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壁生：学生告老师是独立批判精神？

　　近日，华东政法大学杨师群老师因在讲课时，批评中国文化，而且语涉政治，被他的学生告了。他在博客中写到：“今天被领导叫去谈话，说有上《古代汉语》课的学生到公安局和市教委告了我。记得在上《古代汉语》课时，我当然会批判一些与课文有关的中国传统文化，在某些传统文化问题上如果与当今有一些关系的话，我也会联系当今和批评政府。下课时有二位女同学找我，愤慨地指责我怎么能批评中国文化！批评政府！甚至眼睛里已经含有泪水。这样热爱中国文化与中国政府的同学，我很敬佩，你们有这样的权利！但为什么我就没有批评中国文化和政府的权利呢？所以我告诉她们：我也有发表自己看法的权利，如果你们不愿意听我的课，以后不要选我的课就是了。不料，她们居然到上面去告我。”并且，据传已经立案。

　　这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问题，也是一个涉及底线的问题。如果这一事件是学生闹上网络，与权力无涉，那么，我们可以平心静气地来讨论教育问题，讨论老师有没有权利在课堂上发表和上课内容并不直接相关的内容，这些内容的范围多大，讨论选修课教师能否建议学生不要选他的课，等等。

　　但不是。这是两个个无知的学生，凭着她们心中对教科书坚定的信仰，不择手段地捍卫他们的信仰，以至于准备着用“公安局”这一个她们认为最权威的机构，狠狠地把反“真理”的老师送上一条她们也不清楚是什么样的道路。——但是，可以肯定，在她们心目中，这是让老师服从“真理”最有效的办法。

　　但是，马上就有自称“美国费城天普大学传播学院助理教授”徐开彬者，把矛头指向被告密的教师。他说：“学校既然在选课系统列出您的古代汉语，学生来修这门课，就是看在您古代汉语的知识上，而不是指望在课堂上来聆听您的政治立场的。课堂是自由讨论专业知识的场所，而不是老师们发牢骚和发表政治高见的场地。”不错，学生选古代汉语，当然是想听古代汉语的知识。教师在讲课过程中，是否就一定必须按照课本一条一条地讲，不能涉及任何“专业”之外的其他话题？难道只要有一句涉及政治问题的话，就是把课堂变成“发牢骚和发表政治高见的场地”？

　　这两个告密的女学生，在徐开彬眼中，成了“敢于挑战自己的老师，正是具有独立思考的表现。”按照这种逻辑，文革中任何一个把老师整死的学生，任何一个雄赳赳的红卫兵在往他们打喷气式的老师身上踢一脚，都是“勇于向老师提出自己不同的见解，说明她们也没有愚昧地照搬传统文化里的‘听从老师’之言，因此都是“独立批判精神”的表现。

　　最令人诧异的，是这位美国“助理教授”，在这个时候抛出这篇文章。这个事件的问题，是“学生可否告密”、“公安局可否立案”的问题，而这位“助理教授”把它变成了“老师该怎么讲课”的问题。实在是滑天下之大稽。譬如一个少女，业已被强奸了，但评论者不是面对强奸这一主要的事实，居然从理论上论证这个少女被强奸的理由——穿得太妖艳。并且振振有词地说：这个问题不是强奸的问题，而是穿得妖艳的问题。那么，这样的人要不是没脑子，就是没良心。

　　中国真是一个特别奇怪的国家，没有自由的时候要求自由，得到的却是贪官污吏瓜分社会资产的自由，搞到民不聊生；
没有责任的时候特别强调责任，但却不是强调那些真正有权力者的责任，而是强调那些本来应该最自由的群体（教师）、时刻（讲课时）的责任，他们所强调的“责任”，实际上不外乎枷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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