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清川：高考加分的美国启示

　　中国目前最大的教育资源失衡，应当是地区性差异。因此，应当主要以地区性差异，辅以一些确实总体教育资源比较匮乏的民族差异，作为教育倾斜的加分条件

　　高考，对于许多人来说，是一个改变命运的旅程的开始。这句话，没有人比中国人的体验更加深刻。即便对于我们这些已经离开了高考战场许多年的人来说，关于高考的噩梦也并非稀奇。

　　于是，每年的高考都成为一场战争，不仅仅是孩子们的战争，而且是家长们的战争：除了对孩子们不眠不休的照料之外，他们必须动用一切可能的资源和方法，寻找非成绩的因素：地区加分、特长加分、三好学生加分……这其中，民族身份加分是最重要的渠道之一。于是，重庆的高考加分事件成为了越来越发酵的一个大事件。

　　我们暂且不评论这其间的是非曲直。其实，教育加分，并不是中国教育制度的特例。在美国，大学录取加分，同样是一个巨大的话题，甚至可以成为总统大选的辩论话题。

　　美国教育加分来源于1961年肯尼迪时代的《平权法案》。这个法案在总体上认可了美国少数民族，尤其是黑人的权利，正式与白人的权利平等了。而其中关于教育的问题，几乎可以说是一种矫枉过正的方法。它在其中规定，美国凡是联邦政府下属或相关的就业和教育机构，都必须向黑人倾斜，甚至保留一定的份额。

　　约翰逊总统在解释这个法案的时候指出了这个极端措施的内在含义：因为美国黑人在过往的历史中所遭受到的歧视和不平等，这种就业和教育上的倾斜，可以视为一种对于黑人的“补偿”。

　　美国人老老实实地贯彻了这样的一个法律。在极端时期，像加州大学、密歇根大学这些黑人和少数族裔比较集中的地区，甚至规定了在自己的学校中的黑人学生的比例；
密歇根大学的招收政策中，则规定给予黑人在综合评分中直接加上20%。

　　不过，此种情形并没有支撑很长的时间。1978年，美国就爆发了一场引发全国关注的官司。一个名为阿兰·贝克的学生连续两年申请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医学院被拒。而他认为，这和该医学院设定的16%少数族裔预留份额具有必然的联系，于是一纸诉状递了上去。然而吊诡的事在于：虽然层层上诉到最高法院之后，判定贝克可以进入学校，却在伦理上支持了戴维斯分校。

　　这样的官司，在1978年之后多次发生，但是最高法院却从来躲躲闪闪，要么拒绝接案子，要么就还像对待贝克案那样，支持个人，反对修改政策。不过，最高法院还是做了一些改变，也就是，在原则上仍然支持对黑人的倾斜政策，但是反对各个学校的数量化方法。也就是说：各个学校不可以出台类似于对黑人加分、或者规定黑人学生比例的方法。各个学校自己看着办吧。

　　最高法院看似暧昧的态度反应，其实是美国社会进退维谷的状态的反映：一方面人们充分认识到，尽管黑人在理论上已经处在了一个平等的地位上，但就总体而言，他们的生活条件依旧艰难，黑人聚居区的教育条件恶劣，难以培养高素质学生；
但另一个方面，这种矫枉过正的对于白人的“反向歧视”，也是他们所难以忍受的。

　　虽然按照《平权法案》的规定，只有公立学校才有义务如此，但是所有大学由于平权法案所具有的普遍性公义性质，都采取过同样的措施，其中包括哈佛、耶鲁、哥伦比亚这样的第一流私立大学。

　　现在，反对给予黑人教育照顾的团体，已经不仅仅是白人了，连黑人自身也都成为反对的主力人群之一。在他们看来，作为弱势群体的黑人，只有在公平的环境下去进行竞争，才能得到真正的、来自于心灵的平等。要改变的并不是录取政策，而更多的是教育资源的平等分配。

　　当然，无论今天双方的分歧如何演变，有两个趋势正在形成：其一，越来越多的地方和大学正在逐步取消教育照顾政策；
2003年，最高法院曾经预言，“在25年之内”，这种政策将完全没有必要；
其二，从根本上改变教育资源的分配问题。也就是说，从最初的幼儿教育到中等教育，提高黑人聚居区的教育能力。可以这么说，对于黑人的教育的提高，是一个系统工程的改造。

　　就此回观中国自身的教育加分问题，可以摸出一些端倪。当然，我们并不能照搬美国的经验。中国的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差异，其实最主要的还是聚居地区的问题。对于少数民族与汉族杂居的地方而言，教育资源的分配并无区别。但是对于聚居在偏远山区的少数民族来说，教育资源的匮乏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可是对于那些居住在偏远山区的汉族孩子来说，岂不也是如此？因此，中国目前最大的教育资源失衡，应当是地区性差异。因此，应当主要以地区性差异，辅以一些确实总体教育资源比较匮乏的民族差异，作为教育倾斜的加分条件，而不是一刀切地进行。

　　教育乃是社会公器，讲求所有人的起点平等。教育倾斜政策，必须符合这样的一个原则。而今，多少有点被滥用了。

　　原载《中国新闻周刊》2009.8.3 总第43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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