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光灿烂

　　那个年代，考上大学就是一步登天，家乡最漂亮的姑娘变得唾手可得，他也终于如愿以偿。最初的爱慕纯净热烈，得到后已是伤痕累累。边地青年的赤子之心被摧毁，那青春的挽歌即将唱起，妥协和卑微的人生已然开始。
　　
　　一
　　我是1978年考上大学的。这一年全国有许多人都考上了。光是下野地镇就有二十多个人考上了。再说了，我考上的又不是什么名牌大学，只是省城的一所师范学院，确实不值得说。可我还是很高兴，因为这以前，我看上了两个姑娘，人家都不愿意当我的女朋友。成了大学生，再找女朋友，就不会那么难了。再就是考上大学前，我是小镇中学的代课老师，随时都有可能不让我代了，把我赶回到田地里干活儿。考上了大学，就不一样了，就会由国家来分配工作，得到一个吃穿不愁的铁饭碗。
　　尽管考上的只是个普通的师范院校，可对我来说，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上到了小学四年级就赶上了“文革”，一直到1975年高中毕业，就没有好好上过课。恢复高考时只能考文科。只是文科的五门课，有三门从来没有见过课本是什么样的。政治课就是读报纸学习领袖的最高指示。历史课和地理课干脆就直接取消了。也是仗着作文写得还行，还因为学校极其缺乏师资，被借来临时救急让我去教初一的语文。我当代课老师后的第二年恢复高考，1977年不知高考为何物去凑了个热闹。落榜后痛定思痛，再加上恋爱受挫后激发的志气，以及来自生存的压力，让我不再胡思乱想，只能闷着头复习了三百天左右，终于以超过录取线二十分的成绩被录取。
　　所以当我迎着九月金色的阳光，走进位于省城光明路上的师范学院时，也和那些走进北大清华的时代骄子们一样，一脸的春风得意。这时的我已经二十二周岁了。
　　关于大学课堂上的事，我不想说得太多。有一句话大家都知道，说中国的大学考上难，上起来不难。也就是说，拿到通知书不容易，拿到毕业证书很容易。可以说，只要你不是自己故意不想拿，你就一定可以拿到。所以有不少人就不把学业太当回事，更不会把时间花费在专业课上。我就是这不少人中的一个。
　　不想说的另一个原因，是我学的专业不是我想学的。填志愿时我填的是中文，可能是看我政治考的分数高，就把我分到了政治系。我是要当语文老师的（让我去当代课老师，就是因为我作文写得好），不让学中文而让我学政治，实在是严重挫伤了我的学习积极性。
　　去打听过是不是可以从政治系换到中文系，话刚一出口就遭到了辅导员严厉拒绝：“你就是退学回家，也不会让你换系换专业。”无可奈何的我只好仍然坐在政治系的教室里，可我身在心不在。在我的专业教科书的下面，永远都会压着一本和文学相关的书（大多是西方的经典名著），用来对付那些没有意思的课程。
　　不好好上课，不等于是在虚度。大学里真正有意思的事，都不会发生在课堂上。真正的熏陶来自校园的氛围，细雨润物中让身心发育成长。我和几个同学搞了个文学社，隔几天就会凑在一起谈读过的书，聊一些刚刚发生的社会事件，发表着对国家和世界的看法。什么对越反击战啦，什么中美关系正常化啦，什么包产到户啦，什么给右派平反啦，什么真理的标准啦，什么伤痕文学啦，什么朦胧诗啦，什么北京民主墙啦，都是我们热烈议论的话题。
　　没有什么不敢说的，说了什么都不用担心会受惩罚。因言获罪的时代真的已经过去。关于五年前小镇上有一个中年妇女因言获罪被枪决行刑的场面，虽然还在我的脑海里没有消失，但不再让我有一点恐惧感。尤其是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让每个人都相信自己登上了一艘巨轮，经历了那么多的曲折和风浪后，它正在拨乱反正冲破禁区驶向光明的未来。我满怀对祖国的忠诚，成了一个为了真理什么都敢说的青年学生。不是我胆子大，是社会环境不同了。要是让时间再往回退上几年，有些话是打死我都不敢说的。
　　光是敢说还不行，还要说得有道理才行。远离专业课后，省出的时间，让我读了许多别的书（比如说康德、黑格尔、尼采、弗洛伊德、萨特、加缪、杜拉斯等一批西方现代哲学家文学家的著作）。在下野地小镇二十二年我读过的书全部加起来，也不过五十本（其中还有一大半都是没有思想艺术价值的）。不是不爱读书，是真的没有书读（大部分的书不是被烧了就是被禁了）。而在大学里一个学期读过的书都有上百本。读书多，知道得就多。知道得多，就会明白是非。这让我在面对任何问题时，总是会有自己的看法。我成了各种辩论会上的主角。当过语文老師的经历，让我的口舌总是能迅速地找到合适的词语，准确有力地说出想说的话。
　　无法面对不同观点保持沉默的态度，实际上多数时候并不会受到赞赏。容易热血沸腾的我，还不懂得在不同场合面对不同的对象，如何恰到好处地表达自己的意见。所以当听那些教授们站在讲台上高谈阔论，却又难以让人信服时，我就有点不知天高地厚地站了起来。
　　法律专业的教授说：“在我们国家政策是必须要大于法的。”
　　我就问他：“那法律的神圣如何得到保证？”
　　经济学专业的教授说：“资本主义已经腐朽，马上就要灭亡。”
　　我就问他：“那为什么欧美国家的经济还是那么繁荣？”
　　哲学专业的教授说：“看任何问题都要使用一分为二的辩证法。”
　　我就问他：“难道日本鬼子侵略中国也有正确的一面吗？”
　　没有一个教授对我这样的提问进行过鼓励。他们无一例外都对自己的权威受到挑战，表现出了不同程度的恼怒。我看出了他们的不高兴，可我一点儿也不在乎。倒是有了一种挑战权威的痛快。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可大学里的教材还是老一套，作为一个大学生有权利也有责任表示不满。
　　可我的责任感，很快就让我成了教授们不喜欢的学生。他们用另外的方式表达着对我的不满。一个教授在上课时当场把我正在读着的一本名著抢了过去。一个教授以我不认真听讲和记笔记为由让我写出书面检查。兼着系总支书记的教授说，政治系学生搞文学社是不务正业，必须马上解散。系里边唯一一台黑白电视机放在他的办公室里，大家去看日本电视剧《排球女将》，他让别的同学进，不让我进，说没地方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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