪生怕死，所以说，才遭受了这样的奇耻大辱的宫刑，但是就不愿意接受死刑。是不是司马迁真的是这样贪生怕死的人？其实，这是和司马迁他个人所拥有的一种非常独特，或者是说在他生死之际他悟到一个对后世影响深远的“生死观”是有关的。

司马迁认为：人固有一死，但是，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于所趋异也。每个人都会死，但是，有的时候，这个死是重于泰山的，但是，有的时候，它是轻于鸿毛的。只是看你为什么而死，为了什么样的事情，为了什么样的利益，为了什么人而死。那么，这个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也被后来毛泽东在纪念张思德的时候所引用，成为了我们现在仍然耳熟能详的一句话。司马迁所提出的影响深远的“生死观”应该说对中国的文化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司马迁之所以提出这样的“生死观”，是因为他认为，他如果现在死了，他的死是轻于鸿毛的，为什么他不能死？因为他心心念念的要完全这部史学巨著还没有完成——《史记》。

所以，同样是写给任安的信里面，司马迁就说：如果只要我完成了这部书，那么藏之名山，传之后世，那么我受的这种耻辱，虽然让我常常感到有万箭穿心之痛，但是，我也不会后悔，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件对我人生最重要的事。那么，司马迁是在这样忍辱负重的情况下，继续地写书。

最终，到了征和二年（公元前的91年），《史记》基本完稿，但是到后来，又有不断地修订。一直到司马迁去世前，他仍然在不停地修订《史记》这本书。可以说，《史记》成了司马迁最后的精神支柱，成为了他人生最后的精神归宿。司马迁在《史记》的这部书里，寄托了他非常多的理想和信念，同时，他也开创出了中国文化许多的传统。这些传统，一直为后世的人所不断地沿用。

二、《史记》的文化史观

这里面非常重要的是《史记》所表现出来的一种文化史观念。《史记》的文化史的观念突出的一个表现是，司马迁在《史记》当中，把孔子列入了《世家》，这样的一种体例。世家是在《史记》当中，记载这种诸侯王，这种世袭王侯的他们的身家，他们的事例，他们的人生的这样一种传记。但是孔子作为一介布衣，司马迁却把他列入了《世家》之中，这是有司马迁自己的考虑的。

历史与史记篇二：关于史记的历史和文学意义

史记读后感

在两千多年前，继《诗经》、《楚辞》之后，出现了又一部伟大的散文著作——《史记》。细细品读《史记》，众多人物跃然纸上，翻看《史记》，不知怎么，心中常有一种感动，仿若穿越了时空的界限，将那些在历史上投下或多或少身影的人，投射到心中，依稀中那个时代的夕阳残血就在眼前。司马迁笔下的人物，经历无数春夏秋冬，读后仿佛能够抚摸到每个生命个体的体温，洞察人物的悲伤与喜悦，憧憬与彷徨。它可以说是“文学的历史”，因为它是一部成功的史书，同时也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

司马迁是一个在历史写作上有抱负的人，他在幼年时随父亲司马谈到了京都，从小他便计划写一部系统完整的史书，他于二十岁时开始远游，探访古迹、搜求传说、积累史料，足迹遍布全国。父亲司马谈临终时将记史的使命交给他，其父遗命对司马迁起了很大的作用，有句话就说“父作子述，其勤至矣！”

司马迁为人忠贞耿直、光明磊落，由于为了李陵做辩解而遭受了腐刑，这对一般士大夫来讲可谓奇耻大辱，而他隐忍苟活，只为完成《史记》，只因“恨私心有所不尽”。

《史记》全书用了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组成，这种体例把有史以来到汉武帝为止数千年的中华民族的历史活动，生动的记载了下来。他把在年轻时候远游中掌握的巨量史料、遗闻典故，去伪存真，恰当的运用，并与他深博的学识、实践的经验很好的结合起来，打造了这样一本在史学、文学上都有着超高成就的著作。

在我看来，史记之所以精彩，其人物之所以丰满多姿，与司马迁摆脱当时的儒家思想限制有很大关系。他所传述的人物，不仅仅为诸侯、贵族，也赞颂了社

会稍微下层的人物。他爱憎分明，不怕得罪王权被后人所批，敢于披露自己的观点。

例如《史记》中的《李将军列传》，以李广一生善射却又难以封侯作为重点，写尽了他一生的悲凉。李广一生没有什么杰出的战功，而司马迁在他身上缺倾注了无比的仰慕和追思，对当时的用人制度与对皇帝的不满进行了批判宣泄。

又如项羽，仅一诸侯，司马迁却以帝王视之，把项羽列为本纪。把项羽的死描述的悲壮气势磅礴，赋予了项羽无比的人格魅力，一个泰山般的身影跃然纸上。

司马迁对于历史人物的看法都有他自己的看法，不人云亦云，且又都符合实际情况，经得住历史的考验。

有些文章又非常感人，将人物描写的栩栩如生，《屈原列传》，同样是在表达司马迁个人的愤懑，他与屈原一样的才华横溢、品德高尚，对屈原的肯定，也是表达他自身的一种坚持与信仰。屈原在流放异地时仍然心寄怀王的那种忠贞与坚守都在他们的对话中表达的淋漓尽致。

在《刺客列传》中，有一段印象非常深，“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征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为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羽声慷慨，士皆瞩目，发尽上指冠。于是荆轲就车而去，终已不顾。”座中衣冠均似雪，易水边，剑客与琴师只是对饮，西风吹过，壮士一去再难复返。放下酒杯，就车而去，只闻高渐离凄凉的琴音。这种悲凉，让人沉浸当中，为之惋惜。

读罢《史记》，恍惚间好像刚从几千年前的华夏神游回来，我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句子来形容《史记》，它确实是有生命的，它的生命中所承载的，太多太多。

历史与史记篇三：浅谈《史记》的价值意义

浅谈《史记》的价值意义

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司马迁深刻认识到这一点，不断激励自己，才有了《史记》的横空出世。在刑不上士大夫的西汉时期，士人被处以宫刑乃奇耻大辱，生不如此，但司马迁为了完成父亲之遗愿，忍辱负重，终究苦心人、天不负，完成了《史记》的宏伟篇章。近人梁启超赞其为“千古之绝作”，鲁迅誉其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足见《史记》的巨大价值和深远意义。

《史记》，又称《太史公》传，创造了上起黄帝、下迄汉武帝三千年的通史，把历史撰述从一个狭小的天地引向了广阔无垠的大千世界。《史记》内容系统而丰富，全书包括本纪、表、书、世家和列传，共计130篇，52万多字，无论从内容和分量上看，都是我国第一部空前未有的纪传体通史巨著。

《史记》，正如司马迁自己所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一部至真至美的文学著作。虽然文中带有司马迁个人的主观臆断，但司马迁乃至情至性之人，绝非世俗谄媚之属，不虚美，不隐恶。因此其文章体现的是一种真善美的追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史记》以创造社会文明的主体——人为中心记载历史，具体生动地反映了中华文明的进程。中华文明是在中华民族为了生存、发展而不懈努力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其文明成果则是中华民族全体成员特别是众多杰出人物共同创造的结晶。因此，对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的人物的记载，是纪录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不可或缺的内容。《史记》所创纪传体,就是以人物为中心。其五种体例，本纪、世家、列传基本是人物的专篇，而表与书也反映了大量人物的事迹和活动。而且《史记》所写人物涉及面很广，上至帝王将相、皇亲国戚、文武大臣，下至学者、平民、商人、妇女、游侠、医生、卜者、倡优，以及农民起义领袖等，凡是活动在从黄帝到汉武帝这三千年的历史大舞台上的各种各类、各行各业的代表人物，都有详细且真实地记载。这就为全方位地研究社会文明的进步，提供了大量具体而生动的资料，奠定了十分厚实的基础。

《史记》真实系统地记载了古代社会的生产活动和经济发展。人类文明史，是从解决自身的衣、食、住、行开始的，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的每一项创造，都是文明进步的成果。司马迁之前虽然也有许多学者谈及经济问题，但是较为系统地记载社会经济史的专篇，则是由《史记》首创的。其中《平准书》和《货殖列传》最为典型，记载经济概况和活动最为具体

详细，两者紧密联系，互为表里，从纵横两个方面真实地反映了古代社会经济活动情况，为我们了解古代社会历史提供了宝贵的可靠资料。

《史记》奠定了中华民族大一统的历史观，这是它至美的一个方面。中华民族是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大家庭，如何处理好民族之间的关系，不仅是历代统治阶级需要慎重考虑和解决的问题，而且也是历来史学家们需要认真考虑和不可回避的问题。在《史记》之前的众多中国古代典籍中，虽然也不乏对少数民族的记载，但只不过是只言片语，缺乏系统性和完整性，而且受儒家思想严重，“夷夏之辨”之说盛行。然而司马迁以其卓越的见识、宽广的胸怀，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第一次系统地记载了中国境内各民族的历史。《史记》开卷为《五帝本纪》，塑造了人文始祖黄帝统一部落、草创国家的生动形象，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中华民族不断壮大，各民族互相融合，远方殊俗日益统一，这样一条叙史红线贯穿在《史记》全书中。虽然司马迁关于各民族皆为黄帝子孙的说法有值得商榷之处，但他第一次打破了种别域殊的内外界限，破除了以华夏为中心的大汉族主义，视各民族为统一不可分的整体，揭示了春秋战国频繁的兼并战争，使各民族不断融合并实中华民族大一统的政治趋势。司马迁提出的各民族皆为黄帝子孙的观点，奠定了中华民族大一统的历史观，对形成共同的民族心理素质和民族精神，加强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产生了深远而巨大的影响。

司马迁本着一颗至真至美的心，既不溢美，也不苛求，似一位极其出色的画家，以他那十分传神的画笔，为我们勾画出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画像；又像一位善于捕捉瞬间的雕塑家，以他那锋利的刻刀，为我们塑造了一个个风采各异的雕像。在《史记》中，我们看到的是司马迁求真务实的精神，看不到“誉者或过其失，毁者或损其真”形而上学的做法。这也是《史记》能够成为举世闻名的信史的最大原因。

总而言之，《史记》全面地叙述了我国上古至汉初三千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多方面的历史发展，是中国古代历史的伟大总结。它是我国文学史上的一座巍峨的丰碑，具有深刻的价值意义，对中国乃至世界产生了深远影响。

院系：汉语言文学 姓名：颜潇洒 学号：20070101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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