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荃：说《论语》聊社会（十三）

　　十二、权变：国人的智慧

　　古书读得多了，会有两个明显的感受。一是总觉得越到后世，人们越是在重复着前人说过的话。当年为了一顶博士帽子，曾经有半年的时间耐着性子在南开图书馆的古籍室里苦读明人文集，仅《乾坤正气集》一种，就有二十函，都要一页页翻过，真的感觉是一派的陈词滥调，作者少有创见，大多只会咿呀学语，罗里罗嗦。这时便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做“味同嚼蜡”。二是这样一来，就越发觉得先秦诸子真的是太聪明了。他们对于人生、社会、自然以及政治的认知与把握，常常是切中肯綮，一语中的，多有神来之笔。以至于嗣后的千百年间，人们只能一再重复着他们的话语。读《论语》，就有这样的感受。孔子颇有先知先觉的空灵气象，他的中庸权变思想，更是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值得聊几句。

　　《论语》载：

　　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

　　杨伯峻译文：孔子说：“中庸这种道德，该是最高的了，大家已经是长久地缺乏它了。”

　　关于中庸的解释，实在是个见仁见智的事。有的解释很繁复，说得也未必没道理。一种通常的说法是：“不偏之谓中；
不易之谓庸”。意思是中庸是适中和永恒的法则。我这里则选择了一种最简单的界说：中庸就是“用中”。庸者，用也。中即是适中，就是最佳、最宜的选择。孔子否定“过”和“不及”，但中庸不是折衷，而是判断和选择的“黄金分割点”。

　　有学者把孔儒的中庸思想概括为八个字：“执两用中，执中有权”，此说十分精到。“两”即“多”，指在多种条件或相对复杂的状况下，要作出最适宜的选择，这就是“执两用中”。然后，还要根据时势或事物的发展变化，而有所调节，这就叫做“执中有权”。不懂得调节，叫做“执一”。“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意思是虽然能作出最佳选择，但是，不能依据时势变化而作出相应的调节、调整，最终还是会陷入困境。“一”者，一成不变的教条主义之谓也。看来孔儒一脉十分关注时势、时务的发展变化，并不赞许僵化、故步自封和教条主义，这也可以称为“识时务者为俊杰”。

　　传统文化中的“识时务”是个褒义词，在先秦诸子眼中，恐怕只有圣人才会有这种审时度势的大智慧。孟子评价孔子，称之为“圣之时者也”。迄今咱们山东曲阜孔庙还矗立着一个书有“聖時門”的牌楼。只是后来，到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我的记忆中，一般是在“抗战”“反特”等革命电影中，叛徒在劝降被俘的革命党人时，都会用“识时务者为俊杰”相规劝。结果在我们这一代人看来，“识时务者为俊杰”反倒有了某种贬义。

　　显而易见的是，孔子是“识时务”的。不仅如此，他还提出要“与时谐行”，其中的关键就是“权变”。权字的本义是秤砣，这里作调节解。权变不是翻天覆地的革命或改头换面的变革，而是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做暂时的或局部的调节。其中的分寸颇微妙。孟子唯恐后人不能理解，就做了一个绝妙的比喻。他说：

　　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权也。

　　男女之间“授受不亲”是礼义大防，这是原则。可是，嫂子不小心掉河里了，怎么办？！找个女士来帮忙，附近没有；
找根绳子或木棍什么的做“间隔”，好把嫂子拉上来，周围也没有。眼瞅着嫂子就要沉下去了，这时，也来不及多想了，急忙跑到河边一伸手就把嫂子拉上来了。这就叫做“事急从权”。后世引申其义，有“权宜之计”一说。

　　权变体现了孔儒思想的灵活性，最为孔子看重。他老人家曾经说过：

　　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
可与适道，未可与立；
可与立，未可与权。

　　杨伯峻译文：可以同他一道学习的人，未必可以同他一道取得某种成就；
可以同他一道取得某种成就的人，未必可以同他一道事事依礼而行；
可以同他一道事事依礼而行的人，未必可以同他一道通权达变。

　　杨伯峻的解释有的地方有点儿穿凿。依照我的理解，共学者，共同读书学习；
适道者，追求理想努力奋斗；
立者，立足于社会，有了工作或事业，能安身立命；
权者，适时调节。愚以为孔子是把懂得权变看作人生的最高境界，这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其中蕴含着大智慧。

　　孔儒是最讲究原则的，所谓“礼义道德、君臣父子”是构建社会政治秩序的基本原则，在孔子的心目中是神圣而具有至上权威的。然而，孔子也深知世事万物是变动不居的，总是处于不停歇的发展变化之中。所以“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他观看着河水滔滔，奔流不息，分明是感受到了时光的流逝和世事的变迁，无奈和感慨之余，惟有顺应。于是乎“权变”的智慧迸发而出，演变成为儒家文化最精湛的部分。

　　权变思想讲求一种有选择有目的的调节，从而造就了中华文化的包容品性和强势的文化亲和力，善于求同存异，兼收并蓄。古代中国曾经有过数次域外文化伴随着强大的政治势力涌入中原，譬如元朝和满清。经历了这样的冲击和曲折，孔儒以来的文化传承并没有因此而中断，反而在“人分四等”，实行民族歧视政策的元朝，完成了程朱理学从民间学术上升为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的转化过程。而在文字狱肆虐，万马齐喑的清朝，则达成了今文经学的复兴。——抱歉、抱歉，这些话说得太学究气了。我的意思是说，在孔儒的权变思想教诲下，国人的脑子特灵活，面对强大的域外文化冲击，总能够想方设法地予以“变通”。兹所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使得中华文化得以绵延不绝地延传下来。

　　这种灵活性的等而下之，则是随机应变的泛滥。而且，这种灵活性一旦与权力相结合，便会形成一种特权化的思维定式：“原则上不许、不可……但是在特殊情况下……”。这种情况，这种话语，相信我们都见过听过。中国人脑子活，但灵活过了头，便是堂而皇之的滥用权力和百无禁忌的攫取利益。有时，偶尔，我们何尝不也是这种思维定式的受益者呢。

　　不过不管怎样看，权变毕竟是中华文化特有的思想内涵，是孔儒一脉的思想精髓。诸君看过老电影《神鞭》么？电影的结尾：主角儿傻二将混混儿玻璃花的帽子几枪钉在了树干上，然后，手里掂着二把盒子，说了这样几句话：“祖宗的玩意儿再好，该变也得变。一变就是绝活。”

　　——瞧，这就是权变，这就是国人的智慧！

　　2008-5-4

　　原发《知青小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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