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岳川：大国文学文论呼唤创新

　　当代中国在文论边界扩大化上面争论不休，中国文论身份出现了辩识上的危机。文化严重滞后于经济崛起。文论家的集团没有形成，甚至可以说在长达20年之内，学者在一个一个地细读、消化、评论西方文论家，但是没有看到整体性地对中国当代20年以来的文论家加以研究的著作。中国当代文论的前沿话语是同整个世界前沿话语相连的，其重要语境是全球化和多元化构成的一种特殊的张力场。在这一张力场中，文论的创新与中国立场紧密相关。

　　在我看来，大国文学需要自我身份反省并坚持文论走近经典进而可持续创新。在中国文论经历了一个世纪的西化浪潮之后，应该重新检讨中国文论的精神价值取向，从全盘西化的文论盲视中走出来，重新以“走近经典”的文化高度和精神厚度，审视大众图像时代中的中国文论身份，从西方文论的中国化到中国文论经验的世界化的转型中，关注文化创新与文学理论创新的同步性，进而守正创新——“走近经典”并“创新经典”。

　　一 图像时代的中国文论身份考辨

　　传媒时代的中国文化面临多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当代中国经济、军事、科技的崛起导致国际文化领域争夺话语权，另一方面，长期的西化使得东方精神世界意义的失落和中国文化身份的模糊，进而使得中国思想的文化创新和文化输出能力减弱。需重新张扬中国文化的当代创新力和新高度，在中西文化对话和文化互动中重塑中国文论的新形象。

　　随着人类进入网络传媒时代，电子文本迅速取代着纸质文本，精英写作正在败给日常写作。个体发表文章、著作的机会更多，导致写作人数上涨，作者与读者之间界限模糊，甚至出现了作者身份贬值症候。作家也不再顾忌批评家的说法，因为每个人都身兼批评家、作家和读者多重身份。

　　在网络传播时代，文化从经典进入非经典和反经典，使口语写作超过了书面语写作的价值，日常生活感成为这个时代的合法性标志。从“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到文字的速朽，文字的魅力不再是惊天地泣鬼神，而是不断生产又不断被覆盖。从珍惜语言到滥用语言，语言成为随波逐流的无思平台；
从人的神话到神死了，大写的人死了，知识精英死了，剩下的是小写的人和消费的人；
从乌托邦到日常生活的合理化，世俗生活成为幸福的别名；
从理性中心主义到感觉中心主义，整个世界和文学知识分子心态发生了整体倾斜，艺术肉身化挤压精神性成为时代的标识。

　　传媒带给我们视觉文化的冲击，数码相机从几十万像素发展到几十亿像素，其他的图像设备也越来越高清。图像和文字的关系已经成为当代文化不可忽视的方面，各种图像、影像符号对于从前单纯的文字文本形成了越来越强烈的冲击，图像很可能会胜过文字。人类从诗歌退回到小说，再由小说退回到散文，最后又退回到图像。

　　当代媒体中的视觉文化有压倒文字文化的倾向。人类对视觉的偏重是文化感觉的位移，确实有一个中心转移的当代现象。如《大长今》的海外文化进入现象，广告轰炸现象，文化英雄被“文痞”取代现象，文学经典被戏说取代现象，央视的高文化水准栏目无疾而终而学术评书横行现象，超女掀起平民歌唱狂欢现象等。这些现象都与今天的视觉文化和大众媒体平台紧密相关。可以说，无视这种视觉化过程，将失去一次关照世界的文化审美、经验变迁的文化历史。但这并不意味着偏向视觉文化而否定文字文化，而是意味着提出了一种新的文化研究场域和一种新的可能性的对话方式。在当今大众媒体的强势笼罩下，出现了诸如图像时代和读图时代的种种说法，但是里面误区颇多。二者不应该对立起来，不应陷入到对视觉文化的一味辩护中去，不应随着历史盲动，更不能无视历史上的经典文本的当代性意义。

　　根本上说，当今世界的视觉文化范式和话语是以美国文化为中心的，但是我们不用全盘拒绝或照搬这种流行文化，相反我们应当思考怎样在这样既有的传媒介质和文化平台上去发现再创属于自己的文化内容，并思考如何利用和引导这种视觉文化的规律，把中国文化精神更好地在新时代语境中展示出来，与西方形成新的文化对话。在面对新的文化变迁挑战的同时，中国不能再错失这样一次构建多元文化对话格局的机会。

　　进一步看，在全球化浪潮中，科技经济一体化和热核战争的威胁使整个人类休戚相关荣辱与共。不同的价值立场使得在全球范围内出现了文化宗教层面的反全球化的多元文化主义潮流。多元文化伴随着人类历史而发展：中国文化传统、希腊文化传统、希伯莱文化传统、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传统、非洲文化传统等多种文化不断消长、此起彼伏地影响着人类社会的进程。今日世界种族间的冲突层出不穷，黑人民权运动、新左派运动、同性恋运动、女权运动、反文化运动等此起彼伏，整体性现代社会正在发生大分裂，世界正在走向新的多样化。

　　多元文化主义强调尊重差异性文化。多元文化理论和实践的健康发展，取决于一种健康的文化心态，即既不以一种冷战式的二元对立思维去看走向多元的世界，也不以多元即无元的心态对所有价值加以解构而走向绝对的个体差异，而是在全球文化转型的语境中，重视民族文化中的差异性和特殊性的同时，又超越这一层面而透视到人类某方面所具有的普适性和共通性，重新阐释被歪曲了的民族寓言，重新确立被西方中心话语压抑的国家文化形象。中国的现代性应该向人类体现出“东方智慧”，使得东方智慧在整个世界文化发展中成为新世纪社会文化的有效资源，由此展开东西方文化的真正对话。

　　全球化格局下的文学理论将建构多元多样性诗学为己任，这种多元文化观将使汉语学界突破西方文论的单一知识框架，重新审视东方文学传统中的文化理念和文学观念，关注中国文学在新的世界格局中的现代性诗学特征，并通过对差异性文化精神的体认，获得更为宽松多元的文化差异性结论。

　　当代中国文化艺术中的世俗化倾向越来越占主导地位，而精英文化却在日常生活的世俗化中日渐衰颓。如何在经济全球化中为中国文化艺术和人的精神发展定位，成为知识分子的迫切工作。人们已经从前现代的线性时间观中走出来，进入现代性的当下时间，更进一步进入后现代的时间的空间化——无时间。于是文化远离了高层化和垄断化，远离了权威性和启蒙性，进入到肉身化、独白化、自恋化、欲望化、比矮化、自贬化、消费化。如何使文化和人的精神绿色生态化，使人在“红色写作”之后不坠入“白色写作”的怪圈，而是进入“绿色写作”的良性氛围，需要文学知识分子认真地思考。因为知识分子是问题的提出者，他需要对时代不断提出问题、反省问题，把怀疑和追问放到优先地位。

　　研究文艺学离不开中国传统文论和西方现代文论，这是塑造新世纪中国文化形象的重要工作。在一个相互交织并消解冷战思维模式的共存时代，如果没有西方“他者”的“镜像”，我们就无法清晰地审视中国文化的“自我”。通过文化镜像深度的自我审视，将有助于把东西方文化的对抗转化为不同文化体制的创造性互动。我们只有在东西方有效对话的前提下，进行现代性反思和价值重建，才有可能使本土性真正与全球性获得整合，从而冷静清醒坚实地进行自身的现代化建设。在这个意义上，传统中国文化与当代“中国文论”研究，对新世纪“中国形象”的呈现有着重要意义：把握当代中国文化转型对社会发展的重大影响，清醒地认识新世纪中国文化和政治的基本走向，在那些制造“中国威胁论”的国际文化话语域中，强调文化文论创新对中国和平崛起的意义——在社会转轨中建立有效的公共文艺话语空间，使中国文论创新在不断明晰丰富和深度拓展中，推进的“中国形象”的立场定位。

　　二 西方文论的中国化与中国文论经验的世界化

　　历史文献不是一堆“死的文化”或文化的“死的记录”，相反，文献中体现的文化，是历史的“人化”与“化人”的历史。传统文化只有不断成为新的文化传统，才能使文化传承流布。文化价值主要功能是表达心灵境界和精神价值的追求，反映生命时代本质特性和走向未来之境的可能性。传统思想对当代思想是一种规范和砥砺，而当代文化思想定位则是对传统文化精神的审视和选择的一种深化。文化正是在选择和再生中不断提高选择主体——现代人的文化素质。作为文化精神核心的艺术，是对主体生命意义的持存，对人类自由精神的感悟，对人类精神家园的守护。当代中国文论流派原创之可能性，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其一是体系创新。创新的体系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它的大文化氛围和它的哲学含金量。不妨说，“20世纪西方文论”从新批评开始，现象学、解释学，包括后殖民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无一不是哲学登先。而且这种颇有影响力的西方文论不断中国化，导致“中国文论失语”之声不绝于耳。20世纪重大的诗学问题与哲学命题紧密相关，意味着哲学与诗学在二十世纪哲学危机中的相遇并面对同一问题，同时还说明那种单一地将文学理论作为一门学科进行封闭研究的时代已经结束，跨文化跨学科的研究人类“现代性感性本体论”问题——审美个体主义问题和诗意栖居问题已然成为世纪性课题。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当代哲学原创性正在丧失，由于哲学原创性的滞后，不能为文艺理论提供哲学的高台，所以当前的中国文论才显得如此混乱和迷茫。当务之急，是走出全盘追随西方哲学方法论和本体论的模式，从译介和克隆西方哲学和文学理论中走出来，告别中国当代哲学和文论的无根性状态，开始中国现代性和范式创新性的独立思考。

　　其二是范畴创新。范畴是对经验的提升，对概念的浓缩。但中国的文学经验却跟着西方走得太远。相当一些前卫作家经常把翻译的二手西方文学作品仔细琢磨，倾力模仿其语式、开场和结尾。作家已经远离个体体验的生命血性，正在背离中国经验的当下行和本土性。当文学的价值生成和精神地基失落时，中国文论家文学批评家不再读这类克隆西方的文学作品，而只读西方理论进而克隆西方文艺理论，这使得文论在批评和文论建设方面走向双重失落。当代文学似乎不屑于具有本土独特性——中华性。中国每年生产的长篇小说1000余部，短篇小说不计其数，写小说的人比读小说的人更多。人们已经不再读作品而转向读“身体”，开始和作家共同合谋发掘欲望化肉身化的“身体”。今天所有的困惑由身体开始。作为个体的生命是物质的非物质形式，是随着对生与死的思考并抵达存在之根而展开的。只有领悟到自己的有限性和可能性，领悟到心性转折对人的意义，才能实实在在而朴素自然地体味到自己作为诗人或哲人的使命。每个思想者都处在天地俯仰之间，而禀有一种倾听真实的焦迫，他只有在这种焦迫中才能剥离社会强加的人格面具而感悟自己真实的内在声音。但是，这种关乎人存在意义的基本本体论今天仍然成为被遗忘的对象。本体论从神、从人的理性、从人的意志已然降解到弗洛伊德说的人的欲望。“下行本体论”表明人类“上行本体论”的终结，于是人类的精神痼疾正在成为精神生态的死症。我感兴趣的是，人类精神走向平面和谷底，是否具有重新反弹的可能性？是否有可能再重新创建精神生态平衡的世界呢？

　　其三是文化创新的价值无定感。可以说，人类在“语言学转向”和“文化研究转向”之后，加速了“文化价值观”的失落，因而应有一次“价值论转向”或“价值论复归”。20世纪美国pop文化的强力推进，使整个世界文化发展从过去的形而上学、终极价值、根本原理、方法意义、本质规律问题，进入到文本、语言、叙事、结构、张力、语言批判层面，但这并不意味着语言学转向就成为本世纪哲学或诗学“终点”，相反，它仅仅是成为一个转向之后的“新转向”——“文化研究转向”，即由“语言”转向了历史意识、文化、社会、阶级统治、意识形态、文化霸权研究、社会关系分析、知识权力考察，甚至文化传媒考量、科技理性分析等。换言之，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走出了“语言的牢房”，而进入了一种所谓的人文科学“大理论”之中。于是，历史、政治、社会、文化等在新的层面上成为语言学转向之后的新话题，不断出现在女权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以及文化研究领域中。但是仅仅这样是不够的。因为中国现代性经验没有进入国际大循环，没有成为人类经验的一部分，没有引起世界的充分的关注。

　　中国文化的价值特征，应该成为“价值论转向”的重要元素，为人类的明天做出自己的价值阐释和远景规划。法国于连（François Jullien）在《新世纪对中国文化的挑战》认为：“中国同西方有‘两次接触’：第一次耶稣教士东来几乎没有对中国思想产生影响，第二次中国知识界没有选择。一个世纪过去了，中国思想应该说走过了那个被动、强制的时代，现在到了对中国思想进行重新检索的时候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这种检索不是用西方的哲学概念对中国思想传统进行重新诠释，也不是回到过去，而是以中国自己的概念来诠释中国思想。一方面避免堕入虚假的普世主义的旋涡，另一方面以重新检讨过的中国思想光华来丰富世界思想，从而避免陷入民族主义的陷阱。因为虚假的普世主义其实是一种思想的同一化，而思想的同一化则会产生刺激民族主义滋长的反作用”。（法国于连（François Jullien）《新世纪对中国文化的挑战》，载香港《二十一世纪》1999年4月号）

　　这一价值阐释和远景规划有这几方面，一是文化价值身份认同的多元化。创新必须基于文化的基地。今天身份认同多元化意味着理论再也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它不再变成“大众理论”而变成“小众理论”“圈子理论”，甚至变成孤独的“守望者的理论”，其普适性合法性出现了问题。二是学科身份泛化。这一点在书法界同样存在，今天书法界出现了不写汉字的书法。墨子就有“书于竹帛”之说。当书家不再写汉字时，大抵不能称自己是书法家而应该叫抽象画家，大可不必跻身于书法专业圈子之内而应进入画家的行列当中。同理，那些不再研究文学的应该叫做泛文化家，而不应称为文学理论家批评家。三，文学创作和读者兴趣的位移。创作和读者兴趣的位移使得今天的文学研究很难把握。文学研究需要一个相对集中的话语平台，而荡下却是一个散慢无根的“超话语”平台，这是因为读者的兴趣和创作者的兴趣发生了错位，读者的兴趣经常左右着理论家的兴趣。超级女生出现了引起了媒体界的大辩论，现在超级男生很快要出台了，这种大众化的兴趣不断引导文学理论批评家，理论家再也不可能引导大众的精神走向，而仅仅成为大众兴趣地跟随着。文论的颓败由此开始。

　　新世纪中国文论的重要工作是，切实地回到文论流派原创性上来，探索中国文论世界化的可能性。既然文论体系创新尚无哲学根基，文论范畴创新尚无文学的丰厚土壤，文化创新又变成学科的身份无定，那么回到流派创新是最切实有效的方式。流派创新意味着百家争鸣百舸争流，它也可能是一家一派，可能是一个圈子一个学派。西方的文论的流派，人们很少谈及体系创新，因为后现代以降“体系”这个词已经变得很可疑了，是否合法还值得讨论。古文论专家提出的先秦无“风骨”范畴，魏晋无“妙悟”范畴，唐宋无“神韵”范畴。中国历史是推进性的，比如中国书法是汉代尚“气”，唐代尚“法”，宋代尚“意”，明代尚“韵”，清代尚“朴”，当代尚什么呢？尚“俗”。每个时代都以各自的方式往前推进。一个朝代几百年，产生过多少流派，但用一个字对其精神气质加以概括，以达到本质界定。

　　在我看来，强调流派性可以有传统派、感悟派、评点派、境界派；
也可以有比较标准的现代派、体验派、精神生态派、价值学派、文学消费学派、甚至文学媒介学派、文学身份学派、文学公共领域学派以及本体学派等。通过若干流派的创建，使文学界能够更为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并通过流派创立使其声音通过媒体放大，多种流派共同构成当代的差异性的文化声音。

　　三 文化创新与文学理论创新的同步性

　　“文化创新”与中国文学和批评之间有着重要的联系。当前，作为文化创新的重要方面的中国文学与中国文学批评，遭遇的困境更加复杂而严峻。当代中国文学遇到空前的文化危机，不仅仅在于中国文学自身的危机，也在于整个世界缺乏中国文学的位置。中国在不断崛起的时，文化特别是文学批评如果没有跟进的话，那将是很危险的，中国文学批评的原创性将遭到重大挑战。

　　我首先注意到本土文学批评的浮躁，大致可分为以下几方面：西方流派多而本土批评少。不少作品和批评话语，都是按照西方的心理分析、解构主义，女权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文化批评、网络批评到现在的生态批评，一个一个地消化，唯独缺少启发中国本土的批评精神，这种批评精神日渐沦落；
关注数量多而质量少。我经常收到一些作家寄来的小说，一次就是两三本长篇，但仔细翻阅后，几乎都是网络写作，一日千里、每天万言往前赶。这样的小说写作方法和曹雪芹的“披阅十载、增删五次”截然相反；
诺贝尔情结多，而文学的本质思考、本真面对少。批评家成了预测谁可能中诺贝尔奖的预测家，却很少有人去思考并发出自己的建设性声音；
对文学的表扬和吹捧多，而深刻地剖析和批评少。中国的文学批评学在很大程度上成了“文学表扬学”，批评家某种程度上成为和作者合谋设“批评的圈套”的人；
网络炒作多而批评界理性共识少，文学的公共性和批评的公度性正在颓败；
作家反批评多而批评权威少，作家写什么和批评家没有关系，作家写作的时候连眼皮都没有瞟一下批评家。中国批评家的地位权威正在丧失。

　　不难看到，近些年中国文学批评界问题不少，比如“顾彬事件”就被炒得很热闹。我将其视为中国文学形象的区域化与缺席化的表征。国内一些教授就顾彬等汉学家对于当代文学形形色色的介入问题发生了争论。我思考的问题不是汉学家对于中国文学批评的介入，而在于中国分享了多少关于世界文学的话语权？国际汉学界对当代文学批评的介入，导致了对于批评话语权的争夺。为什么西方汉学家比我们还要着急，难道真是“皇帝不急太监急”吗？这里面隐藏了什么问题？顾彬等汉学家对于中国文学有深厚感情，对当代中国文学的西化倾向非常着急。我的看法是，全球化时期中国已经毫无例外地进入了世界话语圈，中国正在从一个区域性的、局部的形象，变成世界性形象的一部分，而当代理论家、作家、批评家却没有认识到这个严重问题。这种文化自卑和文化麻木使得中国科技、军事、经济正在走向世界，而中国文学、中国文化的创新力和影响力却仍然是局部性和区域性的。尽管萨特拒绝了诺贝尔文化奖，但授奖辞却说：他代表了一种人类的良知，对人类前沿问题的一种思考。而东方、包括日本川端康成，法籍华裔高行健这样的作家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原因却是：代表了本地区经验的某种阐释。这就意味着中国已经不具备世界意义，缺乏对人类经验和人类痛苦的高层次反思。这导致东方民族的声音在世界上变成了次等文化的声音。

　　在东方，大国崛起中的文化亲和力正在萎缩，中国的文学形象和其他艺术形象形成反差。今天在世界上主要代表中国形象的就是电影，但中国的电影大片形象并不佳，不管张艺谋的“大红灯笼”为谁挂，还是奔走于黄土高原的宝鸡妇女说的方言，这些在西方文化解读中都成一种俯瞰中国的不佳形象；
然后就是美术形象，最近张晓刚、刘小东、岳敏君等先锋派画家的作品突然从瑞士外交官希克收藏时的低价位升值，暴涨拍卖到4000多万人民币。当代拍卖行炒作非常热闹，表征了世界眼光中的中国形象。还有音乐形象，一些先锋艺术家，包括女子十二乐坊在西方和东亚都是一种“走出去的”形象。

　　但是迄今为止我没有看到今天的文学形象，能够像电影、绘画、音乐甚至建筑体育馆“鸟巢”那样的建筑形象一样出现在西方人的视野。中国文学究竟怎样面对世界？我认为文学形象国际化的过程中，其文学身份和精神高度需要重新确认。

　　中国文化艺术界在“后现代性”问题上同样充满迷茫，其负面效应导致中国当代文学艺术的症候，需引起我们高度重视。在后现代艺术边缘化中国美学以后，西方文化全球化扩散的结果是，使当代西方艺术具有了全球文化霸权的话语平台，当代艺术成为西方文化危机的全球化播撒。如今，在第三世界国家，“现代性”影响的严重后果在于，西方现代艺术家充满焦虑痛苦、醉酒疯狂，自残自虐，不少艺术家精神失常，忧郁自杀，结果导致现代西方艺术大体上是一种审丑的阴暗恶心的艺术，观赏者看多后也出现类似精神失态状况。而西方现代性后现代性对中国的全面进入，使得中国艺术家的当代书写成为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西方后现代主义既颠覆了传统艺术典雅优美，又压抑了当代人本土话语独立创造的基本精神，使当代艺术成为颠覆之后废墟上的虚无主义精神的膨胀。

　　西方后现代思潮进入中国后迅速成为先锋的别名，当代艺术被号称为“后现代艺术”，一些艺术家以进入后现代为荣，缺乏基本的文化反思能力陷入后现代泥潭之中。一些艺术家希望被西方话语操纵者所独赏，从而一味模仿西方现代后现代艺术，以消解中国艺术的政治标志性形式，那些消解传统艺术的行为艺术、装置艺术，被中外不断误读和想象的玩世艺术被周边国家理解为“中国艺术堕落形象”，并在近20年类型化艺术中成功地转变为西方辨认中国丑怪艺术的形式符码。

　　事实上，当代一些相当有实力的艺术家，面对西方现代艺术常常感到困惑，一方面，传统艺术在全球化中似乎丧失了现实土壤和文化背景，但是艺术家凭感觉感到将艺术全盘西化是对艺术的彻底摧毁。他们一方面力求追踪西方最新思潮而凭直觉去书写，但却常常感到追逐的无路茫然；
一方面凭自己的文化身份意识阐释自己作品的东方意味，却时时感到勉强而丧失文化自信；
在一方面，坚持中西文化整合而阐述自己的知识体系和审美体系，却感到差异鸿沟难以填平而倍加茫然！

　　如何坚持中国艺术文化身份，在全盘四化尘埃落定之后，在外在怪异实验渐渐消解后，努力返璞归真回归“文化艺术”，成为一个重大问题。在我看来，超于现代表现力的西方技巧去抒发飘逸玄远的东方心性，在传统与现代交织中使艺术在线条笔墨运行中表现情感意味，将现代体验看成人类经验之一，将东方艺术元素超越现代艺术形式而凸显作者的超越意识，将传统功夫和当代笔墨加以整合创新，才真正具有明显的国际眼光。

　　我坚持认为：国际惯例不是西方惯例，游戏规则不应该由西方单边建立，国际惯例是世界共同的创造的，游戏规则是东西方共同建立的。中国艺术绘画应该参与到建立游戏规则的过程中去，而不能“他者”建立了规则，东方大国仅仅去遵守。只有这样，当代艺术家才能不再传统和现代之间徘徊犹豫，才能不用再按照西方模式亦步亦趋，而是摆脱了模仿西方的兴趣，打破西方艺术的惯例，开始以自己的方式在线条中寻找中国式的艺术极简约主义的美学神采和文化光辉。

　　艺术原创力的问题是当代艺术文化必须解决的问题。在中西文化走向的大观念弄清以后，艺术美术创作的理念方才明晰起来。我们需超越现代艺术之后，不断地去调整自我文化视野文化心态，寻求新的笔墨意向，从而使其心手双畅，万法唯心——消逝了所有“主义”的纷争和话语权力的争夺，在“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的艺术之道的运行中，获得一片纯净心境，感到一洗尘寰万物清新的人与艺术的生态和谐之美。

　　在全球化语境中“艺术原创力”的提出意味着，坚持在全方位传承传统精华的基础上，解放思想并将人类一切美好的东西加以整合，在此基础上提出高于并超越前人的艺术观念、艺术形态、艺术创作技法、艺术传播方式。一切走捷径的走旁门左道和“比矮”的艺术，都是不可取的。

　　四 守正创新：“走近经典”进而“创新经典”

　　“经典”在中国历来是一个“大词”。无论如何，它所具有的神圣性和标准性使其具有了一种独特的话语权、一种使一切非经典力求超越自身而向上跃升的动力。然而近二十年来，经典似乎也走下了“神坛”，变得不那么至高无上，不那么可望不可即。其僵硬的边缘已开始软化、相对化，甚至在商品大潮中还不断被消费化、炒作化。如今，似乎已不再有文论经典尺度，相反倒是文论自我命名或经典通涨的观念进入当代文论之中，文论经典的意识在消费的浮躁中和世俗的言路中丧失着自己的品格和尺度。

　　然而，经典作为一种尺度仍然存在于每个文论家的心灵中，甚至连“反经典”的游戏文论也内隐着经典的尺度。只是这尺度的深隐使得人们书写时总做出一副休闲式做派或前卫姿态的个人秀，那些西化式的文论在修改中国文论经典内涵的同时，正盼望着成为这个无经典时代的“经典”。

　　在中国文论经历了一个世纪的西化浪潮之后，应该重新检讨中国文论的精神价值取向维度，从全盘西化的文论盲视中走出来，重新“走近经典”的文化高度和精神厚度。但仅仅走近经典是不够的，要使中国文论成为中国文化的话语形象，必须发掘中国文化精神的本源，重申中国文论文化的“守正创新”和不断世界化的新战略。

　　 “走近经典”重在不断创意经典——创造出理论家自己的经典。走近经典为了继承，创意经典为了图新，创意经典为了文论原创，这表达了我对中国文论界整体高于并超越前人的文论观念、文论形态、文论技法、文论传播的某种文化期待。“创新”是生命精神喷发状态，而“原创力”是文化生产力，可以表征大国文论形象。在全球化后现代语境中，新世纪中国文论应在当代文论流派众多的话语角逐中, 超越西化跟潮的流派横向移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超越五四情结的现代性诉求, 超越技法结构层面的艺术话语, 坚持以文化为心性的文论文化本源。

　　坚持只有“走近经典”、“走近魏晋”、“创意经典”，从大量古今优秀作品中吸取养分, 再结出自己的新果来, 按照这样的文论理念创作出的作品, 才可能具有历史的厚重感并能揭示出当代艺术精神的症候。我坚持认为：中国文化对传统精神传承和文化创新的同一性，在于强调“走近经典”。走近什么同时意味着远离什么和走出什么，“走近经典”就是要从一个世纪的文化虚无主义中走出来，从主体性的误区——小我一己的狂妄中走出来，远离虚无与小我，走近中国文论经典，对经典保持尊敬并加以传承，对历史辉煌的时代加以接气并重新阐释。

　　当代文论过分商业化和怪异化现象是值得反思检讨的。中国文论文化精神的价值取向，注定了要将传统具体化凝练化为流动的生生不已的新传统。在我看来，文论之所以看似简单却颇不易把捉论列，在于文论不仅呈现为某种艺术审美形态，而其深蕴着文化哲学精神。只有深刻地实践体验，再迭加上升华的哲学思维，才能反观到书之道的微言大义，才能真正领悟文论之道与人格之道紧密相关。

　　当代文论应该多元化，但是多元不应没有文化主调！我们应该在走进经典中重新体认发掘文论经典的价值和当代意义，进而创造属于这个时代的新经典。在当代文论的文化定位这个文论发展的基本问题上，我认识到文论原创性和寻找国际审美共识是当代努力的方向，只有真正走近经典的文论家才有可能成为时代文论大家，也只有不断创出新经典的原创型文论家才有可能成为时代文论大家。换言之，当代中国文论重要课题在于在自身创新中寻找一种国际性的“审美共识”——把结构张力、文字情趣以及形式变化从本民族传统的审美空间扩散到更大的现代文化空间中去，形成一种国际性文论审美形式通感或基本共识。这就要求我们要借鉴西方一些现代艺术的形式通约，融入本土文化内容，使之充实而具备现代形式美感。在这个过程中，内容将更多变成意境，形式将更多变成语言，最终达成新内容与新形式的完善结合，变成国际性的具有审美共识性的文论美。这表明从本土主义文化出发应该提出世界主义的文论观。就是说，文论不仅仅是东方化的审美需要，也是整个人类的审美需要。

　　我体认到：在全球化的理论播撒和理论旅行中，中国不应该成为被动的纳受者。中国同样应该在全球化文化互动中从事理论播撒和输出新理论，形成中西双向的“理论旅行”。一种对等互动的“旅行”，使本土文化艺术和理论反思能够真实地发生和生成在这片厚土之中，完成从一个世纪的拿来主义之后的文化输出主义。在文论创作方式，文论本体结构、文论接受方式、文论传播机制、文论价值功能都产生转变的时代，真正的文论文化前沿践行者，当通过自己的笔歌墨唱，为新世纪中国文论文化实践和理论的自我创新和输出，提供坚实的文论文化观念和价值重建地基。

　　必须承认，在全盘西化的文论文化虚无主义中，实行走近中国文论经典是艰难的，因为以中国文论眼光确立经典确乎带有文化层面的冒险性。但是理论家存在的意义就在于，在价值平面化模式重树文论经典的尺度，并通过严格的淘汰提升“文论经典”的地位，进而坚持在传统经典基点上，全面开始新世纪中国文论经典的创造，并从中产生新时代的文论大家。可以说，在当代西方文论研究了三十年以后，应推出一大批不断创新的中国文论精英。只有中国文论大家的国际影响力提升了，才可能从发现东方文化的精髓到推出一个新的理念——中国文论文化的输出。创新经典是新世纪中国文论的文化战略，这意味着，新世纪文论不仅是中国的，也应该“走出去”而成为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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