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中美：中国军队兵力构成的演革与发展的趋势（1949～2020）

　　中共政权是用枪杆子打出来的。中共革命本质上是一群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领导的一场农民革命。中共用土地革命为旗帜，建成了一支以农民为主体的军队，他们用“小米加步枪”的装备和“人海战术”，打败了半机械化装备的国民党军队，赢得了革命的胜利。

　　中共政权是用枪杆子打出来的。也是用枪杆子维护的。中共建国以后，长时间维持着一支人数庞大的军队，以维护一党政权。在毛泽东统治的27年间，在1950年代彭德怀元帅主持军队工作，推动国防现代化工作时曾取得卓越成绩。

　　然而，1959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因为对毛泽东推行的大跃进与人民公社急进政策提出批评而遭毛的打击，中共军队现代化的努力也因彭的去职而遭挫折。

　　“文革”末期，中共军队兵力膨胀至600余万，用邓小平的话来说：中共军队患上了“肿、散、骄、奢、惰”五病。

　　1978年12月，邓小平第三次复出掌权，通过中越边境战中中共军队暴露出缺少进行高水平的现代联合战役的能力，遂痛下军队整顿改革的决心。

　　与此同时，邓小平冷静观察国际形势后，提出了世界大战可以避免，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从而修正了毛泽东的战争不可避免论，进行了百万大裁军，并确立了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策。

　　中共军队经过邓小平时代、江泽民时代、胡锦涛时代的三代人时间的改革，特别受到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军事革命影响和两次海湾战争与科索沃战争的刺激，中共领导层与军方掀起一波又一波具有中国特色的军事革命，一次又一次更新武器装备和调整军队的战略目标，从而使中国军队的兵力结构与战斗力有了质的提升，并有急起直追美国之势。

　　（一）中国军队的兵力发展的经纬和现状

　　（1）中共建国初期的兵力（1950～1953）

　　中共建国初期，据1950年的数据，“中共全军约有540万人之多，共拥有武器装备为：各种枪200多万支（挺），各种火炮2.9万多门，坦克410辆，装甲车367辆，各种飞机159架，各种舰艇船只127艘，无线，有线通信机5万多部，工程机械800多台”。

　　这虽然具有一定的规模和水平，但是作为一个大国的正规武装力量，尚存在许多问题：“（一）步兵轻武器装备多。海军，空军和陆军重武器装备少；
（二）型制繁杂，陈旧落后。据统计，枪炮共110种，产自20多个国家，弹药供应也十分困难。”

　　显然这是一支初步掌握了热兵器技术，以农民为主体的非机械化装备的军队。

　　1950年10月朝鲜战争勃发，中共原本要裁减140万军队的计划中止，并招募新兵，使中国人民解放军，志愿军总数超过600万。1953年7月，《朝鲜停战协议》正式签署，中共立即着手精简军队机构和裁减军队。

　　1953年9月，彭德怀回国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召开第三次扩大的军委例会，由聂荣臻介绍军队员额情况：“过去3年多，复员转业了260多万人，目前全军包括今年入伍的40多万新兵，总共还有480多万，其中队列人员有422万多，非队列人员（主要包括伤病员，待分配人员，家属等）有57万多人。”

　　维持这样一支庞大人数的军队，军费成为国家财政的重大负担。其所占比例为：“1950年41%，1951年43%，1952年32%，1954年34.2%.”

　　为此，朝鲜战争刚结束，为了尽快实现工业现代化的启动，毛泽东提出“今后的军政费用在国家财政支出中不得超过30%”，并具体要求“军事系统（包括公安部队）应在整顿组织，精简机构和冗员，加强技术训练，提高部队质量的基础上，大力缩减军费开支”。彭德怀在第三次扩大的军委会上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

　　该次会议决定将现有480多万的军队总数削减至350万，在两年内实现。其精简裁减原则为：“多减步兵和机关，各特种兵在现有基础上巩固提高”，其具体要求是：“空军飞行员的训练时间要从2年延长到3年半，使每架飞机有2～3名驾驶员，力求每个驾驶员的技术水平达到全天候飞行的标资。海军、装甲兵、炮兵等部队也仿照空军的技术标准，提出自己培养训练的计划。”

　　从上述资料中可以看出，中共初建的空军，经过朝鲜战争，已成为具有现代化水准的军种。其学员基本上有高中及高中以上的文化水准，经过两年的培养，具有掌握操作苏式米格15喷气机等机型知识和能力。而其他各特种兵还处于草创阶段。至于陆军仍以原农民兵士为主体，是一支能操作热兵器，但没有文化的军队。

　　（2）中共军队现代化的第一次努力（1954～1959）

　　中共建国后，就开始要推动军事现代化。毛泽东在1950年后，多次提出：“中国人民必须建设自己强大的国防”（1949年3月24日提出——编者注。），“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建设我军为世界上第二支最优良的现代化军队。”

　　朝鲜战争后，1953年8月26日毛泽东在给创办军事工程学院的训词中说：“为了建设现代化的国防，我们的陆军，空军和海军都必须有充分的机械化的装备和设备，这一切都不能离开复杂的专门的技术。今天我们迫切需要的，就是要有大批能够掌握和驾驶技术的，并使我们的技术能够得到不断的改善和进步。”

　　由此可见，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高层已认识到军事现代化的重要，要把“小米加步枪”装备的军队建设为一支机械化武装部队。

　　当时主持中共中央军委工作的是指挥朝鲜战争的中方主帅，时任国防部长的彭德怀。彭德怀通过朝鲜战争实践，充分认识到军队现代化和机械化的重要性。

　　为此，彭德怀推行如下几条推动中共军队现代化、正规化的措施：

　　1）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宪法，确定实行义务兵役制度，到1955年7月第二次会议上，兵役法正式通过。

　　在兵役法正式通过前将“文化低，年龄大，提拔不成，考学不上”的老兵先后复员达近200万，另按义务兵役制度每年征有一定文化程度的新兵。使350万常备军的文化素质有了一定的提高。

　　2）认真办好各类军事院校，提高干部质量。要求自1954年起，在“今后4年中，必须培养出一批与现代化军队要求相适应的军事干部和其他各类干部。关于这些干部的标准，必须忠于社会主义事业，具有马列主义的思想基础，有现代军事科学知识，有一定的科学技术和文化水平，能够钻研业务和富有朝气”。

　　1959年1月14日，受大跃进政治空气影响，总政治部发出《关于在干部中普及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指示》，其中规定了“在10年内，使全军大多数干部在现有水平的基础上，按本人业务需要，在专业知识方面，达到大专教育水平”。

　　3）强调军事训练。因为过去的“技术和装备比较简单，现在已逐渐在改变；
过去我们主要在战场上练兵，现在则主要依靠进行正规的军事训练”。

　　4）对于今后各级司令机关的建设，“逐步做到使我军指挥人员与参谋人员的轮换合一，以提高我军参谋工作的质量和指挥的质量”。

　　5）大规模引进苏式武器装备，并从1953年起开始大批仿制苏式武器装备。至1955年底，“共换装和新装备106个步兵师，9个骑兵、守备和内卫师，17个地面炮兵师，17个高射炮兵师，4个坦克机械化师，33个航空兵师，9个舰艇支队。至此，海军和空军的装备已初具规模，陆军特种兵的装备也迅速发展起来。步兵的旧杂式武器绝大部分被淘汰，基本上实现了武器装备的制式化，全军武器装备的战术技术性能比中共建国初期大大提高了一步”。

　　与此同时，彭德怀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时，还在1955年取消了供给制改为薪金制；
实行军衔制；
颁发勋章，奖章条例，以代替过去不很完善的立功条例等。“特别是薪金制的建立，使同级中共干部的薪金，军方高于地方行政干部。如排级干部，月薪七十元，高于地方科级干部，师级干部月薪240元，级别相等于地委级，而薪金则等同副省级”。这不仅促进了士气，也鼓励了城市知识青年投军。

　　彭德怀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时，使中国军队朝正规化、专业化、现代化方面迈出了一大步。部队官兵的知识水平和军事素养都有了很大的提高，按彭德怀的军队现代化发展规划，中共军队将“在1967年完成全机械化装备并成为一支全机械化军队”。

　　然而，彭德怀在1959年7月庐山会议上被毛泽东打成“反党右倾机会主义者”，被解除了国防部长和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职权，彭德怀推行的中共军队现代化的势头也遭到挫折。

　　不过在彭德怀主持中央军委工作时，中共军队官兵的军事素质与文化水准还存在许多问题。

　　如1958年毛泽东和彭德怀在军中发起“反教条主义运动”。“反教条主义”本是军队内部针对先前学习苏军经验中，出现照抄照搬，忽视国情现象的一种检讨和反思。但是，“反教条主义”运动在大跃进狂躁的气氛中，批判走火入魔，“对军中主管训练事宜的高级干部，如刘伯承、粟裕、肖克等人加以打击。使强调正规军训的科学精神受到冲击”。

　　在“敢想，敢说，敢创造”的口号鼓动下，全军出现了“一专多能，一兵多用”的练兵运动，出现成千上万的“步兵全能枪手”“全能坦克手团”“全能炮手师”等，各军种，各兵种，各军区都纷纷称“提前完成各项既定的训练期程与计划”，实质上与工农业放虚假卫星一样，是军事训练的泡沫现象。

　　与此同时，1958年春、夏之际，全军掀起扫盲运动。要“一年内基本上扫除文盲”，可见中共军队的文盲兵仍占相当的比例。

　　（3）“文革”前后的兵力状况（1960～1978）

　　彭德怀在1959年7月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后，随即被解除了国防部长之职，剥夺了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职权。

　　毛泽东挑选林彪为国防部长，并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自此，中共军队就贯彻了一条突出政治、突出毛泽东思想、突出政治路线斗争的建军、治军路线，使中共军队的现代化进程遭到重大挫折，也使中共军队演变为一支庞大而落伍的兵力量。

　　1971年9月“林彪事件”后，毛泽东整肃了林彪派系力量。但在军队中仍然贯彻着“突出政治、突出毛泽东思想、突出政治路线斗争”的建军治军路线。因为毛林是一体的，林彪的建军治军路线就是毛泽东的建军治军路线，就是在毛泽东支持和赞赏下推行的建军治军方针。林彪被整肃后，林彪成为新政治路线斗争的对象，但没有林彪的毛林建军治军路线仍然继续，毛泽东没有能力拨乱反正。

　　1975年1月5日，毛泽东将在“文革”中打倒的邓小平拔升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总参谋长，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

　　当时中共军队总人数已经超过600万，而当时中国的经济却处于混乱之中，要负担这样一支庞大的军队对国家财政支出而言，实在是不堪忍受。

　　邓小平走马上任后，即在该月25日提出“军队要整顿”，说：“（自）林彪主管军队工作起，特别是在他主管的后期，军队被搞得相当乱。现在，好多优良传统丢掉了，军队臃肿不堪。军队的人数增加很多，军费开支占国家预算的比重增大，把很多钱花费在人员的穿衣吃饭上面，更主要的是，军队膨胀起来，不精干，打起仗来就不行。”

　　“所以毛泽东同志提出军队要整顿，军队的总人数要减少，编外干部太多，要处理。”

　　1975年7月14日，邓小平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正式提出“军队整顿的任务”。指出军队存在着“肿、散、骄、奢、惰”五种现象和问题需整顿。而重点是“解决肿的问题”。

　　然而，邓小平主持的中共军队整顿精简工作刚刚启动，又因1976年4月的“天安门事件”而在该年4月再遭打倒，并被解除一切职务。中共军队的整顿精简任务也未能完成。

　　自1960～1978年的“18年”，正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军界军事革命的启动与发展阶段。但在毛泽东、林彪错误的政治、军事路线主导下，中国军队的现代化不仅停滞不前，还被落下了距离，也导致了中国军队兵力的质量大为下降。

　　其具体的方向性错误与实践错误可以概括为如下三条：

　　1）由于推行毛泽东“政治挂帅”的政治路线，林彪在1964年底对南京军区某部副连长郭兴福创造的训练法及全国各大军区掀起的“郭兴福式练兵活动”与全军“大比武”活动进行批判，说“军事训练冲击了政治”，而“政治可以冲击一切”，“在军事训练上推行取消主义”。

　　毛泽东对林彪的批判表示支持，并在“文革”发动前，清肃了支持“郭兴福教学法”与主持全军“大比武”活动的原总参谋长罗瑞卿。

　　原南京军区司令固辉上将指出：“这使我军训练工作受到了严重挫折，降到了新中国成立后的最低潮，使部队的战斗力受到极大的削弱。”

　　“文革”中军训受到进一步削弱，特别是空军，一些一线飞行员也只有几十个小时的飞行训练时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飞机的维修保养很差，机种老旧，事故不断。

　　2）毛泽东的政治战略与军事战略的双重错误，是造成军队臃肿庞大的主要原因。

　　毛泽东在政治上搞反帝反修，并有意使中国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从而造成四面受敌，边境战争不断（1962年的中印边界战争、1969年的中苏边界战争）与边境形势紧张（60年代的越南战争）。这种边境战争与边境形势紧张的四面树敌的政治环境，又使毛泽东认为新的世界大战不可避免。“要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这种战争不可避免论势必造成扩军备战的建军路线。

　　由于毛泽东笃信人民战争论，崇奉大陆军主义，主张诱敌深入，围而歼之的战略方针，从而使扩军备战向数量密集型方向急剧发展，建立了一支以大陆军为主的军队。

　　3）毛泽东说“枪杆子里出政权”，实际上也是靠枪杆子维持政权。毛泽东在60年代初号召“全国学解放军”，把军人的社会地位推倒顶峰。在“文革”中又命令支左，接管地方和政府各级权力。邓小平指出：“军队支左，权力大得很，大权在握，加上其他一些原因，在军队一部分人中，滋长了骄气。有的甚至不只是骄气，而是骄横。”而军队的散、奢、惰等问题，则是一支庞大而骄横的军队的伴随品而已。

　　邓小平指出中共军队的“肿、散、骄、奢、惰”五病，正是“文革”前后中共军队兵力的写照。

　　（4）中国特色的军事革命之强军路（1979～2008）

　　1）中越边境战与中共军队的改革

　　“文革”后，邓小平再度复出，并在1978年底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击败华国锋为首的“凡是派”，成为中共第二代领袖。

　　邓小平为了实行联美抗苏大战略和重掌军事统帅权，在其掌权后的翌年二月，便下令发动中越边境战。

　　中越边境战在外交战略上达到了联美抗苏，在政治谋略上也使邓小平成功地成为中共军队的最高统帅。但在军事战役中，中共虽号称赢得了边境战的胜利，但实质上是一场以大击小的“惨胜”。中越边境战，暴露出中共三军协同作战的水平低下，各层级的指挥员很多不能胜任现代化武器装备的协同作战。

　　1980年3月12日，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上指出：“我们军队有没有战斗力？一旦有事儿行不行？我讲的不是像对越自卫还击战这样的事儿，这样的事儿好应付。如果从我们面临的更强大的对手来说，衡量一下我们的战斗力，可靠性怎么样？”

　　为此，邓小平提出军队要继续消肿；
要改革，搞合成军和合成训练；
强调“我们的军官没有现代化战争知识不行……从排长起，各级军官都必须经过军官学校的训练。排连干部要初级步兵学校毕业……营团干部要进过中级军官学校……军和师的领导干部也要经过高级军官学校才能当。这个要制度化”。

　　该次会议后，中共军队进一步精简整顿，使军队总人数下降为423.82万人。同时中共开始组建集团军与进行联合军训与军演。军官的培训与提升也开始制度化，一批在越战中涌现出来的年轻的优秀指挥员得到提升，成为中共第五代将领的中坚力量。

　　2）大战略与大裁军

　　经过几年的改革开放与经济改革实践，并经过对世界全局形势的理性思考，邓小平在1985年6月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提出了中共军队现代化的新的大战略。

　　第一条：邓小平认为在今后“较长的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这就是摒弃了毛泽东强调的世界大战不可避免论，为中国确立了和平发展的战略。

　　第二条：邓小平认为：“军队装备真正现代化，只有国民经济建立了比较好的基础才有可能。所以，我们要忍耐几年。我看，到本世纪末我们肯定会超过翻两番的目标，到那个时候我们经济力量强了，就可以拿出比较多的钱来更新装备。可以从外国买，更要立足于自己搞科学研究，自己设计出好的飞机，好的海军装备和陆军装备。先把经济搞上去，一切都好办了。”这就将毛泽东强调的政治挂帅论说转化到以经济为中心的轨道上去了。确立了先经济，后军备的建军路线。

　　根据邓小平的这两大战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转发《军队体制改革，精简整编方案》，要求通过改革和精简，逐步把人民解放军建设成为一支机构精干、指挥灵便、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反应迅速、效果很高、战斗力很强的精兵。到1987年，全军基本完成了《方案》所规定的任务，取得显著成绩。

　　主要表现为：大军区由11个合并为7个，精简后的各级机关总人数比整编前减少53.6%.其中，三总部和大军区机关精简了近二分之一，海军、空军机关定额分别比1982年减少35%、23.3%；
全军共裁减团以上机关部队、院校和机关中相当于团级以上的部门5900余个，其中军级单位31个，师团级单位4054个，将2592个县级人民武装部划归地方建制；
各级领导班子减少了副职干部；
开始实行士官制度，机关、部队的76种职务由军官改为士兵担任，官兵比例趋向合理，其中陆军部队官兵比例由1980年1：4.96变为1：6.4.军队院校进行了调整，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后勤学院合并为国防大学，初步理顺了指挥院校初、中、高三级体制；
海军、空军淘汰了陈旧装备，相应减少了人员，全军总员额裁减100万。

　　至1990年7月1日，全军现役军人为319.91万。陆军整编为集团军，加大了特种兵的比重，增强了独立作战的能力，与1980年相比，全军部队、机关编成比例发生了很大变化，战斗部队提高了3%，各级机关下降了1%，勤务保障分队下降了1.8%，陆军特种兵、科研试验系统、院校和海空军的编成比例均有所提高；
一些担任内卫、执勤任务的部队移交公安部门，改为武装警察部队。

　　这次精简整编，对部分不合理的编制体制进行了改革，压缩了非战斗人员和保障部队、军队总员额减少，对中共军队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迈出了极为关键的一步，也为而后推动具有中国特色的军事革命建设了起飞的平台。

　　3）江泽民治军期间的兵力提升

　　1991年波斯湾战争，美军以高科技武器装备与信息战，对伊拉克百万大军进行了摧枯拉朽式的攻击，并取得胜利，使中共军方认识到未来战争形态将转变为高科技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中共军方开始认真探索军事革命形势下的中国军事革命的道路。

　　自1989年担任中央军委主席的江泽民，沿袭邓小平质量建军的思路，利用不断增强的国力，开始了中国特色的军事革命和强军方略。

　　1995年，以江泽民为首的中央军委对军事战略做了调整并规划了军队的编制体制改革，决定再裁减50万兵员。其中陆军裁减18%，空军裁减11%，海军裁减11.6%，机关院校裁5%，总员额由300万减至250万（实为269.910万）。其中，陆军将由220万减少至180万，全军改编为24个集团军，每个集团军约有5万人，由两个步兵师、一个坦克师和部分特种兵部队组成，并包括部分炮兵、工程兵和后勤保防部队。空军自46万减少至40万左右。海军自34万减少至30万左右。

　　然而中共的快速反应部队，在此次调整中不减反增，建成了由中央军委直接控制的，人数从原来的30万人扩充至50万。快速反应部队是一支合成部队，不但包括陆军的精锐部队，还包括海军、空军和二炮在内，是不同军种的精部队之合成单位。显然这是汲取海湾战争的经验，仿效美军快速反应部队的建设，以应付未来可能出现的局部战争。

　　此外，许多裁撤下来的部队被改编成为武警，武警的编制被扩充，武警总兵力达到120万人，成为中共的第二武装。

　　1997年1月7日（载1月8日《解放军报》，新华社北京1月7日电——编者注。），江泽民为首的中央军委在《解放军报》上提出了两个根本性战略的转变：

　　（一）在军事斗争的准备上，由应付一般条件下的局部战争向打赢现代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转变（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

　　（二）在军队建设上，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转变。

　　同时，通过科技强军，空军、海军、陆军各快速反应部队都加强了武器装备的更新升级。有的是从俄罗斯引进，如：苏37、苏30飞机，现代级驱逐舰，基洛级攻击潜舰、S300导弹，还有更多是仿制的等。

　　随着科技强军的进展，中共军队围绕“打得赢”，展开了科技练兵，按照联合战役与实战要求，实施严格的军训，进一步更新训练手段，强化基地化、野战化、模拟化等训练方法。

　　中共军队在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军事革命学习的过程中，了解到美军军官96%以上具有大学本科学历，中级军官40%具有硕士以上学位，高级主官及将领几乎百分之百具有博士学位。

　　即使在印度，90%的军官是学士，少校以上军官更需要具备硕士学位。因此也十分重视军事人才的培养，在1995年提出到2000年要尽快实现初级指挥官由以中专程度教育为主，逐步实现以本科大学教育为主的转变，而院校发展也要向建构21世纪的军事教育体系，达到专业化与技术化的格局和规模。

　　与此同时，还批量选拔中级与高级军官赴欧、美、俄等国考察和留学，优化中高层军官的素质，提高他们指挥现代化战争的知识与能力。

　　通过10余年的努力，在江泽民治军期间，中共军队的现代化水平有了跨越式的发展，其兵力构造与战斗力有了质的提升，其兵力的综合战斗力可以说超过了以往40余年的总和。

　　4）胡锦涛的“富国强军”方略与兵力现状

　　胡锦涛自1992年10月被邓小平在中共十四大上钦定为中共第四代接班人后，1998年7月又受命负责中共军队退出经商活动的清查整顿工作，并在翌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协助江泽民处理军务和负责退役军人的复员工作。

　　2002年10月，胡锦涛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后便开始在第一线处理党政军有关重大决策。江泽民与胡锦涛在该年提出裁军20万的决策，便由胡锦涛在实际执行中推进完成。

　　首先，2003年3月的新一届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的主题，就是“世界新军事革命的发展态势”。胡锦涛在学习中强调：“我们要加强对世界新军事变革的研究，把握趋势、揭示规律、采取措施、积极应对……实行我军从机械化到信息化的跨越式发展。”

　　2004年4月，胡锦涛正式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后，很快就进入主导中共军队新一轮军事改革，将江泽民提出的“打赢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的战略目标提升为“打赢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并强调“中国特色的军事变革，要以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为战略目标，要提高部队的火力、突击力、机动力、防护能力和信息能力”。

　　第二，胡锦涛在2006年6月的全军军训会上提出：“以新时期军事战略为统揽，以提高一体化联合作战能力为目标，围绕推进机械化条件下的军事训练向信息化条件下的军事训练转变的主题，坚持从实战需要出发从难从严，坚持全面提高官兵素质，坚持走科学兴训之路……确保打赢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

　　第三，自2006年7月起，以胡锦涛为首的中央军委决定军队结束“忍耐”，大幅度提高军薪，使军人的待遇达到国内中上的生活水平。加薪后的中共军队一片欢呼，一些年轻军官在网站甚至贴出“胡锦涛万岁”的口号。

　　目前，一般基层士官，月津贴2000元左右，少尉月薪可达2500元以上，校官则在4500元以上，少将（军级）军官则有8000元左右。加上伙食、衣服、住房免费及一些补助，中国军人的待遇除了日、韩、台以外，已高于周围各邻国。如中国尉级军官工资已超过印军三分之一。

　　由于积累了“改革开放”以来近30年的经济实力，中共这次对军队全面加薪，对提高士气、稳定军心，留住军队技术人才和吸引知识青年从军有极大的促进。中国从1998年提出“正税养军”，禁止军警经商已过渡到“高薪养军”。

　　中共十七大，胡锦涛在报告的军事部分中特别提出“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实现富国强军”。“高薪养军”与兵力构成和武器装备实现向信息化、跨越式发展便是胡锦涛富国强军路线的具体表现。

　　第四，从中共十七大军委人事安排看，海军、空军和第二炮兵的司令员都入选中央军委为委员，这表明他们的地位上升和未来的军事斗争更要突出海空和太空领域的作用，中国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已具有外向伸展的态势。

　　第五，中国军人已成了一支有文化的军队。

　　下表为2000年中国军方发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军人的文化程度构成表，由此可以看出中共军人的文化素质有了大提升。

　　此外，中国军方1996年开始每年选派约200名中高级军官赴欧美俄加等20余国留学，其中以留俄居多。

　　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起，中国军队征兵原则上已不再征召小学文化程度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初中文化程度的招生比例也大为缩小。空军飞行员也基本从大学本科直接招生。

　　目前，全军作战部队军师团领导95%以上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空军一线飞行员全部具有大学学历。海军一线舰长100%毕业于专业院校，第二炮兵部队的技术军官几乎都具有学士以上学位。

　　第六，武器装备状况

　　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军队投入武器装备和研制的钱就更充裕了。

　　苏37、苏30新型战机的批量仿制，已装备空军。国产研制的歼10战机、99式坦克和新款隐形导弹护卫舰、晋级核潜艇等具有第三代性能的武器装备都已批量生产，陆续武装部队。

　　与此同时，武器装备的研制建设还向信息化方向倾斜，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已在军训军演中运用，一批新型信息化作战平台，精确制导弹药，电子对抗装置陆续装备部队。

　　综上所述，中国军方经过近30年顾全经济发展大局的忍耐阶段，从2007年开始迈向富国强军道路。表明中国军队的军事革命有了坚实的经济平台，其武器装备与兵力的构成也将开始走向协调发展。

　　目前，中共的军队已经成为一支有文化的军队，一支能掌握现代高科技武器和信息技术装备的军队，是中共建军以来最具现代化水准的一支军队。

　　（二）将来兵力的确保与构成趋势

　　（1）“文革”前后的军人社会地位的变化

　　自中共建国以来，军人的社会地位与待遇都保持着较为优越和特殊性。特别是农村兵通过参军提干，很可能摆脱贫困的农村生活，所以参军踊跃。而城市青年和高干子弟在“文革”期间，也以能参军为幸，可以逃避去农村接受锻炼改造的苦难生活。当时民谣云：“上山下乡苦菜花，参军入党光荣花。”所以当时参军走后门成风，许多高干子弟都是当时的“后门兵”，现在正好成了中共第五代军人的中坚力量，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中共军队中军级以上的高干子弟有数百人。由此可见，中共建国以来，军队的兵员来源不愁。

　　“文革”以后，由于邓小平推行军队要服从经济建设的大局，要军队忍耐并多次裁减兵员，军薪也低于城市干部生活水平，使军人感到：

　　一是生活待遇降低、社会地位下降，且没有保障。加上独生子女政策，所以兵员来源有困难，有学历的城市兵难招。

　　二是受市场经济和“向钱看”思潮的影响，加上军队在“忍耐”期大搞经商走私，一些有技术专长和特权关系者也“弃军从商”或跳槽转业；
更有一些高级军官贪污受贿或出卖情报牟利，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使“好男不当兵”的传统意识抬头，影响了军队士气和战斗力，使优质兵员征召困难。

　　（2）中共高层深感忧患，逐渐摸索制定了一系列确保兵员和确保高科技人才兵员的措施和方针：

　　1）从“正税养军”到“高薪养军”。在军队“忍耐”期，邓小平曾同意军队利用一些设施和人员经商，以贴补军用不足。但这造成军队利用特权与民争利，并逐渐发展成违法乱纪、走私牟利、对国民经济的发展造成重大冲击。

　　1998年7月，中共高层决定停止军队经商，军队费用不足额由国家补贴，并授权胡锦涛负责推动完成，确保军队“吃皇粮”，听命“皇家”指挥，杜绝了军队军纪败坏，回到“党指挥枪”的轨道。然而这“正税养军”只保持了党对军队的表层控制，没能解决打赢高科技条件下局部战争所需要的高质量知识青年从军与军队高科技人才效命军队的问题。军人意识中流行“红纸头（奖状）不如花纸头（钱）”的观点，中共传统的政治教育成为“空头政治”不起效。

　　2007年7月，以胡锦涛为首的中共高层与中央军委决定“高薪养军”，从而一举稳定了军心，解决了吸引知识青年从军与高科技人才愿效命军队的难题。

　　中共推动的军事革命主要以美军为参照系数。

　　中国军方研判：“西方国家官兵收入虽不能比富豪，确属社会中上等且待遇优厚。如美军尉官月薪逾三千美元，虽等同一般职员却可免税，到海外执勤又加倍补贴。合同期满的美国军官，退伍可终生享受相当原工资七八成的补贴，不再找工作也生活无忧。多年来美国不断对外滥用武力且总有伤亡，国内常有反战风潮，报名当兵（美国参军是自愿而非义务）和投考军校者仍不绝于途，主要原因也是优厚待遇所吸引。”

　　从中透出：中共继续维持“高薪养军”的政策将是一项长期方针，并将随着经济的发展，不断调高军薪，使中共兵官生活水准将维持社会中上层水平，从而确保兵力的稳定。

　　2）中共认为，不管战争形态如何演变，人都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

　　中央军委和四总部不断加大人才战略工程实施力度，培养造就大批适应军队信息化建设，胜任信息化条件下作战任务的军事人才——

　　建立和完善以任职教育为主体，军事高等学历教育和任职教育相对分离的新型院校体系。

　　选送军队干部入中央和省级党校学习，开办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大军区职和军职领导干部高科技知识培训班、军兵种知识交叉培训班。

　　中共军队民谣云：“要想当将军，先过青龙桥”（指进入国防大学校门前的桥名）。

　　3）逐步实现了军地通用的人才，主要依托国民教育培养的方针转换。“自1991年就有军官上地方大学委托培训”。“1999年初，中共中央军委把这一试验性做法转化成更加系统化的制度安排，将中共军队初级军官的培训模式做了革命性改变。自1999年至2006年，拥有为军队培训初级军官的中国地方大学已从最初的十几所增加到112所”，其中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名校。

　　自2006年起的5年里，中共军队“新增连排级的军官5千名来自地方大学，这将使中共军队肯定会拥有一支掌握高科技的年轻的军官队伍”。

　　4）自1996年起，中国开始向俄、英、美、法、德、加、日等20多个国家的70多所院校每年派出200多名中高级的军官留学生，至今已达2000余名。这些留学生军官目前大抵已担任中共军队的军、师、团各级军官，将成为中共军队2020年前后的高级指挥员。

　　5）根据时代的变化，塑造新型的军人硬汉形象，激励知识青年从军报国，追赶世界军事革命的潮流。进入新世纪，中国连续推出多部电视连续剧和文学作品，其中尤以《沙场点兵》《士兵突击》《和平使命》等作品引起了轰动。剧中主人公康凯、许三多、龙汉生已成为一部分年轻人新的偶像，引发了部分知识青年和大学生志愿参军的热潮。

　　6）建立完善人才奖励机制，颁布军队技术专业人才奖励规定，设立全军优秀指挥军官，参谋人才、士官人才奖……

　　这些受赏的军官和士官，将成为日后调升和加薪的评价基准，激励和提升了军官与士官们打赢现代化战争的意欲和素质。

　　7）征兵制向募兵制演变。由于中共军队正实施从机械化到信息化的跨越式发展，并以追赶美军为目标，需要大批能掌握先进武器装备的士兵与指挥现代化战争的指挥人士。按照中国的义务兵役制，陆军3年、海军4年、空军5年的服役期而期满退役的话，根本无法保持军队现代化武器装备稳定而有效地管理操作和维修保养。使大批优秀士兵转化为长期服役的职业士官，提拔大批有能军人为军官培养对象，是目前中共军队兵力构成的基本态势与战斗力向上的主导趋势。职业士官与职业军官实已构成中共军队的主体，义务兵役制正向募兵制发生质的演变。

　　8）中共师法美军搞军事革命，按中共的看法，美国仅维持着一支120万人的军队，而屡屡进行多次战争，还向海外派遣着多支军队。相形之下，中共虽经多次裁减，仍维持着一支260万人的庞大部队，且不能与美军匹敌。中共十六大前，“中央军委曾讨论再裁减50万人，大幅裁减野战步兵人数等改革案”，结果只形成了大幅裁减机关院校闲杂人员20万的裁减案。

　　然而，继续裁减野战步兵人数，组成信息化标准的现代陆军集团将是中共军队走精兵之路的必由方向，也是确保中国军队稳定兵力的必由之路。预计2020年前后，中国军队将保持一支200万人左右的常备军。

　　（三）独生子女与高龄化的影响

　　中国自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正式实施“独生子女”政策以来，已近30余年，人口增长死亡比率渐趋稳定。

　　据中国国家统计局2007年度人口统计数为：“全国总人口为132129万人，比上年末增加681万人。全年出生人口1594万人，出生率为12.10%，死亡人口913万人，死亡率为6.93%，自然增长率为5.17%，出生人口男女性别比例为120.22：100.”

　　又据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朱宝树教授研究：

　　从2005年全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城乡差别看，0～14岁和65岁及以上比重、劳动年龄人口的少儿与老年负担系数，都是农村高于城镇；
农村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为68.50%，分别比市和镇低7.94和3.93个百分点；
农村劳动年龄人口中45岁以上的比重为34.70%，分别比市和镇高4.36和2.27个百分点。全国劳动年龄人口有52.94%分布在农村，但是，20～35岁的人口已有51.96%分布在城镇。可以认为，中国“人口红利”的“大头”正向城市倾斜；
城市“人口红利”增长的“源头”在农村，而其“重头”则来自于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外来人口。

　　今后中国军队的兵员招募，主要从城市征召。从每年中国人口出生的净增加数与人口的少、壮、老的比率看，至2020年，军队的兵员招募应不是问题。倘如联系到中国每年有数十万大学毕业生和大量青少年就业难的状况，待遇优厚的军薪和荣誉的社会地位，军队的兵员来源是丰厚的。

　　据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军人的年龄性别构成数据看，中共军队近几年招募新兵是顺利的。至2020年的新兵招募，随着中共军队职业军人的增长与兵力结构现代化，中国少子高龄化（少子高龄化，台湾常见用语。少子化是指人口生育率降低，造成幼年人口逐渐减少的现象；
少子化意味着高龄人口会相对提升，即人口高龄化——编者注。）的现象对中国军队的兵员来源不会构成大的影响。

　　独生子女，特别是城市知识兵由于在较优裕和散漫自由的环境中长大，其生活的习气与性格、包括其新的人生价值观与军队的纪律性、组织性及严格的军训之间，矛盾较为突出。

　　如现广州军区司令章沁生与政委杨德清在《开拓部队思想政治建设新境界》一文中透露：2006年，我们组织精干力量，通过召开座谈会、个别谈心、问卷调查等形式，对不同岗位、不同地区、不同特点的13000多名青年官兵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进行了深入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方式方法。针对官兵普遍对网络文化感兴趣的特点，加强政工网和宣传文化信息网的建设，召开部队网络建设管理使用现场会，总结推广运用网络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经验。针对少数青年官兵自律意识比较弱的情况，各部队经常开展警示教育。针对一些青年官兵喜欢“追星”、崇拜偶像的现象，开展各种教育活动，引导官兵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英雄观，把“追星”的热情引导到学习部队英雄典型上来。

　　（四）军队人才的职业化趋势

　　中国有几千年的战争历史。古人云：“兵事以人才为本。”这和毛泽东强调的“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的思想启示是一脉相承的。

　　邓小平更强调：（现在）“当个连长，不是过去的连长，当个团长，不是过去的团长，要有知识，天上、地下、陆上、水下，包括通信联络都要懂得，”“没有这个知识是不行的呀。所以非学习不行。”

　　自海湾战争以来，中国的军事革命便“以美国为师”。美国培训爱国者导弹操纵人员，光操作程序训练就需38个星期；
培养一个合格的舰长也需十年以上的时间；
培养一个合格的团长则需15年时间。所以原空军参谋长郑申侠就强调：

　　和平时期的军事教育首先是军事性质的职业教育和专业教育。它以造就合格军人为目的，着力培养军人特有的知识、技能、体魄和心理素质，具有鲜明的军事指向性。因而，它是普通教育所无法替代的。和平时期的军事教育过程，实际上是使军人专业化或职业化的过程。

　　专业化主要是对士兵而言的。和平时期，士兵服役，一般3～5年便退出现役。军事生涯对他们来说，只是一种义务，而不是一个职业。但是，由于现代军事技能的复杂化，一名士兵的武器操作及战术技术动作不可能全部由普通学校或生产活动中带来，而必须经由一个军事教育过程才能获得。因此，士兵的培养离不开部队严格的训练。

　　职业化，主要是对军官（包括士官）而言的。专业化可以包括在职业化之中，但职业化比专业化的意义更为广泛。军官进入军队不仅是为了服役，而且也是在从事一项较长时间甚至终生的职业。军官学习和掌握军事知识和技能不仅是为了专业化，也是为了获取在军事领域相对较长时间内工作的本领。

　　因此，我们可以将军官学习和掌握军事技能的过程称之为职业化过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相应地将军官称之为军事职业者。就军事职业者而言，对军事教育的依赖程度更大。美国军事社会学家指出：“职业者的‘专门知识’需要接受多年的教育和长期经验的积累才能获得，这是衡量职业者的根据。这种专门知识必须经磨炼方能获得，并且在所需的培训长度和知识面的广度上使职业者同非职业者区别开来。”

　　现中共副总参谋长葛振峰就指出：

　　未来作战也是敌我双方领导集团、领导力量和领导素质的集中对抗与较量。我们同发达国家军队相比，主要是在武器装备的科技含量和人的科技素质上有差距，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各级干部指挥现代化战争的能力不够，部队打现代化战争的能力不够。如美军军官大学毕业的占95%，具有硕士以上学位的占有很大的比例。而我军干部具有硕士以上学位的仅占百分之几，领导干部所占的比例就更小了。

　　为此，葛振峰提出要按干部生长“周期律”来培养领导干部，并指出，领导干部的生长，是一个由低到高、循序渐进的阶段性发展过程，大致分为基层干部、中层干部和高级干部三个阶段。其每一阶段生长周期的长短，通常取决于领导素质优化与完善的程度：素质提高完善得快，生长周期就相对短，反之，生长周期就相对延长。

　　这也是一条重要规律。领导干部不管年长还是年轻，实际上都处在一定的生长周期之中，不论意识到还是意识不到，都处在完善素质的过程之中。

　　要按照干部生长“周期律”加强教育培训，以初、中、高三级院校教育和培训的逐步升级，带动领导素质的阶段发展，增强素质完善的系统性；
还要按照干部生长“周期律”更新知识结构，坚持终身学习，接受终身教育，增强素质完善的经常性。

　　葛振峰提出中共军队领导干部按“周期律”培养的观点，实际就是培养中国的职业军官队伍。

　　从前述中共军队现役人员年龄构成表中也可看出：23岁（88322人）以上的服役军人已基本作为半职业军人，其中经过几年磨炼和淘汰，在30岁（47726人）以上的服役军人基本上都是职业军人了。

　　按照市场经济规律与中共军队高薪养军政策以及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的战略目标要求，中国军队从征兵制走向募兵制，最终成为一支以职业军人为主体的军队是大势所趋。

　　（五）党军关系的推移

　　中共政权是用枪杆子打出来的，中共建国初期的党政领导人，都是军队领导人。党和军是两位一体的。中共政权成立后，军队成了维护政权的柱石和对人民实施统治的工具。

　　保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使军队成为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便是确保中共一党统治的根本。

　　因此，自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一旦成为党的最高领导，也必定出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以保证党对军队的领导。在组织系统上，所谓“支部建在连上”的党的政治委员、教导员、指导员，便负有监管军事长官是否忠实地执行了党的指示和任务的职权。

　　但是，这种类似封建皇朝对军队控制的“监军”式构造和人员，对打现代化战争的军事指挥系统是一种负的构造和负担，它的存在是中国推行其军事革命的一道障碍。

　　50年代初，彭德怀在推行军队现代化时，便有意废除政委与指导员等职，实行“一长制”。彭德怀在1953年上半年一次军委例会上提出：“军队团以上的政治部（处）可以不设政治部（处）主任一职。”在同年4月，在审查《内务条令》修改稿时，彭德怀把有关营教导员和连指导员的职责全部删去，也表现出他准备首先在营、连两级试行“一长制”的想法。到5月间，他同苏联总顾问（柯托夫）在一次谈话中，更直截了当地说“准备10年之后实行一长制”。

　　但是彭德怀的“一长制”构想遭到军队政治工作人员的强烈反对，也遭到毛泽东的批评，彭德怀不得不在同年10月退却，提出军队必须实行的是“党委集体（统一）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而不是一长制”，并为此多次做自我批评。

　　自此之后，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成为一条铁律，中共各代领导人都反复强调。

　　原中共中央军委委员、总政治部主任于永波更把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提升到有关亡党亡国的重要高度，指出：“前不久，美国原国家安全局局长写了一本书，专门研究苏联军队是怎样崩溃的。他认为，苏军本来是苏联共产党一个完整的组成部分，是苏联官方意识形态的代表。由于戈尔巴乔夫搞‘新思维’，推行军队非政治化，解散苏军中的党组织，禁止党员在军队中活动，取消了苏共对军队的领导，从而加速了苏军的崩溃、苏共的垮台和苏联的解体。”因此，他认为：“在党指挥枪的问题上，就是要讲‘无条件’，就是要强调‘绝对’二字。”

　　中共第四代领导人胡锦涛，在2004年12月一次军队重要会议上强调了在新历史时期，军队“要为党巩固执政地位提供重要的力量保证，为维护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提供坚强的安全保障，为维护国家利益提供有力的战略支撑，为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由此可见，对“党指挥枪”这一原则，中共领导人信奉不渝，始终坚持。然而，对“打赢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这一战略目标，推动指挥系统“扁平化”的军事革命要求而言，减少指挥层级，实行军事长官一长制仍势在必行。目前中国流行的几部走红的电视连续剧《沙场点兵》《士兵突击》《和平使命》等，剧中推动中国军事革命的主人公或剧中指挥员的主要角色，都是军事长官，而非政治委员。政治委员在具有中国特色的军事革命中成了点缀式的配角，预示了党对军队领导的夕阳色彩。

　　目前，中共的军队是维护中共统治的保障。在“六四”事件与多次评定西藏动乱中，都靠党能指挥枪而使共和国渡过难关。所以党指挥枪这一基本原则，中共今后的多代领导人也都会坚持，但在推行中国特色的军事革命的实践中，党在军队的监管系统的作用将会受到进一步削弱。军队国家化和军队一长制是中国特色的军事革命变革要走向成功的必由之路。

　　而另一种倾向，即军队在今后共和国处于巨大的动乱中（类似“六四”式的运动等），如果中共新领袖和新领导层决策失误引发局势失控，它也可能直接取代党的领导，用军事政变或军事接管的手段来直接走上政治舞台，扮演类似缅甸、泰国、苏丹等军方的角色。

　　现空军副政委、中纪委委员刘亚洲中将在《信念与道德》一文中就表示了这种倾向性观点：“在中国，军队是一支改革的力量。”他的依据是从“文革”开始，精英阶层的子弟都往军队里跑，这种军队干部“精英化”的传统一直延续到现在；
然而，群众则认为这是高干子弟利用特权开的后门。

　　尽管如此，他声称：“中国真正的精英和真正的改革者，有一大部分在军队里。这里面有一个规律。就是越文明的国家，越是发达的国家，它的军队就越是一支保守的力量。美国军队绝对是一支保守的力量，德国、法国、英国都是。越是文明程度不高的国家，它的军队恰恰是一支改革的力量，全世界都是这样，巴基斯坦、南朝鲜、菲律宾、阿根廷、智利、厄瓜多尔、巴西都如此。”

　　刘亚洲没有说泰国、缅甸、苏丹，其实这三个国家与中国有更多的类同性。刘亚洲讳言的是，当共和国发生动乱时，军队将接管政权，将担负起稳定国家和领导政治改革的责任。

　　中国的改革正处于巨变之中。在2020年前后，中国的GDP 将达到人均3000美元以上的水准，而中国的社会转型也将进入瓶颈期，各种社会动乱或各种政治势力抬头都是可能的，而中国的军队是唯一一支能使中国社会秩序处于稳定的力量，届时军队不是没有可能来取代党而自行执政。

　　结束语

　　目前中国的军事革命正处于从机械化向信息化、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新起点上。中国已研制出数字作战兵员的武器装备，陆军野战步兵部队逐渐精简为数字作战部队，是中共军队兵力结构改革的方向，而持续发展的经济，又为这种改革提供了起飞的平台。可以预见，至2020年左右，中国“以美为师”的军事革命将跃上一个新的台阶，一支具有中国特色的信息化军队将会展现于世。

　　但是，中国的军事革命有一个大的障碍需要跨越，那就是要实行指挥系统的“扁平化”。中共十六大前，原拟定要取消七大军区和省军区，改为建立兵站并改师为旅，大幅度裁撤野战陆军步兵。然而，这一合理的改革方案胎死腹中。由此可见，中国军队的兵力结构要趋于合理化的改革，抵抗势力有多强。军队既得利益阶层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军事革命的“特色存在”。

　　另一座更大的障碍是“党指挥枪”的意识与监军组织系统的存在。这关系到军队国家化还是党的专政工具的大问题。倘如军队国家化与实现“一长制”领导，中国的军事革命将会更大踏步地前进。然而，中共一党政体将因缺少支柱而动摇。显然，中共的领袖和将来的新领袖不会丢掉自己护身的通灵宝玉。到2020年，中国即使有了一支强大的信息化军队也仍会坚持“党指挥枪”，中国的军事革命也仍会因保持“党指挥枪”的特色而不能彻底合理化。

　　（作者简介：杨中美，旅日中国问题专家，著有《胡耀邦传略》等书。）

相关热词搜索：兵力 中国军队 趋势 发展 杨中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