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莱扎瑞斯基：左派的概念

　　文/伊莱•扎瑞斯基[1] 高静宇/译

　　（文章说明：本文为伊莱•扎瑞斯基Eli Zaretsky教授已发表文章，由高静宇翻译发表在《国外社会科学前沿》2007年。值此弗雷泽教授访华之际，弗雷泽的先生伊莱•扎里茨基陪同前来，并于09年3月18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同主题演讲，与此文基本相同，故权做18日讲稿刊发。也特此感谢高静宇的翻译。——《世界哲学》编辑部）

　　内容摘要：自1989年柏林墙倒塌以来，不断涌现的事实证明左派的概念并没有终结，但人权运动的困难、欧洲左派的困惑、美国左派的几近消失，以及左派的“被遗忘”，都表明需要对左派的概念进行谨慎的重新思考。本文从三个方面分析了左派的概念。首先是左派的概念是如何产生的，其次是左派的概念是如何在历史中变化的，第三是左派的概念是否，以及如何被遗忘的。主要观点是，左右二分法有其自身的统一性，不能被简化为诸如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或阶级与文化之类的二分法。而且，左右二分法混淆了大规模左翼政党与小而分散的各种左派力量之间的关系。今天应当注意研究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文化革命与左派以往历史的连续性。

　　柏林墙的倒塌正好距法国大革命两百年，这一事实并没有逃过弗朗索瓦•傅儒（François Furet）敏锐的眼睛。这位法国伟大的历史学家观看电视中群情激愤的画面时，感到他不仅在见证一个政体的终结，而且在见证一种幻想的破灭，这一幻想产生于1789年，而非1917年，是一种左派的概念。据傅儒看来，推动这种幻想的是对资产阶级的仇恨，这种社会阶级被视为“在经济上是无所不能的”，沉迷于金钱，却“在内心深处缺乏道德原则”。但是，“什么是对资产阶级的仇恨呢？”表面上仅仅是“对他者的仇恨，实际上是对自身的仇恨”。今天，他兴奋地感叹道，革命终于结束了。“关于另一种社会的理念”幸亏“几乎不可能构想。”天可怜见，“我们注定要生活在自行其是的世界中。”[2]

　　现在，傅儒的欢欣雀跃似乎用错了地方。自1989年以来，不断涌现的事实证明左派的概念远未终结。自1998年雨果•查韦斯(Hugo Chàvez)赢得大选以来，拉美自称为左派的人获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先后赢得了2002年巴西、2002年阿根廷、2004年乌拉圭、2005年玻利维亚和2006年智利的总统选举。在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大概仍然占统治地位，即使萨科奇(Sarkozy)赢得了法国总统选举。而美国民主党似乎会轻易赢得总统选举，部分是通过回归经济公正和国际主义这两个老旧的主题。尽管这两个主题并不能视为左派的概念，但明显与之有关。即使在布什当政时期，美国的外交政策压制了民主运动，但在中国、印度和中东地区，影响重大的民主运动依然存在。创新的人权运动、国际女性主义网络的扩展，以及左翼的全球社会论坛都在昭示着左派的概念并没有听任历史摆布。

　　然而，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的确使对左派事业长期存在的怀疑成为焦点，最近的一系列事件并没有驱散这些怀疑。因此，当左派在拉美扩张时，是因为许多情况下，这些社会都缺乏自由的制度和民主的文化。如果自由民主缺席，那么左派的概念又依托什么呢？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欧洲左派最近一次大获全胜是在欧洲宪法的问题上，让土耳其加入欧盟，以及欧盟制定独立的欧洲外交政策等流产。在法国荷兰左派狭隘的经济主义和民族主义，与把经济公正和可持续性，同资本主义效率结合起来的资本主义技术精英两者之间，左翼知识分子面临着一个真正的两难选择。至于民主运动、人权运动和女性主义，它们在何种程度上属于左翼，并不是十分明确。

　　至于说到美国，一旦被视为穷人支持的国家，那么每个人都能看到民主党所面临的问题。他们不得不告诉美国人民，他们的儿女在伊拉克死的毫无价值。他们必须向美国人民解释，他们的财富被浪费掉，他们的未来已被抵押。他们不得不揭露，精心打造的美国声誉被漫不经心地抛弃。既然美国人崇尚乐观主义和“实干”精神，既然他们从不想回顾过去，除非是为了骄傲，那么他们并不愿意听到这些真相。但是，民主党人仍然能告诉他们真相。美国人民能够接受悲惨的消息，只要这个消息不是夸大的，而且还包含了进行补救的可能性。但是，民主党人却难以传达这样的消息。

　　20世纪60年代之后，民主党人切断了他们与穷人、工人阶级和下层美国人的联系，即切断了与大多数美国同胞的联系。“大政府时代结束了”，在此口号下，他们取消了保护穷人免受市场伤害的一项制度。他们拾大商业党（共和党）的牙慧，公开抨击“阶级斗争”，因为它产生于工人、黑人和移民。腐败、养老和医疗保险崩溃了、大工业转变为金融投机者，城市变成了主题公园、教育私有化、科研从属于商业、大众文化色情化、公共领域地位下降：民主党人要么允许这种致命的私有化发生，要么在“第三条道路”醒目的标签下积极地推进私有化进程。正如托马斯•弗兰克(Thomas Frank)所见，结果是“一场反向的法国大革命——在这场革命中下层阶级涌现街头为贵族统治要求更多的权力。”[3]2006年以来，民主党人的招牌动作是否会改变这一切，并不十分明确。

　　那么，人权运动的困难、欧洲左派的困惑，以及美国左派的几近消失，这些合在一起表明，左派的概念需要进行谨慎地重新思考。这一问题并不开始于1989年。没有人能否认，产生女性主义和同性恋解放的时代在社会公正的历史上是一个伟大的时代。但是，让我们这个时代与众不同的是，历史上第一次，资本主义世俗的转变——计算机化、全球化、“后福特主义”是由右派引领的。与此同时，我们已经见证了政治文化“从再分配到承认”的根本转向，这意味着阶级经济问题的重要性让位于伊斯兰和西方的冲突、面纱问题、移民问题、以及宗教与世俗世界、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国家与全球秩序之间变幻不断的边界问题。傅儒宣称革命结束了，这个论断不管如何偏颇和不合时宜，却更多地反映了更深层的历史过程。这些过程的确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固守左派的概念是否仍然重要？如果是，那么这个理念又包含了什么？

　　一旦我们意识到，左派不断加剧的四分五裂在很大程度上是左派自己造成的，那么这问题就会进一步凸显出来。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尽管右派确实获得了史无前例的经济和意识形态支持，但左派从未被从外部摧毁过。左派“被遗忘”——通常采取这样的形式，即试图“超越”所谓的左右“无效”分野，或者试图替代过时的“经济主义”——这种“被遗忘”产生于“第三条道路”的理论家、“文化转型”的倡导者、康德主义者、弗洛伊德信徒、福柯的信徒、女性主义者、性解放论者、历史修正主义者、特殊的后殖民主义者，以及“进步”的社会科学家，换言之，产生于左派自己。

　　本文并不打算像重新评价左派的概念的正确性一样，重新评价左派的正确性。本文认为，左右二分法有其自身的统一性，不能被简化为这样的二分法：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或阶级与文化。而且，左右二分法混淆了更为基本的关系：像民主党这样大规模、群众性的力量，与小规模的、分散而多样化、但思想意识上统一，精神上坚持不懈的左派力量之间的关系。最重要的是，没有左派的自由政治是虚弱的，而没有自由主义的左派最终将变成边缘的、宗派林立的极权主义力量。

　　本文改编自一本书，该书论述了下列三个问题：第一部分是左派的概念是如何产生的。我通过回到革命年代（1789——1865）来回答。在那个时代里，新兴的民主力量逐渐决定“自由”（无依附）劳动，包括家庭中妇女的劳动，作为变革的主要媒介。在这一时期内，左派的最初理念形成了，即两个相对立革命的理念：自由资产阶级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第二部分中，我提出这样的问题：左派的概念是如何在历史中变化的。答案的中心在一个决定性的时刻：人民阵线时期（1935——1950），从劳工到人民的转变，结果转向了民主制、自由主义理想、民族主义和反种族主义。这一时期内，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自由主义的观点开始让位于这样的思想：自由主义和左派的概念相互需要，特别是因为法西斯主义的威胁。第三部分，我分析了左派的概念是否，以及如何被遗忘的。开始于20世纪６０年代的文化革命，但集中于我们自己的时代，我把左派的概念“被遗忘”的问题更进一步，即左派的概念是否不仅改变了其特征，或它是否在社会学意义上已经变得过时。但是在最后，我提出，尽管很久以前左派的历史要比工人阶级革命的理念（它是否被完全实现）要长久，但是，没有一个社会运动在其思想的核心，不确立明确地对资本主义批判的立场（不是简单否定），会被称为“左派”。但是在继续说明之前，我需要提出一个前提问题：左派的概念意味着什么？

　　左派的概念，我指的是左派的理念：不是具体的左派，不是左派的历史，而是左派概念本身。在使用概念一词时，我特别提出了三个相关的论点。首先，我想指出，左派的概念中存在某种必然或普遍的东西，换言之，为了考察社会或历史，我们需要这样一个概念，正如我们需要诸如公正、民主和自由等概念一样。其次，我要把左派概念与其历史上的表现形式区分开，如其在组织、报纸、电视节目、期刊、出版社、书店、餐馆、宗教倾向、学术偏好等等方面的具体表现。左派的概念并不是各种抗议运动的集合，这些抗议运动是围绕着具体问题组织起来的，如多元文化主义，全球变暖、医疗保险或工联主义等。即使现今存在的所有抗议运动联合起来，如支持相同的候选人，这也并不能构成左派。第三及最后，我要指出，左派的概念所发挥的批判、传播知性和提升意识的作用，不同于其在寻求和运用政权时所发挥的作用。左派的概念从知性的观点看，在历史和概念上是密不可分的；
我们能在诸如俄国知识分子这类术语的谱系中看到这一点。当然，权力是必不可少的，但获得权力并不能界定左派的概念。的确，当左派获得权力之时，也正是特别需要左派的时候。

　　当在普遍意义上考虑左派的概念时，立刻清晰可见的是，这种理念从不会过时或与时代无关。站在左派一边包含了某种存在主义的立场、某种从不会不合时宜的起义或抗议活动。作为特定生物学和历史学之间的媒介物，并起源于该二分法的本质状况，左右二分法最初是试图为社会权力在本质上奠定基础。因此，在每一个社会中，秩序的象征，大权在握的部长、教会主教、富有的赞助人，坐在了右边，而次要的当权者则坐在了左边。右边象征着统治、权威和神；
左边象征着反抗、危险、不满和邪恶。看看这些词本身：正确的、公正的和灵巧的（这些都是从右这个词引伸出来的词义，其基本意义是右边——译者注）与笨拙的、粗鲁的和险恶的（这些是由左这个词引伸出来的词义，其基本意义都是左边——译者注）。在马克(Mark)福音第14节第62行，上帝说：“我对你说，从今往后，你将看到人类之子坐在权力的右手边。”在弥尔顿(Milton)的《失乐园》中，反叛的天使、魔鬼撒旦及其奴仆坐在了左边。在美国，民主党坐在国会的左边。罗伯特•赫尔茨(Robert Hertz)一言以概之：“右手是所有贵族的标志和象征，而左手则是所有平民的标志和象征。”[4]

　　然而，尽管左派普遍的从属地位，包括左手，反映了一种为社会权力寻求基础的普遍努力，但当我们提起左派的现代理念时，我们也指另外一些事情。左派的现代理念几乎神化般地与法国大革命紧密相连。这部分是因为法国大革命被认为是最适当地表现了左派的现代理念，革命席卷了美洲、甚至部分印度和中东地区，是第一个世界性的历史事件，同时也因为革命为实施左派的概念提供了第一个场地。法国大革命显著地包含了戏剧性的、救赎性的和其他前政治性的因素，水平状态替代了垂直的等级状态：太阳王和天主教等级让位于公开进行的爱国狂欢，以致每一个人都处于同一层次，并能对其他人一视同仁。正是在这种新的水平空间内，现代左右二分法诞生了。1789年国民议会的就座状况是，贵族坐在了议长的右边，第三等级坐在了左边。当左派（雅各宾派）逐渐代表社会革命的力量，右派（吉伦特派）代表严格的政治革命力量时，真正有意义的分野慢慢产生了。拿破仑战败后，并逐渐在整个19世纪，左右分野开始占据议会或代议制民主的主导地位。[5]正如让•拉蓬斯(Jean LaPonce)所指出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左右分野）看得到、摸得着后，立刻变得易于理解，并易于在各种文化中传播。”[6]

　　左派的现代理念随着法国大革命而诞生，这一点还必须从两个方面来论证。我们确认为现代左派的概念的许多思想，如社会公正、经济再分配和性别平等，最初并不是在1793年出现的，而是产生于16世纪80年代始发的荷兰革命，以及17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的英国革命。对于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观：思想自由而言，更是如此。这一价值观对自由主义和左派的概念都十分重要。但是，英国人并没有像法国人那样式图把其革命普遍化。的确，英国革命的全部概念是后来才形成的，即1789年之后。其次，我们所称之为法国大革命的，是一种全球进程的表现。具体说来，海地革命对新大陆的影响，正如法国革命对欧洲的影响，例如，南美成立新国家、美国购买路易斯安那州、北美扩大奴隶制和美国征服墨西哥北部等。换句话说，反奴隶制就正如取消封建主义一样，至少在左派的现代理念诞生之时就得到了充分说明。

　　现在，许多产生于宗教改革和民主革命时期的概念，左派的概念都有暗含，而且也必须暗含。这些概念包括各种政治概念，如个人自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对国家侵害个人权利的限制和政治民主，以及各种文化观念，如个性独立，和通常被称之为“现代性”特征的自力更生。但是，乍一看，这些概念没有一个需要左派。左派的概念变得与之密切相关，以及是必须的，基于如下两个理由。

　　首先，由于对现代自由概念的忠诚实际上是如此薄弱，如此靠不住，在面对短期的各种机会和现实限制时，会轻易被放弃，因此社会就产生了对“极端主义者”、冒险家和指责者等群体的永久性需求。用米歇尔•沃尔瑟(Michael Walzer)形容17世纪清教徒的语言来说，现代政治需要“圣人”，这些圣人的特征是“对某种政治理想毫不妥协，持续不断的忠诚（其他人称之为虚伪），而且艰苦卓绝地坚持努力实现该理想（其他人称之为多管闲事）。”[7]这可以称之为左派存在的社会学和心理学原因。如果没有左派，那么强权的利益、腐败和大众的冷漠，混合在一起，肯定会盛行。的确，至少在现代条件下，某些少数物种发现不公正、羞辱或社会强加的痛苦是不可容忍的。我认识一些这样的人，而且我也是其中之一。这些人构成了左派的重要基础。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在内战爆发前30年访问了美国，对“美国人在蓄奴制上的镇定、冷漠（和）道德疏忽感到震惊。”[8]废奴主义者并没有分享这种冷漠，他们如此强烈地意识到这个问题，于是他们让其他人不可能再冷漠，创造了林肯活动的空间。

　　左派是必须的第二个理由是概念上的。尽管影响巨大的自由主义传统促进了自由事业，但这是一个不明确的事业。奴隶和奴隶主都在为自由而斗争，对于后者来说，处置自己财产的自由，被他们视为理所当然。换句话说，左派是必须的，因为，为政治权利和文化解放而斗争，是不够的，还需要为所有生活领域中的社会平等而斗争，即为南希•弗雷泽尔（Nancy Fraser）所称之的“参与的平等”而斗争。[9]在从垂直等级状态悄悄变为水平状态后，左派关于平等的激进概念可以用斯蒂文•卢克斯（Steven Lukes）的话来概括：

　　“作为跨越时空的传统，把左派团结起来的是拒绝形式上的等级制（即左派普遍的从属地位）以及该等级制所尊崇的不平等的必然性。这意味着，左派标示了一种传统和一种事业，其最初的表现是在启蒙运动中，左派质疑了神圣的社会秩序、挑战了不合理但可以改变的地位、权利、政权和生活条件的不平等，并寻求通过政治行动来消除这些不平等。左派最显著的核心义务是为平等是什么，而且意味着什么的问题，寻求严谨的答案。左派预想了一个平等的社会，并根据此图景，在最大范围内，去寻求对不合理的歧视和依附根源的透彻说明，以及取消这些不平等和依附的现实方案。”[10]

　　卢克斯关于平等的概念是非常有影响的，但是这个概念融合了平等一词所包含的两个迥异的含义。说明这种差别的途径之一是从个体心理的角度入手。个体的利益分成了自我生存、自我兴趣或自恋与依附他人两个方面。但是，这本身就有一点误导作用。依附于家庭、国家、“人民”、种族或性别，是依附于自我的一种形式。自我兴趣和自我生存的需要，包括忠于自己的群体，都导致平等的理念成为一种普遍概念。因此，我们能够想象一个“平等的社会”，而且我们能够寻找去除不平等的方法，例如通过物质再分配，通过消除歧视，或通过诸如积极行动等更激进的措施。只要这种平等的概念基于对个体权利的忠诚之上，那么它仍然在自由主义的范式之内。

　　另一方面，我们能够把平等称之为与他人一起所具有的经历。例如，在人群中，在日常工作中，在具有共同目标之时，在民族危机之时，差别的意识，如年龄、性别、种族或社会阶级的意识，才易于消失。每个个体感到与其他个体一致时，在这一意义上，他们感到与其他每个个体是平等的。平等的第二层含义，即平等作为一致或团结，与诸如共同体和共食体或分享公共餐食等类的概念有着密切联系，并常常与个体权利相矛盾，最显著的是自由与平等之间矛盾，或者，最终是自由主义与左派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是一种绝对的矛盾，不能解决。那么左派对自由主义的自由理念所进行的补充是，意识到个体需要其他人，现实和情感上都需要作为伙伴的他人，这种需要不能被简化为任何普遍概念。换言之，左派最终代表了一种共同的事业感，因此也代表了人类物种的团结，这是在自由主义的理念中，所有个体的平等价值所不具备的。

　　左派并没有发明平等的要求。相反，这种要求起源于社会运动，如劳工运动、非裔美国人的自由运动或妇女运动。这些运动的历史反映了，平等要求的历史变化常常以出乎意料的方式进行。例如，取消奴隶制，这种劳动形式几千年来都未受到本质上的质疑，或者同性恋解放，这种要求一开始是不可想象的。尽管要求平等的社会运动创造了新的价值观，常常出人意外，但这些价值观本身并不必然属于左派的价值，虽然它们或许是。左派的任务并不是发起这些运动，而是要对这些运动做出反应：倾听、了解和赋予尊重，既然这些运动是左派存在的真正原因。与此同时，左派有责任根据平等的终极目标来解释这些运动，使这些运动与其他运动的关系理论化，并从这个角度来批判它们。在卡尔•马克思的表述中，左派的目的是“时代斗争和希望的自我净化”。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左派批判的基础是什么？而且这还意味着，左派不能仅仅代表如黑人、或妇女或工人阶级等特定团体的利益或愿望。当左派这样做时，它就不是左派。

　　左派不仅要与要求平等的社会运动进行对话，还必须对感召力的巨变做出反应，如与艺术、性关系和宗教有关的巨变，即与我称之为平等的第二感密切相关的巨变。例如，废奴主义者就是19世纪20至30年代，宗教复兴的一个副产物。20世纪50年代的纽约知识分子试图引领一种以精神分析为核心的政治。新左派与嬉皮士有着密切的关系，但又相互憎恶。如果没有与特别的政治文化运动沾上关系，左派只能变成对自由主义的持续批判，这种批判总是试图推动自由主义超越其局限，但并没有创造什么自身的新价值。同样，如果没有左派，文化上或极端的激进主义则易于分解为娱乐表演，一种对具有无尽吸引力的大众文化的仿造。

　　左派与其他社会运动的关系是澄清其核心理念或概念的关键。左派总是把两种因素混合起来。一方面，左派寻求把自由主义理念的自由和平等价值，推进到其所能达到的程度。另一方面，左派把自由主义的理念与乌托邦的、浪漫的、美学的和共产主义的冲动结合起来，这些冲动或许是重要的，而左派却从中获得了自己的灵感。

　　左派对于寻求平等理想的忠诚也体现在，左派和右派关系上的根本不对称。左派反对现存秩序，而右派是一种对左派的反应，即捍卫现存秩序，并把自身与现存秩序紧密相连。如果没有左派，右派不可能存在，正如人们能在现代保守主义的奠基文献中看到的，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的《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即是对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的回应。但这一观点受到了批驳。例如，对于卢克斯来说，左右的分野意味着多元主义，换言之，左派和右派一直存在。因此，卢克斯写道：“左派和右派可以把政治领域一分为二，或是在一个统一体或光谱中构成了相对的领域，或从两端包围了中间派……中间派反过来可以作为‘被包含在内的’，即作为一种与众不同的选择把其他两个部分隔开，或作为‘具有包容性的’，如‘第三条道路’”。[11]但是，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当我们转向具有真正知识力量和感召力的右派时，正如我们在20世纪70年代那样，右派必须用左派的本地抗议、不满、少数人的声音和大拒绝来伪装自己。左右二分法的不对称特征足以否定傅儒提出的信条，即我们不再需要左派。既由于平等促进了个人权利的发展，又因为平等深化了人类的共同体意识，左派对于平等的忠诚是社会进步的推动力，与所有的创造力、怨恨和忧愁密切相关。相反，右派的出现，这里人们甚至必须把法西斯主义包含在内，“最好是视为对左派的各种反应。”[12]

　　那么在现代历史上，真正重要的关系——推动现代历史政治发展的关系——不是左与右的关系，而是左派与传统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理念的关系，后两者出现于现代民主政治的发源地，17世纪的英国内战。对许多自由主义者来说——例如罗纳德•德沃金（Ronald Dworkin）和米歇尔•沃泽尔（Michael Walzer）——平等的发展本质上是把自由主义原则的平等的方面推向了极端。对于这类自由主义者而言，自由主义并不需要左派的超我来时刻监督，非常感谢，自由主义能够提供自身的超我。共和主义传统也有其左派的变种，例如昆汀•斯金纳（Quentin Skinner）和菲利普•佩蒂（Philip Pettit）。然而，尽管自由主义理所当然地根据在个体中间进行物质、文化和政治资源的再分配，来理解平等的含义，而且共和主义强调在政治共同体中的平等参与和共同目标，但左派着重于在生活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基础中的平等和参与。

　　那么，左派是必须的，首先是因为冷漠、自我利益和机会主义常常会战胜对自由或平等的忠诚，其次是因为自由主义传统本身具有某些必然的局限。但是这些局限本身必须得到解释。在这一方面，卡尔•马克思的解释——即民主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因此有自身的局限——既不恰当，也是不可避免的。任何左派必须找到，既继承马克思的传统，又一致而连贯的解释，因为左派最重要的任务是，在阻碍实现左派愿望的深层社会结构上，启发社会运动。因此，在《论不平等》中，巴宾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比较了两种批判。第一种是“对国王没能实践其义务、没能与臣民一起信守诺言和信仰感到愤怒。”他写道，这种批判“推翻了王朝”，但具有与生俱来的局限性。“本质上，这种批判接受等级制和权威的存在，同时又试图使等级制和权威符合理想的模式。”第二种批判，摩尔称之为“是真正具有颠覆性的形式，”开始于当人民产生这样的疑问：某种特定社会功能是否需要运转？国王、牧师、资本家、甚至革命官僚是否什么毫无用处，人类社会没有他们照样运行？[13]正是第二种批判把现代左派的概念与诸如农村共产主义、和革命的右派等传统思想区别开。只要左派是现代的，它就不能缺少社会——或者说历史——理论。

　　我将以几句话来结束对这一理论本质的论述。只要看看克里斯托弗•希尔（Christopher Hill）对英国内战的描述就可以了。

　　“17世纪中叶的英国有两个革命。一个革命成功地确立了财产的神圣权利（取消了封建的土地占有和任意征税），赋予了有产者政治权力（议会主权和习惯法，取消特权法庭），为有产者的意识形态——新教伦理取得胜利，消除了所有障碍。但是，另一个革命从未发生，尽管不时地产生威胁。否则，这个革命会建立公有财产制、在政治和司法机构中实行广泛的民主制，废除国家教会，并否定新教伦理。”[14]

　　希尔的评论显示，自由主义与左派的相互依赖，以及它们之间的矛盾，具有深刻的历史根源。四个世纪以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现代自由主义思想的奠基人，如约翰•洛克（John Locke），抨击各种极端主义和乌托邦流派，如掘地派和平等派。但是，尽管像洛克这样的人物确立了自由的各种原则，现在我们依然据此对自身进行定位，但一个令人困扰的激进传统一直延续了下来，即寻求推动资产阶级文化和民主政治超越其自身强加的限制。

　　17世纪英国最激进的各派别之间相互有别，但它们都提出了经济要求，对英国农村的圈地运动（私有化）做出了回应。它们坚持，用吉哈尔德•温斯坦利（Gerrard Winstanley）的话来说，“被称为平民的我们必须在公共土地上施肥和耕作”。它们还提出了政治要求，如把奥利弗•克伦威尔的新模范军称为政治民主的学校，而且还有文化要求，其核心是，对家庭进行批判、要求公社生活、妇女平等和“真正纯粹的宗教信仰。”但是，这些左派思想的早期宣示是乌托邦的，宗教的，并基于时间循环的概念之上，即把公正视为对原始共产主义的回归。这种回归同样反映在19世纪民众中，在狂欢中，在大赦年中，在基督教原始团体中，公社生活的“道德经济”中，以及莫里斯•布洛赫（Maurice Bloch）所说的“在那些日子里，长久而悄无声息的斗争是由农村公社进行的。”[15]

　　相反，历史左派自我意识的产生——意识到自身历史性的左派——最先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理论化中得到明确：资本主义不是作为一种经济制度，而是作为人类解放历史的一个阶段。在马克思的概念中，资本主义不是根据市场来界定的，相反，当个体被剥夺了他们的财产，不得不为工资工作时，就产生了资本劳动的关系，资本主义就存在了，其发展受到物质财富，以及不平等在背后的推动，并改变了现代世界。这一资本主义的概念具有两个深层含义，马克思并没有继续探究，但历史左派的其他流派进行了探究。

　　首先，这一资本主义概念意味着，尽管早期的经济与政治关系是相重合一致的——封建庄园的领主既是监督者和剥削者，又是地方治安官——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政治领域是独立的。因此，资本主义适配于许多政治形式，如民主制、社会民主制和法西斯主义，于是，政治必须用其自身的语汇来理解，而不是简单地用其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来理解。进一步说，左派的概念必须用政治领域的特殊性来理解，即政治把不同团体的经历和需求转变为具有自身逻辑的映像、概念和各种组织，而不是社会团体，如工人阶级或穷人的映射。

　　最后，资本主义的兴起改变了家庭。通过把付酬劳动（即‘经济’）从家庭中移走，资本主义创造了著名的“无情世界的避难所”，以及我在其他地方称之为的私人生活。家庭的这种转变是现代文化的核心。这种文化所昭示的个体的长期自由，是自由主义和左派的共同目标。在我的书中，我力图展示，左派的概念是沿着一种三重结构的展现而发展的，即劳工（19世纪）、政治（人民阵线）和文化（20世纪60年代）。

　　一旦我们从左派的概念的一般性和深刻性上把握了左派的概念，那么我们将能更好地理解，在左派的历史上，20世纪60年代与较早时代之间的连续性。具体来说 ，从经济转向文化，或从“再分配”转向“承认”将不会产生太大的困难。毕竟，对女性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和文化转向来说很重要的家庭问题，一直是左派历史的核心。因为家庭的历史并不能与私有财产的历史，包括奴隶制，即以人为财产，相分离。于是，早期专制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的争论，如费尔默(Filmer)与洛克的争论，大部分是围绕这样的问题：财产权是起源于父权制家庭（亚当的父权制家庭），还是起源于天定的共产主义呢？在读过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１７９０年写的以法国革命为背景的《对妇女权利的辩护》之后，没有人会怀疑，雅各宾主义，与其普遍平等的理念一起，立刻出现了。对男性统治的批判也是如此。但是，这种理念一经提出就遭背弃。在左派的背景下，只有独立的妇女运动很好地界定自身时，才能够使左派回归到其核心理念和价值观上。

　　我以前说过，遗忘左派的概念是一种损失。同时，自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把革命的思想与左派的概念相分离。于是，尽管马克思对于左派的概念的首次现实化十分重要，但马克思主义不再标注到左与右的二分法中。实际上，共产主义者常常对这种二分法采取轻蔑态度，如在列宁１９１８年引起争议的《论左派幼稚病》中。因为，共产主义的自我理解就是雅各宾：其目标是完全占据政治空间，尽管左派的目标是占据批判的位置。[16]

　　当我们把左派的概念与革命的思想进行区分时，我们就能够看到左派的概念最重要的特征：左派的概念不是一种抗议模式，它是一种对抗议的反思。它是一种对世界的思考方式，试图让多样性的社会正义要求相互具有内在联系，而且还考虑到对这些要求的反思。如果我们记住，左派的概念产生于废除君主制时期，那时，许多人相信“理性”能够替代国王的神圣权利，那么我们就能够理解这一点。相反，右派是对过分强调理性的抗议，这种抗议后来受到许多左翼思想家批判地欣赏和重新解释。左派的力量在于其能够理性地思考，并以一种易于理解和通俗的问答方式解释其思想。只要左派完全认同民众力量，那它就注定如此。与此同时，左派的概念不能被简化为智识，它包括了各种各样融于人民生活的价值观和实践，并世代相传。站在左派一方意味着成为共同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包含着一种对这种生活方式的自我意识。

　　最后，左派的概念所代表的独特意识，即批判，是历史意识。它很明显来自我所说的，左派必须继续历史地重新思考，而且从根本上，我认为，兴起于60年代的社会运动需要重新更为明确地把自己界定为左派的一部分。因此，左派的现代理念根本上就是一种历史理念。但是反过来亦然。如果不理解左派的概念，那么就不能理解历史，至少是现代历史。拿破仑战争起源于法国革命。至于美国内战要求激进的平等，而不是单纯的国家统一，正是废奴主义者——美国的第一个左派——赋予了美国内战这个含义。第一次世界大战产生于大帝国的衰落和随之而来的民族冲突，但对民族问题，并不能找到民主的解决方案，因为民主制公开成为了社会问题，即产业工人阶级的地位和不断膨胀的亚洲人口。新政挽救了资本主义，但是只要它包含了社会和经济平等的原则，而不仅仅是扩大消费者权力，那么新政就属于左派的概念。如果左派没有担当重要角色，就不可能解释内战或新政。同样，如果我们不考虑左派的缺席，就不可能解释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特别是2001年以来，美国民主党的被动、机会主义和内部分裂。左派的概念在本质上是历史的理念。不理解历史的人就像没有记忆的人：他们将变得无所适从和无组织性，正如美国人民在２１世纪早期所表现的。在我看来，他们的无所适从从体现了左派的缺位和软弱。

　　（译者：高静宇，中国社科院马研院，助理研究员，北京建内大街5号，100732，电话：13041140910，88494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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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作者为美国纽约新社会研究学院历史学教授。

　　[2] François Furet, The Passing of an Illus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9)14, 16, 502.

　　[3] Thomas Frank, What’s the Matter with Kansas, (New York: Metropolitan, 2004) 8.

　　[4] Robert Hertz, Death and the Right Hand (Glencoe, Il., Free Press, 1960)

　　[5] Steven Lukes, “The Grand Dichotomy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in Terence Ball and Richard Bellamy,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wentieth Century Political Thought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606: The real birth of the distinction “dates from the restoration of the French monarchy following the defeat of Napoleon, and in particular from the parliamentary session of 1819-20 when it entered ‘into customary and regular form’ in the division between liberals and ultras, deriving from the memory of 1789 and ‘opposing old and new France.’ (Gauchet, “La droite et la gauche” in P. Nora, ed., Les Lieux des mémoire, (Paris: Gallimard, 1984) p. 2585.

　　[6] J.A. Laponce, Left and Right: The Topography of Political Perception,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81) 27 Liberal and conservative, for example, is far more context –specific (Lukes, op. cit., 605).

　　[7] Michael Walzer, The Revolution of the Saint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3-4. There may well be a psychological element at play. The left is undoubtedly overly composed of individuals like Rousseau who wrote of: “men so odious as to dare to have more than enough while other men are dying of hunger.”

　　[8] Tocqueville quoted by Alfred Kazin,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February 1, 1994.

　　[9] Nancy Fraser and Axel Honneth, Redistribution or Recognition (London, Verso, 2003)

　　[10] Lukes, op. cit. 611. See also Norbert Bobbio, Left and Righ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

　　[11] Lukes, op. cit., 605

　　[12] Roger Eatwell and Noel O’Sullivan, The Nature of the Right, eds., (Boston, Twayne, 1989), 63. When the Left becomes an established and, in fact, oppressive power as it did in the Communist world, then the right in a sense becomes a left.

　　[13] Barrington Moore, Injustice: The Social Bases of Obedience and Revolt, (White Plains, NY; M.E. Sharpe, 1978) 510

　　[14] Christopher Hill, The World Turned Upside Down, (New York, Viking, 1972) 15

　　[15] Marc Bloch, French Rural History,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6) 110

　　[16] Lukes, op. cit., 604

　　原载《国外社会科学前沿》2007年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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