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光洲：“三鹿”丑闻后的“三问”

　　如果当年我们能以“摸着石头过河”产生的混沌与“制度漏洞”等理由去原谅中国企业在迅速发展与暴富道路上的原罪，今天，我们再也不能原谅他们的对人民生命权利的漠视，不能原谅他们对民意的“无知”与践踏。

　　作者：简光洲(第一个曝光三鹿毒奶粉的记者)

　　当人们眼巴巴地天天盼着次贷风暴见底之时，不幸的是，它反而演化成为一场全球性的经济危机。这场源于美国次贷领域的金融风暴越刮越猛，三十年来一直努力地试图融入全球化中的中国自然也未幸免于难。

　　说实话，习惯了近三十年经济快速增长、日子越来越好的中国人对于这场原本是“千里之外”的危机快速蔓延似乎还没有做好足够的心理准备：就在去年此时，当次贷危机渐渐漫延扩散，有关部门还在担心通胀的风险而频频增加准备金率或者加息。如今，一项又一项刺激经济的措施接连出台，但效果甚微，冬天似乎比想象的要冷得多。

　　一、问题奶粉后遗症如何处理？

　　显然，除了疲于应对经济危机之外，中国仍有很多“问题”也急需处理，比如，最近各地连续爆发出来的出租车罢运事件，面对各地企业可能出现的“倒闭潮”及农民工出路，还有撼动中国乃至世界的三鹿问题奶粉事件后遗症如何解决。问题件件棘手，环环相扣，处理得稍微不慎，都可能演化成为激烈的社会冲突，这可能成为社会不稳定的根源，而这又会成为是政府最为担心的“问题”。

　　在某种角度看，经济危机也不是全无好处，至少在诸多矛盾与问题面前，可以起到转移矛盾与焦点的作用。比如说，在“9.11”奶粉事件之后的三个多月，当一些受害者仍在固执地试图向有关企业及部门讨个说法之时，人们的目光早已转移到房价会不会持续下跌、股票何时见底、会不会被裁员这样国计民生的大小问题上来。此时，部分问题奶粉受害者的声音自然会变得越来越式微，事件带来的伤与痛也就会慢慢地被遗忘。

　　此前，有媒体报道有一些受害者家长欲向三鹿集团起诉索赔，都被法院以“要请示领导”为由不予立案。最近，“有关部门”又进一步要求媒体对此事不予炒作报道。

　　向厂家索赔的话连工厂大门都进不了，问责的话官员都推脱说不是自己的责任，一场震惊全国乃至世界的问题奶粉的诸多遗留问题似乎正在不了了之。其实，就在政府部门不仅为受害者索赔一事“烦恼”不已，三鹿的工厂如何兼并重组，如何保证数千名职工不失业也在困扰着他们。

　　记者在问题奶粉之后，重新去了问题奶粉的源头、三鹿集团所在地石家庄，注意到很多员工也为工资不能及时发放和会不会失业而担心。这场由于企业竞争无序及监管漏洞带来的问题奶粉事件没有赢家！

　　既然是“问题”，没有处理的话，“问题”就永远还是个问题，它可能会淡化但永远不会自动消失。

　　我担心的是，没有处理掉的“小问题”说不定哪天就会演化进“大问题”，没有治愈的伤口随时可能会恶化，没有割掉的肿瘤有一天可能会致命。如今年中贵州的瓮安事件或者就是明证。

　　问题奶粉事件发生之后，有关部门的雷厉风行一度让我对于中国食品行业的未来充满了良好的希望。我曾在博客中曾盼望着，这次奶粉事件是毁灭也是新生，是破坏也是重建！

　　愿望是良好的，但事实的发展经常并非所愿。在一些地方政府中，有一些官员出于政绩仕途的考虑，习惯于用“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手法让“不和谐的声音”消化于无形。这次问题奶粉中一些地方政府的“知情不报”，有关部门的事后处理方式让我怀疑我们是否真从此次特大食品安全事故中吸取了教训。

　　我的担心并非无中生有：2004年，正是我当年的同事、东方早报的记者董小恒的报道，才让安徽阜阳的“空壳奶粉”致十多名婴儿死亡的真相曝光于天下。短短四年之后，又有数名婴儿因患肾病而死亡，罪魁祸首还是奶粉！

　　当年，三鹿奶粉通过公关手段让自己从“空壳奶粉”的黑名单中逃掉，四年之后，尽管它仍希望用钱封住媒体的口，用公关手段起死回生，但终究还是没有逃过覆辙的命运。看来，生命的代价并没有换来血的教训！对生命膜视的企业，死里逃生故事不会重复上演。

　　对于“要请求领导”这一拒绝立案理由的“荒唐”与不合“法理”让众多的法律专业人士拍案惊奇，但在转型的中国，有些事不能用法理、常理来推测及处理。

　　我担心的是，政府对于问题奶粉后续问题的“打太极式”处理方式，会影响到期自身的公信力。尽管对于问题的发生，民间对于政府有关部门有着诸多的批评声音，但事情发生的反应速度与处理力度还是得到了不少人的肯定，而遗留问题的消极处理方式会让前期所树立起来的威信与形象大打折扣。

　　二、如何看待短期太平与长期稳定？

　　政府为什么会前倨后恭？答案很简单，就是担心稳定。不可否认的是，当前中国的主要矛盾之一还是稳定，特别是在经济下滑之时。

　　稳定压倒一切！其实对于西方国家来说，也是如此。因为从历史经验及现实的情况来看，凡不稳定的国家及地区，经济无从发展，民生无法保障，民主也无法进步。

　　依我看，个别地方政府习惯的掩盖真相、忽视矛盾、与民争利的做法其实才是不稳定之源。我觉得，现在中央高层要担心不是“个别别有用心的人”的煽动，而是个别地方政府的一些做法与意识导致了老百姓有苦难言，这种做法正成为社会不稳定的罪魁祸首。

　　中国对待所谓影响稳定的事件的看法与态度应该有所改变，问题是执政者有没有足够的勇气和信心。

　　中国的老百姓向来是顺民，只要还能够生活得下去，只要杀人头点地时即止，他们都还会忍耐下去。今年来各地的一些罢运、罢工、冲击政府及警察机关等过激行为的连续发生，似乎在提醒我们，一些地方的矛盾是不是到了民众能忍耐的极限？！

　　经济下滑会让许多原有矛盾集中暴露出来，同时矛盾积累到一定阶段也会有一个临界点，这也是今年让人感觉“群体性事件”较多的原因。有关部门如果对此不引起足够的重视，没有意识到老百姓在失去生存根本的时候可能的以死抗争，那后果将不堪设想。

　　在经济危机背景下的中国，稳定压倒一切，所有涉及到稳定的矛盾与问题自然会显得更为敏感和迫切，这也是三鹿问题奶粉事件处理虎头蛇尾的原因之一。

　　问题是什么是真稳定和假稳定？什么是短期的稳定和长期的稳定？如何才能真正地做到稳定？这是当前政府需要慎重思考的问题！

　　依我陋见，对待问题奶粉索赔的“消极”处理方式维持的只能是假稳定和短期的稳定。同时，这种因稳定而影响司法的“非法”处理方式是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绊脚石之一，极需清除。

　　三、如何看待中国的目前舆论监督环境？

　　东方早报率先于9月11日刊登了对于问题奶粉企业“三鹿”的点名报道，这为它赢得了极大的声誉，网上赞声一片。然而，在目前的中国，讲真话有多难？！

　　说一位曾经讲过假话然后深刻自省并用余生提倡讲真话的巴金先生。“文革”中，巴金同很多人一样，受到莫大的冲击，他曾被当作“上海文学界最大的罪人”来批斗。“文革”之后，巴金用了8年时间写了150篇《随想录》，约42万字。巴金在《随想录》中一遍又一遍地提倡说真话，认为“文革”的产生是由说假话造成的。巴金说，说的真话并不一定是真理，但真理是在真话的基础上产生的。

　　42万言，用三个字可以概括，那就是“讲真话”。

　　今天，讲真话，是不是变得容易了些？我的观点是有进步，仍然不够！

　　西方常喻新闻媒体常为“社会良心”、“船头的了望者”，虽然我们的新闻学中不大这样比喻，但是在媒体具有一定的“监测环境”与“舆论监督”功能的理解上还是一致。在较保守一点的官方权威新闻学教材上，对于新闻功能上也有“上传下达，下情上达”的表述。

　　现在的问题是，如果媒体连真话都不敢讲，“下情上达”的功能如何实现？有人会话，内参。

　　确实，有一些问题的暴露与处理都是因为“内参”给参出来的。但是这一较为有限的内部信息沟通方式缺少透明度，在一定程度上反而是影响了媒体的“舆论监督成为社会的“减压阀”功能。

　　在很多时候，老百姓把自己无处可说的困难与矛盾反映到媒体，媒体的报道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矛盾。对媒体管得过紧的话，对于执政党听取民意其实不是好事，这不但会阻塞了民意表达的渠道，延迟及压制矛盾的爆发，最终还是会影响到社会及国家的稳定。

　　众多的网友留言赞誉东方早报为“社会的良心”和“船头的了望者”，在市场化大潮洗礼下的媒体，早已习惯了媚俗与势利，很久没有听到这样回归媒体本性的称呼。

　　最近，报社在发行时用了我做推广广告，这原本无可厚非。虽然这不过是为了发行需要的“广而告之”之语，听不得真，但对于“讲真话、办实事”的广告语，我真的感到万分的惶恐，也感觉到十分地愧对。

　　我说的不是谦虚之词。比如说，最近，全国各地有很多的人“慕名”投诉，我几乎是一件都处理不了，这“讲真话、办实事”从何而来！

　　对于这样的称呼一直觉得愧对，但我也在想，如果一定要说早报的报道有意义，其意义可能还不在这里，其意义在于打破了“你不说、他不说、怕说错、怕被追究、怕秋后算帐、最后没有人敢说”的沉默螺旋，打破了“你也怕、他也怕、最后没人敢说真话”的寒蝉效应。

　　为政、做新闻、做人的伦理一样，都应该讲真话。即使偶尔说得有点激愤，有时报得有点偏失。真话作为舆论的要旨，不应该因为担心清算秋账而消失于无形。

　　在三鹿问题事件中，百度因“封口费”而饱受指责，其实，这不是件什么大不了的秘密，“封口费”是企业和媒体早已心照不宣的潜规则。我如此大惊小怪的原因实在是因为自己的“单纯”，我对于媒体和企业的社会责任感仍抱有着纯真的希望，那就是说真话，不造假。如同我在博客中多次的杞人忧天：作为社会良心的媒体如果没有良心，作为航行在大海上的航船如果没有了了望者，我们这个时代的大船会驶向何处？

　　岁末年初，让我们重温八十多年前张季鸾先生的办报宣言：不党、不卖、不私、不盲。

　　是时候了。如果众多婴儿以生命的前赴后继为代价，还不能唤醒媒体沉睡的良心，不能召回官员为了政绩而遗失的道德，船肯定会触礁。

　　是时候了。如果当年我们能以“摸着石头过河”产生的混沌与“制度漏洞”等理由去原谅中国企业在迅速发展与暴富道路上的原罪，今天，我们再也不能原谅他们的对人民生命权利的漠视，不能原谅他们对民意的“无知”与践踏。

　　是时候了。三十年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发展举世瞩目，民生显著改善，社会明显进步，在下一个三十年中，中国肯定仍会面临着很多的问题。跛足的中国不会完美，是我们坚定决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时候了。

　　 (本文来源：南方网 作者：简光洲)

相关热词搜索：丑闻 三问 简光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