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鸣：倾斜的水杯——在华基督教忧思

　　当下的中国，处在基督教(包括新教和天主教)大幅度扩张的时代。每次下乡，都能看到有新教堂出现，在一些地方，晚清官员担忧的教堂林立的状况，已经变成了现实。据近来研究基督教的于建嵘先生告诉我，眼下新教家庭教会加上基督教三自成员，已经有1.3亿之众。如果这个数字属实，按照中国人喜欢正统的习惯，那么天主教徒应该不会少于这个规模。也就是说，现在的中国，已经有了两亿多基督徒。应该说，这两亿多教徒，主要是在改革之后，尤其是1990年代之后发展的。

　　我们知道，在1949年之前，打1844年中法黄埔条约开了教禁以后，100多年的历史，到1949年，中国的天主教徒才270万，加上几十万的新教徒，也就是300万多一点。要知道，虽然在1900年之前，中国政府对于基督教有暗中的抵制，但义和团事件过后，则走向完全的开放。官方对于基督教在华的传播，没有任何限制，对于外来的人员、资金与教团往来和公益活动，兴办医院和学校，全是绿灯，也就是说，放任他们在中国“收买人心”。在这种情况下，教会的成绩，不过尔尔。对比当时4.5亿左右的人口基数，300万教徒，不过占人口总数的千分之七弱，而现在则要占到大约20%左右。显然，现在的中国官方，对于基督教的传播，明里暗里有着诸多的限制。两相对比，出现了非常吊诡的反差。

　　在1949年之前，虽然官方对于基督教全面开放，但民间的传统乡绅势力尚在，中国的农村，基本上还是一个宗族和乡社统治的传统礼俗社会。这个社会跟儒家伦理的血肉联系，不是任何外来宗教或者强力可以轻易切断的。同时，中国的传统宗教佛教和道教，虽然在晚清到民国这个阶段已经式微，但信徒犹众，各种民间教门，在民国时期合法化，也有了一定的势力空间。因此，尽管基督教在华极力扩张，而且兴办了大量救灾赈济、医疗服务，兴办学校甚至农村改造这样的事业，扩张的幅度和速度都相当有限。来自民间社会传统的抵抗，是基督教发展的瓶颈，在中国这个具有悠久传统的国度尤其如此。

　　然而，在1949年之后，尽管基督教遭到近乎毁灭性的打击，但中国社会也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民间教门被扫荡干净，传统的佛、道两教奄奄一息。传统的乡村社会，经过土改和合作化等一系列政治运动，传统的精英被打翻在地，彻底退出历史舞台。而以精英作为基本载体的传统文化，自然也随之消亡，残存的农村礼俗，在失去精英的主导之后，只能苟延残喘。只是，在改革之前，由于强势的意识形态主导的新文化的存在，也由于城乡二元结构下，人的生活处于格子化的蜂巢社会里，社会控制力度超强，所以，基督教的传播，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人的宗教需求，已经被政治吞噬。

　　改革开放之后，意识形态和政治控制都开始放松，原来的蜂巢社会，随着社会流动而呈现瓦解之状。原来的政治信仰开始崩解，政府的社会控制也越来越力不从心，而传统又被前阶段的全能主义统治扫荡掉了，在客观上为基督教的传播，提供了绝佳的场域(扫清了场地)。加之基督教跟佛教道教比起来，其组织力和传播的效能，都要大到不可以道里计，因此，它目前的大发展是自然的。仅仅有来自政府方面的阻碍，根本不足以阻挡基督教发展的步伐，有时，这种阻碍反而成为促进力。目前，政府还在竭力阻挡基督教外部势力的渗透，但是，鉴于天主教的组织特性，这种阻碍是不可能的。即使是新教，外面的因素，也在里面应有尽有。唯一挡住了的，是基督教的公益事业，在赈灾、医疗和教育等事业上的公开开展。合法的天主教爱国委员会系统和非法的地下教会，合法的新教三自系统和非法的家庭教会，已经开始出现合流之势，基本上是地下的吞噬地上的，合法的，只剩下一个牌牌。

　　事实上，中国政府也知道，如此规模的信众，要想回到从前那种遏制状态，是根本不可能了，地下教会的存在，也已经是个公开的秘密。很多地方基层政府，对基督教的传播，也开始睁只眼闭只眼。因为教徒多，对地方治理有好处，至少上访和群体性事件会少些。但是，政府就是不肯对所谓的地下教会(包括家庭教会)放开政策，给它们合法的地位。也就是说，政府对地下教会的态度是，既无法取缔，也不予承认，任由成亿的教徒在非法状态下生存。就像一个盛满水的水杯，既不把水倒出来，也不让它立住，任由其倾斜。这个水杯很大，大到近乎一座巨大的堰塞湖，无疑，这种状况，对于政府和社会，都是相当危险的。

　　其实，晚清至庚子义和团之变前，中国政府曾经对基督教满怀忧虑，也主要是出于对国家安全的考虑。但实际上，除了极个别的传教士有过刺探军情的行为之外，那时中国的国家安全危机，没有一次是由于教会造成的。相反，义和团在得到清政府鼓励后的杀洋灭教行为，倒引发了西方十一国(俗称八国联军)的武装干涉，导致中国的国家主权大幅度流失。

　　基督教毕竟不是一个政治组织，它在世界各国的传播过程中，固然在个别国家有对政治的某种介入，但其基本的使命，只是传播教义和福音，因此，在世界上基督教系统的公益事业，是最为发达的。在1949年之前，中国的大规模赈灾，比如李提摩太等人在1876-1879年华北大旱中的救灾行动，是始于教会。至于西式医疗、教育，更是教会首倡的，连前阶段炒得很热的晏阳初和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其实教会的工作也没少做。

　　现在中国政府一方面让如此众多的教徒处于非法状态，一方面绝然禁止教会从事它们传统的公益事业，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似乎只能把这股巨大力量引向政治，逼向政治事务;同时，由于大部分基督教的信仰者得不到政府的承认，因而易于滋生异端教派，而这两点，恰恰是中国政府所最不乐意见到的。

　　来源：《凤凰周刊》2009年2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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