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雪峰：《乡村的前途》自序，后记

　　本书汇集了我近年来对乡村建设的大部分思考，这些思考根据表述形式的不同，分成四部分，其中第一部分是理论讨论，收录较为正式的论文；
第二部分是政策评价，收录有感而写的一些评论；
第三部分是调查随笔，收录近年在农村调查及进行乡村建设时的所闻所感；
第四部分是报刊访谈，收录几家媒体就乡村建设等问题采访的整理稿。数一下，这些形式不同长短不一的文字，竟有60多篇。在这60多篇文字中，我试图提出一个关于中国发展道路的新方案，这个方案的核心就是以新农村建设为契机，重建农村生活方式，提高农民的主体地位和文化感受力，让农民可以分享到现代化的好处，从而能过上体面而有尊严的生活。我希望重建田园牧歌的生活，希望温饱有余的农民可以继续享受青山绿水和蓝天白云，可以继续享受家庭和睦和邻里友爱，可以继续享受陶渊明式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休闲与情趣。劳作是有的，却不需要透支体力；
消费是有的，却不追求奢华；
闲暇是有的，却不空虚无聊。总之，农民的生活是幸福的，却不是依靠高消费来获得的，因为农民没有可以高消费的收入条件。农村应该保留带有乡土本色的不同于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这是一种强调主体体验和人际联系的“低消费、高福利”的生活方式。农民不一定特别有钱，却可能因为有了主体体验，而生活充实。农民消费较少，福利水平却可能很高。

　　而之所以提出新农村建设的核心是要建设“低消费、高福利”的生活方式，是与我对中国发展宏观形势的判断联系在一起的。简单地说，我认为，中国九亿农民从农村转移出来，是一个艰难且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农民的经济状况将长期保持在“温饱有余、小康不足”的状态。“温饱有余”是指中国农民早已解决维持基本生存的物质所需，“小康不足”是指农民未来增收的渠道有限。当前中国农民不仅是“温饱有余”的，而且农村有较中国传统社会完善得多的基础设施，农业劳动越来越轻松，闲暇时间也越来越多。从物质条件方面看，今天的中国农民可能生活在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已经度过为解决温饱而需终日劳作的阶段。农民现在最紧迫需要的，也许不是（或不仅是）物质条件的改善，而是精神文化生活的改善，是要生活得体面而有尊严，是要有良好的人际关系和确定的人生意义。

　　新农村建设意味着国家将加大对农村的转移支付，正是国家的转移支付，可以推动农民生活方式的转型及重建，可以为农民高福利的生活提供基本的物质基础和环境条件。

　　也就是说，我们有可能通过国家财政转移支付，在农村田园生活的基础上，建设一种“低消费、高福利”的生活方式。“低消费”一方面是中国农民增收空间有限，“温饱有余、小康不足”将是中国大多数农民所不得不接受的经济现实，另一方面，低消费并不等于低福利，因为生活质量并不是以消费能力来衡量的，虽然经济学家们通常以消费物质的多少来代替对生活质量的衡量。

　　而一旦中国九亿农民可以依托人均一亩三分地，在解决温饱的基础上，在并没有过量消费——因为没有过量消费的收入基础——的情况下，却生活得从容、安闲、自足、体面，则我要说，农民这样的生活安排是人本的，是高明的，是较少消费不可再生自然资源和环境条件的，因此是高尚的。当然也是高福利的。

　　高福利的生活是让人愉快的，是令人满意的。如果在中国未来的现代化过程中，不将消费与福利等同起来，而站在农民主体立场来考虑农民的福利，则即使未来50年，中国农民的经济生活仍然是“小康不足”的，中国农民却仍然是从经济以外的方面获得了（至少是保持了）很多作为人的生活的福利，中国农民因此没有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失去什么（或失去太多），中国农民因此并非现代化的反对者。换句话说，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即使没有能够大幅度提高农民的经济收入水平，却因为站在农民立场给了农民社会、文化等方面的福利好处，农民也会成为中国现代化的支持力量。消费主义文化说到底不过是资本家及其合格消费者（所谓中产阶级）的文化，这种文化非得让经济收入少的人承认自己无钱消费是可耻的事情。问题是，如果一种文化与这个社会中的大多数人为敌，这种文化就迟早会造成严重后果。

　　这个意义上，新农村建设就是要在农民收入增长不快的条件下，通过社会建设、文化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来为农民提供体面而有尊严的生活，来为农民建立具有稳定的未来预期的生活，从而让农村成为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与蓄水池。

　　一旦中国九亿农民可以过上不离开田园牧歌的、不离开初级群体的、及不消费大量不可再生资源的、以人为本的“低消费、高福利”的生活，则中国九亿农民实践着的这种生活，就不仅是为中国现代化提供了农村的稳定根基，而且可能为今天已经走入迷途的资本主义文明找到新路，这条新路就是与古老的东方文明相联系，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人与人和谐相处、人与自己内心世界和谐相处的中国道路。我想这也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一语中，“社会主义”一词的真意。

　　在本书收录的文字中，我还讨论了村社本位、农民福利、农民组织、文化建设、老年人协会、积极分子、农民行动单位、村庄价值生产能力、土地制度、公共品供给、乡村选举、城市化道路等诸多问题，虽然我不敢说自己对这些问题都提出了新的观察，或给出了解决办法，但我想我一直试图提出至少有些独特性的观点，提出一些与主流意见有些差异、与一般人的想法有些不同的看法。我希望收录在本书的文字，可以为读者提供一些与主流意见有所差异的看问题的角度。

　　（2006年12月25日下午）

　　【后记】

　　自进入农村研究以来，我的研究大体可以分为两个相互联系的部分，一是乡村治理研究，目的在于理解乡村治理机制。最近尤其关心乡村治理的区域差异，就是试图回答为什么同样的政策、法律和制度，会在不同区域农村有不同的实践后果。二是乡村建设实验，就是希望探索出一条提高中国农民生活质量，让农民过上体面而有尊严生活的路子。乡村建设的实践关怀与乡村治理的学术理性之间有一些张力，不过，正是乡村建设的实践关怀构成了我研究乡村治理的动力。并且，我也是因为有了乡村建设的实践关怀才产生了乡村治理的研究热情。

　　1987年上大学不久，就对乡村建设感起兴趣，并写了一些文字，记得有“改组中国农村基层社会单元”、“中国现代化的小城镇途径”等，发表在我们自己办的刊物《调查与评论》上面，其中将乡村建设的目标定位为建设人与自然、人与人和人与自己内心世界和谐的具有田园生活情趣的美好生活。大学毕业后，回乡组织10多位农村青年，成立了一个小型组织，进行过一年时间的乡村建设尝试。1993年到武汉读研究生，与吴怀连、何慧丽等人发起成立现代化与乡村建设促进会，写过“新乡建设纲要”等。1996年研究生毕业后，到全国农村调查，发现农民精神生活贫乏而苦闷，老年人的处境尤其糟糕。例外的是，温州农村几乎村村都有老年人协会，老年人协会丰富了老年人的生活，提高了老年人的地位，改善了老年人的处境，且在村庄治理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我因此有了再到农村作乡村建设的冲动。2002年有两个机会让我得以在湖北荆门和湖北洪湖六个村主持乡村建设实验，包括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实验和老年人协会建设的实验。期间，又写了一些文字，如收录本书的2003年春节所写长文“中国农村发展的中长期前景——兼论乡村建设的极端重要性”。

　　本来我自己一直提“乡村建设”和“乡村建设实验”，温铁军教授却提“新乡村建设”和“新乡村建设实验”，以区别于20世纪30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我一直很同意温铁军对中国发展战略的分析，尤其同意他对现代化的解构。他提“新乡村建设”，既有历史感，又有国际视野。我也因此将自己的“乡村建设”改称为“新乡村建设”，并自认为成了“新乡村建设派”的一员。2004年4月，应甘阳先生邀请赴香港参加会议的文章题目就是“新乡村建设与中国道路”。

　　2005年10月，中央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我有些意外，更有些喜出望外，并很快就以自己一直以来的方式，对中央政策作了与目前学界和政策部门有一定差异的解读。我一直认为，新农村建设的重点不是发展农村经济和增加农民收入，甚至不是建设农村基础设施，而是从政治、社会和文化上防止农村和农民的过度边缘化，而是站在农民主体的立场考虑他们的福利感受，并为改善和增加农民的福利提供对策。我认为，在当前中国绝大多数农民已经解决温饱的前提下，新农村建设的重点就不在经济方面，而在文化和社会方面，在环境方面，在农民能否合作起来降低生产生活成本，增加总体福利收益的方面。这个意义上，我更愿意强调文化建设，主张“低消费、高福利”生活方式，并希望将农村生活中本真的、田园的、初级关系的及有根的东西保留下来。我希望这是一种既适应现在（通过新农村建设来打造中国现代化的基础），又适应未来（新农村建设与中国道路）的两全方案。我想我已经在收入本书的文章及访谈中说清楚了自己的想法。

　　本来在2005年底就已经整理好这部书稿，并希望赶一赶新农村建设的热闹，却因为种种原因拖了下来。2006年10月到山东大学开会，偶遇山东人民出版社负责《社会学家茶座》编辑工作的王海玲和马洁两位女士，有一个愉快的交流，并因此为这部书稿找到了“婆家”。

　　这部书稿收录了我最近几年关于新农村建设思考的主要文字，书中文章和访谈是应不同要求和因不同理由形成的，文字风格差异很大，观点多有重复，其中大部分曾在报刊发表，原发表处已在每篇文字中注明。每篇文字还注明了写作时间。我想这至少可以说明，在2005年10月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战略之前，我关注乡村建设就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最后，我照例要提出应当特别感谢者的名单。我要感谢我们乡村建设实验区的农民朋友，尤其是我的中学同学杨刚松；
感谢调查中给过我们帮助的农民农民朋友和乡村干部；
感谢让我有机会整理自己想法的编辑和记者，尤其感谢邓瑾；
感谢给予我们实验以支持的朋友，尤其是阿古女士和窦洪谭先生；
感谢乡村建设实践中身体力行的同行，尤其是温铁军、何慧丽；
感谢一直与我共同从事乡村建设实验的罗兴佐、董磊明、王习明；
感谢与我共享研究喜悦又帮我校对文字的研究生，尤其是陈柏峰和申端锋；
感谢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这个团队的所有成员；
当然也感谢我的家人。

　　（2006年11月28日于武汉喻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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