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力建：自古封王是祸胎

　　所谓封王，原本是西周体制，也叫“分封制”，这种体制，实际上是家族式的统治，由“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民”所形成的金字塔式的统治，周朝立国初期分封的诸侯大部分都是自己家族的人，周王朝统治者主要就是通过血缘关系来达到控制社会的目的，将社会控制权掌握在一个家族手里面，儒家礼制提倡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种社会关系，就是对周制的完善性认识。其好处在于权力下放，各诸侯国可以根据自己国家的实际情况制定政策采取措施，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富于针对性与灵活性；
但其弊端也一目了然，那就是各唱一本经各自为阵，常常因为诸侯间利益而彼此混战，国无宁日。这种混乱情形，到春秋战国时期发展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以致到了各国诸侯“征城以战，杀人盈城；
征地以战，杀人盈野”的地步。很显然，这种分封制至此已走入末路，再不变革，整个社会将面临崩溃。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分封”体制后来被“郡县”体制所代替。担负这变革任务的是西方新兴大国秦国。它彻底废除分封制，实行中央集权制，即分天下为36郡，把郡县行政区划制度推行到全国。这是郡县制在中国确定的标志，也是中国和世界行政区划史上一个划时代的事件。这种体制的特点在于：皇帝成了国家真正唯一的统治者，以皇帝为端点，行政系统一直下沿，直至县级，国家政令从中央到地方，一竿子插到底，不会有任何走展。这种制度的好处是国家统一政令统一，国家可以在一个有效的行政体制下正常运转，应该说，这种体制的转化，是历史的重大进步。

　　然而，历史的进步却总是一波三折波澜壮阔的，在秦以后，历史舞台上依然上演过多出“封王”闹剧，而其结果当然是兵连祸结国无宁日。我们不妨来尝脔一鼎。

　　第一次封王狂潮，起于西汉时的汉高祖刘邦。西汉建立之初，刘邦大封同姓子弟为王，建立许多诸侯国。它们占有广大的领土，在政治上、经济上拥有较大支配权，具有相对独立性。这就为汉王朝培植离心力量，埋下了种子，创造了温床，最后发展成为西汉社会的祸患。诸侯王国初立之时，各国经济实力薄弱，一时无力与汉廷分庭抗礼；
而且多数诸侯王年龄还小，汉廷所派丞相及太傅，基本上能左右王国事务。刘邦死后，汉王朝大力推行无为政治，对诸侯王势力的恶性发展，也起了催化的作用。经过近二十年的体养生息，诸侯国的经济力量有了比较大的发展，甚至于“富埒天子”（《汉书·食货志》）。汉文帝时期，羽翼日趋丰满的诸侯王势力，离心倾向日益显著，终于发展成与汉廷相对抗的政治势力。先是文帝三年（前177年）.济北王刘兴居起兵叛乱，首开王国武装反抗汉廷之先。刘兴居公然以武装对抗汉廷，表明这个汉室的“辅翼”，此时已经发展成为汉廷的对立面。在诸侯王势力中，济北王力量不为大尚且如此，其它诸侯王就更加无视汉廷的存在了，只是矛盾尚未激化。接着淮南王刘长，也反了。此外，如吴王刘濞也利用封国的自然资源，不断扩张势力。他在豫章郡采铜，大量铸造钱币；
又利用近海的方便条件，广收煮盐之利，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为了收买人心，他免除封国内的赋税，招揽天下亡命之徒，不断发展自己的经济和政治实力。到文景时期，实际上已成为对抗汉廷的分裂势力。朝廷中一些有识之士，深感这一社会病态的严重性，认为到了非从根本上解决不可的时候了。文帝六年（前174年），贾谊上《陈政事疏》（即《治安策》），指出如今天下的形势、象一个患肿病的人，小腿胖徘几乎象腰一般，一个指头就象腿那么粗，平坐不能屈仲，一两个指头疼痛起来，就难以忍受。如不及时救治，必将成为痼疾。因此，贾谊提出“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对策，即分割诸侯王国的领土，缩小诸侯王的耕地，以削弱他们的势力。其结果是后来的晁错削蕃与七王之乱，给国家社会带来灾难性后果。

　　逮至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王朝清朝，同样在封王问题上大跌跟斗。清军入关之初，为了“以汉制汉”，启用了大量投降他们的汉人来“为王前驱”。为了调动这些汉奸的积极性，满清统治者还将他们中间的头面人物封为“王”。最有名的就是所谓“三藩”即：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继茂和云南的平西王吴三桂。他们是清廷镇压南方抗清武装的急先锋，因此尽管他们在辖区内肆无忌惮，滥施暴政，清廷也放任不问，只求得到他们的效忠。结果尚、耿在粤期间，贪得无厌，大肆横征暴敛。广东渡口众多，仅广州府就有300多处，两王令兵卒把守津口要道，重重加高税钱。商人过渡，按货物担数交钱；
普通客人过渡，则一只渡船挤载数船之人，以求多收渡钱。这样，一遇风浪，十有八九船翻人溺，行商渡客无不视之为畏途。而尚、耿每年从中获取私银二三万两。

与此同时，“两王”还私设征收苛捐杂税的“总店”，把持行市。这些总店均由其亲信掌管，遍布广东重要的关津、市镇，行商每过一地，都要交纳名目繁多的陋税。乾隆《广州府志》载：粤东多商，粤西多农，泉布菽粟两相便也。“自江河路口设立总店后”，藩吏肆扰，两江之船遂不往来。藩王与盗贼勾结坐地分赃，使广东商民裹足，不敢出门经商，船户纷纷破产，内河上航船几近绝迹。耿氏去福建后，尚氏只手把持广东军政财权，“广东督、抚、提、镇，俱听可喜节制。遴补将吏，调遣兵马，均得便宜从事”。

随着时间推移，除台湾郑成功外，南方抗清武装基本都被镇压下去，而尚、耿、吴各踞广东、福建、云南，拥兵自重，反而成了清廷心腹大患。最后，康熙认为“三藩”的割据势力严重威胁清王朝的集权统治，决计铲除“三藩”，强化中央政府统治。1673年康熙下令“撤藩”，结果，撤藩令一下，11月21日吴三桂便以“共举大明之物，悉还中华之乾坤”为旗号，在云南举兵反叛。尚氏、耿氏相继呼应，平定藩乱的战争前后进行了8年，国家社会又一次为“封王”付出沉重代价。

　　其实，封王闹剧——或者说是悲剧——不仅发生在封建统治者那里，同样也发生在所谓“农民起义”的“革命者”那里，至于结果，也大同小异。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所谓“近代农民革命高峰”的太平天国运动。纵观中国历史，没有哪个朝代的王爷象太平天国那样多。很难想象一个朝代能同时拥有2700多个王爷，更何况太平天国只是中国历史上短短十几年的地方武装割据，不算是一个真正的朝代。考诸太平天国史，洪秀全一共有三次大规模封王。最初封王是在1852年的永安，史称“永安封王”，即有名的东西南北王和“羽翼天朝”的翼王，史书上认为这次封王明确了革命的领导核心，对革命的发展壮大是有利的。然而，事实上，太平天国并不平等，它的等级观念比请政府有过之而无不及。永安封王只封了五个王爷，就分为三等，东西为一等，南北为二等，翼王为三等，而且规定，东王以下具归东王节制，这是很要命的一条，洪秀全当时就犯了一个难以弥补的过错，为后来的“天京悲剧”埋下了伏笔。在天京事变前，天王共封了七个王，十九个侯（有记载的），侯爷中有很多是东王的亲信和亲戚，大多死于天京事变。

洪第二次封王是在1859年，在不到一年时间内先后封了干王、赞王、英王、忠王、侍王、辅王、璋王，形成了新一届领导班子，干王成了国务院总理，赞王为军委主席，英王、忠王分别为军委第一、第二副主席，侍王、辅王、璋王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第三次封王是在1861年以后，这次封王主要是为了分忠王、英王的权，西线英王战败，老洪一怒之下，革了英王的王位，却封英王的几个部下为王，以羞辱英王；
东线忠王频频告捷，老洪担心李家兄弟权势过大，也将其部下大举封王。李秀成后来的“天朝十误”将此列为天国灭亡原因之一不无道理。因为一旦被封王，就要修建王府、要有定数的奴仆差人，同时造成了太平天国晚期的攀比、腐败、挥霍之风。国库日空，便在民间搜刮，正是王爷遍地走，小民泪常流。大举封王另一个恶果是各自为政，洪秀全封陈坤书为护王时，正是李秀成中了奸细的离间计想去征讨陈之时，气得李大骂天王糊涂，陈李矛盾由此产生，后来苏州被困之时，李秀成写信向常州的陈坤书求援，尽管语气已经非常客气地称兄道弟并申明大义，但陈坤书就是不理这个胡子，你也是王，我也是王，凭什么听你的？《李秀成自述》中说陈坤书“将常州自霸，……分制我势”，“不由我用，制其不能”。可以见之。

　　历史经验值得借鉴，而在这方面最有成绩的当数中共。建国之初，就有所谓“五马进京”之举。在中共开国的方面军中，一野司令员和政委都由彭德怀担任，并且他还兼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朝鲜战争暴发后，彭开赴朝鲜，部份职务交由西北局书记习仲勋担任，习便成了彭之后西北方面的大员；
二野司令员刘伯承在战事结束不久主动交权到南京办军事学院，西南局书记邓小平成了西南方面大员；
三野司令员陈毅很多时候都不是方面军的主导力量，战事结束后他调往中央三办。支配方面军的是政委兼华东局第一书记的饶漱石。所以，饶漱石从战争前后都是中共独挡一面的大员，没人能取代他；
四野司令员林彪也是主动交权到苏联养病，政委罗荣恒则更早些于1949年1月休养，所以林彪离开后，中南局第三书记邓子恢成了方面大员。东北方面，高岗经营东北始于抗战胜利办苏军退出东北，后朝鲜战争暴发后，东北成了朝鲜战场的大后方，高岗在东北不断把补给供给前线的军队，为朝鲜战事的结束立下大功劳，也进一步确高在东北的根基。那时的东北不喊“毛主席万岁”，而喊“高岗万岁”让人联想到阎锡山在山西做土皇帝的情形。中共建政后借鉴历史，为防止地方诸候（“王”）尾大不掉，而调方面大员高岗、饶漱石、邓小平、邓子恢、习仲勋这五马进京，可说是划时代的大事，因为它结束了中国近代史甚至中国几千年的方镇重权的历史，封王历史也因此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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