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继学：中国经济学2006年平庸的“含新量”

　　二〇〇六年的中国经济在辉煌中划上了句号。然而，中国经济学界似乎没有同样辉煌，它与整个世界一样都缺乏思想。连《世界是平的》这样的书都能流行得如此泛滥，看来世界够平庸的了！

　　我不断地说服自己，这不是真的。我用当今世界上功能最为强大、数据库最为庞大、信息更新最为及时的多个探索工具全球搜索，无功而返。在这个互联网时代，根本用不着担心用挂一漏万，不会的，就是挂万漏一，也都是不大可能的！但凡有什么新思想，那里会被雪埋，除非你从来都没有拿出来过。真的，你有了新思想却只压在了自己的箱底，那也没有办法，只能等哪天你公布于世再算这种新思想诞辰的生日生年。

　　并不是说，经济学界在过去的一年中懈怠了自己的职业，大家工作得都很卖力，不信去看看堆积如山的出版物，不信你去读读上千种经济学类与准经济类的报章杂志。其精神产品产量之大，倒可以与整体GDP同步了。几乎任何议题，都是批量生产，连篇累牍。多归多，然而我质疑它究竟有几多“含新量”？学术的发展与推进，靠的不是量而是质，是理论创新。没有理论创新，量大说明不了问题，有时还会起反作用。

　　精神生产当然不像物质生产那样，可以要求每日每月每年都有规定的产品出笼，然而每个年份都是过去若干年代的由来，学者们都有积以时日厚积薄发的成果，所以每个年份都也可以从整体上（而不是对每个人）如同物质产品那样来说经济学精神产品的事，来估量这门学科的学术贡献。从方法论上说，历史横断面可以看作在展示历史纵断面的发展历程。

　　谁能告诉人们，经济学界在2006年到底有那些理论新贡献？撇开经济研究与教学单位每年正常花掉的钱财不说，国家社科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教育部科研基金每年都有巨资投入到项目资助上。社科基金项目普通的十万左右，重点的二三十万，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经济学类项目是社科基金项目的数倍，教育部的项目给的钱略少于社科基金项目。各省市同样有省级的此类基金项目，款项少于国家级的。此外，各部委、各省市都有经济类课题的资助项目。按理说，重赏之下必有重量级成果出现。可是，多有拿钱的“勇夫”却少有出精品的智者，投入与产出并不成比例。这既有科学研究中特有的规律问题，也有个体差异与学术品格导致的后果问题。难怪曾任省级领导的政协委员张涛先生去年大胆放言，国内的科研成果多为“垃圾”；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何大明教授，更是长期以来逢会必讲经济研究成果多为“文字垃圾”的观点。

　　稽阅经济学术类刊物，人们很难从的巨大数量的研究成果中发现纯理论的创新之作。两大基金网站公布的最新研究成果，除过出品时间新之外，最多也只是在资料上，案例上，用语上有些新意，理论实质性创新之作寥若晨星，罕见稀有。我倒是赞同邹恒甫先生的批评，事实上许多经济学家干的是经济新闻工作者或者经济时评家的活，他们思想活跃，观点尖锐，问题前位，资料鲜活，切中时弊，出手又快又多，文章往往传播极其广泛，是网络的宠儿。要说经济学界干新活者，他们才是主力军。可这些文字算得上经济学的学术成果？

　　来说说2006年高端学者的大话题吧。可能“新农村建设”是一大发明了。但人们很快就发现，这一问题在上一个世纪初叶就被中国的志士仁人所倡导，而且在理论上也有创见。最近的新进展，也要说到韩国，况且我们本次新农村建设的首倡者自己也承认是借鉴了韩国的经验。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提法虽然与众不同，却源中央文件而非学者的论文。可能“土地私有化”是另一个发明了。同样，主张土地私有化的人自来有之，说古今中外毫不为过。而且新近的主张者也没有新的论证、新的论据与新的理论支点。可能几大经济学巨头关于“中国工业重工化”的争论颇具新意了。但从经济学理论上，我们实在挖掘不出这种唇枪舌剑的新思想含意。如果这种争论能站在经济社会两大部类的高度来透视当今中国是生产资料生产与消费资料生产的比例出了什么问题，并以此为基础讨论生产资料内部各产业之间的结构性问题，也许有更多的人尚可陪他们舞文弄墨，事实上是他们将这种争论引入了无新意的境地。

　　说中国经济学界2006年缺乏“含新量”许多人是不服的。有人拿正在互联网上流行所谓“2006中国十大狂言”反驳。如此狂野的话语，难道它不够新？那我们就来领教这其中有关经济与经济学方面的言论吧。其一，改革让领导受损最大论。“改革使得相对利益受损最大的应该是领导干部，其次是工人，接下来是农民。”此言出自北大张维迎教授。如果干部工农大众都在改革中受损了，那末谁是得益者？这在总体判断上大可商榷，但就此话语的发明权来说，干部是最大的受损者的说法至少可以追溯到1980年代末。那次干部下海经商，就是受这种言论的刺激。其二，“教育买衣论”。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公然声称，(上学)就好比逛市场买东西，如果有钱，可以去买1万元一套的衣服；
如果没钱，就只能去小店，买100元一套的衣服穿。这不是公然反对人生而平等，反对教育公平，反对机会公平。依我看，这不过是市场达尔文主义的一个变种，一个穿上时尚新衣的老观点。其三，“房奴活该论”。地产商冯仑说，解决住房的方式有很多种，可以租房等，如果不理性消费，买不起房的去买房，买不起大的去买大的，最后日子难过，那是活该。话本身无大错，错就错在“活该”的结论上。这话要是一般人讲，最多人们说他没有社会责任心，要是街头小混混讲便是天经地义地了，而由地产商讲，人们可能觉得此人不义。而政府管理人员要这样认为，就背离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了。这类发泄性的街头话语也叫新？要说新，是由一个有头有脸的人说出来倒有几分令人惊诧的新鲜感。其四，“我不知道老百姓是谁”论。经济学家钟伟对“经济学者一定要替百姓说话吗”的回答:“我不知道老百姓是谁”。我翻了一些钟伟本人的作品，“老百姓”一词居然不止一次地出现在他的文章中，这就是说，他其实是知道老百姓是谁的，因为他知道自己是谁。轻视老百姓的大有人在，而将话说得如此刻薄，可能是钟先生的独步。其五，“球员比农民工惨”论。足球明星郝海东说：“有些中国球员的处境就像手拿一堆白条的农民工一样，他们往往踢了几个月甚至一年的球，却拿不到应得的薪水，白白踢一年球！”这句话可能经常在足球运动员中传说，但果真让他们去做农民工他们愿意吗？关中有句说，“人吃豌豆人没劲，给驴去说驴不信。”农民工的苦楚，给贵族派头的明星去说他信吗？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些话语，与其说它够新，不如说它够胆。硬要往新上扯，聊做新胆量吧！

　　经济学界目前议论最多的，是国内最为权威的《经济研究》。这份当年由郭沫若先生提写刊名1950年代创刊的刊物，据说已经与国际接轨。这个接轨不要紧，绝大多数的经济学学者基本不认识了。许多人都搞不懂，这究竟是一份经济学的理论刊物，还是一份数理经济学的学科刊物。这涉及到了数学与经济学的关系，太复杂，在一篇的短文中也说不清楚。但至少我们可以这样来提问题，既然是学术刊物，就要有理论，就要有思想，而且要创新，而且要百花齐放。去年，刘国光先生批评中国经济学的文章拿到《经济研究》发表，引发的风波至今还未能从人们耳根离去。虽然是放进了21世纪的《经济研究》杂志中，说句公道话，该文在其中宛若刘姥姥站在大观园内。如此不相衬，如此不协调，真的难为了主编与责编。当年该杂志主编刘国光的命运尚且如此，其他人等可想而知。这类文章在该杂志果然后无来者。这片学术园地那里容得下其它花朵，真应了那句歌词，“一朵花儿开，就有一朵花儿败”。

　　也许这份权威刊物要的就是高深莫测，艰涩难懂，以显示它高人一等的学术地位。由此令我想起，有位海归经济学家牛皮轰轰地说过，经济学文论越是难读难懂越是有水平。他的这番言论，也曾博得专以数学堆积经济学之辈的喝彩。按照这个理论，小和尚解经的水平就要高于大佛了，因为小和尚往往生吞活剥，解释得比原经文还艰涩，大佛却将深奥经文说成人人明白的大白话。这就是为什么《圣经》原文往往比解说圣经的读本还容易读容易懂的一个原因。经济文论，如果没有思想，没有新意，再难懂又如何？如果有思想，有新意，再通俗又怎样？张五常，反对他观点的人，可能对的文章说三道四，但大凡绝少有人说他没有观点，没有思想，没有新意。张教授五常，其文章深入浅出，大有大白话说大道理的韵味，他去年关于中国经济体制是世上最好的体制的说法，尽管遭遇大多数人的讥讽，至少他的角度很新，而且认证也出人意料。

　　中国经济学界不缺GDP，缺的是学术“含新量”！

　　阳光之下，并无新事；
中国经济生活的阳光之下，并未出土新理论。对于中国经济学来说，这真是一个收入平庸的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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