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史记
发布时间:2017-01-19 来源: 历史回眸 点击： 
历史史记篇一：关于史记的历史和文学意义
史记读后感
在两千多年前，继《诗经》、《楚辞》之后，出现了又一部伟大的散文著作——《史记》。细细品读《史记》，众多人物跃然纸上，翻看《史记》，不知怎么，心中常有一种感动，仿若穿越了时空的界限，将那些在历史上投下或多或少身影的人，投射到心中，依稀中那个时代的夕阳残血就在眼前。司马迁笔下的人物，经历无数春夏秋冬，读后仿佛能够抚摸到每个生命个体的体温，洞察人物的悲伤与喜悦，憧憬与彷徨。它可以说是“文学的历史”，因为它是一部成功的史书，同时也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
司马迁是一个在历史写作上有抱负的人，他在幼年时随父亲司马谈到了京都，从小他便计划写一部系统完整的史书，他于二十岁时开始远游，探访古迹、搜求传说、积累史料，足迹遍布全国。父亲司马谈临终时将记史的使命交给他，其父遗命对司马迁起了很大的作用，有句话就说“父作子述，其勤至矣！”
司马迁为人忠贞耿直、光明磊落，由于为了李陵做辩解而遭受了腐刑，这对一般士大夫来讲可谓奇耻大辱，而他隐忍苟活，只为完成《史记》，只因“恨私心有所不尽”。
《史记》全书用了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组成，这种体例把有史以来到汉武帝为止数千年的中华民族的历史活动，生动的记载了下来。他把在年轻时候远游中掌握的巨量史料、遗闻典故，去伪存真，恰当的运用，并与他深博的学识、实践的经验很好的结合起来，打造了这样一本在史学、文学上都有着超高成就的著作。
在我看来，史记之所以精彩，其人物之所以丰满多姿，与司马迁摆脱当时的儒家思想限制有很大关系。他所传述的人物，不仅仅为诸侯、贵族，也赞颂了社
会稍微下层的人物。他爱憎分明，不怕得罪王权被后人所批，敢于披露自己的观点。
例如《史记》中的《李将军列传》，以李广一生善射却又难以封侯作为重点，写尽了他一生的悲凉。李广一生没有什么杰出的战功，而司马迁在他身上缺倾注了无比的仰慕和追思，对当时的用人制度与对皇帝的不满进行了批判宣泄。
又如项羽，仅一诸侯，司马迁却以帝王视之，把项羽列为本纪。把项羽的死描述的悲壮气势磅礴，赋予了项羽无比的人格魅力，一个泰山般的身影跃然纸上。
司马迁对于历史人物的看法都有他自己的看法，不人云亦云，且又都符合实际情况，经得住历史的考验。
有些文章又非常感人，将人物描写的栩栩如生，《屈原列传》，同样是在表达司马迁个人的愤懑，他与屈原一样的才华横溢、品德高尚，对屈原的肯定，也是表达他自身的一种坚持与信仰。屈原在流放异地时仍然心寄怀王的那种忠贞与坚守都在他们的对话中表达的淋漓尽致。
在《刺客列传》中，有一段印象非常深，“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征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为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羽声慷慨，士皆瞩目，发尽上指冠。于是荆轲就车而去，终已不顾。”座中衣冠均似雪，易水边，剑客与琴师只是对饮，西风吹过，壮士一去再难复返。放下酒杯，就车而去，只闻高渐离凄凉的琴音。这种悲凉，让人沉浸当中，为之惋惜。
读罢《史记》，恍惚间好像刚从几千年前的华夏神游回来，我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句子来形容《史记》，它确实是有生命的，它的生命中所承载的，太多太多。
历史史记篇二：史记——古老的中国记忆
《史记》——古老的中国记忆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识，记载了从传说中的黄帝到汉武帝时期三千年的历史。全书共一百三十篇，包括本纪十二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表十篇，书八篇。记录了帝王，诸侯，人臣和社会知名人士等的历史事迹，以及礼乐，音律，天文，历法，封禅，水利和财用等各方面的内容。《史记》既是一本“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书，又是一本“无韵之离骚”的优秀文学作品。西汉刘向等人都认为此书“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
我翻看《史记》时，晦涩的古文和时代的隔阂都不能阻挡我对这本书的热情阅读。每次我在细细品味《史记》后都能大受裨益，有所收获。在我一页页地翻动这本书时，三千的中国历史就被我一览无余了，《史记》其书真正做到了一书一世界，一字一历史！司马迁老先生将三千年的中国历史写进了一本小小的书中。因此我们在阅读《史记》时不仅仅是在看一本文学和史学作品，还是在触摸古老的中国记忆。这种古老的记忆正是中国人斩不断的根，是中国人永不散的魂，是炎黄子孙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动力源泉。所有的中国人都应该感到庆幸，司马迁老先生为我们完整地保存留了这三千年的历史记忆。
在《史记》中记录了许多中华民族经典的历史故事，这些历史故事在司马迁老先生的描写之下，情节曲折生动，人物呼之欲出，让一幕幕的历史场景仿佛就发生在我们的眼前一样。其中就有我印象极为深刻的《鸿门宴》这个历史故事。《鸿门宴》这个历史事件发生在公元前206年，这是刘邦和项羽在推翻秦帝国之后为争夺农民起义军胜利果实而进行的第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在双方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刘邦冒险到项羽的营地骗取项羽的信任，经过艰难曲折的斗争，终于脱险回到营地。故事描述了刘邦变被动为主动，化劣势为优势的过程。文章故事情节完整，情节跌宕起伏，人物栩栩如生，语言精当，文字传神。并从《鸿门宴》中流传出了“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和“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等流传千古的谚语。《史记》的文学底蕴不可谓之不高。
《史记》作为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阅读它可以丰富我们的精神生活，陶冶我们的人格情操；《史记》作为一部伟大的史学传记，阅读它可以让我们更深刻地去了解中国和中华民族遥远的过去，去了解我们的祖先创造过的灿烂文化和悠久历史，去了解中国人的文明传承和血脉根源。读过《史记》，触摸过最古老的中国记忆，我们才知道什么叫中国，什么叫中华民族！
历史史记篇三：《史记》的史笔和文笔
《史记》的史笔和文笔
王殿豪 2013201088
摘要
作为二十四史中的第一部史籍，《史记》既是一部严谨的历史著作，又是一部富于激情的文学作品。堪称历史与文学相互结合的典范。被鲁迅先生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其中的文法与笔法被后人称赞。史笔如铁，故《史记》中对于史实的记录应当是准确的，但因其记录了从三皇五帝到汉武帝元府元年，较长的时间跨度导致过往史实记录的不准确。而司马迁在这些并不确定的史实上采取了以文笔记史的方法。《史记》中的个中曲直，可以通过对于文笔与史笔的分析，得到解读。
关键词
史笔 文笔
关于史笔和文笔，学术界有讨论，而如何区别界定则是一个难点问题。有人定义为“史笔指用抽象的、概括性语言，作说明性、陈述性的叙述，它诉诸人的理性，要人明白，理解就好；而文笔指用具体的、形象性的语言，作呈现性、直观性的刻画描写，它诉诸人的感性思维，不只要人知道、明白，而且要给人以感染。”
一、.史笔
作为一部史书，《史记》应当是轻文笔，重史笔。《史记》的史笔有以下特点：
1.重考信，不偏信。
2.秉笔直书，不虚美，不隐恶。
3.广泛的还原历史。
《史记》作为史书，最可贵之处首先就在于它的史笔之“直”。敢于秉笔直书，就是非常棘手的问题也在所不辞，这是司马迁值得称道的治史精神。如《酷吏列传》，司马迁就敢于揭露酷吏的胡作非为、草菅人命，并且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当朝的最高统治者。“上所欲挤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释者，久系待问”，对于酷吏们的胆大妄为，司马迁指出其背后的主使与靠山均是当朝皇帝（汉武帝）。司马迁对他们的揭露，毫不留情，甚至痛快淋漓。就《史记》很多篇章而言，不论是批判还是歌颂，司马迁都是忠实于历史，以直书为主，能给人一个个清清楚楚的历史事实。唯其如此，才赢得“信史”之誉。
《史记》明确的反对“誉之者或过其实，毁之者或失其真”的做法。这是其在追求评论的中立性，其对于善恶、好坏的批判性可以通过整部书的文字中体现出来。司马迁对于史记笔法真实性追求的的第一个表现在于在有主观评价与判断的同时，尽可能的减少《史记》中的主观看法，尽量减少个人偏好的同时，对历史人物进行中立评判。
例如其在《项羽本纪》中对于项羽的评价。以本纪之格，应是历代帝王之属。而项羽客观上可以讲是斗争的失败者，在历史上也不应该归属于一代帝王。司马迁将其列入本纪之中，可见其对于项羽的推崇心理。在评价之中，司马迁以极大的热情和强烈的热爱记述了项羽的伟业（“羽非有尺寸,乘势起陇亩之中, 三年, 遂将五诸侯灭秦, 分裂天下, 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项羽本纪》），而对于项羽的狂妄自大，好武好杀的特点也进行了深刻的批判（“ 西屠咸阳, 杀秦降王子婴, 烧秦宫室, 收其货宝妇女而东”“ 富贵不归故乡, 如衣绣夜行, 谁知之者”）。善恶、利弊的评论，虽然带着一些司马迁的主观看法，但其中立的角度，不偏不私的公正态度。使得后人对《史记》的准确性真实性均有较高评价。即使是对他颇有微词，说他
“是非颇谬于圣人”的班固，也不得不说：“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史记》作为历史的记录，必须真有其人，实有其事。能否最大限度的再现历史，是评价史书的最基本标准。作为中国第一部正史，《史记》中史笔的实录精神堪称典范。
二、文笔
追求史实的前提下，文笔的存在应该是矛盾的。文笔即有夸张想象的成分，其文笔应当是其文学性，是对于史笔而言，是对于历史细节的加工以及合理想象，“加工”是《史记》文笔的主要特点。其文笔的主要功能有：
1.以小见大，预示人物性格的发展趋势，为结局打下伏笔
2.画龙点睛，突出人物的主要性格
3.渲染气氛，烘托人物情感
关于文笔，从广义角度看，达到布局谋篇，小到遣词造句，与写作相关的每一项技巧均属于文笔范围。其主要作用在于修饰，在于丰富人物性格。所谓历史，就是发生过的事，与是事情发生的人。司马迁运用大量的文笔，为《史记》增光添彩，其鲜活的人物形象塑造，也是使得其受到高度评价的一大原因。
司马迁在《史记》中的撰述一方面是“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史记·留侯世家》）在写作时精心选取材料，突出人物的主要性格特征。另一方面又是上至黄帝，下至汉武，数千年事，无不记载。一部跨越近三千年的历史宏篇。其在于详略、虚实上有许多独特的处理方法。
《史记》的文笔应用主要在于对于人物的塑造。在人物塑造中运用了一下三个手段。我们仍以篇幅较长的《项羽本纪》为例，分析司马迁刻画人物的方式。
1.选取主要事件，突出人物主要性格。
通过几件事情反映出当时的史实与人物。《项羽本纪》中主要写了巨鹿之战、鸿门宴、垓下之围。这三件事，反映了项羽创造辉煌、抉择失误、走向末路的人生三部曲，展示了秦亡汉兴的历史脉络，也写出了悲剧英雄项羽叱咤风云、英勇善战、胸无城府、不善权谋、迷信武力、至死不悟等主要性格特征。选择重大历史事件写人，既能使人物形象突出，又能与历史完美结合。
2.利用尖锐的矛盾刻画人物。
《项羽本纪》中矛盾冲突最为激烈的一个部分当属于“鸿门宴”，而在鸿门宴中通过矛盾冲突营造出不同的气氛，而在紧张的气氛中，人物的抉择与反应又反过来刻画出人物的性格。这一部分中有项羽与刘邦咸阳争主的矛盾，项羽与樊哙卮酒彘肩的矛盾，项庄与项伯庭中舞剑的矛盾，范增与项羽掷杯为号的矛盾，张良与刘邦假厕回营的矛盾。
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不仅写活了项羽，而且也写出了刘邦的老练权变、善使手段，张良的沉着冷静、察颜观色，樊哙的忠勇无畏、善于言辩，范增的阴险狠毒、脾气暴躁等，显而易见，这种写法又能在一件事中写许多人物，达到一石数鸟的艺术效果。
3.通过典型化的细节写人
司马迁写人物，除了抓住人物一生中的重大事件进行浓墨重彩的渲染外，还注意用生动，典型化的细节刻划人物，使人物形象活灵活现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例如关于项羽“目生重瞳”的细节描写：“项王令壮士出挑战。汉有善骑射者楼烦，楚挑战三合，楼烦辄射杀之。项王大怒，乃自被甲持戟挑战。楼烦欲射之，项王瞋目叱之，楼烦目不敢视，手不敢发，遂走还入壁，不敢复出。”
在《项羽本记》中关于项羽瞋目镇敌的细节描写，最能表现这位英雄豪杰叱咤风云的威势和气概。而纵观《史记》全本，每篇每章，但凡有人物则有人物描写，点滴细节刻画出百态人物。这就是其文笔上将人物典型化个性化的特点。
4.借助个性化语言写人
语言上的差别按照文法来讲可以归入人物描写之中，也可作为之前所述的典型化的细节中的一部分，但单独将其摘出作为《史记》文笔的一个特点，是出于《史记》一部史书，能够以独特的语言，每个人不同的语言风格，刻画出鲜活的人物形象。这一文学性极强的特点，是之后史书所学或说所不及的。
斋藤正谦说司马迁所写人物：“才一出语，乃觉口气各不同。《高祖本纪》，见其宽仁之气，动于纸上。《项羽本纪》，觉喑恶叱咤来薄人。读一部《史记》，如直接当时人，亲睹其事，亲闻其语，使人乍喜乍愕，乍惧乍泣，不能自止。是子长叙事入神处。”
5.用谣谚写人
司马迁所著《史记》，韩愈称之为“雄深雅健”，苏辙认为“其文疏荡，颇有奇气”，较为准确地概括出《史记》的风格特点。而文中司马迁多处引由歌谣、俚谚，融合在叙事议论之中，挥洒自如，用于刻划人物、说理记事，妙趣横生，寓意透辟，使读者恍睹其容，恍闻其曲，形成《史记》另一道别致而亮丽的风景线。
如《项羽本记》中叙述垓下之围：
项王军壁垓下，兵少食尽，汉军及诸侯兵围之数重。夜间汉军四面皆楚歌，项王乃大惊曰：“汉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项王则夜起，饮帐中。有美人名虞，常幸从；骏马名骓，常骑之。于是项王乃悲歌慷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数阕，美人和之。项王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
司马迁用《垓下歌》作为项羽英雄末路垓下之围的序曲，将楚歌原本具有悲凉慷慨之韵，揉以项羽叱咤风云、而最终以悲剧作结的一生，抒写了英雄末路之悲与儿女情长不免英雄气短的一面，呜咽悲慨，凄凉动人。同时，这首《垓下歌》也传达了项羽的千载不平之愤。
综上，文笔是《史记》文学性的一种体现，主要是为了描写人物性格，刻画人物形象。通过人物，记录史实。尽管其中含有不少的想象以及虚构成分，但因其处在文笔的层次上，难以避免。但《史记》还是较为准确的记载了历史人物与事件。其追求准确的“史笔”与追求文学的“文笔”，其二者关系，我们还将在后文讨论。
三、史笔与文笔
司马迁写《史记》时而用史笔，时而用文笔，两种思维方式交替而用，往往在不显山露水中成为有机的整体。之所以如此，一是由于受先秦以来“文史哲”不分的传统影响，二是司马迁本人集史家与文学家于一身，生性又好猎奇，写起《史记》来自然就有了文笔与史笔的融合。而这样的写作在增强文学性的同时也就增强了可读性，增强了吸引力。
至于为何在史书里用到文笔这种并不准确的写作手段，是由于有些事情并不能够完全确认事实，司马迁用了文笔的方式，将其甚至有些故事化，告诉给后人。另一方面，文笔具有一定的引申义，即言外之意。在当时不可以说，或者不敢说的事情，司马迁也用了文笔处理。
是司马迁认为证据确凿的，就敢于秉笔直书；有争议的，难于定论又不得不表达自己意见的，便用隐约的笔法加以暗示。如《酷吏列传》里所记的全然是事实，就可以直书无碍；韩信的被杀是统治者秘而不宣的阴谋，就只能用隐曲的文笔加以暗示。
在《史记》中，十表八书均是运用史笔的手
《史记》虽为史书，但其本身[1]已经超越了史书的作用，不仅做到了记史之信，也做到了记史之雅。我们可以将《史记》与其之前的其他史书做一对比，以《左传》为例，同时对于“赵氏孤儿”一事的记载，《左传》只是简单记录了时间地点事件。而在《史记·赵世家》中则记载了程婴、公孙杵臼、屠岸贾等一系列人物的特点与性格。完全是把历史上的这一段故事还原给后人。虽然在细节上《左传》与《史记》有一些出入，但总体史实没有太大差别。但《史记》的文学性远远高于《左传》。本来左传中的史实到司马迁的《史记》中其实已经变成了史学文学，已经是在通过历史题材改编加工成具有教化意义的史学性质的文学了。《左传》中只有赤裸裸的征战流血权利才能得到名利的乱世真理在史记中就成了儒家“忠”与“义”的道德操守。我们不得不说这是司马迁的创举，也是《史记》带给后人的一种反思。
史笔与文笔，史记中不能分开的部分，也正是这虚虚实实的结合，将历史还原的那么真实那么有血有肉。如果说《史记》的史笔记录着汉武以前三千年里的兴兴衰衰点点滴滴，那么《史记》的文笔，则是警醒着汉武后两千年的事理人心。
参考文献
[ 1]《史记通论》，韩兆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史记评林》，凌稚隆，天津古籍出版社
[3]《史记研究》，张大可，商务印书馆
[4]《史笔贵直文笔贵曲———<史记>艺术探微之一》,范璠
[5]《史记选注汇评》 韩兆琦,中州古籍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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