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世佑：当代大学生的是非观念与未来法律人的职业伦理何在？

　　各位同学：你们好！

　　自从9月5日全校必修课程《中华文明通论》的助手在校园网上公布以来，我作为课程组负责人，连续接到07级部分同学的电话、短信与电子邮件，共计多达200-300人次之间，超过我调入法大5年来学生提问次数之和。其中考分不及格者有之，考分及格者亦有之，二者都在强烈希望加分。及格者要分的目的不外乎要达到“入党”或申请“奖学金”的分数标准。在不及格者中，有的觉得分数低“很难看”，补考既辛苦，又费时；
有的以自己的许多科目考试都不及格为由，感到人生希望很渺茫，希望予以同情，减轻负担；
还有的断言此科不及格就会影响自己拿学位；
还有的觉得该科成绩不及格也会严重影响自己入党、申请奖学金乃至出国深造的“个人计划”，不仅希望及格，还要分数更高。要求加分的理由还很多，例如：有的抱怨“考题难”，或者“判分严”；
有的则以自己把精力放在专业科目上，来不及认真复习，希望照顾；
有的虽也承认自己平时不重视，但成绩低会影响他们申请奖学金等，而家庭条件困难，就特别需要奖学金；
还有的则以自己是理科生、答题不得要领为由，希望网开一面。近据课程助手与部分高年级同学转来的资料可知，还有同学在法大BBS上展开对我和课程组教师的攻击，甚至怀疑我们的“人品”。

　　对于第一天的电话、短信与电子邮件所提供的信息，我除了迅速向课程组部分师长与助手转告与协商外，还一一予以回复。只因回复的工作量实在太大，我除了授课，还有个人的研究课题与繁重的约稿任务在身，就将有关邮件、短信转交课程组的助手老师，请求代我回复。直到今天下午，我还接到几位已经及格的考生来电要求加分。鉴于此类回复任务特别繁重，也许还会有学生提出类似的要求，学校又要求该课在此后各年级还得继续开下去，根据部分好心的学生与同事的建议，特作公开回复，降低对话成本。若有不当，欢迎你们与全校同学展开讨论和批评，我与课程组全体教师将继续关注你们的意见。但请注意，校园需要宁静，说理不在声高，以精思求真为旨归的军都山麓并不需要便捷非常的网络攻伐，任何不择手段的“分数至上”之言与行均不在讨论之列。

　　一、任课教师的难处

　　《中华文明通论》的考试成绩偏低，导致任课教师备受责难的问题是个老问题。在我于去年奉副校长张桂琳教授之托出任课程组负责人之前，有关此课的责难就已存在。我深知此乃费力不讨好之差事，早在学校“通识教育课题组”倡导和论证此课之开设的研讨会上，我就直言不讳地提出过授课难度与管理难度，敬请有关领导予以考虑。至于此课在迎接教育部本科评估的欢呼声中匆匆登场，我奉命承担近代部分的讲授，还在去年接受负责此课之任，全为服从学校的安排而已，其他任课教师也大致如此，而且各位师长的本科生与研究生的教学任务都比较繁重。我自己则因精力不济，被迫停开为某些法大弟子所期盼而我自己也最乐意开设的两门选修课程——《近代中国人物与社会转型》与《民权政治与中国社会》。

　　对教师来说，《中华文明通论》的最大难度之一就是无法找到一个或两个能把此课独立承担下来的教授或教师。迄今为止，随着史学研究的深入与多学科的渗透，学界早已告别了周谷城（民国时期《中国通史》与《世界通史》的作者）的时代，而近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历次政治运动的频繁冲击在前，拜金主义的横行与工科管理模式的猖獗在后，明显阻遏了我国学术真大师的产生，只有利于假大师的问世。我自量浅陋，包括我个人在内，为数更多的都是一些“章节教授”，一些名为“专家”实乃窄家者。学术积淀相对雄厚的北京大学近年虽已组织文史学者编辑和出版了四卷本的《中华文明史》，但至今没有开出《中华文明史》或《中华文明通论》之类课程。清华大学史学学科的恢复已近二十年，学术实力渐趋精良，但连《中国通史》之类课程也不在谋求之列。基于通识教育的重要性，基于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在通识教育中的核心位置，一个以法科为主体的单科性校园中国政法大学在全国率先开设《中华文明通论》和《西方文明通论》，既可看出我校领导层的教育识力与创新精神非同一般，也不难想象课程开设的难度。

　　在我看来，《中华文明通论》贵在“通”和“论”，至于由谁来“通”，怎样去“论”，恐怕都成问题。既然要开课，就只能请多个教授来勉为其难。该课程所涉内容涵括上下五千年，纵横数万里，却只有区区54课时，而且这54课时还经常因为新生的军训、法定节假日等打折扣，压到45课时甚至42课时以下，要想把许多重要问题都讲清楚，难于蜀道矣。一门顶多54课时的课程，却由6至7位教授轮流讲授，难免使学生目不暇接，疲于应付，其教学效果亦将再打折扣。凡此种种，吾辈深以为忧，却又无能为力，空愁而已。

　　我校硬件的缺失也是举世皆知的，教室少与全校性必修课程人数多之间构成尖锐的矛盾，随时存在。由于教室少，就不可能实行小班授课，加上我校文史教师的数量非常有限，任课教师的时间与精力也不容推行小班制。采取400百人以上的大班授课（此课还曾在学校大礼堂开讲，学生多达近千人，创下全国最高记录），就难免影响授与受的双向效果，课堂秩序的维持就只能依赖学生的自觉。不管学生是否爱学，课后的辅导答疑与作业练习都成问题，虽然课程组的每一位教师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投入该课程的讲授，尽可能互相配合。

　　至于考试命题，由于中华文明的时空范围很广，已经邀请的任课教师又多，这就需要尽量兼顾各位师长的授课领域，调动各位师长的积极性，不能拟定一题或两三题了事。而出题多，扣分的几率就相对要高些，如果既不认真听课，又不适当复习，完全不把此课当一回事，个人的考分与整体的平均分数也就很难提高。加上校方将授课对象定在大一新生，如果考题偏大，也不利于他们提高考分。

　　二、“考题难”质疑

　　我在高校任教已逾26年，与我的团队同事一样，本着一份职业感与责任心，对各层次的学生（包括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乃至博士后合作者）都有一定的要求，即便是某些宠得像太阳的学生，我也敢于行使批评的权利，并不毫无原则地牵就学生，更不讨好学生，但在考试的问题上，我和一些同事又倾向于适当照顾他们，从未在命题与判分中去卡学生。由于考分是要进入学生档案的，还要伴随他们的成长，影响未来的就业与岗位提拔，非同小可，我就主张培养过程适当从严，结果从宽。再说，你们一年级同学刚刚告别中学的应试教育，告别双亲与故里，不一定能尽快适应大学的学习生活，而且新生的专业课程还不少，政治与外语课程也不减，即使对中华文明很有兴趣，也不一定有充足的时间围绕《中华文明通论》课程，去自觉地阅读师长布置的参考书目，答题思路与表达形式也未必能从中学应试教育的死板模式中迅速解脱出来，就需要适当照顾，这次我就请每位任课教师先拟出4题左右，由我选择其中更容易的1题，综合成卷，各位师长都很配合。

　　兹将试题附录如下：

　　《中华文明通论》必修课试卷 A卷 （开卷）

　　一、名词解释（共40分，每题8分）

　　1、宗法制度

　　2、封建

　　3、张家山汉简

　　4、禅宗

　　5、王阳明

　　二、问答题（共60分，每题20分）

　　1、儒家如何用文化治世？

　　2、简述唐宋文化的基本特点。

　　3、试论我国传统文化转型的艰巨性

　　明眼人一看便知，这一套试题所涵盖的都是一些基本问题，并不存在偏题和难题，它应该经得起全校师生的评论。我还坚信，它也经得起校外同行与全国大学生的整体检视。如果这些普通的试题都被部分法大的学生起哄叫难，恐怕就不容易让外界来高估我们以法科为主体的法大学生的学习态度、职业伦理规训乃至校风了。

　　不仅命题没有难度可言，而且这些题目都已由任课教师在课堂上重点讲述过，多数师长还根据你们的要求，让你们复制课件。就是这些并无难度的试题，我还征得任课组师长的首肯，坚持使用开卷的形式，旨在帮助某些缺课或上课不一定认真听讲的同学渡过考试一关，尽量不使《中华文明通论》成为你们大学生涯的挂科负担。那些经常缺课或上课不认真听讲的同学完全可以借阅其他同学的课堂笔记或课件资料，做出适当的发挥，顺利通过考试。在层层关照之后，你们还有同学说“考题难”，那就毫无事实依据了。

　　与你们的感受相反的是，就是这样一些没有难度的试题，还有那么一些同学的答卷让阅卷教师频频扼腕。对于名词解释“王阳明”一题，竟有数十位同学没有动笔，有的虽然写了，却是乱扯，有的扯到春秋时期“阴阳学派”的代表，有的扯到“阴阳五行”去，还有的把王阳明说成是“伟大的文学家和诗人”，越说越离谱。如果你们的家长、中学教师与中学校长看到此类试卷，不知有何感想？生在中国长在中国的法大学生，还有的连“宗法制”、“封建”、“禅宗”也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问答题也都是一些基本的问题，而且都是任课师长在课堂反复讲授过的。不妨想想，如果连儒家用文化治世的基本情况、唐宋文化的基本特点、我国传统文化转型的艰巨性都感到陌生，你们能成为一个合格的中国大学生与不卑不亢的世界公民吗？这样的同学为何不去反思自己，却只想着要找任课教师加分，还要为个人的入党、评奖学金、保研、出国而振振有辞？面对这样的同学，我实有隔世之感，因为在我以往的教学生涯中，我都很少碰到要分的，尤其是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强词夺理来要分的，要分的人数还是如此之多，不啻法大校园中一道诡异的风景。我请这些同学先想想：难道奖学金就是为你们这些一再加分之后还不及格的要分者准备的吗？如果你们要分之后入了党，又凭什么去扮演 “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呢？ 当你们走出校门，手握国家与人民授予你们的司法权力时，能指望你们去实现基于公正与正义的“法治”之梦吗？

　　对于考试形式，我和课题组教师也考虑过是否可以采用交论文的办法，完全放开，这样就可以大大降低不及格率。问题在于，根据我为法大的选修课命题的经历，这种方法并不适合现在的法大学生。5年前，我刚从浙大调来时，我的一门选修课就采取写论文的形式，结果，在网上黏贴和抄袭者多达80%以上，而且还不乏整篇的抄袭，好像他们的电脑就是专为抄袭而准备，而不是为阅读和修改论文而准备，给我的评分带来很大的难度。虽然当时对学生采取“网开一面”，但从此不敢继续采用交论文的考试方式。我的许多同事或多或少都有过类似的经历。虽然经过校领导与全校师生的努力，我校在教育部的本科评估中获得皆大欢喜的“优秀”成绩，但我觉得，对法大学风与校风的评价还不容乐观，我们需要冷静的自我省视与货真价实的实事求是。

　　优质的生源堪称法大引以自豪的立校之本，我也深有同感，并在许多场合表达过我的这种感受。然而，当我看到在你们中间那些连“王阳明”都是一片空白的试卷时，直觉就提醒我，整体上的优质恐怕还不能掩盖少数同学的严重缺陷，“优”与“劣”的差异就值得关注，劣币驱良币的隐患就应理直气壮地予以杜绝，否则就无异于失职。

　　三、评分真相

　　基于对一年级新生的爱护，我作为课程组负责人，在阅卷之前，通过电话或电子邮件，请各位任课师长在评分时适当放宽，阅卷时，又做类似的提示，也许有的师长会对我过于放松要求而心存异议，还会嫌我啰嗦，但我们都在朝着放宽的方向迈进。

　　这次统分之后，我们发现整体上分数不高，在1360名考生中，不及格者比上学期要明显增加，我与统分教师和课程助手协商，将试卷复查一遍，并将56分以上者提到及格或及格以上，还把68-69分提到70分，78-79分提到80分，88-89分提到90分或90分以上。统分教师和课程助手协助我在1360份试卷中一一找出这些加分的试卷，这是一项劳动强度很大的工作，每个加分的试卷都得把小分、总分与统计表改成统一，师长们都非常辛苦，却任劳任怨。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对70分以下者再次进行微调。经过两轮调整之后，我们发现，不及格者还有239人，还不算理想，就请示教务处考务科。根据后者的意见，我们再把60分以下的考分普加10分，其他分数段则不动。通过此次调整，不及格率已低于10%，因此就决定不再加分了。至于普加10分之后，登分表中出现了59分的现象，接过你们的电话后，我有点着急，迅即电话询问统分老师和课程助手：“为什么不把59分调成及格？”他们的回答是：“这个59分只是普加之后的分数，实际分数只有49分甚至以下，以前挨近60分的早就按照您的意见提升了。”我问：“能不能把它们再加一点？” 他们耐心地告诉我：“再加就没有必要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因为本来就只有40多分，既然已经普调了，就不好再给个别同学加分，否则就有失公正。再说，每加一次都特别费劲，要在一千多份试卷中，把那些试卷找出来，每找一份都很不容易，而且涂改得已经不像话，将来经不起检查啊！”他们说得还是合乎情理，而且分数已经上交和公布，我作为课程组负责人，就不再坚持继续加分，加分总不能没完没了，毫无标准，更不能因为某个学生电话要分就给分，没有规矩。

　　四、个人浅见

　　《中华文明通论》属于副校长张桂琳教授、教务处长兼校长助理李树忠教授亲自抓的法大通识教育中的重点课程，张桂琳教授还再三强调，该课还应继续开下去，而且还要开好。既然如此，那就需要我们根据学校的要求，对目前存在的问题予以认真总结，追问根源，寻找对策。我和课程组全体教师愿意与你们乃至全校同学一起来探讨。

　　任何教学活动都是教与学的双向活动，任何考试成绩都是教与学相互作用的结果，何况学生还是学习的主体。各位不及格的同学如果一味地指责教师，断定就是任课教师在卡学生，有的还以个人名利要求为由来纠缠任课教师，要考分，任课教师不听从时，就使用目前司空见惯的“网络暴政”，攻击任课教师与课程本身，这既不公正，也有损于法大学生乃至当代80后大学生的整体形象，值得深思。

　　在吾等数次调整加分之后还出现分数不高，个中原因，除了上述课程的客观条件所限之外，在教的一方，课程组教师将认真讨论还有哪些自身可以努力的空间，至于学的一方，调分之后仍不及格的同学恐怕也需要躬身自问：你的文史基础是很好还是很不理想？你为该课程的学习付出过多少努力？你的学习态度与学习方法究竟如何？

　　在我看来，至少还有三点值得注意：

　　第一、学风与校风建设需要加强。如果平时不认真学习，对听课、阅读乃至考试准备都不太重视，只对考分感兴趣，分数低就找任课教师要分，搞“分数主义”，此风实不可长。对某些既不听课又不找同学找师长补课者来说，一个简单的逻辑与常识是，既然你不听课，要么你的课程基础比较好，要么你并不在乎考分，你就不要如此计较考分（我和我的同事也不会因为你没听课而故意让你不及格，如果有这种现象，欢迎举报），否则，你的任何理由都将贻笑大方，不堪一击。考分的主要功能就是为了在你们同学之间适当拉开距离，成为各种学习奖励（包括奖学金、入党、保研与出国深造）的主要依据。如果你以谋求学习奖励为由，来找任课教师要分数，那就完全是颠倒因果和本末了。请你们注意一个基本的是非观念问题，入党与奖学金也罢，保研与输送出国也罢，难道就是为那些在师长层层放宽之后还不及格的学生准备的吗？据有的同事与学生透露，要分的风气在我们的法科强校由来已久，却没人管。倘若此说果真，此风就应当止步，并不值得发扬，不能俨如武林秘经以“师兄”、“师姐”的名义年复一年地传下去。你们有权要求师长把课教得好一点或更好一点，却没有权利为了个人的目的强行索要考分，更没有权利使法大成为我国要分规模最大的高校，否则，你们入学时所宣誓和背诵的“程序公正，实质正义”之类法人法语岂不成了最具讽刺意义的骗人把戏？“厚德、明法”等校训将何以堪？未来法律人的职业伦理何在？

　　第二、任何一门课程的开设自有其具体的理由与教育预期，《中华文明通论》开设两届之后，有关预期是否已实现？如果还没有，那么，究竟怎样去实现？这些问题除了任课教师之外，恐怕还需要各位同学与各级教学管理部门认真思考。例如，既然《中华文明通论》属于全校性的重点必修课程，它的重要性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各院、系、部、处负责人与管理者是否都很重视？每届新生在听课前对它的重要性是否普遍明了和认同？新生听课时，究竟有多少学生做到按时听课和认真听课？是只凭兴趣选师长听课，还是静心都听？还有，《中华文明通论》的课时如何保障？学生有没有适当的参考书籍与自习时间？教师的评分权利如何保障？等等，这些问题都需要切实解决。如果仅从考分上提要求，做文章，任课教师的层层退让仍将无济于事，还不如干脆取消考试。

　　第三、如何迅速从应试教育的危机中尽快解脱出来，由考试的机器变成知识的渴求者与探索者，由分数的奴隶变成分数的主人，养成对学术的敬畏之心，实乃求学诸君的当务之急。当代大学生对中华文明多少也知道一点，没有什么新鲜感可言，却又似懂非懂，如同夹生饭，前者容易使你们对《中华文明通论》之课掉以轻心，后者却是好事多磨，非适当投入不可。受应试教育模式的长期侵蚀，有些学生并不认真听课，而是迷信课件，倘若稍微换一下角度来设问，就不知所云，答题时整段整段地抄课件，拼答案，甚至一字不改，既没有逻辑的梳理，也没有知识的整合，更不用说基于个人阅读与思考的个性化阐释（关于后者，我们很想要求你们，但根据你们的现实情况，还无法要求你们）。有的平时既不设法扩大阅读，更无思考的习惯，师长们辛辛苦苦为你们邀请校外的文史名家来昌平做讲座，他们的信息含量并不单一，语言与思想并不干瘪，讲座现场却常见空空荡荡，听众寥寥无几，最少的只有30人左右，而且进出频仍。很多同学只有在考试前才无可奈何地突击几下，抱住课件资料走进开卷考场，以为这样就能使考试高分尽入囊中，万无一失。殊不知，越是经验丰富的教师，他们的课件都很简单，他们并不需要依赖课件来授课，而且课件是死的，语言与思想却是活的，无论是师长的课堂表达，还是你的考卷表达，都是如此。

　　加强通识教育无疑属于符合国际高等教育潮流的有识之举，对于我国的高等教育尤其具有补课的意义，其针对性十分明显，关键在于如何做和做得怎样。就凭诸君对《中华文明通论》的学习态度与要分架势，就不难判断，我校的通识教育与法科学生的职业伦理熏陶何等重要！至于通识教育该从何抓起，《中华文明通论》的课程如何管理，如何改进，还需要探索，更需要支持。如果只有教师一头热，而学生不热，管理层也不热，仍将摆脱不了事倍功半的厄局。

　　一年多来，我肩负此课就觉得比较累，特别留恋上选修课时的某些让我感动的场景。如今我不得不把主要精力用于对此课的组织，再加对近代史硕士生与法史博士生、博士后的指导，就没有时间再去上选修课了，投入“通论”必修课程之后却收效不大，为师者的挫败感就难免伴随蓟北秋后的凉风，与日俱增。《中华文明通论》的开设属于学校行为，徐显明校长与张桂琳副校长都特别关注，如果不是服从学校安排之念在身，恐怕我也会辞职不干了，甚至一开始就不会接受如此艰难的差事，我还不乏近代史研究与法史研究的自留地，负债累累。“知我者，谓我心忧；
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明知不可而为之，还望诸君对我和我的课程团队谅解一二。08级的《中华文明通论》课程在军训之后又将开始，每个学期都有，我既寄热望于你们，更寄热望于来者。比《中华文明通论》的考分更重要的恐怕还是当代大学生之于中华文明的认知程度与批判精神，还有国家伦理与民族使命，比奖学金、保研、出国等更重要的应属当代大学生的人格与国格，还望各位三思。

　　在课程助手转来的法大BBS上的许多帖子中，有一个特别让我感动，主要不是因为作者在帮我和我的团队说话，而是基于作者思考问题的广度与深度，还有作为法大弟子的责任感。请看原文：

　　看到有些同学对中华文明通论课程的考试、成绩与授课教师表示不满，作为一个过来人，也并非得到过好成绩，我觉得，这些同学的喋喋不休，降低了他们自己作为号称最高法学学府的在读学生的尊严，也对授课老师太不公平！

　　不管你是谁，你一定还对奥运意犹未尽吧，那么想想前段时间的奥运开幕式，你是否看到了中华文明的闪光？你在为那些美轮美奂的场景而喝彩时，是否也该想到，自己作为一位悠久大国的国民，应当对本国的历史和文明有一定认知？当我们上了大学，成功地不复为“文盲”，我们是否该考虑，我们也不该是“文明盲”？

　　法大能有这样思考问题的学生，让我感到欣慰，此贴或可应证我在一些校外场合对法大学生在整体上的正面评价。对于那些正在准备出国的同学来说，我还想补充一句：既然你连《中华文明通论》这样的基础课程都不及格，你真的准备好了吗？你能指望得到西方世界的尊重吗？

　　以上回复，畅所欲言，若有不当，欢迎批评。我丝毫也没有要责怪你们的意思，也许只有彼此都把话说清楚了，才能把误解与攻击降低到最低程度，我对你们充满期待。为了把此事的来龙去脉与某些琐碎细节交代清楚，我才愿意拿出整整一天的时间，可见我的态度是认真的，是你们给了我对时间破例慷慨的机会。今天是教师节，我在接到一些要分信息的同时，还收到许多与问候和祝福有关的电话、手机短信与电子邮件，说来也怪，后者的总数还明显超过往年，其中一半以上就来自你们的同学，特别是一些高年级的同学，包括曾经与我在国际华语辩论赛中朝夕相处的校级优秀辩手们，他们在看到网上攻击之后表示愤慨，担心我受到伤害，担心由此改变我对法大学生充满热情的正面评论，纷纷给我宽慰，为数更多的则是无名的关爱者。作为师长，最令我满足的就莫过于学生的理解与飞速成长，借此机会，我对他们深表谢意。

　　余不一，顺颂

　　学祺！

　　《中华文明通论》课程组负责人 郭世佑 谨上

　　2008年9月10日深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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