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钢：守护大学，守护南京的灵魂

　　要大学，还是要大路？

　　11月20日的《南方周末》如是说，令人深思。文章写到：南京汉口路西延工程获批，将劈开南京大学，经过南京师范大学，穿越河海大学……按照规划，2011年工程完工后，拓宽成为双向四车道交通干道的汉口路将把南京大学彻底劈成南北两半，学生们将不得不经由隧道在教学区和生活区之间穿行；
道路经过以宁静优美著称的南京师范大学校园的北围墙后，再连接一条净空高度大于三米的地下隧道，穿越河海大学校区，从河海大学校门口钻出地面，设立隧道出口……省人大代表、南京大学老教授伍贻业……甚至提出质疑：汉口路西延隧道的通行车辆设计为小汽车，“那这条路主要就是为北京西路上的政府机关用车设计的”！ “花这么多钱搞这么大工程，就是解决小车子进出，南京是不是还有更重要的地方需要投资？如果南京除了修这条路，再没有更重要的事情可做了，那我同意修这条路，否则，休想我同意！”

　　《南方周末》远在千里之外，尚能仗义执言，作为生在长在南京的大学人，实在是骨鲠在喉，不吐不快！

　　没了灵魂，怎么能算名城？

　　城市是一个生命体。既然是活的，就会慢慢的成长，慢慢的积累。岁月和民心是一面筛子，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留下哪些滋养我们、哺育我们、激励我们、造就我们的部分，久而久之，便会凝固成一座城市的灵魂。

　　城市的灵魂有实体的部分，也有精神的部分，前者如护卫着南京的明城墙，后者如南京人宽厚、包容的性格。至于南京的大学不仅之于南京，就是对于整个中国也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大学作为城市灵魂的组成部分，它很特殊，因为它既有形，又无形。

　　当作灵魂的东西未必高大，也未必靓丽。

　　漫步在欧洲各国的都市里，往往会发现那里分布着许多静街陋巷。尽管，现代城市日新月异，但是，市政规划和建设部门、当地的百姓始终千方百计地守护着这些看似古旧的特色，如果非得大兴土木，保护这些遗存也是不可动摇的前提。之后还会制定种种保护它的规章和条例，例如，小街上不准车辆驶入，只供行人步行。而且，保护和弘扬的工作也十分细致，你时常会在街边巷口、门口窗前见到一些制作精致、独具特色的小匾牌，上面写着哪一位学者、作家、艺术家或者是杰出人士曾经在这里居住过，或常在这条石板路上散步思考。

　　一座城市里能够称作灵魂的人和事并不很多。所以，如何对待、怎么取舍、怎么保护，就成为这座城市整体素质的突出表现。唯有那些尊重文化传统、珍惜历史遗存的城市才能绵延不绝，也才堪称名城。南京建委的官员既然在“名城会”上公布汉口西路西延工程的决定，要对大学区实施穿肠破肚的手术，不仅可悲，而且还很有一些讽刺的意味！

　　什么是南京的灵魂？

　　我不够资格概括南京的灵魂，只敢妄自揣测一番。从大里着眼，有两件事物应当和南京的灵魂有关。第一是六朝十都，第二是南京特质的文化。

　　南京的六朝十都当中大多是无所作为的短命王朝，本来就少见如北京、西安等古都那样辉煌的建筑、文物，加上战火连天，连遭涂炭，能够传世的物件少之又少。尽管如此，却有一样无价遗产至今也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我读大学的时候，从地理大师候仁之先生的课上听他说起，南京的明城墙全长33公里，是世界上现存城墙中最长的，其次才是巴黎和西安。南京城的东面有紫金山和玄武湖，是世上最好的人文和自然综合型景观；
南面是秦淮河和夫子庙，西面有鬼脸城，是历史上著名的古战场，还分布在不少文人墨客的故居；
南京的北面就更了不得了，一条中国第一，全球第三的大河奔腾而过。候先生动情地说，有几个城市能像南京那样山水壮美、地理人杰？

　　南京特质的文化。首先包括六朝十都时创造、并留传至今的建筑(如江南贡院)、物产(如云锦)和生活方式。更要紧的组成部分就是最近一百年间，陆续发生、逐步积累的精英文化，大学就是这种文化的核心部分。就在即将拓宽的汉口西路两侧，南师大(原金陵女大)和南京大学校园内的不少民国建筑都已经经历了八九十年的风霜，一些至今都深深影响我们的大师，如陶行知、蔡元培、梁启超、李瑞清、郭秉文、陈鹤琴、吴贻芳也都曾经工作和生活在这条街的近旁。如今，南京高等院校的数量、两院院士的人数都和北京、上海一起并列中国三甲，每万人中大学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和京外中央科院机构位列国内第二和第一。南京的大学和大师们对城市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一位资深的报人告诉我，南京供市民阅读的报纸种类和南京人读报的数量都居各城市之首。即便身处京沪穗等文化都市，我也会天天想念南京街头上随处可见的、四面都被报纸杂志挂得琳琅满目、密不透风的报刊亭。

　　南京规划为何没了灵魂的意识？

　　手边有一本“(民国)国都设计技术专员办事处”1929年编撰的《首都计划》。该计划是吕彦直、墨菲等中外建筑大师精心构思、设计的，当时，他们强调的原则是“本诸欧美科学之原则”和“吾国美术之优点”，具体的形制宏观上采纳欧美规划模式，微观采用中国传统形式，极力提倡、采用“中国固有之形式”，旨在“发扬光大固有之民族文化”，建成中国最漂亮、整洁而且精心规划的城市之一。实际上，只过了10年，南京城便成为享有国际声誉的城市规划典范。

　　最近二、三十年，南京城市规划屡出败笔。

　　例如，被国内专家广泛批评的沪宁高速直通市中心主干道、希尔顿大酒店(现维景酒店)傲视中山东路民国建筑群的案例；
再如，令广大市民痛心疾首的中山路毁树、紫金山建观景台等愚蠢之举。建设性破坏已经成为南京城建规划的一大特色。位于紫金山脚下的玄武湖曾经被称为“金陵明珠”，史书记载，它曾两度遭受灭顶之灾。一次是隋文帝灭南陈之后下令夷平南京城，玄武湖因此消失；
另一次是朱元璋扩建南京城，变玄武湖为护城河，在今天的梁州上建黄册库，禁止游人入内。如今，对玄武湖的第三次剿杀正在进行中，先是公园西南角建起巨大的煤气包，后来在湖的东岸又陆续建设太阳宫和国展中心等怪异建筑，凭湖望去，那些建筑既突兀又丑陋，既毁风景又败兴致。玄武湖的管理更加乏善可陈，当年“五百楼船十万兵，登高阅吾阵云生”的阵式和“玄武湖中玉漏催，鸡鸣埭口绣襦回”的景象全被一笔勾销，文化名人郭璞、李白、王安石和郭沫若的踪影音杳全无；
任凭湖中绿藻丛生，鱼类缺氧死亡，园方擅长的只是，组织摩托飞车、人头蛇身之类低俗的表演，入园的门票却一涨再涨！

　　一个善于忘却历史的城市，是趣味低级的城市，一个轻易抛弃文化的城市，是没有灵魂的城市。要是把一座南京城弄得没了灵魂，真是对不起祖祖辈辈的南京人，对不起千千万万为南京操心出力的人们，还对不起海内海外的关心南京、喜爱南京的人们。

　　好决策是什么样的？

　　政府是重要的决策部门。政府的决策有好坏区别。好的决策至少应当有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要以民为本。《南方周末》除了提到南大的伍教授批评汉口西路工程是为政府设计，还写到一个细节，“修路的方案一经提出……江苏省政府向南京市政府提出尽快上马汉口路工程，省政府愿意为此拔出10亿元经费。”要是果真如此，这次修路的决策是以民为本，还是以官为本就得划上大大的问号了。

　　第二，能瞻前顾后。“瞻前”讲的是继承传统，“顾后”要的是可持续发展。继承南京的教育传统、弘扬南京的大学文化，摆在桌面上肯定没有争议。但是，有些官方人士私下的态度却令人匪夷所思，有一种说法是“南京大学又不是北京大学，河海大学又不是清华大学，为什么不能拆？”按照这种逻辑，北大又不是哈佛，清华又不是剑桥，中国的那所大学不能拆！继承都没了，可持续的发展又从何谈起？

　　第三，好决策还要顾全大局。修一条路专为政府服务不对，叫停一条路仅为两所学校也许也不对。究竟该如何评判，就必须考察大局。大局是什么？我们不久前还在苦苦追求那块“文明城市”的金字牌匾，文明城市可以算作大局。我们曾经为了这个大局，对垃圾筒、对公厕倾注了无限的关注和热情，怎么一转眼就可以视大学为蔽履了？南京想评上“文明城市”却久攻而不下，仅把文明等同于一般的礼貌，忽略了其中的思想和知识精华，不能不算是一大原因吧！文明的南京过去是、今后仍然应当是一座文采洋溢的城市，文采的表征之一，就是在市区腹地有一个书声朗朗的高教区，那里有中国排名前三位的综合性大学—南大，中国和世界最大的水利类专业院校—河海、中国最美的十座大学校园之一—南师大。这些恐怕都比一条能够飚车的大道更重要吧！

　　中国的政府与外国的不同，它的前面冠有“人民”二字。人民政府做决策，就更应当做出好的决策。好决策除了对当下的人民有利，还要对得起以前的人民，无愧于以后的人民。

　　建一座真正的大学城？

　　我在三、四年前就听说，南京市政府打算建一条东起东南大学、西至河海大学的“大学路”，当时的心情喜悦和激动，因为我以为沿着这条路能形成一座类似牛津市或者剑桥镇的大学城。

　　这几年，由于高校扩招，南京几乎所有大学都到郊区建设新校区。政府因势利导，先后建成了江北、江宁和仙林大学城。现在，这些大学城已经发展到人声鼎沸、车水马龙的地步。问题在于，有大学、有师生、也有高楼的地方未必就称得上是大学城。北京大学就曾经关闭了他们建在昌平的新校区，校方对此举的解释是，我们可以在一夜之间将砖和瓦、桌和椅、图书和电脑，从北京搬到昌平，但是，没有二、三十年的时间，我们就无法在那里酿成真正的北大文化。

　　南京周边不过七、八年就建成好几座大学城，可是，那里至今都没有形成真正、成熟的大学文化。南京城里经过八、九十年，形成今天以汉口西路为轴的高等教育区，如果把边界稍稍扩展，这个区域中的大学还包括东南大学、南京医科大学、南京中医大学、南京艺术学院、江苏教育学院等，大学数量之多，文化氛围之浓郁在国内都不多见。至今，我依然顽固地梦想把汉口西路建成一条大学路，除了思想涌动的学府、勤奋上进的学子，还有鳞次栉比书店画店、文具商店、乐器商店、比邻而立的音乐厅、话剧院、图书馆和一座大学文化博物馆。只有行人的青石板路上，除了大学师生，还有到此一游的市民和游客，路边一字形摆开阳伞和座椅，任由你从早到晚地在那里品茗、阅读，或者辩论辩到昏天黑地。

　　我曾经去过不少著名的院校讲课。我不仅深爱他们的校园，也喜欢学校周边被文化味道浸染着的街区和风景。例如，依偎珞珈山面朝东湖开在樱花丛里的武汉大学，左邻南普陀右望厦门湾怀抱芙蓉湖的厦门大学。要是能在上海路和宁海路之间，用挖湖堆山的方式，在南京的大学区中央造出一处湖光山色的所在，那真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我好像对一些官员和专家说起过以上的想法，他们认为开些书店还行，挖湖堆山则属痴人说梦。

　　我甚至设想过把省市政府迁往河西新区，再把那里雪松如盖的庭院、雕梁画栋的大楼改为南京国学院之类大学。说过头了，好像在太岁头上动土。

　　大学当自重，文人有风骨

　　南京的大学多，对城市发展的作用却比较有限。和中国其它大学林立的都市相比，南京的大学要么热衷于“政府项目”，要么陶醉在“纯学术”之中。这就使得现代大学之于城市最要紧的两种作用，在南京变得无足轻重。第一种是将学问、知识用来指导实践，或者直接推广运用，第二种是主张、催生某种精神。不少学者、文人既不屑于从事应用的研究，也不擅长精神的坚持。

　　大约80年前,梁启超先生在南京做过一篇《东南大学课毕告别辞》，其中说到“近来，中国青年界很习闻的一句话，就是；
‘知识饥荒’，却不晓得，还有一个顶要紧的‘精神饥荒’在那边。中国这种饥荒，都闹到极点，但是只要我们知道饥荒所在，自可想方法来补救。现在精神饥荒，闹到如此，而人多不自知，岂非危险？一般教导者，也不注意在这方面提倡，只天天设法怎样将知识去装青年的脑袋子，不知道精神生活完全，而后多的知识才是有用。”按照梁先生的意思，大学应当是知识的宝库，更应当是精神的苗圃。这些年来，南京的创造力不及先前，南京的建设屡出昏招，与官员的水平有关，并非与大学的作为无涉。假如，南京的大学一贯都强调以人为本，一向都主张文化传承，就不至于非要等到树锯了、楼盖了、水黑了、路通了再来拍桌子打板凳。

　　修路是技术问题，对大学的尊重是精神问题。汉口西路西延工程不仅事关沿线的几所学校，更加有关整座城市的风格和品貌；
不仅是关乎几万师生的事情，也关系到几百万南京人的福祉。

　　网上多数写到“汉口西路西延”的贴子，都会提到文人和知识的“风骨”。风骨原指“写字、作画或作文的风格个性分明、桀骜不驯”，后来，引伸为文人和知识分子的坚持真相的骨气和追随真理的勇气。东晋时，简文帝喜好涂鸦。有一回写完后拿去问王献之“卿以为朕的书法如何?”大书家王献之答到“皇上的字自然是好的”。简文帝追问“究竟好到什么程度?”。王献之再答“皇上的字在皇上中是好的，臣的字在臣子中是好的。”简文帝听后羞愧难当。王献之字有风骨，人更具风骨！

　　如今，指出当权者的不足是一种爱护，但是，勇于指出这种不足，却真需要骨气和勇气。风骨，王献之有，我们这代知识分子是否还有？

　　后 记

　　1952年，这世界还没有我的时候，父亲就和上海交大的一帮师生们来南京组建华东水利学院(现河海大学)。他们住在简易棚里，一边挖山建房，一边教书育人。80年代中期，父亲去世，我从外地回到父亲参与建起的学校，也成为一名教师。人终归是有局限性的，因为父亲他们挖过清凉山的缘故，我会想到在宁海路一带挖一汪人工湖，因为我站的讲台父亲也站过的缘故，我还会想到文化和血脉传承的问题。我写以上的文字，并非由于汉口西路工程一时兴起，真是从心底为南京着急，希望南京能变得更好。其实，就是刚刚落户南京的新市民和曾是南京市民的人们也会遇到一样的问题。这些天，我就接到不少去了外地的河海毕业生的来电，他们都很关心学校、关心大学和大路的关系、也关心南京的发展和明天。

　　因为，生于斯长于斯，所以，我始终深深地爱着南京；

　　因为，深深地爱着南京，所以，就有了爱之深、恨之切的情愫。

　　以上文字，发自肺腑，若有不恭，敬请各位原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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