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东：《朝霞》事件的思考——《生逢其时》读后

　　近几年，香港出版了一些“文革”当事人的回忆录，如《吴法宪回忆录》、《王力反思录》、徐景贤的《十年一梦》，都受到研究者的关注。今年8月，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又出版了陈冀德的回忆录《生逢其时》。陈冀德在“文革”中是《朝霞》文艺丛刊、《朝霞》月刊和《外国文艺摘译》负责人，她当时的政治地位不如吴法宪、王力那样高，不可能像他们那样讲述在政治中枢的亲身感受，笔下的细节也不如徐景贤丰富，但《朝霞》在当时有很大的社会影响，是“文革”后期最有代表性的文学刊物，因而，陈冀德这本回忆录，对于研究“文革”时期的政治和文化，仍有不可忽视的价值。

　　阴谋文艺还是主流文学？

　　《朝霞》到底是一份怎样的刊物？在粉碎“四人帮”以后，长期被认为是“四人帮”的“帮刊”，是“阴谋文艺”的大本营。当时这样批判不难理解，但现在看，这种判断并不到位。不论笼统地说“四人帮”，还是具体地分析其中对文艺更关注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他们都没有独立的文艺思想。他们在文艺领域所秉承和发挥的不过是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毛泽东自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规定了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党性原则以及歌颂什么、暴露什么等一套美学标准之后，文学艺术在党所控制的范围逐步工具化，从延安推向整个中国大陆。在这方面，江、张、姚等人，只能算是某一阶段贯彻和发挥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马前卒，在他们之前的阶段这个角色由周扬等人扮演。他们不论是组织样板戏，还是实行大批判，都是为了贯彻毛的意图。当然，有些事他们也可能发挥得过了头，比如江青批电影《创业》，让毛又说出要调整党的文艺政策的话。但总的来说，不论在文艺上，还是在政治上，毛、江、张、姚，一脉相承。主心骨是毛，而不是别人。

　　那么，《朝霞》起了什么特殊作用呢？我认为，《朝霞》在用文学手段直接宣传毛发动和领导的“文革”方面，走在了最前头。到了“文革”中后期，江青插手的几个样板戏实际上存在题材的滞后，没有一出样板戏涉及到“文革”发生后的现实。按照文艺为政治服务的要求，大量生产歌颂“文革”的文艺作品，就成为当政者的政治需要。这方面，作为《朝霞》前身的“上海文艺丛刊”，正是肖木、陈冀德等人主动打造的传播平台。已经进入中央领导机构的姚文元，则迅速肯定和支持了这个平台。在这种背景下，不定期的文艺丛刊，发展成《朝霞》月刊。

　　一个被讳言的事实是，当时全国陆续恢复的官办文艺刊物，包括《人民文学》，莫不以《朝霞》为榜样。其他省市的公开出版物，它们没有也不可能表达出另外的政治倾向。区别只是在为现实政治服务方面，不如《朝霞》那样得心应手罢了。从这个意义上看，与其说《朝霞》是“帮刊”，不如说《朝霞》是“党刊”，与其说是“阴谋文艺”，不如说是“文革”时期“主旋律文学”的代表，是用文学宣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思想的带头羊。这些文学活动当时都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的，恐怕谈不上有什么阴谋。而且，谢泳在研究《朝霞》时还指出了一个事实，当时全国范围内一批颇具文学才能的中青年作者，诸如余秋雨、贾平凹、路遥、钱钢、徐钢、陈思和、周涛、陆天明、黄蓓佳、古华、叶蔚林、焦祖尧、孙绍振、贺国甫，都在《朝霞》获得了崭露头角的机会。这和陈冀德、施燕平这批编辑人员的敬业精神和业务能力不无关系。如果说这些作者后来成了文学的千里马，这些编辑就是最初的伯乐。虽然他们成名后谁也不愿意再提这些伯乐。

　　《朝霞》停刊整顿风波始末

　　陈冀德的回忆录，讲述了史家不曾关注的《朝霞》停刊整顿事件以及背后的“上海帮”内斗。

　　过去，人们谈到“四人帮”，只注意到他们是一伙，对他们内部的矛盾斗争关注不多。“四人帮”又称“上海帮”，起源于批判《海瑞罢官》，发迹于“一月风暴”，1973年中共十大达到鼎盛。“上海帮”实际上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文人，如张春桥、姚文元、徐景贤、朱永嘉等，一部分是工人，如王洪文、王秀珍、叶昌明、陈阿大等。前者以上海市委写作班（后来演变为上海市委写作组）为班底，后者以工总司（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编者注）为班底。他们在1967年的“一月风暴”中，由中央“文革”副组长张春桥整合在一起，夺取了上海市的领导权。

　　“文化大革命”怎么进行，怎么深入？其实毛泽东脑子里也没有一张明确的路线图。违反常规的政治行为，毛泽东不赞成；
可能被定为反革命行为，毛泽东赞成，就是革命的首创之举。上海的“一月风暴”，源于工总司等造反派与上海市委的冲突。工总司赴京告状的火车被上海市委拦在安亭，本来周恩来、陶铸、陈伯达等中央常委都是支持上海市委的。但中央派往现场的张春桥却临时决定支持工总司。毛泽东后来表态：“可以先斩后奏。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由此拉开了“文革”第二波——各省市夺权的序幕。在这个选择中，不能简单地判断张春桥就是押宝，他是参悟到了毛泽东的政治需要和心理轨迹。而工总司这些人，则并无深谋远虑，只是在现实中和上海市委冲突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背水一战。写作班的一批文人，本来没想到要造上海市委的反。此前他们一系列批判文章都是在上海市委领导和支持下写出来的。决定造反，是姚文元跟他们内部通气的结果。

　　造反派掌权以后，工总司山头和写作班山头一直暗中较劲，摩擦不断。陈冀德说他们是表面“亲热得紧，背地里，水火不容”。徐景贤在《十年一梦》里回忆了张春桥几次让他放低身段，弥合与王洪文的裂痕（见徐景贤《十年一梦》第92～105页）。九大以后，张、姚回到中央工作，王洪文、王秀珍、徐景贤当选中央委员，并分别由张春桥、江青、周恩来提名，担任上海市委书记。张春桥安排王洪文和徐景贤“一帮一，一对红”。王洪文在九大的大会发言还是徐景贤帮他起草的，他们一度相安无事。中共十大，毛泽东提拔王洪文担任中央副主席，位列张春桥、姚文元之前。工总司山头成员头脑膨胀，对写作组的文人大打出手，于是发生了1974年初的《朝霞》停刊整顿事件。

　　原来，1974年诞生的《朝霞》月刊第一期上发表了两篇小说，一篇是姚真的《红卫兵战旗》，写到一个红卫兵头头，为了庆祝自己一派成立半周年，差点影响了革命大联合。一篇是夏兴（段瑞夏执笔）的《初试锋芒》，歌颂民兵是公检法的好帮手。工总司方面捕风捉影，认为前一篇小说影射了工总司当初庆祝成立“半周年”的事，后一篇则贬低了工人民兵的主力地位。姚真和段瑞夏都是《朝霞》的编辑，加上《朝霞》编辑部另一成员林正义曾经是林彪、叶群选婿的对象之一，于是，市总工会（工总司班底）组织下属文化单位检举《朝霞》有严重政治问题，主要罪名一是发表了两篇有严重政治错误的作品，二是编辑部重用的人政治背景复杂。材料上报给王秀珍，王秀珍批示停刊整顿，另外两位市委书记马天水、徐景贤圈阅同意按王秀珍的意见办，形成市委文件下发。

　　为此，陈冀德赶到徐景贤家，当面向他盘问。徐景贤无可奈何地告诉她，这不仅仅是王秀珍的意思，她是从北京回来以后，才把批件传到我这里，要我圈阅。徐景贤甚至对陈说，你就算不再搞刊物，总有吃饭的地方。我就难说了。弄不好，吃饭的家伙都要保不住。陈冀德这才知道，向《朝霞》发难的后台是已经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王洪文。

　　当时写作组的负责人是朱永嘉。他看到市委批文的当天，要王知常写信告诉张春桥、姚文元，但几天不见回音。朱永嘉只好找王秀珍示好，表示让编辑部作出深刻检查，停刊的事，是否缓一缓？王秀珍哼了一声，说，你们这些捏笔头的人，写个检查，还不是家常便饭。想就此了事？不行！朱永嘉碰了一鼻子灰。

　　此时，写作组一摊子已经乱了阵脚，不少成员反戈一击，在办公室的墙上贴满了大字报批判《朝霞》。被朱永嘉通知闭门思过的陈冀德，只好孤注一掷，写信把自己的见闻和委屈通过机要管道送达肖木。肖木当时在北京辅导王洪文的理论学习，实际上担任王、张、姚三人的秘书工作。他是《朝霞》的创办者，当然不愿意眼看着《朝霞》毁于一旦。最终，还是张春桥出面挽回了败局。

　　根据陈冀德的回忆，经过大致如下：4月12日凌晨两点，张春桥直接给朱永嘉打电话说，关于《朝霞》的事，他都知道了。不用检讨。那两篇小说他看也没什么错。有关《朝霞》的问题，他已经给市委写了信。接着，张春桥的信向上海市领导机构传达。信中说，他是市委第一书记，责令《朝霞》停刊整顿的事，他怎么不知道。以后凡属工作中的差错，不要把责任推给下面。责任在市委，首先在他。

　　形势逆转。王秀珍哭着鼻子到处说：“我们怎么会炮打春桥同志？”原来准备走马上任的接管《朝霞》的一班弟兄们，顿时星散。

　　张春桥为什么要出面挽救《朝霞》？陈冀德事后分析，王知常给张春桥写信，只是讲了《朝霞》“有严重政治错误要停刊整顿”的套话，没有说出“半周年”是导火线。而她给肖木的信把这一点讲得明明白白。据陈冀德回忆，当初工总司带头大张旗鼓庆贺成立“半周年”，曾受到张春桥批评：“难道连一周年纪念都等不及啦？”而徐景贤回忆，这个批评出自于他，当时张春桥不在上海，但后来得到张春桥的支持（见徐景贤《十年一梦》第101～105页）。不管怎么说，工总司一帮人这样翘尾巴，自乱阵脚，张春桥不能坐视。

　　幕后张春桥和王洪文之间如何协调，肖木又起了怎样的作用，陈冀德语焉不详，可能她也不清楚。但王洪文在这件事情上的确向张春桥妥协了。可以推测的原因是：从历史看，张春桥对王洪文的支持多多，如：一，安亭事件让工总司合法化；
二，工总司原来影响最大的头目是潘国平，潘不是党员，张春桥指定王洪文成为工总司参加“三结合”的头面人物；
三，张春桥把王洪文的情况汇报给毛泽东，引起毛的重视，并于1968年国庆节在天安门城楼上引见给毛泽东。毛泽东对王洪文感兴趣，王才有机会在中共九大代表工人作大会发言；
四，张春桥看到毛泽东要物色工人领袖，让王洪文在上海市领导班子的地位从“王小七”上升到第三位，主持上海工作，使王有可能在林彪事件之后被毛泽东属意为接班人。可以说，没有张春桥的几步提携，王洪文不可能爬到后来这么高。就是调肖木来北京帮助他学习工作，也是张春桥要帮他包装理论形象，以获得毛泽东的好感。当然，即使王洪文党内职务排到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前面，“四人帮”相互之间的权力关系仍然是江青最威风，张春桥最有主见，王洪文不免还是小兄弟。他手下工总司一帮人，更不能不把张春桥视为“老爷子”。

　　工总司山头只顾自己逞强，导致大水冲了龙王庙。张春桥以不伤害王洪文面子的方式，摆平了一次内讧。应当说，平息《朝霞》风波，表现了张春桥的老谋深算。

　　张春桥为什么要陈冀德写信？

　　张春桥虽然在中共九大以后进入中央政治局，中共十大以后又当选政治局常委，四届人大还当了国务院副总理，但一直兼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命委员会主任。也就是说，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承认上海是张春桥的势力范围。这是当时特殊的政治格局造成的。上海领导机构里的文人和工人都是张春桥一手提拔起来的，被结合的老干部马天水对张春桥也是言听计从。但张春桥仍然意识到，身居京城，了解不到上海的第一手情况，送上来的简报都是投其所好的顺耳之言。他想建立另外的信息通道。通过陈冀德的告状之举，看到陈冀德是敢言之人，于是主动约陈冀德直接给他写信反映情况。这或许和毛泽东看中福建小学教师李庆霖来信的道理相似。他们并不想改变“文化大革命”的整个路线、方针，但想以局部修复的方式，弥补信息不通造成的问题。

　　陈冀德先后给张春桥写过四封信。前第三封信不免都是批评工总司的王秀珍、陈阿大这些人事事处处凌驾于党委之上，老子天下第一，排斥异己，打击老干部。张给陈回过两封信。有意思的是，第二次回信居然是让陈谈对样板戏和《创业》的看法，并一再说不要外交辞令，要说真话。“文化大革命”中期以后，中国的老百姓对八亿人反反复复看八个戏的局面已经不堪忍受。但江青还是一意孤行地普及样板戏。对于不是她直接插手的文艺作品吹毛求疵。历史地看，电影《创业》无意与江青唱对台戏，内容还是为毛泽东的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但她仍然通过于会泳罗列了“十大”罪状。编剧张天民忍无可忍，向毛泽东告了御状。毛泽东才有了“调整党内的文艺政策”的说法。样板戏是江青的心头肉，《创业》是江青的心病。张春桥知道人们对江青不满，为什么要让陈冀德在这些敏感问题上说出真实感想？是他想进一步印证实际情况，还是他对江青的不理智也有自己的看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相关热词搜索：朝霞 其时 读后 思考 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