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伊思·马田的“热身”时段摄影就是关闭自己，去看他人

　　
　　北京初冬的大风里，安娜女士裹着天蓝色的毛线套袖出现了。
　　上午10点59分的三影堂，阳光透过玻璃墙，所有影子都被拉长。屋里不冷。安娜伊思·马田的作品正在这里展出。快50张银盐照片，呈现了安娜在2002至2004年间拍摄的青年地下音乐人，以及一个没有雾霾，也没有如此膨胀的北京。
　　故事和展览都从“河酒吧”开始。
　　2001年，安娜21岁，从法国交换到中国留学。夏天，她和一同来华读书的两名同学去了三里屯。
　　彼时，野孩子乐队正在台上表演，张玮玮刚刚加入乐队不久，戴着鸭舌帽坐在后排拉手风琴，那是悠扬的西北民谣，曲调不流行，不上口，“却是无可挑剔的好”。明明只稀稀拉拉几个观众，台上的人却依然忘我陶醉，安娜受到震动。表演结束，乐队告诉安娜，他们的主阵地是南街的河酒吧，有空可以来看看。安娜于是第一次去到河酒吧。
　　酒吧是野孩子开的，墙上挂着谢天姿的画。吧名为“河”，因为大家都来自西北，与黄河关系亲密。一个礼拜有五天的时间，酒吧内都会举办各种原创音乐演出。并不是每天都会来很多客人，但在有热门乐队演出的晚上，一进街口就能看见各形各色的人抱着“小青岛”聚在酒吧门口，或者探头看演出，或者聊天，或者发呆。万晓利、张玮玮、谢天笑、美好药店乐队，歌者、乐手、评论人、铁托儿……一大批贫穷却率真的年轻人聚合在这里，喝酒、聊天、唱着听着一些当时没什么市场的音乐。
　　音乐成了一个窗口，因为它无需区分中国人或外国人，“大家在想的事情就差不多”。法籍犹太人安娜在这些漂泊的“盲流”中找到了归属感，她开始每周来到河酒吧。
　　她那时已对摄影上了瘾。来中国前，安娜去上过一年半的摄影课，并从法国背来50个胶卷，那个假期，她要求自己每天拍摄一张北京主题的照片。没有迟疑，安娜的相机首先就对准了河酒吧里的众人。
　　安娜拍摄过程完全手动，不与对方交谈，也无须对方摆好姿势配合，她坚持避免一切简单粗暴。每张照片拍摄前都会有一个舒缓的铺垫：安娜跟着节奏晃晃悠悠，情绪到位，立刻低头按下快门。
　　对于摄影师来说，相机是尤为重要的。安娜的相机是借来的珍贵的徕卡M6，配上借来的珍贵的35mm定焦镜头，M6机型小巧，“它不是那种会把面部尽数遮住的数码相机”，因此能让被拍摄者放松;没有快门声，因此不会打扰需要摄影师低着头从取景器中确认成像，因此拍照姿态充满尊重;一筒胶卷只能拍12下，因此每次按下快门都无比郑重。
　　相片中的很多画面虚掉了，还有一些画面被二次曝光，有一种模糊又高级的快乐感。这样删掉细节，留下状态，是当时安娜偏爱的风格。全然不同于多年以后，她做的人像摄影，在拍摄那些时尚杂志的封面照片时，就需要许多细节来加分了。
　　就这样，安娜拍下春节聚会上放肆疯闹的众人，拍下张玮玮在黑夜屋檐下的侧影，拍下酒吧演出结束后撸了几个羊肉串的小河，拍下聚会上不知是谁伸出的一只手。
　　摄影师安娜想要讲好这个故事，她明白酒吧太小，所以她也去这些人的家，看他们排练、恋爱、生活。
　　照片和酒吧里拍的那些没有区别。你会看到小河和他的女友并排站在自家窗帘后，一人伸出一只手，看到万晓利冲着镜头大笑，而万晓利的女儿抱着猫，不看镜头。
　　每一天都是快活，新鲜，安娜与这些人成为了家人般亲密的朋友，一个精神的乌托邦搭建好了。但这场愉快的拍摄只持续了三年。
　　在非典袭来的那个人心惶惶的暑假，“河酒吧”倒闭了。随后，2003年年底，河酒吧创始人之一小索去世，在一场“告别小索”的演出后，大家渐渐散了：张俭、张玮玮相继搬去云南，在大理过上了闲云野鹤的日子;小河停止了美好药店乐队，戒烟、戒酒、信佛，做“音乐肖像”，为陌生人唱歌;安娜留在了北京，她拍摄的时间持续减少，终于停在了2006年，之后，她成为了刘烨的妻子，诺一、霓娜的母亲。
　　与相机为伴时，安娜没想过为这些作品取名，她下意识称这个系列为“他们”，直到和她一同来北京交换的两名同学先后与乐队成员结婚生子，安娜感受到，有一股力量让大家如此亲密，便将“他们”改作“我们”。
　　对于安娜伊思·马田，这个系列还远没有完成，她认为自己应该继续拍，一直拍，15年来都不该停下，然后再在30年之后把它们呈现出来——就像她的老师一样。这些年，她把“我们”仔细分类，整整齐齐码在一个盒子里。
　　直到2017，三影堂创办人、策展人、摄影师荣荣第一眼见到这些照片时被击中，“这是一组有温度的，真实的，令人感动的作品”，他对安娜说，“来吧，让我为你策展。”
　　这次展览定名为“温度”，是三影堂和策展人共同商量出来的，安娜也说不清取名的原因，“可能是他们感受到温暖了吧”。安娜喜欢这个名字，当然更多时候，她使用英文“Warm-Up”，她说这个英文词组应该理解为“热身”，“因为照片里，年轻的音乐人在为更成熟的演出排练，照片外，年轻的摄影师在为更成熟的摄影作品练习，那是我们所有人‘热身’的一段时间。”
　　安娜试着重新审视这些照片，她尝试思考，没有来过中国、没有经历过那个时期的人会怎样看待这组作品。
　　开幕现场，很多人来跟她分享感受，有人说一下想起了自己十五年前的样子，有人說仿佛找到了自己的青春，安娜觉得自己的目的达到了：其他人能够在她的作品中找到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作为纪实摄影师，安娜伊思·马田追求不让任何拍摄对象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她说，摄影就是让自我安静下来，去看别人。
　　“温度”布展现场，荣荣想要在作品中加入一张安娜工作状态的自拍，他认为这是整个展览的缘起，安娜则坚持认为她拍摄的对象才最重要，她希望自己仍然保持那个“不在场”的状态。所以最后，大家找了一个折中的方式——把那张自拍放在了一个远远的，不起眼的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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