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寒冰：打造一个幸福的中国

　　世界上无论哪个国家，幸福可能都是人们谈论最多的话题之一。的确，青年男女谈情说爱是幸福，合家欢乐是幸福，丰衣足食是幸福，身体健康是幸福，游山玩水是幸福，对人类、对社会和对他人做贡献也是一种幸福。可到底什么是幸福，不同的人却有不同的回答。笼统地说，能使人心情舒畅的境遇和生活就叫幸福，可是，什么样的境遇和生活能让从舒心呢？在经济快速增长和社会不断发展的同时，为什么中国人的幸福感在减少，幸福指数有下降的趋势呢？正在崛起的中国又如何为所有民众打造这种幸福呢？

　　幸福指标的复合性和动态性

　　幸福首先是一种心境，因而有幸福感一说，有幸福指数一说，即用某些指标对幸福感进行测得出的数量化的结果。幸福、幸福感和幸福指数最早是心理学和社会学的重要研究领域。然而，这种心境或感受又是直接来自于现实，又是以一定的物质环境和条件为前提，没有现实的境遇和生活就无从谈起幸福，因而幸福、幸福感和幸福指数也成了经济学和政治学研究的重要领域。既然涉及到如此之多的学科，那也就意味着影响幸福、幸福感和幸福指数的因素是多重的，如心理因素、经济因素、政治因素、社会因素、年龄和性别因素等等，每个方面都有各自的衡量指标。如果抛开具体的不论，人的幸福指标至少应当包括这样一些：维系基本生存需要的物质条件，在社会角色网络中有相对满意的定位，心理上和生理上的健康状态，良好的生存环境等等。就幸福指标的特点而言，有两点特点需要指出，第一，幸福的指标必须是复合的，上述指标的某一项或某几项都支撑不起幸福来。第二，幸福的指标又必须是动态的，随着社会经济条件的发展而发展，随着个人社会角色的变化而变化。

　　幸福指标的短缺和失衡

　　近几十年来，中国经济、社会、政治、文化、教育等诸多方面的发展和变化是有目共睹的，民众生活环境和生活水平总体上在不断改善和提高也是有目共睹的。可是，与此同时，中国人的不幸福感也强了起来，因而幸福指数在许多方面也呈下降趋势。表面上看，由于下岗失业，物价上涨，上学收费等等，人们的生活压力大了；
由于工作节奏加快、强度加大，人们的精神压力大了；
由于环境污染，疾病增多，医疗保障条件的限制，人们健康压力大了。但是，造成这些深层次原因就幸福指标的短缺和失衡。比如，贫困地区、贫困人口生存的基本物质条件并没有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而得到大幅度的提高甚至还有下降的趋势。再比如，对许多生存物质条件方面有很大改善的人来说，他们或以牺牲身体健康为代价，或以长期的和沉重的经济压力和心理重负为代价，或以政治人格的丢失甚至沦丧为代价。普遍的园田诗般的生活少见了，刺激人眼球的要么是少数趾高气扬的大官、大款和大腕，要么孤立无助的城乡贫民和各式各样的弱势群体。对后者来说，缺失的多半是属于基本生存需要的幸福指标；
对前者来说，缺失的多半属于健全人格需要的幸福指标。总之，幸福指标要么跟不上时代发展的步伐，要么变得残缺不全，要么变得严重失衡。在这种情况下，普遍的不幸福感和幸福指数的下降就不奇怪了。

　　怀旧的幸福是一种对现实的无奈

　　于是，人们开始留恋起往日的那些幸福时光：像贫嘴张大民那样的“幸福生活”、“三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田园生活；
夜不闭户，路不拾遗，邻里之间推门而入，同事之间无话不说的岁月；
逢年过节时那一顿饺子的香味，放一挂鞭炮的快乐；
全家老少欢聚一堂的喜悦。这样的幸福感觉，今天回味起来心里还是甜滋滋，暖洋洋的。然而，若细细地再品起来，人们会发现这些幸福感觉的味道不仅有甜、有喜，而且也有苦、有悲。究其原因，一是当时的社会高度封闭，不了解外部世界的真实情况，幸福指标缺乏横向的比较；
第二，由于当时物质财富的匮乏，人们对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期望值都比较低，因而容易得到满足。若是用今天的尺度来衡量，不难看出，支撑那时幸福感的物质基础比较单薄，较高的幸福指数是以很低的生活质量为前提的。如今，从总体上说，物质生活的基础厚实了，精神生活的内容丰富了，可幸福感和幸福指数却没有与此相适应的提升。更为重要的是，由于社会的高度开放和媒体的发达，幸福与否的横向参照系非常多，在强烈的对比之下，中国人的幸福感大大地褪了色，中国人的幸福指数也大大地降低了。从这个角度说，人们留恋旧日的幸福感，实际上更是对现实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不满和无奈。其实，不会有多少人真地愿意回到那个时代。

　　幸福国家是人们的普遍追求

　　世界没有哪个国家的人民不追求幸福，只有由于客观条件的不同，各有各的追法。总的看，发达国家的发展更加侧重为国民创造良好的生活和生活环境，曾为中国人所不耻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多半来自这些国家。我曾走马观花到过一些国家，最大的感受普通百姓追求的更多的是平和，政府事大事小首先是为人的舒适着想。从出生到坟墓的福利制度虽然也有许多弊端，但在考虑国民幸福指数这方面应当是无可厚非的。很少听说这些国家大张旗鼓的追求GDP或其他什么发展的单项指标，比如，在德国，许多列车有一等席，有二等席，有婴儿专座，有幼儿专座，老孕病残专座，有放自行车的地方，有拴狗的地方，车门有专供残疾人轮椅上下的设施等等，设计得非常周全，而绝非是单以速度见长。多数发展更少有像中国这样热衷于追求某一项发展指标的，国家小没有能力是一方面，重要的还在于不把这些作为幸福的指标，人民也不以此为自豪。许多非洲国家尽管很穷，但人们的幸福指数并不低，有钱就花，有空就唱就跳。亚洲的尼泊尔也很穷，可据说那里的人幸福感最强。国家或许没有给他们带来太多的财富，但在其他许多方面为他们营造了舒心的境遇，至少没有因幸福指标的缺少和失衡带来的无尽的烦恼。由此看来，一个国家的发展在追求经济发展的同时，还应加上幸福感的比较。也许有那么一天，当GDP在一国发展中的权重越来越小的时候，幸福指数的大小可能成为一国强弱的主要指标。

　　打造一个幸福的中国

　　说中国的崛起也好，谈中国和平发展也罢，归根到底就是让所有百姓都能过上幸福生活，中国内政外交的大政方针都应围绕着这个中心。打造一个幸福的中国，不能单纯追求GDP总量。中国人口多，争GDP世界排名头几位并非难事，真正难做的却是让十三亿人都能有一种心情愉悦的境遇和生活，而不能GDP越增长，人们越感到“活着不易”。应当使国家财富的增长与个人财富的增长、心理上的满足相和谐。发展是一种综合的、和谐的演进过程，就像人的成长一样是身体发育和智力发达的共进，否则只是一个缺心眼的“傻大个”，不可能达到崛起的目的。打造一个幸福的中国，当中国已经具有了相当的物质基础之后，就应把发展的着眼点放在落后地区，把关怀的阳光撒在贫困人群身上，改变为穷人说话的多而办实事的少，为富说话的少而办实事的多的现象。幸福的中国不是少数地区、少数人的，而应是所有地区和所有人的。不断拉大人与人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反差的中国，肯定不会是幸福的。打造一个幸福的中国，就应当让每个公民在社会大网络中有自己体面的角色定位。不同的社会角色有能力大小、地位高低的差别，但没尊贵与卑贱之分，都能感到获得是一种幸福，付出同样也是一种幸福。打造一个幸福的中国，也需要国家与民众共同努力。就国家而言，主要是做好上面的事情；
就民众而言，对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期望值不能超出特定的时空范围和自身的角色所及，否则就不会有幸福感。

　　总之，打造一个幸福的中国，就是使社会和谐的发展，包括人与自然，经济与社会，人与人，地区与地区，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和谐。这些方面也就是衡量现在中国人幸福的综合指标，从支撑中国人的幸福来说，缺一不可。正因如此，有学者提出，幸福指数是是衡量一个社会是否和谐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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