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桥：中国不高兴，后果很严重

　　2009年应该是和谐之年、庆祝之年、多难之后的兴邦之年。

　　这一年将有太多的事值得庆祝。2008年，在以胡锦涛为中心的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中国人民克服了南方雪灾、西藏暴乱、四川地震，成功地举办了历史上最好的奥运会。“314“、“512”、“88”、“神七”，今年都可以搞“成功……一周年”庆典，尤其要庆祝的是建国60周年，中国人民应该、也可以喘一口气，歇一歇脚，狂欢一下，为和平崛起高兴。

　　但是，凡是关注中国政情、民生的人大概都能注意到，2009年的中国人很生气，很不高兴，很不耐烦。

　　习近平副主席2月出访拉美，在墨西哥很不高兴地说，“有些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对我们的事情指手画脚。中国一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饥饿和贫困，三不去折腾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

　　温家宝总理出访欧洲期间几次不点名批评美国政府和华尔街搞乱了世界的金融。2月2日在英国剑桥发表演讲时，温总理提出在应对世界金融危机时，各国首先要“办好各国自己的事情，不把麻烦推给别人”；
还“要精诚合作，不搞以邻为壑”。3月13日第11届人大第二次会议闭幕后，温总理又在记者招待会上不无忧虑地说，“我们把巨额资金借给美国，当然关心我们资产的安全。说句老实话，我确实有些担心。因而我想通过你再次重申要求美国保持信用，信守承诺，保证中国资产的安全。”

　　吴邦国委员长3月9日在人大工作报告中义正词严地说，中国“要积极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文明成果包括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但绝不能照搬西方的那一套，绝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三权分立”、两院制。”

　　国务院新闻办在3月2日发表的《西藏民主改革50年》的白皮书中指出，“十四世达赖喇嘛只有真正放弃‘西藏独立’的主张，放弃任何复辟旧制度的图谋，承认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解散所谓‘西藏流亡政府’，停止一切分裂国家的活动，才是唯一的出路。”

　　国务院新闻办在2月25日发表的《2008年美国人权纪录》中“奉劝美国政府改弦易辙，正视自身的人权问题，停止在人权问题上搞双重标准的错误做法。”

　　国家的领导人和中央政府不高兴，中国的一些精英分子也不高兴。

　　3月8日，美国海军一艘情报收集船“无暇号”在南中国海与中国渔船发生冲突，事后，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沈丁立教授著文指出，“美国不妨掂量，一个既不能理顺伊拉克更不能摆平阿富汗的国家，在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面前是否应该收敛一些。”

　　张维为研究员在日内瓦透过《环球时报》说“‘实事求是’让西方民主难以忽悠中国”，说中国的老祖宗几年前年提出的“实事求是”的理念正在改变世界；
彭石头通过毛主席家乡的红网说“凭什么要我们照搬西方那一套？！”，并大胆地预测，资本主义制度终将被历史的车轮所碾碎；
徐崇温通过《中国社科院报》写文章，疾呼自由、平等、人权根本就是西方试图颠覆中国的工具，不是什么普世价值，而是反映了西方资产阶级的幻想和霸权主义。

　　据说，以乌有之乡为舞台的一些新左派代表更是对中国的政治现状不满，提出给“四人帮”翻案，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名。乌有之乡发表声明说这是赤裸裸的政治诬陷，“从来没有人提出过所谓“要以「毛泽东主义」粉碎中南海执政的「修正主义集团」”的观点或主张” ，但对“为文革翻案正名”之说并未予以否认。在乌有之乡较为活跃的学者王小东和几个人聊了三天，聊出了“中国不高兴”，聊出了俄罗斯是老黄瓜没刷绿漆，美国是老黄瓜刷绿漆。不知道在他们的研究中中国是哪一种属性？中国显然不是黄瓜，如果中国不是吃素的，那俄美可以忽略不计，如果中国是吃素的，老黄瓜怎么个吃法？是不是中国外交状况回到1950年代比较合他们的心意？

　　与此同时，我们还看到另外一些不高兴和不满意。

　　首先，中国的普通百姓似乎对现状不高兴。当然，看新闻、读报纸，他们依然是太阳底下最幸福的一群，但是有一些迹象间接表明他们有些不高兴。比如，中共中央农村问题领导小组组长陈锡文说，“干部腐败损害农民利益导致群体性事件”。他还说，“两千万农民工无工作返乡 政府积极应对”。

　　失业的人自然会生气，但是在国内有些官员们看来，中国人自己爱国、爱家，绝不会泄私愤，指责政府是造成他们个人不幸的原因。如果他们参与了什么群体事件，那一定是被挑唆和教唆的结果。比如，广州市的出租车司机集体喝早茶被认定是“背后存在非法组织，而这些非法组织者根本就不是开出租车的司机，而且还有非法电台在推波助澜。”2月17日，全国总工会举行电话会议，指出要“严防敌对势力对农民工群体渗透破坏”。在两会上，一些政协委员甚至建议加大干扰和压制境外敌台的广播。

　　其次，中国的媒体对地方和全国的两会的开法有点不高兴，第一次提出“他们代表谁”的问题；
要求两会代表敢于和善于投票，不能总是投赞成票或弃权票，越是困难越要批评和监督，并质问没有提案的政协委员都在干什么；
把一位提出老百姓也需要公布财产的地方政协主席挂上了耻辱柱；
甚至提出政协里是不是有托儿为‘两高’唱赞歌，告诫代表们他们应该提更多的问题，拿更多的咨询。当交通部的刘委员为猥亵儿童的林嘉祥鸣冤叫屈并称中国的网民为“反党”、“不爱国”的暴民，媒体纳闷这样的人如何“混进”了政协。如果“两会”年年都是团结和胜利的大会就等于年年没有开会。作为人民的代表，人民有权要求他们为人民服务。

　　第三，“两会”代表对自己的作用和国家的现状也不满意。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著名民法学家梁彗星称黄松有案是中国司法界的耻辱，说中国的司法腐败已到不能容忍的地步。全国政协委员、上海歌剧院院长张国勇指责央视“蛮横无理”，大楼损失必须做个交代。国政协委员赵园率说，央视新大楼起火未能第一时间播出，必须要有人做出明确解释。目前，未能在第一时间公布于众的事情太多。中科院院士钟南山指出：“领导不在的时候，代表们发言挺多，而且讲得很深。领导在的时候，很多代表10分钟的发言，8分钟用来对报告、对自己歌功颂德。我感觉这样的气氛不太好。”河南代表在两会期间甚至对如何解决教育不公平的问题发出了“最后通牒”。

　　托尔斯泰说过，“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
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中国人民2008年“万分幸福”的原因不言而喻，2009年中国人的生气却是由不同的因素造成。问题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如何应对各个阶层的不满和愤怒。

　　鸦片战争后，中国人受屈受辱，先在痛苦中寻觅，后从苦难中奋起，革命了。在革命中先自相残杀，后一起抗击日寇侵略，继而再打内战，直到1949年建国。

　　1978年，中国穷，穷则思变，启动了改革开放的列车。

　　2009年，中国成了大国，但有些国家不服气或不甘心，让民族主义者生气；
中国经济连续十几年以两位数增长，但是依然不能摆脱世界经济危机的骚扰，让精英烦闷；
中国外汇多，国库丰盈，还是美国最大的债主，但是不能解决自己的国民的基本上学、看病和住房的问题，让普通百姓牢骚满腹；
共产党的领导不能说不好，为人民解决的问题不能说不多，但是总有人提什么三权分立，让党的领导层怒火中烧。

　　过去曾经有一个时代，中国一个人不高兴，上上下下都很愤怒，于是举国摩拳擦掌，“要扫除一切害人虫”。

　　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上面的人不高兴，底下的人的人无所适从；
底下的人不高兴，上面的人如坐针毡。中间是一拨搞不清是引导大众的还是被大众抛弃了的精英，揣测着风向，说，“咱老百姓，今儿高兴高兴真高兴”，或者说，“咱中国人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知足者长乐。秦始皇帝为了长生不老和炫耀权力，激怒了自己刚刚统一的国家的民众。毛泽东为了继续革命和维护权力，也让他亲手缔造的国家里的人民困惑和生气。他们的故事应该是今天中国如何努力保持高兴的参考。

　　中国著名童话家任溶溶有名篇《没头脑和不高兴》。没头脑常常不高兴，不高兴也常常没头脑。一个生气的人是很难保持清醒理智的。2009年，世界或许怕中国人不高兴，但中国人更应该怕自己没头脑，特别是中国人的头脑没头脑。

　　其实，中国人在2009年没有理由不高兴。

　　国家的确还有这样那样的问题，里面有人鼓动改革，外面有人推进民主，上面有人腐败，下面有人闹事，但是，只要上下心平气和地面对困难，只要政府平等地对待国人，只要执政党公正地面对批评，只要外交部用尊严和法律对待处理外交，只要精英们牢记自己的国家大，人口多，底子薄，需要继续卧薪尝胆，必须努力解放思想，中国的日子就会平稳得多，中国人的心情也会愉快得多。

　　对那些唯恐中国高兴的中国人来说，生点气不要紧，要紧的是在气头上搬起的石头要轻轻放下，小心砸了自己的脚。或许，他们应该试试，看看能不能搬起中国的石头砸西方的脚？

　　来源：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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