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伯勇：底层的热力——绿色山乡进行曲

　　底层不是一个概念，而是一道摇曳的生命风景。

　　面对底层，我心难安。

　　——蔡翔《神圣回忆》

　　乡情

　　四月的山乡由淡绿而浓绿，四月是播种绿色展现希望的季节。早就听说上犹农村信用社率全省风气之先，悄悄开展农村助学贷款，深得农民嘉许；
四月晴暖或寒雨的日子里，我兴冲冲也是急切地奔赴山乡。

　　由于大量的农村男女青年外出务工，田地里不再有80年代初刚刚包产到户那样人头攒动轰轰烈烈搞春耕的喧闹景象。留守家中的中老年人一往如既承担起春耕重任。上犹的农民人平耕地只有四五分；
在这极为有限的耕地，农民倾注全部的热情，涵养着土地的热力。土地是中国农民不可或缺的精神维系。

　　当我走到公路旁边的东山镇丰田村民钟守全家门口，一溜几间白灰土房铁锁把门，门前的水泥晒场落着一层枯黄的落叶，情形有些清冷。可以断定，这家农户刚刚有过兴旺热闹的光顾。果然，前几年——90年代初，钟守全家有汽车，种了5亩田，养了10多头猪，98年开始养鸡，办了出栏千鸡的养鸡场……钟守全当过村干部，脑瓜子不笨，有三子一女家庭负担不轻，但他实干有闯劲，既抓家庭种养，又向农信社贷款买了农用汽车。老大传文做木匠，老二传武搞贩运，老三传斌和满女癸莲读书，顺遂的小康生活刚刚抹开了缝。

　　可是，里里外外的生活剧变——农家无从把握的剧变开始了，老天爷总是让人的愿望落空，老是把乡民赶进困厄的死角。传统木匠活冷落了。传统种植缺乏竞争力。更不幸的，是车子连年出翻车事故（都在广东同一个地方出事），真是“又屙又呕”，不仅挣不来钱，还贷计划落空，而且税费冗赘，种养成本大增，而谷贱畜禽贱，他一家生活艰涩起来。

　　好在可以外出务工，老大老二带着家眷走了。家不幸孩儿发愤，家穷孩子早懂事早上路。98年守全家正落低谷，可传斌考入赣南师院，癸莲成绩好却不敢考高中，也考上了樟树农校（中专），家里旺气尚存。守全颇感欣慰。再苦不能苦孩子，应该供孩子深造，望子成龙，读书是高尚而且唯一的选择，读书才真正让人有出息出人头地。千百年来反复证明，无论什么社会动荡，“唯有读书高”的人生信念在乡村坚如磐石。

　　然而此时不是彼时，读书特别离家读大中专的费用猛涨。98年秋两兄妹入学，守全贱卖谷物禽畜，同时向亲戚朋友借，凑齐了学费。第二个学年，鸡场发鸡瘟，学费再无从筹集，他直冒虚汗无计可施。而农信社他仍欠一万多。

　　捱到离开学只有几天，守全硬着头皮上街找农行。农行回答说没这类贷款项目。情急之中，他又记起已是县农村信用联社主任的黄锦槐——此人似乎好商量。再坚持一下——农民的顽韧支撑着他。为了子女的前途，他可以低声下气忍辱负重！

　　这次他却成功了。黄主任也是农家出身，深谙农家的甜酸苦辣，他对守全的境况非常同情，老向私人借的人情债实在难背，当即拍板给两兄妹各贷3000元。第三个学年即2000年各贷5000元。守全一家的感激油然而发，在校的传斌数次写信给农信社领导，表示要努力学习好好做人以真才实学报答国家。正是农信社热情地伸出救助之手度艰厄之桥，才使两兄妹延续学业。其实，在当时钟家并不知道黄主任顶住了多大的压力！上级没此项政策，农信社资金是自筹的，何况钟家还有不小的旧欠，能收得回吗？县社领导层敏税地看到，根据上犹农村的实际情况，农信社正面临既为三农服务又找到新的业务增长点的新路子的抉择；
而他们已迈出助学贷款的第一步……

　　走出这一步是靠对农村炽热而内在的感情，靠并且感悟乡土涵有的顽韧而滚烫的热力。

　　这样的例子不久前黄锦槐还遭逢过一次——

　　1996年某乡农家子弟××考入某重点大学。他丧母，中年的父亲生活能力不强。在乡村一个失去女人的家简直不算家。重新为他父亲娶回一个是爷爷坚定的想法。于是爷爷叫他不要去读书，一切等娶回后娘再讲。乡村一个年轻人读书及前程的决定权往往握在老一辈人手里。50年代油石乡清溪村谢××考上大学，真是中状元啊，叹羡和狂喜交加，但家里穷村子也穷，无从挪借，小谢不能入学，精神崩溃，狂郁而死。80年代新田村一位只差几分而落榜的青年一夜之间发癫，从此成了行尸走肉。现在会重蹈覆辙吗？毕竟是90年代，他向命运抗争！他咚地跪到爷爷面前恳求道：“父亲娶以后有机会，而我这是唯一的机会，影响我一辈子，让我读书吧！”终于，家里听从了他的意愿。听说此事的一位县领导对黄锦槐说：“像这样的农家，你们能不能贷款？”是呵，谷贱，卖一百担（万斤）粮才四、五仟元，而农信社就是在经济上为农户分忧的，是最好的联系农民的金融纽带，黄锦槐自然又联系自己年青时候全凭小学6年打的底子，文革中想读书而无书可读的遗憾，当即同意贷款，同时心里慢慢形成新的工作思路。乡情滚烫而难却，县社的领导层都是农村过来人，对农村情况熟感情深，他们意识到助学贷款是双赢的举措。又经过一番社会调查，摸清农村学风盛但资金匮乏的情况，上犹农信联社于1998年6月30日公开向社会承诺，为圆山乡学子的大学梦、读书梦，开辟助学贷款新项目。同年8月底，央行行长戴相龙发布开展在校的教育扶助的指示。农信社同志从而更坚定了信心。农民和农信社有了新的结合点。

　　农信社也是乡土的组，也属底层；
广袤乡村涌注不息的热流。

　　父亲、儿子、兄弟

　　80年代初农村改革——包产到户，乡村犹如步入复苏起飞的春天，只要你稍加注意，就能发觉乡村深处农民的心灵深处开始与几乎中断的传统文化相衔接，比如清明时节家家户户大张其鼓地扫墓，元宵里农户自发地舞龙，以及后来各姓氏续修族谱、敲锣打鼓迎送谱牒……不过，最显著是“读书中状元”——读书热的兴起。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乡村一直认为，跳出农门，做官发财，成才，做荣宗耀祖的大事业，体面地生活，唯经读书一途。过去小学中学不过是秀才举人，现在应瞄准状元——读大学，能出国留洋便是状元中的状元。上犹是客家人的聚集地，而客家人向来就重读书，以读书为荣读书为乐，乡间流传许多母教子、妻促夫读书上进和家庭家族供子弟读书的佳话。几乎所有的姓氏谱牒都有“设置祭产（公田）以供资助和奖励求学”的记载，以学历码定奖学金。这些都是乡间（民间）自行订立的，是乡民的自觉行为，它确能帮助穷苦学子完成学业振兴家风。

　　不过，对黄埠镇埠前村的支书胡扬才来说，下狠劲全力以赴帮促子女及村人读书考大学，恐怕更主要的是基于他的人生感悟和责任。

　　村里人口一年比一年多，而耕地只会减少不会增加，青年人应该“出去”，而读书是最体面最牢靠的路子。村里解放后到改革开放前只有一人毕业于江西师范学院。80年代村委一班人订立助学制度：凡考入一个正规大学的村里给120元，中专90元。村民都赞同，你追我赶的学风很快兴起。（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该村总人口八、九百人，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和正在读大学的有27人。）

　　他幼年丧母，父60年病故，三兄弟中老三过房。因家庭困难，他17岁初中辍学。长子当爷，他带着老二过生活，自己成家，也帮老二成家。他承担起责任，同时播洒着亲情和温情。为着家里不再破碎，他几次辞别有稳定收入的工作，回家务农，默默而坦荡地自我牺牲。

　　他有一女五子。老大胡江文革期间初中毕业。女儿胡燕高中毕业。80年代末，老二胡健以高分考入清华大学水利工程系，填补了学校 空白，胡家声名雀起。据学校老师介绍，胡健喜欢体育，有社会活动能力，不是死读书，而真正是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学生，现在广东工作。老三胡小红考入南京建筑工程学校，现在马来西亚工作。老四胡胜考入赣南师院，现在福建工作。老五胡春毕业于中山大学，现在深圳某报工作。他家成了最有说服力最有威信的农户。他的不畏困难、助人为乐、富有同情心责任心也滋润着子女的心灵。现在他已不在其位，仍不时接受请求，毅然前往广东为家乡在外地打工仔讨回公道。这说明，在乡村一个好的有上进心的家庭对后辈的健康成长多么重要，它是蕴涵乡村热力之所。

　　可以想见，为让子女安心完成学业，胡扬才承受了多大的经济压力。那时他已从村支书记位置退下来。幸好老大胡江已继承他的品性，外出搞副业（打钨砂），无私地奉献供弟弟读书，全家还盖上新房，这是成才的弟弟们铭记在心的。

　　教育向产业化发展，读大学的费用骤增，一切靠为父的他去筹集和处理。他找到乡信用社当主任的乡友，很快就借贷到了。虽然当时还没开展助学贷款这一业务，但农信社还是在做这方面的工作。农信社与农民的感情维系，在农村中所起的作用，又一次得到证明。

　　近几年，国家的几个专业银行重新归口管理，1996年农信社与农行脱钩，恢复了真正扎根农村大地的底层本色，发展很快，所谓“子孙满堂”——乡村基层都有信用社；
“没有爹娘”——好些地方农信社没有“顶头上司”。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经济特点。如今，由于上犹耕地少，各农户靠借贷解决农业生产资料并不普遍，乡镇企业跌入低谷（而乡镇个私企业蓬勃发展），农信社面对的是农村分散家庭的日常需求即小额经济需求——这又是其它专业银行不愿为和不好为的。面对最广大的农民群众是农信社永远的特色。农信社也是底层，同农民能互感热力。50年代就有的农业合作社（公社）现已消亡，供销合作社已名存实亡，而信用合作社却生机勃勃地存在着发展着，它真正扎根于农村。

　　现在，农民的生活已由解决温饱转移到子女教育和改善生活质量上面来。子女教育占农村家庭经济的比重越来越大。而农民的初始积累极为有限，一些农民出现了“返贫”，农信社的小额贷款适逢其时。到2001年底，上犹农信社助学贷款累计152万元。这是实实在在的热力！

　　底层的热力不会消退，乡土的热力是永恒的。那天我去胡家，扬才夫妇去了外省的儿子那里，胡江的84岁丈母娘过来看家。说是看家，其实仍在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老人告诉说，胡江两个儿子在县中读书，家里剩下两夫妇，胡江在离家五六里外的黄埠镇浇铸涵管，家里实际剩下老婆，他老婆种了大片花生，还养了猪和禽，过年在外国外省的儿子媳妇都会回来团聚，年后上路，每人带些香肠、板鸭和花生。离家的人不缺钱不缺物，而是把一份沉甸甸的血肉情感乡村情感盛在心头，父子情母子情兄弟情尽在其中。

　　老人又告诉说，在马来西亚的小红已给胡江办好护照，要哥哥去那里打工。这也是当家人胡扬才叮嘱的：胡江没读大学，对家里很大的贡献，出人头地的弟弟不能忘记还在农村的哥哥，但兄弟给钱总不是办法，帮他出去靠自己的技术和劳动挣钱。

　　我在黄埠镇水泥公路的旁边找到了正在劳动的胡江。日头很猛，他没戴草帽，一个人默默地拌料，浇铸，他住的是盖油毡的简易工棚，坪地上整齐地放着几百不同规格的涵管。他说他做的能保证质量，经长途运输都不会损坏，好些建筑包工头向他订货。我说你一个人做出这么多！他说，这批不多，去年一批就有一千多个。我感受着他的沉静和顽韧。一点也看不出他即将出国打工，看不出他有几个读大学有出息的弟弟。他一点不为自己留在农村沮丧。他又说，他天天傍黑回家，换衣服，一个早赶出上工。这就是乡土男人，他以自己的方式维系着家——最深层的乡土情感……

　　哦，底层充盈强劲而纤柔的热力。

　　湘赣女人、女儿

　　一个底层女人——湘赣女人进入了我的视野。

　　郭金华是湖南桂东人，早年丧夫，带着两个女儿过活，日脚艰辛。在湖南她由青年而中年，虽是艰难，但生命的风采没有消退，坚强的个性掩藏在她善良柔弱的容貌里，显露在她家被人忽视的生活中，两个女儿跟她姓郭就是小小的证明。

　　上犹南河一村由民办而公办的教师黄某不幸丧妻，对郭金华非常中意。1996年她带着15岁的大女儿郭广灵和10岁的小女儿郭世繁到江西——南河一村，她不仅寻找着自己的幸福和归宿，同时也怀惴对女儿读书成才的思虑。女儿是她最深层的情感维系。她明确地表白：黄家必须供她两个女儿读书，直到大学。黄某满口应诺：考上北大清华他负责到底。她感到欣慰，再累再苦也在所不计。金华把一家三口的户口迁到黄家，与黄某结成一家。村民都说她的好。她由一个湘人成了一个赣人。

　　两个女儿懂事，刻苦，上进。1997年广灵初中毕业考入赣州农校，黄某就变脸，提出广灵要与自己弱智有眼疾的儿子成亲，他娶郭金华一举两得的真实企图昭然若揭。金华当然不答应。黄某显露蛮横本相，抓住她是外地人举目无亲的弱势，时时训斥打压她们母女。金华好景昙花一现。她对黄某凶横无法忍受。镇政府、村委会和学校反复做调解，缓和矛盾。但黄某一点不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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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自己更为女儿，金华98年3月同黄某离婚。这就意味着，她们母女三人必须搬出南河一村，另找住处。一个没正式工作上无片瓦下无寸地的乡村女人带着两个读书的女儿一下子被抛入底层的底层。她不悲天恸地怨天尤人，在县城东门——城乡结合部租了农家一间斗室连同一个小披舍安顿下来，她立即加入了贩卖小菜的行列，以每月二百多块的纯收入撑起一家三口的生活，撑起一方天空！

　　广灵读赣州农校。99年世繁小学升中学，在上犹中学初中尖子班名列前矛。趁去赣州调小菜，金华常把炒好的腌菜带给广灵。世繁的同学的母亲送了好些旧衣物，过年时还送上香肠板鸭（刚离婚另过那年，一家过年没吃肉）。天晴下雨暑酷凉寒，金华一天也粗疏不得，清晨4点起床，一个早进入蔬菜市场，晚上7点多才收摊。她已显现与年龄不相符的憔悴。

　　最使她焦虑而束手无策的，莫过于两个女儿的学费了。

　　贫苦的家境，母亲的自尊自强激励女儿奋发向上，但在学费上，女儿无能为力。

　　90年代初在上犹开始实施的希望工程在90年代末大为降温。据了解，全国如火如荼展开的希望工程，开始其重点是建希望学校，继而救助义务教育阶段的贫困学生，标准不高，解决每个学期学杂费几十元。“希望工程”已深入人心家喻户晓，社会上很大一部分贫困群体把希望寄托在“希望工程”上，但是，现实情况是，社会捐助急剧下降，“希望工程”急剧衰退，共青团中央对此有察觉，正考虑以新的方式使其升温（吴伟儿童教育基金启动）。因此，广灵世繁姐妹没沾上“希望工程”的雨露。

　　这时，一位副县长得知她们的困境，马上叫她同农信社联系。金华喜出望外又忐忑不安，她没进过单位，对县城不熟悉，何况她不能过多地放下卖菜的时间找“银行黄主任”。她分不清具体的银行，在两三百米街上她竟找了三天！（银行工作人员没设身处地着想敷衍应付也是个原因）。终于她找到农信社主任贷款3000元。

　　广灵性格外向。2000年农校即将毕业，广灵又参加“成人自学”，她对母亲说：“中专还不行，必须读大学！”做母亲的只有支持。有人建议：“你不如叫女儿去帮店（打工）。”她笑着拒绝说：“现在的社会要有文化有知识有本领，女儿能读我就负担！”现在广灵在赣州一边打字（务工），一边“成人自学”。

　　世繁性格内向。尽管学校给了优惠和照顾，任课老师替她担待，她还是碰上没钱缴费不发书的尴尬（我读书时也饱尝过此种苦涩），后来借钱交了学费，课本却没了。但愿人间艰苦辛酸成为她——底层人人生搏击永远的动力！

　　极简陋的“贫民窟”散发出炯炯热力，金华一家受到了社会的关注。县电视台在一次采访农信社时，无意中看见了郭金华找黄主任申请助学贷款时禁不住落泪的感人场景。那次，女儿的学费终于有了着落，她再也禁不住哭起来。这是坚强自尊女人的哭泣。记者立马抓住这一素材，进行拍摄，进行专题报道。节目播出反响强烈，省市电视台转播了，省农信社系统也播放了。社会做后盾，她和女儿不是孤单的，无助的。

　　那天，当我得知其人其事，便急急地去农贸市场找到了她。她正在卖菜，面前地上摆着几小堆茄子辣椒等菜蔬。人丛里她并不引人注目，一身朴素的流行时装，后来我才知道，她和女儿穿的外衣都是别人送的。我怎敢耽误她的活计呢？只有晚上进行采访。

　　晚上八点，经附近几个人指点，我找到她的家。要在平时我决不会想到这夹缝般土巴巴的披舍里住着一家三口人——一位中年女人和她两个花季女儿。她刚回来正在门口卸板车，车身靠在外面墙上，车轮搬进屋里。她赶紧打开煤灶烧开水。一贫如洗，连黑白电视也没有，一张小方桌几张小木凳，三个人就把屋子挤满了。她对关心和帮助他的人深表感谢，她没有诉苦，她讲她的作息时间，讲好心人怎样帮助她一家，讲得最多的是两个女儿的学习，她为女儿的努力上进而欣慰。她进里间拿出一大张广灵写的毛笔字，字拳头大，一笔一划方正有力。她说大女回来喜欢练字。我知道，作为学习环境，这里欠佳，但广灵是通过写毛笔字来砺志的，当然，也给辛劳的母亲以看得见的抚慰。

　　“母不嫌子丑，子不嫌母穷”的人间至情在这底层又获得感人的印证。

　　一个主动求助的青年

　　在乡村，家庭是青少年的生活依傍精神依傍，筹资让儿女入学上大学总是家长的事。像上面提到的好几个农村家庭，父辈（母亲）或曾当过村干部或有一定的阅历都具有一定的交际能力，去筹借或早或迟总会有所收获，这是做子女的幸运。但是，对于那些离县城圩镇较远的山区，一辈子没有同外界打过交道的父母，只能望难兴叹束手无策。但是，改革开放毕竟20多年，人的主体（自主）意识的增强已在偏僻山乡的青年身上体现出来。

　　油石乡小元村的青年罗庆辉便是这样的一例。

　　1998年高考他以542分被全国重点大学湘潭大学新闻系录取。在接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一家人面对数千元的学杂费喜色顿失只有干着急。家里原本贫困。80多岁的老奶奶流过喜悦的泪水流过愁惨的泪水，最后连泪水也流不出来。父亲老实巴交体弱多病只有长呻短叹。时间是宝贵的，不能等待，只有主动行动，向社会求助。

　　他的行动就是写信。身份低微没使他却步，他含泪向各级领导写信，希望政府圆他大学梦。他焦急地等待着。他单纯，没任何社会经验，一时能胆大，心中却无底。主动总比被动强，机遇总是向主动进击者垂青。好消息如同春燕终于源源不断地飞进他家所在的穷乡僻壤。

　　当时的江西省委书记舒惠国亲笔在他的信上批示，要求各级党政为他排忧解难。赣州市委书记张海如亲自打电话给县委书记，要求县委政府为他解决困难。县委赖书记、刘县长从工资中各为他捐助300元。乡里领导也纷纷捐款。他的母校营前中学从校长到学生都为他献了一份爱心。县民政局送来3000元。他捧着沉甸甸凑齐的6000元，顺利地踏上求学之途。

　　这些“雪中送炭”之举激励他刻苦学习勤恳做事，他获得“优秀学生干部”、“优秀共青团员”等多项荣誉，荣获湘潭大学二等奖学金。

　　他得到了物质扶助的热流，还得到关心关切的精神热流。省委书记舒惠国两次给他写信询问学习情况，县委书记多次打来电话嘱咐他好好学习，县长、乡书记等写信勉励他……

　　他不是一味坐等救助，而是发挥自已的创造力，暑假寒假打工，利用课余做家教，以解决生活费。一分钱掰成两分钱用，把生活标准降到最低水平。刻勤刻俭，靠这6000多元他挺过两年。

　　第三年他要去某报实习，无法打工，因而没钱交学费。这时候他向农信社求助来了。农信社贷给了5000元。农信社的关键作用又一次得到显现。此时，农信社助学贷款正在运行之中。

　　信贷有风险，助学贷款都是3—5年周期，难道农信社就不会考虑风险吗？农信社的职工有议论。这是自然的。当下大家都谈论“信用危机”，认为信用程度上80年代好于90年代，90年代好于现在。不少农村借贷户的观念观念陈旧，认为银行的钱就是国家的钱，谁都可以用，用了拉倒，不用白不用，只要能借到，而借它之前根本不去考虑日后如何归还。有的大学生在学校贷的助学款，毕业后不还贷。农信社非慈善机构，在借贷时明确这是要还的，此举能使农民免去高利贷之苦，免去向亲戚朋友借扯的人情之累，农民从而更坦荡地做事做人，为生活奋斗。

　　对此，县农信社领导层都有信心，他们说：“相信人是讲良心的，人生关键时刻得到救助，铭记心中，以后一定会归还。”

　　情形确是如此。胡扬才的助学货款早已还清。正如《神圣回忆》所言，那些已经被上流社会糟埸得不成模样的道德箴条，却被平民默默地守护着。我在社溪中学采访了青年教师钟传斌（妹妹癸莲已在广东某苗木场工作），他刚刚走上工作岗位，住房相当简单，还是农家子弟那种朴素的穿着，他已按计划还贷，宁可自己艰苦些，也要早日还清。他知道而且能想像，若不是农信社伸手救助，自己上不成大学，成为不可弥补的终生遗憾！

　　平时，农信社经常同贷款对象沟通，询问学习生活情况，它们并不是冰冷的借贷关系，弹的不是借贷、催还两步曲。农信社打算垫资搞一批印有“助学贷款”宣传字样的旅行袋，送给那些被救助学生，莘莘学子不管走到哪里，见物思情，都能缴起一份温情，一段美好的人生回忆。自然也宣传了农信社，扩大了上犹农信社的知名度。

　　底层的热力启发着、激励着并推动着上犹农信社开辟自己业务上的新思路，打造助学——小额贷款的新品牌。它已延伸到高中助学贷款，向着农村的广度拓展。底层——农村有强动的热力！

　　深山里的盛大节日

　　1999年12月，离一年一度的春节还有一段时日，可在上犹最偏远的双溪乡——双溪乡最偏远的石桥村，却喜扎彩门，杀猪宰羊，家家户户翘首相望喜上眉梢。原来，上犹农信社配合“村村通广播电视工程”，满足偏僻乡村农民的需求，主动与彩电生产厂家四川长虹集团联系，以低于市场10%的优惠价送彩电到村里。“长虹”驻南昌办事处用专车把55部彩电千里迢迢送到石桥村农户手中。这个只有80多户的山村一夜之间彩电（都是21寸和25寸）闪亮，彩电拥有率达到60%，成为上犹县彩电拥用率最高的一个村。

　　这是农信社扎进乡村，经过社会调查，开展农村信贷——小额贷款业务的新举措。满足了农民的需要，受到了普遍好评，激起了强烈反响。后来得知此消息的省电视台专题部因没能现场采访报道而遗憾。

　　底层涌动的热力可见一斑。

　　农村中升学者毕竟少数，助学贷款的范围有限，在更大的范围，农民普遍渴望接受新生事扬，感受现代意识，更新观念，扩大视野，提高生活质量。这成为乡村滚烫的热流。生活质量的提升必将提升农民自强自尊，推动他们去创造去奋斗，乡村将涌现更多的才俊。普及电视（彩电）正是得力之举。

　　农信社这项工作并不是一帆风顺。乡村虽蕴含强劲的热力，但也积淀着消极面，好的思路和举措常常受阻。现实中种种不正之风腐败现象加重了一些乡民在现代化转型中的迷惘。尽管在与“长虹”联系，请相关人员远道而来，在价格谈判和接待上，在送彩电上门上，上犹农信社付出不小的努力，但还是遭到一些农民的疑虑：“彩电卖不出去，你们一定跟长虹合伙做生意，挖农民的钱！”

　　上犹农信社副主任钟元喜曾经想把这项工作选择在离圩场较近的寺下乡珍珠村，因为他曾是此村的下放知青，多年担任生产队长，虽然进了城进了单位，一直想为下放地做点什么使乡民得到实惠，可他跟村民一说便遭到他们不理解的叽议：“你们给长虹推销产品呀。”“钱要不要还？不要还可以考虑。”他们把农信社的信贷看作是国家的不用还的钱。

　　但在石桥村情形就大小相同。村民热心，积极配合，对需要彩电一时又拿不出钱的农户，由村委会负责造册登记并提供担保，因而农信社当场办理贷款和购买电视手续。这一次为55户农户办理了9.5万元还款期限为3年的购电视贷款。如今不到3年，贷款基本收回。这是双赢的举措，也是农信社扎根农村面向农民的结果。面向农民和农村，农信社就有旺盛的生命力！

　　还有个感受和理解农民农村的情感问题。这里，农信社有隐忧。当今，员工的文化素质提高了，也年轻化了，他们大都把家安在城镇，由于交通便利，一下班就往城里往家里赶，他们能像土生土长与乡土血肉相连的工作前辈那样，从沉浸到农民农村中而发现新的工作思路、实行得力的工作举措——找到新的业务增长点，即继续夯实农信社的乡土根基吗？朱总理2000年4月对农信社工作的阐述高瞻远瞩意义深远：“当前特别要重视和发挥农村信用合作社的重要作用，农村信用社是最好的联系农民的金融纽带，要采取有效措施，支持和引导农村信用社发展，使它成为新形势下农村金融的主力军。”

　　只有将热力汇入底层——乡村的热力，形成春潮般的热流，从而催开现代化之花。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只有建立在乡村的现代化上，乡土——底层永远是热力之源。

　　四月，我行走山乡，满眼春色。我又一次感受了乡村的热力和热流。这，不正是红土地——我们江西崛起的雄劲旋律吗？

　　二00二年五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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