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清敏：国际政治心理学流派评析

　　[内容提要]运用心理学理论和方法分析对外政策和国际政治现象是当今国际政治研究的热点之一。本文根据研究途径和侧重点，将这一学科划分为以精神分析为基础的心理分析学派、侧重政治领导人个性特征的个性学派以及重点分析研究对象认识和信息处理过程的认知学派。近年来，国际政治心理学领域广泛借鉴心理学研究所取得的最新成果，在理论创新、案例研究和数据分析等方面取得显着的成就，但这些研究主要集中于个体或微观层次，体系层次的应用尚不多见，相关理论的发展潜力因此受到一定的限制。

　　[关键词]对外政策分析 政治心理学 外交决策

　　国家间的关系本质上是人的关系，国家的对外政策是由代表国家的领导人制定的。运用心理学理论和方法解释人的政治行为，分析国家对外政策和国际政治现象是当前国际政治研究的一个热点。本文旨在梳理国际政治心理学研究中的主要流派，分析不同流派的特点，并揭示这一研究领域的发展趋势。

　　一、国际关系与政治心理学

　　国际关系与对外政策研究既有所区别，又联系密切。就区别而言，国际关系研究的是国家间互动的本质和规律，对外政策研究的是国家的政策取向及效力。前者主要在于揭示结构性特点，解释国际体系和国家间相互行为的规律，并力图通过现象把握实质。如在这一领域处于主导地位的现实主义与新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全球主义和建构主义都是从宏观高度把握和解释国际关系现象的。后者重点关注国家处理对其他国家或其他国际行为体的政策，是单元层次的行为，包括国家意图、国家目标、实施目标的手段、政策制定过程以及影响政策制定的因素等，是国际政治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1]

　　从相互联系的角度看，国际关系是由不同国家间相互关系组成的，在内涵上包括国家对外关系和对外政策的研究。离开了国别政治和对外政策的研究，国际关系的研究往往会陷入空洞。因此不少国际关系学者的研究往往与国别研究，特别是个别国家的对外政策研究相结合，并以国别对外政策的研究来支撑有关国际关系体系的研究。微观层次因素对体系层次产生影响，首先是对国家的对外政策产生影响。虽然不少国际政治心理学的研究与国际政治或国际关系相联系，但准确地说个人行为的影响必须体现在对外政策上。换句话说，个人的影响只有通过对外政策的决策过程才能扩展到国际层面。因此，国际关系研究中运用政治心理学，首先是对对外政策的研究，间接和更广的范围上也是对国际政治或国际关系的研究。从这个意义上讲，本文梳理的内容从狭义上是对外政策研究中政治心理学研究，从广义上则是国际政治研究中的政治心理学研究。

　　国际政治或国际关系研究向来比较重视个人层次的研究。修昔底德(Thucydides) 、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以及摩根索(HansMorganthau)等人都曾在其着作中阐述过个人对国际关系的影响。美国学者沃尔兹( Kenneth Waltz)在《人、国家和战争》一书中分析战争根源的第一个意象就是人。他指出，“世界历史的发展离不开创造历史的人， ”“如果不理解人的本性就不可能有政治学的理论。”[2]第一意象认为，“人的邪恶，他们不恰当的行为导致了战争，如果个人美德能够普及，就会有和平。”[3]英国学者赖特(QuencyW right)也以同样的笔调指出，“国际关系不能仅仅局限于政府间的关系，结论不能建立在认为它们(心理学)不能提供足够的预测和控制基础的假设上。”[4]

　　但是，冷战期间，第一意象或个人层次理论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20世纪70年代，国际政治的新发展推动了国际关系理论的多元争鸣，心理学与国际政治的融合取得了历史性进展。1978年，美国成立了“国际政治心理学学会”，随后创立了会刊《政治心理学》( Political Psychology) ，极大地推动了政治心理学与国际政治研究的交叉融合。冷战结束后，随着国际关系研究层次的回归[5]，国际政治心理学的研究领域进一步拓展。除了传统的研究领域，如舆论与国内选举、对外政策决策和外交战略，国际政治心理学还应用到民族主义、种族清洗和种族屠杀以及恐怖主义等研究领域。[6]

　　在运用政治心理学研究国际政治现象和对外政策时，不同学者往往选用不同的视角，借用的概念也有所区别。2003年出版的《牛津政治心理学手册》指出：“很清楚，没有一个‘政治心理学’，相反有多种不同的心理学理论和心理学研究方法被用来研究许多政治现象。”[7]有学者把这些研究划分为发展心理学、个性心理学、社会心理学以及认知心理学。[8] 事实上，社会心理学与认知心理学两者难以分开， 20世纪70年代以后两者的结合是心理学研究领域的显着特征。本文根据运用政治心理学理论对对外政策和国际政治研究侧重点的不同，将其划分为侧重对政治领导人心理学分析的心理分析学派，对对外政策决策者个性或性格进行研究的个性研究学派，以及研究决策者信仰系统、分析领导者认识过程，特别是领导人的信息处理过程的认知研究学派。[9]

　　二、心理分析流派

　　政治心理学的研究可追溯到弗洛伊德( Sigmund Freud)的心理分析(也有译为精神分析) ，又称心理传记研究。弗洛伊德认为，人的个性结构包括三个部分：
(1) 先天继承的本我，包括直觉和满足身体(如饥饿和性)需要的本能。本我遵循快乐原则。(2) 调节本我与现实社会相适应的自我。自我追寻现实原则。(3) 阻止本我需求，按照社会所需行事的超我。超我按照道德和社会原则行事。他提出，人的头脑就像一座冰山，人们对自己的了解只看到了冰山浮在水面以上的少部分，很大一部分并没有看到，那就是潜意识。人的个性是由进攻性和性欲所驱动的一个动力系统，满足这些欲望是人类社会活动的重要动力，弗洛伊德称之为快乐原则。弗洛伊德的研究有赖于两个基础，一是解析研究对象的梦境；
二是分析性欲。[10]

　　在当代心理学者看来，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方法“至多也只是将非常简单粗糙的心理分析方法运用到对政治人物的分析”。[11] 除了潜意识等概念外，弗洛伊德的“许多思想和观念对现代实验心理学家来说已经不再具有吸引力”。[12]但弗洛伊德的贡献和地位不可否认。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没有任何一种政治心理学理论像心理分析方法一样受到人们如此研究”， [13]许多学者后来运用弗洛伊德的研究方法研究政治人物。其中的代表是美国学者拉斯韦尔(HaroldLasswell) 。他把政治人物对权力的高度重视和需求与自卑联系起来，提出“政治人物”就是通过公共生活改变自己的个性或环境来弥补自卑的“权力追逐者”。他运用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理论，提出并发展了通过考察成长经历和社会化过程研究政治人物性格的方法，开创了借助心分析方法研究政治人物的途径，在学科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地位。[14]

　　运用心理分析方法研究政治人物的典型案例，是有关美国总统威尔逊(WoodrowW ilson)个性的分析。威尔逊是美国历史和国际关系史中都颇具影响的人物。作为第一个访问欧洲的美国总统，他提出了构建未来世界的庞大计划。在1918年的巴黎和会，威尔逊的计划得到了大多数国家的支持，但回国却遭到美国国会的拒绝，而导致失败的主要原因就是威尔逊固执己见、刚愎自用、毫不妥协的个性。不少学者用传记心理分析方法研究得出了几乎相同的结论：威尔逊幼年的生活经历造就了其后来的性格。威尔逊出生于一个加尔文教徒家庭，道德原则和好坏观念在这样的家庭是至高无上的原则。担任牧师的父亲经常贬低他，对他任何不当的行为都予以严厉惩罚，结果造成了威尔逊固执的性格，总是争取通过在道义上的成就来弥补自卑感。在他的眼中，世界总是好坏分明的，在道德问题上妥协就是不道德的。这种从幼年产生的性格经过青年时代一直影响着威尔逊，直到其担任美国总统。他与美国国会参议院多数党领导人的冲突实际上就是幼年期间反抗其专制父亲的再现。他的政治个性以及其在道德问题上的毫不妥协，最后导致其赢得了战争，却失去了和平。[15]心理分析学派在对政治领导人进行研究时，尽力追溯研究对象的心理形成过程，采取传记心理分析的方法。除了对威尔逊的研究外，对专制个性、克里斯马个性以及马基雅维利式个性的研究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专制个性　对这种个性的研究历史很长，但二战后对德国纳粹的研究给这一领域的研究增添了新的活力，阿多诺( Frenkel2B runswic Adorno)等人的《专制个性》一书是其中的突出代表。阿多诺运用心理分析的方法考察了希特勒个性特征。[16] 他们发现，专制个性是在幼年专制生活环境形成的。一般情况下，专制者的父母不了解孩子在学习控制本我冲动和性欲望、身体功能以及进攻性等方面所经历的挫折和困难。他们不是帮助孩子发展自己，相反总是用严格的纪律控制他们，希望他们成为非常守规矩的人。结果孩子不但没有形成有效控制自己性冲动和进攻性冲动的方法，而且害怕这些冲动，面对这种冲动时缺乏自我防范能力。他们先是对自己的父母，以后是对生活中的权威既憎恨又依赖。阿多诺认为，专制个性的主要特质包括：传统主义、屈服于权威人物、进攻性、反对妥协、迷信和刻板、重视权力和强硬，具有破坏性和愤世嫉俗，对别人的性活动过分地关注等。

　　克里斯马( char isma tic，非凡魅力的伟人)个性　韦伯(MaxWeber)根据权威的来源提出，领导人的权威可能有三类基础：一是基于法律或理性的权威。这种权威因为特定的职务或地位在社会中已经制度化，因而具有权威，是一种合法的权威。二是建立在传统基础上的权威，其基础是传统形成的尊严。三是建立在领导人个人魅力基础上的伟人权威。这种权威主要源于领导人的个性，或个人美魅力。[17] 个人权威转变为伟人权威是由于领导人被“赋予特别神圣、英雄主义或榜样的个性，他所显示的规范或所做的指令被神圣化。”但更多的学者在研究伟人个性时都把重点放在领导和追随者的关系中，认为在这种相互关系中：
(1) 追随者把领导人看作是超人；

(2) 追随者盲目地相信领导人的话；

(3) 追随者无条件地服从领导人的指令而采取行动；

(4) 追随者给予领导人毫无根据的感情支持。其中的所有特点都涉及到追随者的知觉、信仰和对领导人的反应等。[18]

　　马基雅维利个性　在政治学中，马基雅维利是不择手段的代名词。这种个性的主要特点都体现在马基雅维利给佛罗伦萨君主的建言中。[19] 对于处世策略，马基雅维利提出，“每一个君主都应当追求仁慈而不是残忍的名声，但同时他应当小心不乱用仁慈。”一个君主“不应当在意残忍的恶名，只要他能够使其臣民团结并忠诚于他”。在与臣属的关系上，他认为理想的状况时是既令人爱戴，又令人畏惧，但在两者不能兼得且能够选择时，令人畏惧比令人爱戴要安全的多。对于人性，他还提出君主应该知道如何把人性掩盖起来，“一个君主应该看起来仁慈、忠诚、人道、信仰宗教、正直，甚至在现实生活中也应该如此。但他应该学会一旦需要，知道该如何向相反的方向转变。”在道德观念上，马基雅维利提出许多做人的原则。比如，“知道运用奸诈手段而智胜别人的君主取得了伟大的成就，最终他们比那些一味忠诚和诚信的人所取得的成就要大的多。”他认为，君主应拥有狐狸的狡猾和狮子的勇猛才能取得胜利。后来美国学者对马基雅维利式人物个性特点进行研究，提出了三个尺度来衡量其个性特点，包括处世策略、对人本性的看法以及抽象的道德观念等。他们认为，“高马基(HighMachs)的人比低马基的人更善于用欺骗手段操纵政治， ”高马基的人“不是人，而是狡猾的代名词。”[20]

　　由于早期从事政治心理分析的学者大多有心理医生的背景，因此在研究政治人物时，他们注重从病理角度进行分析，习惯使用他们熟悉的临床诊断方式和概念。比如，他们关注政治领导人的年龄、是否患有特定疾病以及长期服用特定药物对其行为的影响。还有一些人把侧重点集中于一些病态心理对政治人物的影响，如神经过敏、自恋狂以及偏执狂或多疑证等。[21] 这些研究表明，神经过于敏感的精神紊乱性型领导人焦虑、自我意识脆弱，充满敌意、自我压抑并且容易冲动。自恋狂型精神紊乱者为了追求领导地位，毫无顾忌地追求权力，总是利用别人往上爬。此外，这种人好像还具有伟人气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在出现危机和追随者希望出现领袖人物的时候会很快获得权力。具有多疑症和偏执狂个性的领导人比较复杂，在侵略性和自恋性两个维度上，这些领导人往往具有由被害者到侵略者，由自感超人到一切不如别人的极端量变过程。美国心理医学家学会曾专门编制了精神紊乱诊断标准，作为对具有不同精神病症状者进行研究和诊断时进行参考。[22]

　　心理分析很早就开始运用于对现实政治人物的研究。1942年，美国情报部门的战略服务办公室就曾受命对希特勒进行研究， 完成了命名为《鲁道夫·希特勒》的研究报告。这份2000年才解密的报告采用描述而非分析为主的方法，主题虽然集中，但逻辑混乱，没有对决策者提供任何帮助。第二年该办公室的主任朗格(Langer)受命再次对希特勒进行研究。他采用心理分析的方法对希特勒进行研究，并于1943年完成了《鲁道夫·希特勒的头脑》的研究。这份1969年解密的研究，基本是按照传记心理分析方法分析希特勒个性。通过对其家庭背景、教育状况、体格特征、宗教、性生活、自我认知规律、演说技巧等的分析来解释希特勒的心理和个性状况，进而认识纳粹德国的行为，受到美国领导人的高度重视。[23]

　　心理分析曾经直接为美国冷战期间的对外政策和对外战略服务，与对外政策实践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1965年美国中央情报局成立了“支持政府政策领导人个性评估小组”，专门分析美国领导人将要打交道的其他国家领导人。在每一次美国领导人与其他国家领导人会晤之前，或一旦某个地区发生政变或新的领导人上台，他们就对这些领导人进行分析，为美国政府制定对策提供参考。[24] 如1977年戴维营会晤之前，该中心提供的两份研究报告分别对萨达特和贝京的个性进行了分析，向卡特总统提供了萨达特和贝京的个人传略， [25]帮助卡特政府促成了戴维营会谈，得到卡特的高度评价和称赞。[26] 该中心的首任主任，后来在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事务学院任政治心理学教授的波斯特( Post)一直运用这个的方法进行研究。特别是在“9·11事件”爆发前夕，他所领导的小组采访了36个被关押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恐怖主义分子，其中最后的一份采访记录在“9·11事件”爆发前的一个礼拜才送到他的手里。[27] 他对恐怖主义的研究不仅在学术界而且在政界都产生重要的影响。随着美国对外政策目标的转移，美国对外政策的主要敌人都成为他们研究的对象，如萨达姆·候赛因、卡斯特罗、米罗舍维奇等都成为这派学者的研究对象。[28]

　　传记心理分析是在精神分析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精神分析又是以心理临床诊断为基础的。早期从事传记心理分析的学者多有临床心理医生的背景，主要依靠研究者对病人询问的情况而得出结论，方法上非常主观，甚至存在着偏见，人们没有办法看到其使用的资料，看不到他们是如何得出结论的。此外，这种研究是建立在非常抽象的概念基础上的，像所有心理学分析一样，没有办法实证。随着政治心理学研究的繁荣，这派学者的研究方法遭受月越来越多的批评，甚至“遭受过攻击、辱骂、嘲弄和诋毁”[29]，逐步丧失了在这个学科的主导地位。

　　三、个性研究流派

　　大多数政治理学家不可能像心理医生治疗和研究精神病人一样去解释或研究自己感兴趣的政治人物。他们不能近距离接近或采访研究对象，即使获得采访机会，领导人出于政治考虑也不可能将自己的真实想法直接表达出来。与心理分析学派直接服务于政策之间有所不同的是，大多数政治心理学的研究往往是出于学者的好奇和对历史问题的浓厚兴趣，研究目的大多是为了增加政治心理学领域的知识积累。由于这种研究时效性要求不紧迫，这派学者的研究特别强调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和结果的学术性，同时受行为主义方法的影响，形成了一系列远距离研究领导人个性的方法和程序[30]。

　　“人物的性格不仅表现在他做什么，而且表现在怎样做。”[31]因此，有关个性的研究在政治心理学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但是，学者们对“个性”的界定并没有达成共识，更没有得到普遍接受的个性理论。不同学者所关注的侧面往往各有不同，使用个性概念的时，不仅用词不同，其内涵也有所不同。如维茨博格(Yaacov Vertzberger)采取了广义的个性(personality)概念。他认为，个性“包括一个人信仰体系的结构和内容、价值观、态度以及特别性格特质”。[32] 另外一些学者使用性格( character) ，将之概括为“超越时间和环境、内在的心理，包括信仰体系、信息处理以及其他指导人们行为的要素。”[33]如奥波特(Allport)把性格界定为“一个人的特质规律或生活方式”。他将character和personality区别开来，认为前者是“深层次的(可能是与生俱来的) ，固定和基本的结构”，后者只是“外表或有形的行为，是外在品质”。[34] 还有一些学者前后也有不一致的地方，如玛格丽特·赫尔曼(Margaret. Hermann) [35]早期使用个性(personality) ，后来更多地使用特质( traits) ，有时也使用风格( style) ；
也有一些学者，如艾森克(Eysenck)则一直运用特质的概念。[36] 由于没有统一的概念，政治心理学者并没有把过多的精力放在概念界定上，而是从个性的某些方面，运用个性的某些变量来解释领导人的政治行为。其中主要通过以下研究途径考察和研究个性对政治行为的影响，即人与环境的关系、人与工作的关系、人处世的目的以及人与人的关系等。

　　人与环境的关系　从人与环境关系的敏感程度研究政治领导人个性对政治行为的影响是较普遍的切入点。如有学者将政治领导人个性分为“讨伐型”和“实际型”；
有的分成“空想型(或理论型) ”和“机会主义型”；
还有一些学者将政治领导分成“独裁型”和“民主型”等。[37] 前者都属于对环境不敏感型，通常根据自己的信仰制定政策，改变环境；
后者则属于环境敏感型，会不断适应环境，根据环境的变化制定政策。这个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是曾担任美国国际研究学会和国际政治心理学会主席的赫尔曼(Margaret Hermann) 。

　　人的信仰和世界观对行为和政策的影响因人而异。具有同样世界观的人对政策结果的影响可能明显不同，造成这一现象有着多方面的因素。赫尔曼指出，“这些(领导)人的个性与对外行为之间的主要联系……受到诸如政治领导人对对外事务的兴趣，在对外事务领域所受到的训练以及对外部环境的敏感度等因素的影响。”[38]兴趣决定其对对外事务的关注程度，所接受的训练和对外事务经验影响决策者的决策方式，对外部环境的敏感程度决定了决策者处理信息的方式。首先，“兴趣是一种动力，使其更关注对外政策决策过程。”[39]其次，“很少或者没有受过对外事务专业教育的国家元首没有可供选择的专业知识，结果其处理日常问题的倾向性就会发挥作用。”受过训练的领导人在对外事务决策知识上则有着更大的选择余地，因此其对外行为更难预测。

　　不过，最重要的因素是领导人对环境的敏感程度，会影响到领导人与环境的关系、信息处理方式和开放程度等。对环境敏感的领导人尊重环境的限制，而对环境不敏感的领导人则倾向于用自己的理想挑战环境，改变世界。在决策过程中，前者常常会问，“环境要我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怎样才能把这个角色演好·”也就是说，这些领导人会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受到国内特殊环境的影响，因此在追求对外政策目标时往往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他们不愿冒险，不会走极端，与强调意识形态的竞争对手之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相对较小，对多边外交比较感兴趣。后者则常常会问，“我是谁，在这样的环境下我如何才能更好地实现自己的价值·”这样的领导往往根据自己的理想改变世界(图21) ，在对外政策上容易执行革命外交，对外发生冲突的可能性相对更大。

　　在信息处理的方式上，对环境敏感的领导人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而对环境不敏感的领导人则采用自上而下的方式。在做出决策前，前者往往先征询下属各方面的意见，然后做出决策；
而后者则往往根据自己的意见制定政策，让下属执行和贯彻自己的意志。从开放程度上说，对环境敏感的领导人往往见风驶舵，分析问题时往往关注别人的观点；
对环境不敏感的领导人则寻求与自己观点一致的信息，不相信或曲解与自己观点不一致的信息。在选择对外政策顾问时，前者往往可以容忍与自己有不同意见的领导人参与其中，后者往往选择与自己观点和信仰一致的人，拒绝持有不同观点的人参与其决策班子。[40]

　　人与工作的关系　从领导人与工作的关系考察领导人个性也是比较普遍的方法，代表性成果是巴伯(David Barber)根据总统对责任的态度分析总统个性的框架。巴伯提出，领导人的行为是有规律的，是性格( character) 、世界观和风格综合作用的结果。一些性格特质，如进攻性、超脱性和服从性等是所有总统都具备的，只是不同总统身上表现的程度不同而已。每个总统的性格也是有规律可循的，包括三个方面：总统对待世界和自身优势的态度，如自尊、对自身评价的标准等；
总统对与政治有关事务的世界观，包括社会的因果关系、人性、以及对道德冲突的看法等；
总统处理主要政治角色的习惯性风格。三者共同构成了“心理学上完全可以理解的动态整体。”[41]为了把握总统的个性，巴伯在追踪总统成长经历的基础上提出，政治领导人的性格在初次获得政治成功时就已经基本形成，此后会在这个基础上逐步定型，并贯穿总统的整个成长过程。

　　根据巴伯的分析框架，总统的个性主要反映在两个基本维度上：一是对总统责任的态度，是积极主动还是消极被动；
其次是总统对其职责的满意程度，是正面或肯定的，还是负面或否定的(表21) 。巴伯认为，主动/肯定型的领导人最合适做总统。他们目标明确，工作态度积极。一旦形势发生变化，也能及时做出调整，因为这些总统不会受到僵硬意识形态的限制。为此，他建议美国人不要选举主动/否定型的领导人，因为这些领导人通常为深层次的自卑感所驱使，思想固执行动强硬，在与其他人关系上缺乏热情和同情心，甚至愿意绕过传统、规则或法律维持和增加权力。人们可能害怕这样的领导人，但不一定喜欢他们。至于被动/肯定和被动/否定型的导人，巴伯倾向于支持后者，这些领导人有强烈的责任感而不是仅仅具有权力欲和控制欲。而被动/肯定型总统虽然不会像主动/否定型领导人那样危险，但是总是存在着制造丑闻和陷入腐败的危险。[42]

　　巴伯的分析框架框已经获得了学界的广泛认可和接受。随着新总统的当选，他的着作不断更新再版，去世之前已经再版了四次。目前，还不断有更多的政治心理学家使用巴伯的框架和思路来研究政治领导人。如普里斯顿(Thomas Preston)对克林顿的研究显示，克林顿属于主动/肯定型领导人。这类总统看中成就，愿为成功花费大量的精力，自尊、乐观、开放并容易接受新观点，灵活且善于从教训中吸取经验，发展空间大。克林顿的个性特点完全符合这一类型，因为很少有总统像克林顿那样频繁地介入每天的具体政策决策，也很少有总统对自己的工作显示如此高的热情，从总统工作中得到如此多的乐趣。[43]

　　人处世的目的　从动机入手研究领导人的政治行为是政治心理学的另外一个切入点。有关动机的研究与其他个性流派的研究往往是交叉的，因此很难成为单独的流派，但“动机能够激发、指导和选择行为”[44]，因而是研究和平战略的核心。比如，如果行为者持有扩张动机，那么要维持和平就要遏制对方扩张的机会，或者是改变其扩张倾向。这实际上就是凯南遏制理论的逻辑基础。相反，如果行为者的动机是防御，那么维持和平战略的应是减少对方的威胁感。如果运用遏止或威慑战略应对基于防御动机的行为，不仅无法维持和平，而且会加剧紧张局势。这是实际就是安全困境的心理根源。同样，如果应对持有扩张动机的国家，不采取遏止政策就意味绥靖侵略。因此，如果一国能够了解他国的动机，可供选择战略将非常清楚。但遗憾的是，在国际关系和对外政策实践中，动机看不见，摸不着，但确实又存在，因此有些学者如摩根索则将国家动机假定为追求权力。[45]

　　在运用心理学研究政治人物时，拉斯韦尔提出，“政治人物”就是通过公共生活实现个人动机的人。密歇根大学的心理学教授文特(DavidW inter)在实验基础上提出了政治人物的三种主要动机：权力需求、关系需求和成就需求。(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他发现，以成就为目的的领导人冒险的可能小，经常根据反馈改变自己的行为，这种人是理性的谈判对手，习惯于从技术专家那里寻求帮助和获得信息。以关系为目标的领导人在感到安全时善于合作，态度友好，但在遭到危机时很快就会变得挑剔、戒备甚至敌视。他们寻求帮助的对象一般是朋友和与自己观点类似的人。以权力为目的的人会采取多种手段增加名望和施加影响，责任心强，在寻求权力时以社会为中心，希望取得成功。但如果责任心不强，他们在寻求权力时会表现出极其容易冲动的行为规律———酗酒、滥用药物、性虐待，在行为和身体上表现出进攻性，以及许多其他冒险行为。[46]

　　赫尔曼将自己对个性的研究与文特的研究结合起来，根据领导人在自我团体内外的不同行为将动机分为：解决问题型与建立关系型；
群体内偏见型和对他者不信任型。据此，她提出了八种领导风格，对不同风格领导人的政策倾向做出了规范性预测，并将自己的研究方法广泛地运用于对国家领导人、恐怖组织领导人、国际机构领导人，甚至是非政府组织和跨国公司CEO的研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47]

　　人与人的关系　领导人的政治风格，包括领导人物的处世风格和决策风格，不仅很大程度上影响国家的对外战略选择，而且也会影响国家的对外政策执行和实施方式。赫尔曼将政治风格界定为“领导人与周围人相处的方式以及他们用于指导这种关系的规范、规则”等。[48] 如有人偏执，走极端；
有人多疑，不相信任何同事。施奈德(Richard Snyder)和罗宾逊(James Robinson)学等从五个方面考察和分析了领导人的风格，具体包括：自信心；
对新信息的开放程度；
喜欢冒险的程度；
延迟决策的能力；
调整不确定性的规则。[49] 但也有学者把个性的不同方面等同于风格，如马基雅维利不仅是一种个性，也是一种处世风格。巴伯对总统的四种分类有时也被认为是四种政治风格。在对领导人物进行研究时，赫尔曼常常交替使用个性、特质和风格。也有学者试图用风格概括领导人个性的各个方面。如卡伯(J. Karrbo)对风格的界定与赫尔曼是一致的，但他提出领导风格可以从五个方面分析：
(对国际事务的)兴趣和经历；
领导的目的；
处理冲突的战略；
处理信息的战略略；
处理党内派别和与其他政党冲突的战略等。[50]政治风格研究中的相互交叉和渗透，是政治心理学研究中不同学派关系的缩影。不过，政治风格已逐渐成为研究政治人物最为常用的分析视角和切入点。

　　四、认知心理学派[51]

　　对外政策是国家领导人根据特定环境制定，并在特定环境下执行的。人认知客观现实世界的过程，是“获得、组织和运用知识的心理过程。”[52]这一过程包括知觉、记忆、问题解决过程中的信息处理、语言、思想和想象等。认知系统帮助人们把环境组织成可以理解和可以认识的单位，经过信息过滤人们不必来评估所有信息。[53] 认知过程不仅取决于认知对象(客观因素) ，也受到主观因素的影响，如需要、兴趣、知识经验以及知觉对象对生活和实践的意义认识等。

　　人的心理现象是客观世界在头脑中的反映，但这种反映并非死板、机械的，往往同其长期形成的个人特点、知识经验和世界观等密切相关。斯布罗特(Harold andMargaret Sp rout)夫妇提出，决策者一般习惯于“从内向外”看问题的方法，来自外界的信息通常经过由其态度、信仰和动机构成的“透镜”，有选择地过滤和吸收后才有意义。他们把这种可以观察到的环境称为“心理环境”，与现实的客观地理环境或“操作环境”并不相同。他们指出，环境因素(自然和社会的)只有为决策者看到、引起反应、进行分析和选择才能影响人的价值观、喜好、情绪和态度、选择和决定。“由于受到决策者个人的影响，相同的国际(操作)环境在不同国家决策者心中所反映的心理环境可能并不一样，因此才有不同的对外政策。从决策过程来看，重要的是个人或群体如何认识环境，而不是环境到底是什么。”[54]不过，决策结果仍然需要在客观环境或操作环境中落实，因此只有心理环境和操作环境尽可能的一致才能使决策结果符合现实，取得成功(见图22) ，反之失败的可能性就越大。

　　早期有关认知的研究深受心理学中态度或态度变化研究的影响。认知一致性的观点提出，在认识和把握现实世界时人要依赖主要信仰，而且会尽量保持基本的信仰系统，回避、抵制与自己基本信仰不一致的信息，特别是与自己核心信仰不一致的信息和材料。这方面代表性成果是霍尔斯蒂(O. Holsti)对美国原国务卿杜勒斯(Dulles)的案例研究。霍尔斯蒂发现，苏联的意识形态与杜勒斯的核心价值观念完全对立，因此杜勒斯不愿意接受来自苏联与其原有苏联印象不一致的信息，不相信这些信息，而是寻求与其印象一致的信息，或对一些信息做出不同的解释。这种敌对印象和对待外界信息的僵化态度源于其对苏联的“敌人意象”。不管苏联的政策如何变化，杜勒斯坚信只要苏联是共产党统治的封闭社会， 那么苏联“根本上就是不可信任”。[55] 这一研究从决策者个人层次揭示了冷战初期美国对苏联敌视政策的根源。

　　这一领域的代表性人物亚历山大·乔治(Alexander George) 。乔治重新提炼了列特斯(N. Leites)提出的“操作码”概念，认为“操作码”是“政治领导人对政治和政治冲突的信念，对历史发展的看法以及有关正确战略和策略的观念等。”他将苏联共产党的信仰系统分为哲学信仰和策略信仰两个方面。[56] 这些信仰可通过回答10个问题获得。反映哲学信念的5个问题是：
( 1) 政治生活的“本质”是什么· 政治对手的基本特点是什么· 是普遍和谐的还是冲突的·(2) 实现基本政治价值观念和追求的前景如何· 是乐观还是悲观的· 在哪些方面是悲观的· 在哪些方面是乐观的· ( 3) 政治前景可以预测吗· 在什么意义上，以及在何种程度上是可以预测的· (4) 人们从多大程度上可以“控制”和“掌握”历史发展的进程· 个人在“推动”或“影响”历史朝自己所期待方向发展的过程中能够发挥怎样的作用· (5)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机遇”发挥什么样的作用等· 反映策略信仰的5个问题来是：
(1) 选择政治行动目标的最佳手段是什么· (2) 实现政治目标最有效的手段是什么· (3) 如何计算、控制和接受政治行为的风险· ( 4 ) 实现利益采取行动的最好时机是什么·(5) 实现目标所采取不同手段的效用和作用是什么·

　　“行为码”的研究思路经过乔治提炼之后，成为构建政治领导人传略，揭示研究对象信仰和认知系统过程的有效工具，并逐步得到了广泛应用，既用于研究共产党执政国家的对外政策， [57]还广泛应用于其他国家对外政策的研究。[58]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学界已经不能满足仅仅获得特定领导人的行为码，而是需要建立在科学基础上更为具体的比较研究。亚里桑纳州立大学的沃克( StephenWalker)教授所带领的小组发展完善了量化方法评估研究对象行为代码的思路，并获得了广泛的关注和运用。[59]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政治心理学研究经历了一次认知革命。一些学者开始运用社会认知理论和图式理论研究对外决策。这种理论认为，态度或信仰相当复杂，由多种不同内容组成，因而认知过程也相当复杂。杰维斯(RobertJervis)的《国际政治中的知觉和错误知觉》是运用这一理论考察国际政治、对外政策的代表性成果。杰维斯指出，“抛开决策者的信仰和对别人的意象，去解释关键决定和政策通常是不可能的。”[60]在这本书中，他运用了大量的国际关系史实例，比较系统地研究了决策者在决策和信息处理过程中知觉和错误知觉产生的原因，将政治心理学的不同理论与国际政治现象充分地结合起来，令人信服地揭示了认知一致性是如何影响对外政策决策的，对外政策决策者如何从历史中学习，态度是如何变化的，决策者在国际关系常常出现错误认识的规律和特点，以及这些特点对对外政策和国际政治的影响等。

　　认知复杂性对决策性质、领导人的决策风格，领导人对危险的评估，以及如何处理信息都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与理性选择假设相反，认知研究的重点是领导人认知过程中经常出现的问题，以及这些问题的对外政策和国际政治影响。一般情况下，随着领导人认知复杂性的增加，他们应对复杂局势的决策能力也会增强。概括起来，认知理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认知相符理论　生活过程中，人们形成了自己特定的信仰、价值观和思维定式，这些成为个人“处理、分辨和理解复杂和不确定环境的最基本工具， ”指导人的信息处理，是解释、预期或预测他人行为的基础。[61] 现实世界经常会出现与自己原有信仰和观念不一致、不协调的现象。在认知和处理信息的过程中，人们总是避免不一致情况的发生，通过调整容易改变的方面保持认知的一致性。为此，决策者可能通过有选择的认知，影响信息的处理过程，保持认知的一致性，比如信息方向选择(寻找尚不存在的与原有认知相符的信息) ；
信息关注选择(只关注与信仰一致的信息，一旦发现马上捕捉，若不一致则视而不见) ；
信息解释选择(把一些含糊的信息朝与信仰一致的方向解释，将不一致的信息扭曲解释)等等。[62]

　　归因理论　这种理论认为，人们往往从别人的行为中寻找自己行为的原因，就像“朴素科学家”寻找疾病和特定自然现象的原因一样，解释自己行为时往往强调外部和环境的作用，解释别人行为时往往强调内在因素的作用；
把自己的错误归因别人的错误，而把别人的错误归因于他们本身不好；
以积极的态度看待朋友， 以消极眼光解释和看待敌人。海拉德斯特威蒂(DanielHeradstveit)曾系统地运用这一理论研究巴以冲突并引起了广泛关注。在采访埃及、以色列、约旦、黎巴嫩、叙利亚等国的政治活跃分子时，他发现，阿拉伯抵抗组织者总认为自己是爱好和平的，他们之所以采取暴力行动是因为以色列占领能够了他们领土，并对他们进行镇压。而以色列一方则认为，之所以采取镇压行动，是因为巴勒斯坦人不断采取暴力行动。他说，“如果对对手抱有魔鬼意象，那么当对手采取毫无争议的行动时，我还会保持自己对对手的认识，而将其友好行为解释为源于环境的影响或限制。其采取非友好行为的倾向并没有改变，只是环境的某些特点逼迫其暂时友好。”[63]可以说，这是认知一致性的一种特殊表现。

　　认知类别和认知图式理论　领导人在处理国际问题时通常面临相互矛盾的现象。一方面总体信息量过大，有时还包括不够全面的信息，另一方面有用信息严重不足。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人们制定政策时总是试图尽可能多地解读周围所发生的事情，把复杂问题简单化，形成固定的模式再用于分析形势。认知图式能将“复杂和互不相关的事件压缩到连贯一致的模式中去”，但其结果往往会导致偏见，刻板印象就是典型表现之一。这种认知过程有很强的绝对性，即一旦认为某个群体具有某种特性，就会毫无例外地认为群体中的任何人都具备这一特点。这种认知方式往往还是深度敌视或友好态度的象征，决定和支撑着特定的行为特点。[64] 比较典型例子是，美国总统布什将伊拉克、伊朗和朝鲜归类为“邪恶轴心”，是不可信任的敌人。

　　启发思维，走捷径　这种方式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采取简单的同类类比，从历史中学习；
二是运用简单的异类比较或比喻。[65] 历史是面镜子，从历史中学习可以说是政治人物的习惯。在这个过程中，领导人面对自己不清楚的决策环境时总喜欢与历史上已经非常明确的类似情况进行比较，并根据历史经验做出决定。这种认知方式的模式是：“历史事件———历史经验教训———未来行为”。[66] 例如，二战期间中共把美英在远东的政策比作远东慕尼黑，认为美英企图牺牲中国将日本的祸水引向苏联；
又如，美国把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爆发后的形势与希特勒占领捷克苏台德区后的形势进行类比，进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美国政府对这两场战争的态度。[67] 正如杰维斯所说，从国际关系史重大事件中学到的东西是决定认知的重要因素，这种认识还会影响到对接受信息的解读。“如果认为历史仅仅起到加强原有认识的作用，那么具有不同认识的人就不会从历史中得出同样的结论。”[68]

　　所谓比喻，就是把国际政治中看不见或不容易理解的现象和事物比喻成一般人都较为熟悉的东西。例如，冷战期间美国的对苏政策被称作“遏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实际上其原意则是用容器把苏联“装”起来。这里苏联的共产主义被看作是向低处流的“祸水”。国际关系史中“冷战”、“多米诺”理论、“军备竞赛”、毛泽东的“纸老虎”等说法也都是简单的比喻。近来的例子包括美国将伊拉克占领科威特说成是前者对后者的强奸，称一些国家为“流氓国家”等。不管历史类比还是比喻，这种认知思维一旦形成，其暗含的政策就顺势确定了。但是，历史往往是不会重复的，可以相比的两件事之间也非完全一致的，因此这种认知过程的后果就可想而知了。

　　五、三个学派的异同

　　本文试图将政治心理学的相关研究归纳分类，以便总体把握研究进展，但在政治心理学研究实践中，各种概念往往交互使用，使用时要么没有清晰的概念界定；
要么概念非常宽泛，试图把其他概念包括在内。正如有学者所言，随着研究的发展，“以新名字出现的概念往往和以往的旧概念惊人地相似；
一个领域内的新发现实际上是其他领域内早已经发现的。”由于不同学者的研究“缺乏相互沟通和借鉴，导致政治心理学家专注某个方面行为时忽略了其他领域的学者在做什么。”[69]比较而言，三个流派之间的区别主要表现在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两个方面。

　　政治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人，但不是一般的人，而是对国家决策和国家行为具有一定影响的人。决策者的作用不仅因人而异，而且在不同的政治文化背景下也有不同。决策者作用的大小往往取决于政府性质(专制国家领导人对对外政策决策的影响大于民主国家的领导人) 、领导人性格(领导人是否对对外政策感兴趣) 、决策环境(如危机或形势不明或遇到新情况等)等。[70] 但在研究对象的范围上不同流派的关注点并不相同。

　　正像医生不去医治无病之人一样，心理分析也很少关注那些正常的领导人物。心理分析研究的多是不同寻常的政治人物，或在正常人看来非理性的行为。有些传记心理分析集中构建研究主体的总体个性，而有些传记心理分析学家则把目标限定于解释理性利益原则、环境逻辑或社会角色和期待难以解释的“事实”。这种传记“与一般意义上描述人生的传记不同，不需要说明整个人生，而只集中于那些与有意识的目标和适当的方式，以及弗洛伊德所说的‘不一般、不正常的或者病态’的行为。”[71]这样做的目的是借助心理学理论和概念分析解读这些不同寻常的行为，从而使这些行为成为可以理解、有道理的正常行为。这些研究大多采用案例分析的方法，研究对象往往是主要领导人，特别是非理性的领导人。

　　对个性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处于决策地位，或能对决策过程和结果产生影响的人。在有关领导人个性与对外政策关系的研究中，赫尔曼提出，只有参加决策过程且处于主导地位的领导人的个性才值得关注和研究，如美国总统、内阁制国家的总理或首相。这方面的例子包括，鲁本泽( S. Rubenzer)等人借助队115位总统传记作家问卷调查的结果分析41位美国总统个性特点；
温特劳布(W. Weintraub) 依据新闻发布会上总统回答记者提问的内容，分析艾森豪威尔等八位美国总统的个性特点。[72]

　　对于认知心理学的研究而言，主要政治领导人物仍然是研究的主要对象，但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扩大其研究对象的范围，简尼斯教授提出的小集团思维决策模式影响最大。小集团思维是指在一个内聚决策小组内部形成了无形的心理压力，使决策小组成员下意识地产生一些共同的幻觉，结果往往是过于自信，妖魔化对手，不能对客观现实进行充分的估计，忽视应当考虑的政策选择，从而导致决策过程的非理性和对外政策的大失败。[73]

　　除了将心理学运用于小组决策研究，有关特定群体认知的研究也成为新型的研究领域。由于学者或媒体公开发表的文章容易获得，便于操作，近年来研究精英群体在特定问题上的认知，成为认知研究流派比较流行的趋势。这种研究通常通过采访一定数量的精英，或对一定范围内精英的着述进行内容分析，在此基础上分析精英在特定问题上的认知。[74] 但是，这类研究的前提之一是特定认知必定对特定政策产生影响，但这些研究很少关注认知是如何影响具体政策的，对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关注不多。

　　从研究方法看，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包括实验、调查研究、田野调查等，都在国际政治心理学研究中得到普遍的应用。[75] 但三个学派之间又有着各自的方法特色。心理分析学派早期依赖弗洛伊德的研究方法，梦的解析是其中的代表。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如临床研究、实验性研究方法。后来又出现了“主题统觉测验( Thematic Appercep tion Test) ”方法。统觉是相对于知觉而言的。知觉是指感知新的刺激，统觉则是赋予刺激以意义，即通过研究对象对一系列意义模糊图片的不同解读，考察研究对象的幻想生活，从而找出人的基本动机。[76]

　　然而，研究人员通常无法解析领导人的梦境，因此心理学中的一些方法并不适用于政治领导人的分析。特别是对于那些已经逝世的领导人，随着他们的死亡所有的“心理密码”都已经被带走了。运用定性心理分析的学者通常借助追踪和分析研究对象的成长经历、家庭和社会环境，通过详细、深入的案例分析展开研究。在艾里克森( Erikson)研究的基础上，波斯特发展完善了一套以经历为背景的心理分析方法，近年来受到了越来越多地关注。这种方法具体包括四个步骤：
(1) 心理生物学分析，即采用平行时间表将研究对象的成长年谱与期间发生的国际和国内大事年表进行对比，以考察成长环境对对外政策决策者个性可能的影响；

(2) 个性分析，包括健康状况、习惯、是否酗酒、是否长期服用药物，领导人的能力、知识、情感稳定状况、以及与同事、朋友和家庭成员的关系状况等；

(3) 信仰和认知分析，即领导人对国家安全、权力本质的认识以及其他信仰等；

(4) 风格分析，即领导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公众沟通能力，在特殊情况下选择战略和策略的可能性以及谈判技巧等。用这样的方法，他不仅研究分析了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和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候赛因， [77]而且对卡拉季奇和米洛舍维奇、本·拉登、卡斯特罗、金正日等领导人的个性进行了分析，试图解释这些国家的对外政策，为美国对外政策决策者提供决策参考和依据。[78]

　　心理分析的研究基础是定性的个案研究，案例虽经过选择但并不是系统的研究。这种方法必须克服的困难是增强所选案例的说服力。为此，政治心理学家通过系统的研究逐步提出了易于操作且具有科学效力的领导人个性分析方法，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赫尔曼提出的“远距离评估领导人方法”。这种方法运用“内容分析”考察政治领导人在不同时间，面对不同听众具有实质内容的谈话或随机采访中的回答，借此构建政治领导人的个性全貌。“内容分析”方法假定，若某种符号在一定时期内反复出现，这一定是人们内心深处感情的象征。实践表明，在说明人们的态度及感情变化方面，内容分析法比一般的印象分析法更令人信服。[79] 在过去几十年间，已经有不少学者运用这种方法对40多个国家的120多位政治人物进行了研究，建立了详细的个性传略。[80]

　　与心理分析和个性研究相比，认知流派既有定性研究，也有定量研究。基本方法也是以内容分析为主。如霍尔斯蒂对杜勒斯的研究搜集了1953 到1959年杜勒斯涉及苏联的434份国会证词、答记者问和讲话，对其中3584次提到苏联时所使用的词进行了归类分析。在完善“行为码”研究方法时，沃克等人发展了分析信仰系统和行为码的“情景系统动词”方法。其基本方法是从文本中提取出含动词的句子，分析主语和宾语(及物动词)或主语和表语(不及物动词)之间的关系，以及动词所指向的行动及其程度。通过将文本中的动词分为合作性( + )和冲突性( - )的言辞和行动，并将每类动词赋予不同的分值。如惩罚( - 3) 、威胁( - 2) 、反对( - 1) 、支持( + 1) 、承诺( + 2) 、报偿( + 3) (中间四项是口头行为，而前后两项是具体行动) ，然后再经过统计计算测量出领导人的哲学性信仰和工具性信仰。[81] 这些测量方法都经过精心的设计，有着明确的操作程序和具体例证。对于没有经过专门训练的研究人员而言，操作起来较为困难。

　　虽然所使用的概念和个性变量有所不同，但不同流派之间的研究也有不少共通之处。有学者指出，“表面上相互竞争的认知和个性理论事实上是互补的，试图用一种理论解释不同的认知行为虽然简约，但太简单。他们没有抓住个性的多维特点，以及多种偶然变量和信息处理所发生的客观环境(的复杂性) ，因此也缺乏对人类行为的整体把握。”[82]如个性流派关注的主要变量之一是领导人对环境的敏感程度，这与认知复杂程度理论是完全一致的。领导人对决策环境越敏感，对越愿意听取不同观点和不同信息；
反之亦然。在认知理论看来，前一种领导人属于认知复杂性领导人，而后一种则属于认知吝啬者。又如文特以动机为坐标的个性分析框架中以权力为目的的领导人与巴伯个性分析框架中的“主动/肯定型”领导人是一致的；
以成就为目的的领导人则属于主动/否定型领导人；
以关系为目的的领导人则属于被动/否定型领导人，因此将两者结合起来“可以更全面和更好地理解”领导人的个性。[83] 再如赫尔曼对1960至1970年53个非洲国家政府领导人的讲话进行了内容分析，结果发现权力动机强的领导人倾向于追求独立和对抗性的政策，相对而言，以关系为目的的领导人更倾向于执行合作和相互依存的政策。[84] 因此，不同流派主要概念和变量之间不仅是互通的而且也是互相支撑的。

　　六、发展趋势

　　政治心理学的兴起为对外政策和国际政治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传统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均以人性的抽象伦理假定为基础，政治心理学则从微观层次对这些基本假定提出了新的思考，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些核心概念，如权力、利益、收益等提出了质疑，指出这些概念并不是客观的存在，而是与个体的主观认知过程密不可分。这些在微观层面上弥补了国际关系宏观理论的不足，开辟了理解和研究对外政策和国际关系的新途径。

　　半个世纪以来，对外政策和国际政治心理学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在国际政治研究中的地位不断上升。首先，从事政治心理学研究的学者群体大大增加。其次，心理学的各个流派都已应用于国际政治和对外政策研究。第三，心理学概念，如态度、个性、认知、知觉、信仰、特质、风格、图式、情绪等都已引入国际政治心理学的研究。第四，国际政治心理学的研究领域不仅涉及战争、联盟、战略互动、核政策、国际谈判、恐怖主义等高位政治领域议题，而且扩大到民族主义、国际规范、认同、对外经济行为等低位政治领域议题。正如沃克所言，政治心理学不仅研究战争还研究和平，不仅研究危机升级还研究国际危机的缓和与解决。”[85]近年来，国际政治心理学研究又呈现出四个方面的最新发展趋势。

　　首先，最新的心理学成果不断运用于对外政策和国际政治研究。其中，神经科学对情绪或情感( emotion)的研究成果与对外政策和国际政治研究的成功结合尤为突出。情绪以往通常被视为理智的对立物，或是阻碍理性发挥作用的因素。但新世纪以来，情绪及其与理性关系重新成为前沿课题，并取得了新的研究发现。神经科学家达马西奥(Antonio Damasio)发现，“情绪和感情的某些方面是理性所不可或缺的。乐观而言，在决策中，感情为我们指引正确的方向，并使我们能够正确使用逻辑工具。”[86]尽管情感对对外政策的许多影响还处于未知状态，但可以肯定的是情感会影响信息接受过程，由此产生选择性的注意倾向。有学者将认同、情绪等因素引入对外政策研究，解释为什么一些国家坚持发展核武器，而另一些国家则放弃核计划，增加了研究的说服力和可信度，得到了学界的高度评价。[87]

　　其次，国际政治心理学研究开始与对外政策决策的其他理论模式，特别是理性行为模式逐步结合。这种尝试不仅拓宽了国际政治心理学的研究领域，而且正在改变对认知心理学“非理性”的误解。两种模式结合的突出代表是冷战结束后兴起的多元启发理论和前景理论。

　　多元启发理论将认知理论与理性选择理论结合起来，把决策过程分为两个阶段加以研究。第一阶段根据不可弥补和替换原则将一些国内政治或其他关键问题上不可能接受的选项排除。这一阶段认知的过程，往往采取启发的方式(在认知上走捷径) 。第二个阶段则是理性选择的过程。这种模式在认知理论与理性选择理论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有力地推动了政治心理学和决策研究，因此近年来颇受关注。[88]

　　前景理论则在继承和发展西蒙“有限理性”假设的基础上，将行为经济学的成果引入对外决策研究。这一理论强调情势因素在决策过程中的影响，指出人们对损失和获益的认识是不对称的。在面临收益时，人们趋于规避风险；
在面临损失时，则趋于接受风险。这一理论有助于解释认知偏见是如何影响决策者的信息处理，进而影响对外行为的。[89] 有学者非常乐观地指出，随着心理学研究的深入，神经科学所取得的进展可能在理性和以心理学为导向的模式之间架起一座桥梁。[90]

　　第三，考察政治领导人个人及其政治和社会群体互动。早期的政治心理学很少考虑不同文化和社会背景对个人的影响，而只关注对特定政治人物的心理分析或个性认知分析。秦亚青教授曾指出，“杰维斯的研究避开了不同文化和社会背景对人的知觉的影响。……他的解释是，如果相似文化背景中的个人相互之间都会发生错误知觉，不同文化背景中的人必然会出现类似的错误，且其程度只能更加严重。”[91]但是，包括对外政策决策在内的许多政治行为都是在特定的集体和社会环境下做出的。对外决策不仅受到决策小环境(如决策机构)的影响，而且受到整个社会文化的影响。正如文特所指出的，政治心理学的“研究一方面必须扎根于个性研究的大家庭和社会环境之中，另一方面必须置身于实际对外政策制定的大环境中。”[92]

　　随着政治心理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决策机构特点、社会文化因素对政治人物心理、个性和认知的影响日益受到重视，甚至被认为是不可忽视的因素。[93]考察不同文化背景下政治领导人政治行为的比较心理学研究应运而生。[94]2004年，这一领域的开拓者之一乔治曾写到：“个性分析应与历史事件如何塑造领导人和领导小组， 领导人记忆和他们特殊政治社会文化的影响结合起来。”[95]

　　第四，不同流派之间的融合趋势更加明显。逻辑上讲，三个流派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经历形成个性，个性影响认知，认知影响对信息的处理和决策。人的个性是在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以传记为背景的心理分析有助于解释领导人的个性特点，而领导人信仰能否对决策产生影响以及产生多大的影响很大程度上则取决于其个性。近年来，国际政治心理学不同流派理论出现了更加明显的融合趋势。许多政治心理学的着作都会同时借助不同概念、理论和方法以加强对政治人物的研究，而且这些不同侧面的研究总体互相支撑，有力地促进了政治心理学学科的发展。

　　尽管国际政治心理学的研究取得了巨大的进展和成绩，但也面临着不少问题，其中最突出的问题研究层次问题。政治心理学假定个体在世界政治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因此主要集中于个体或微观层次的研究，尤其是对外政策分析和对外政策决策的研究，而在国际体系层次的应用则非常罕见。[96] 个体层次与体系层次的变量如何相互影响和转化，是层次分析方法中始终面临的问题，也是限制政治心理学应用范围及其与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对话的主要障碍。因此，政治心理学与结构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以及社会建构主义等主流体系理论并不在同一个平台上，尚未展开必要的对话和沟通。

　　其次，政治心理学的解释能力至今仍然受到许多批评。这些批评意见认为，个人层次的变量只是影响对外政策众多变量中的一个，是一个“干预变量”和“外在变量”，其影响间接模糊，只有在严格的限定条件下才具有重要和独立的影响。因此，除非研究异常状况，否则可以忽略。[97] 针对这些批评，国际政治心理学学者认为，对外政策制定者的心理过程属于对外政策决策研究“黑匣子”中的“黑匣子”，处于影响对外政策一切变量与对外政策结果的中间。正如斯布罗托夫妇所言，外部环境或因素必须通过领导人的信仰、认识、态度、个性等构成的凸镜的“过滤”才会变得有意义，才会影响对外政策的制定。因此，国际政治心理学学者坚持认为，个人层次变量决非“外部变量”或“干预变量”，而“是一个关键变量”，忽视这个变量的代价是巨大的，对冷战预测的失败就是典型例子。[98]

　　注释：

　　*在本文完成过程中,ValerieM. Hudson、Stephen G. Walker、Jerold Post、Edward Yi Yang(杨毅) 、尹继武、刘智勇以及两位匿名评阅人提供了不同形式的意见和建议。作者在此深表感谢。

　　[1]现实主义对国际关系和对外政策的区别,可参见刘丰、张睿壮:《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流派辨 析》,《国际政治科学》2005年第4期,第116—121页。

　　[2]Kenneth Waltz, M an the Sate and W a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9) , p. 28.

　　[3]Ibid. , p. 39

　　[4] Quency Wright, The S 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App leton, 1955) , p. 433.

　　[5]李巍、王勇:《国际关系研究层次的回落》,《国际政治科学》2006年第3期,第112—142页。

　　[6]Martha Cottam et al. eds.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Psychology (Mahwah: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Publishers, 2004) . 鉴于篇幅所限,本文不涉及政治心理学对国内政治现象的研究。

　　[7]David O. Sears et al. eds. ,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Psycholog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 pp. 4, 10.

　　[8]Rose McDermott, Political Psycholog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4) , p. 49.

　　[9]三者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和重叠,近年来还出现了融合和互相借鉴的趋势。因此,严格划 分流派之间的界限并非易事,本文的划分方法旨在分析方便和更为全面地把握学科的总体状况。

　　[10]Harold D. Lawssell, Psychology and Politics (New York: Viking, 1960) , pp. 65—67; 弗洛伊德: 《梦的解析》(罗林等译) ,北京,九州出版社2004年版。

　　[11]David G. Winter, “Personality and Foreign Policy: Historical Overview of Research, ”in Eric Singer and Valerie Hudson eds. , Political Psychology and Foreign Policy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2) , p. 96, note 1.

　　[12]Rose McDermott, Political Psycholog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 48.

　　[13]Calvin S. Hall and Gardner Lindzey, Theories of Personality (New York: Wiley, 1970) , p. 68.

　　[14]Harold D. Lasswell, Power and Personality (New York: W. W. Norton, 1948) , pp. 39—53.

　　[15]Alexander and Juliet George, Woodrow Wilson and Colonel House (New York: Dover, 1964 ) ; Alexander George, “Power as a Compensatory Value, ”The Journal of Social Issue, Vol. 24, No. 3, 1968, pp. 29— 49; Freud and Bulliet, Thom as Woodrow Wilson: A Psychological Study (Boston, MA: Houghton Mifflin, 1967) ; E. A. Weinstein et al. “Woodrow Wilson’s Political Personality: A Reapp raisal, ”in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93, No. 4, 1978—1979, pp. 585—598.

　　[16]Frenkel-Brunswick Adorno et al. 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ies (New York: Harper, 1950) .

　　[17]Max Weber, The Theory of Social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47) , pp. 328—334.

　　[18]Ann Ruth Willner, The Spellbinder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4) , p. 7.

　　[19]Niccolo Machiavelli, The Prince (New York: Washington Square Press, 1963 ) , pp. 34— 44, 71—78.

　　[20]William F. Stone and Paul E. Schaffner, The Psychology of Politics (New York: Sp ringer2Verlag, 1988) , pp. 142—143.

　　[21]Jerold Post and Robert Robins, eds. , W hen Illness Strikes the Leader: The Dilemm a of the Captive King (New Haven, NC: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3) .

　　[22]American Pschiatric Association,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el of Mental Disorder (Washington DC, 2000) .

　　[23]Jerrold M. Post, “Leader Personality Assessments in Support of Government Policy, ”in Jerold M. Post ed. , The Psychological Assessm ent of Political Leaders w ith Profiles of Saddam Hussein and B ill Clinton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Michigan Press, 2003) , pp. 39—46.

　　[24]美国中央情报局组建领导人个性分析中心的主要目的是:为总统和内阁成员参加首脑会晤和 高层次谈判提供支持; 在危机时候提供支持; 协助情报评估。Jerrold Post ed. , The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of Political Leaders w ith Profiles of Saddam Hussein and B ill Clinton, p. 61。

　　[25]Jerold M. Post, Leaders and Their Followers in a Dangerous W orld: The Psychology of Political B ehavior (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2004) , pp. 265—271.

　　[26]Jimmy Carter, Keeping Faith: M em oirs of A President (New York: Bantam, 1982) , pp. 319—320.

　　[27]Robert S. Robins and Jerold M. Post, eds. , Political Paranoia: The Psychopolitics of Hatred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7) .

　　[28]Barry R. Schneider and Jerold Post eds. , Know Thy Enem y: Profiles of Adversary Leaders and Their Strategic Culture (Maxwell Air Force Base, Ala. : U. S. Air Force Counterproliferation Center, 2002) ; Jerold M. Post, Leaders and Their Followers in a Dangerous World; Jerold Post ed. , The Psychological Assessm ent of Political Leaders w ith Profiles of Saddam Hussein and B ill Clinton.

　　[29]Calvin S. Hall and Gardner Lindzey, Theories of Personality, p. 68.

　　[30]个性分析也是心理分析学派经常采用的手段,严格地说这两个流派之间存在不少的交叉和重 叠,本文主要依据其研究个性的方法和研究群体的差异将两者区别开来。

　　[31]《马克斯恩格斯选集》(第四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44页。

　　[32]Yaacov Y. I. Vertzberger, The W orld In Their M inds: Inform ation Processing, Cognition, and Perceptions in Foreign Policy Decision2m aking ( S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 p. 111.

　　[33]Stanley A. Reston,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s of Character and Performance in Presidents and Candidates: Some Observations on Theory and Method, ”in Jerold Post ed. , The Psychological Assessm ent of Political Leaders w ith Profiles of Saddam Hussein and B ill Clinton, p. 109

　　[34]Gordon. Allport, Pattern and Grow th in Personality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61) , pp. 2—3.

　　[35]玛格丽·特赫尔曼(Margaret Hermann)与查尔斯·赫尔曼(Charles Hermann)均为美国对外政 策研究的重要学者,都曾担任美国国际研究学会( ISA)的主席。前者主要是从心理学,特别是个性层次 研究对外政策,还曾担任过美国国际政治心理学会的主席。后者的研究专长是对外政策的决策机制、过 程和危机处理。本文所引用的成果均为前者。

　　[36]Martha Cottam et. al. eds. ,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Psychology, p. 20.

　　[37]Margaret G. Hermann ed. , Leaders, Groups, and Coalition: Understanding the People and Process in Foreign Policy M aking, Special Issue of International S tudies Review, 2001, chap ter 3.

　　[38]Margaret G. Hermann, “Effects of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of PoliticalLeaders on Foreign Policy, ”in Maurice East et. al. eds. , W hy N ations Act (CA: Sage Publications, 1976) , p. 68.

　　[39]Ibid. , p. 57.

　　[40]Margaret G. Hermann, “Effects of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of PoliticalLeaders on Foreign Policy, ”in Maurice East et. al. eds. , W hy N ations Act (CA: Sage Publications, 1976) , p. 63.

　　[41]David James Barber, Presidential Character: Predicting Perform ance in the W hite House ( Englewood Cliffs: Prentice Hall, 1972) , p. 6.

　　[42]Valerie Hudson,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Classics and Contem porary Theory (Lanham: Rowman and Littlefeild Publisher, 2007) , pp. 54—56.

　　[43]巴伯书中并没有对小布什的研究,但根据其框架小布什属于被动积极性的领导人。

　　[44]Thomas Preston, The President and His Inner Circle: Leadership S tyle and the Advisory Process in Foreign Policy M aking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1) .

　　[45]Robert Emmons, “Motives and Goals”in R. Hogan and S. Briggs eds. , Handbook of Personality Psychology (New York: Academic, 1997) , p. 486.

　　[46]Richard K. Hermann, “Percep tions and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in Donald A. Sylvan and Steve Chan eds. , Foreign Policy Decision M aking: Perception, Cognition and A rtificial Intelligence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 1984) , pp. 25—26.

　　[47]David G. Winter, “Motivation and Political Leadership, ”in Linda O. Valenty and Ofer Feldman eds. , Political Leadership for the N ew Century: Personality and B ehavior am ong Am erican Leaders (Westport, CT: Praeger Publishers, 2002) , pp. 26—47.

　　[48]M. G. Hermann, “Assessing the Foreign Policy Role Orientations of Sub2Saharan African Leaders, ” in Stephen G. Walker ed. , Role Theory and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87) , pp. 161—198. Margaret Hermann, “Assessing Leadership Style: Trait Analysis, ”in Jerrold M. Post ed. , The Psychological Assessm ent of Political Leaders w ith Profiles of Saddam Hussein and B ill Clinton, pp. 153—177.

　　[49]Margaret G. Hermann, “Assessing Leadership Style: Trait Analysis, ”p. 181.

　　[50]Richard Snyder and James Robinson, N 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Decision2M aking (New York: The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Order, 1961) , p. 164.

　　[51]Juliet Karrbo, “Linking Leadership Style to Policy: How Prime Minister Influence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in Ofer Feldman and Linda O. Valenty eds. , Profiling Political Leaders: Cross2Cultural S tudies of Personality and B ehavior (Westport, CN: Praeger 2001) , pp. 81—84.

　　[52]详细评介参见张清敏:《外交政策分析的认识视角:理论与方法》,《国际论坛》2003 年第1期, 第39—45页。

　　[53]Bullock and O. Stallybrass, The Harper D ictionary of M odern Thought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77) , p. 109.

　　[54]Martha Cottam et. al. , eds. ,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Psychology, p. 9.

　　[55]Harold and Margaret Sp rout, The Ecological Perspective on Hum an Affairs w 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International Politics (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5) , pp. 11, 224.

　　[56]Ole R. Holsti, “The Belief System and National Images: A Case Study, ”in James Rosenau ed. ,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Free Press,(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1967) , p. 548.

　　[57]Alexander George“The Operational Code: A Neglected App roach to the Study of Political Leader and DecisionMaking, ”International S tudies Quarterly, Vol. 13, No. 2, 1969.

　　[58]有关中国对外政策的研究包括: Davis B. Bobrow, “The Chinese Communist Conflict System, ” O rbis, 9 Winter 1966; H. Boorman and S. Boorman, “Strategy and National Psychology in China, ”The Annals, 370 March 1967; Tang Tsou and Morton H. Halperin, “Mao Tse2tung’s Revolutionary Strategy and Peking’s International Behavior, ”Am 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 59, March 1965。

　　[59]Stephen G. Walker, “The Interface between Beliefs and Behavior: Henry Kissinger’sOperational Code and the Vietnam War,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No. 21 1977.

　　[60]Stephen G. Walker et al. , “Systematic Procedures for Operational Code Analysis: Measuring and Modeling J immy Carter ’s Operational Code, ” International S tudies Quarterly, 42: 175—190; Stephen G. Walker et al. , “Profiling Operational Codes of Political Leaders, ”in Jerrold M. Post ed. , The Psychological Assessm ent of Political Leaders, pp. 214—245. 国内发表的研究成果可参见冯惠云:《防御性的中国战略文 化》,《国际政治科学》2005年第4期,第1—23页。

　　[61]Robert Jervis, Perception and M isperception in W orld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6) , p. 28.

　　[62]Vertzberge, TheW orld in TheirM ind, p. 113.

　　[63]Susan Fiske and Shelley Taylor, Social Cognition (New York: MacGraw2Hill, 1991) , p. 469.

　　[64]Daniel Heradstveit, The A rab2Israeli Conflict: Psychological Obstacles to Peace ( Oslo: Universititesforlaget, 1979) , p. 79.

　　[65]Vertzberger, TheW orld in TheirM inds, pp. 125—127.

　　[66]DwainMefford, “Analogical Reasoning and the Definition of the Situation: Back to Snyder for Concep ts and forward to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or Method, ” in Charles F. Hermann, et. al. eds. , N ew D irections in the S tudy of Foreign Policy (Boston: Allen & Unwin, 1987) , pp. 221— 247; Keith L. Shimko, “Foreign PolicyMetaphor: Falling‘Dominoes’and Drug‘Wars’, ”in Laura Neack et; al. ed.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Its Second Generation (NJ: Prentice Hall, Englewood Cliffs, 1995) , pp. 71—84.

　　[67]Jervis, Perception and M 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 226.

　　[68]Yuen Foong Khong, Analogies atW ar: Korean, M unich, D ien B ien Phu, and the V ietnam Decision of 1965 (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

　　[69]Jervis, Perception and M 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 222.

　　[70]Martha Cottam et. al. eds.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Psychology, p. 6.

　　[71]Valerie Hudson, Foreign Policy Analysi, pp. 38—39; Jerold Post ed. , The Psychological Assessm ent of Political Leaders, p. 2.

　　[72]David G. Winter, “Assessing Leaders ’ Personalities: A Historical Survey of Academic Research Studies, ”in JeroldM. Post ed. , The Psychological Assessm ent of Political Leaders, pp. 12—13.

　　[73]DavidWinter, “Assessing Leaders’Personalities, ”pp. 31—32.

　　[74]Irving L. Janis, Groupthink: Psychological S tudies of Foreign Policy Decisions and Fiascoes (Boston: HoughtonMifflin, 1982) ; 中文介绍见张清敏:《小集团思维:外交政策分析的特殊模式》,《国际论坛》 2004年第2期,第73—78页。

　　[75]有关中国精英群体对美国或其他国际问题认知的研究就是典型例证。参见David Shambough, B eautiful Im perialism: China Perceives Am erica 1972—1990 (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 , Allen S, Whitting, China Eyes Japa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 ; Philip Saunders, “China’sAmericanWatchers: ChangingAttitudes towards theUnited States, ”China Quarterly, No. 161, March 2000;Michael Pillsbury, “China’s Percep tions of the USA: A View From Open Sources, ”http: / /www. uscc. gov/ researchpapers/2000_2003 /pdfs/ chinperc. pdf; Deborah A. Cai, “Percep tive toward the United States in Selected Newspapers of the Peop le ’Republic of China, ”http: / /www. uscc. gov/ researchpapers/2000 _2003 / pdfs/ chinmed. pdf。

　　[76]RoseMcDermott, Political Psycholog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21—44.

　　[77]珀文:《人格科学》(周榕等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7—121页。

　　[78]Jerold Post ed. , The Psychological Assessm ent of Political Leaders, Valerie Hudson,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pp. 55—56.

　　[79]Jerold Post ed. , Leaders and Their Followers in a DangerousW orld.

　　[80]于沛:《现代史学分支学科概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98页。

　　[81]Martha Cottam, et. al. eds. ,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Psychology, p. 30.

　　[82]Stephen G. Walker et al. , “Profiling the Operational Codes of Political Leaders: The V ICSMethod for the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extualMaterials, ”conference paper for 1997 ISA.

　　[83]Yaacov Vertzberger, TheW orld in TheirM ind, p. 111.

　　[84]DavidWinter, “Assessing Leaders’Personalities, ”pp. 43—44.

　　[85]Margaret Hermann, “Personality and Foreign Policy Decision Making: A Study of 53 Heads of Government, ”in Donald A. Sylvan and Steve Chan, eds. Foreign Policy decision2m aking: Perception, Cognition, and A rtificial Intelligence, pp. 53—80.

　　[86]StephenWalker, “Beliefs and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in the New Millennium, ”in Michael Brecher and Franck P. Harvey eds. , Conflict, Security, Foreign Policy,(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 y: Past Paths and Future D irections in International S tudies (Ann Arbor, Michigan: The University ofMichigan Press, 2002) , pp. 61—62.

　　[87]Antonio Damasio, Descartes’ Error: Em otion, Reason, and the Hum an B rain (New York: Putnam, 1994) , p. viii.

　　[88]Jacques E. C. Hyman, The Psychology of N uclear Proliferation: Identity, Em otion, and Foreign Policy (Cambridge: Cambridge Press, 2006) . 该书将情绪和认同引入对不同国家核政策的比较研究, 2007 年先后获得美国国际政治心理学会亚历山大·乔治奖(Alexander George Award)和国际安全领域的埃德 加·富尼斯最好首本图书奖( Edgar S. FurnissBook Award for the Best FirstBook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

　　[89]AlexMintz, “How Do LeadersMake Decisions? A Poliheuristic Perspective, ”The Journal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48, No. 1, 2004, pp. 3—13; David J. Brulé, “Exp laining and Forecasting Leaders ’ Decisions: A Poliheuristic Analysis of the Iran Hostage Rescue Decision, ”International S tudies Perspectives, Vol. 6, No. 1, pp. 99—113; Eric Stern, “Contextualizing and Critiquing the Poliheuristic Theory,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48, No. 1, 2004, pp. 105—126. 国内有关这个领域最新发展的介绍可参见韩召 颖、袁维杰:《对外政策分析中的多元启发理论》,《外交评论》2007年第6期,第75—83页。

　　[90]国内有许多前景理论在行为经济学中运用的成果,关于这一理论在国际关系,特别是对外政策 研究中的运用可参见林民旺:《国际关系的前景理论》,《国际政治科学》2007年第4期,第104—126页; 《前景理论与外交决策》,《外交评论》2006年第10期,第62—68页。

　　[91]RoseMcDermott, Political Psycholog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 186.

　　[92]秦亚青:《译者前言》,载罗伯特·杰维斯:《国际政治中的知觉和错误知觉》(秦亚青译)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21页。

　　[93]DavidWinter, “Personality and Foreign Policy, ”p. 96.

　　[94]Yaacov Vertzberger, TheW orld in TheirM inds, chap ter 4 and 5.

　　[95]Ofer F. eldman and Linda O. Valenty eds. , Profiling Political Leaders: Cross2Cultural S tudies of Personality and B ehavior (Westport, CN: Praeger, 2001) .

　　[96]Alexander George“Preface, ”in Jerold Post Leaders and Their Followers in a DangerousW orld, p. x.

　　[97]尹继武:《认知心理学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应用:进步及其问题》,《外交评论》2006 年第4期, 第101—110页。

　　[98]Michael Brecher and Franck P. Harvey eds. , Conflict, Security, Foreign Policy,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 y, p. 7.

　　[99]Stephen G. Walker, “Beliefs and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in the New Millennium, ” in Michael Brecher and Franck P. Harvey eds. , Conflict, Security, Foreign Policy,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 y, p. 65; Jerel Rasati, “A Cognitive App roach to the Study of Foreign Policy, ”in Laura Neack et; al. ed.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p. 67.

　　[100]RoseMcDermott, Political Psycholog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 10.

　　来源：《国际政治科学》200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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