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克中：普京终于没有成为华盛顿

　　俄罗斯的3月总统大选，以没有任何悬念而落幕。德米特里·梅德维杰夫高票当选，随后任命卸任总统普京为总理。其实这一切早在去年下半年就都被普京设计、安排好了。大选只不过是走走形式而已。

　　去年12月在统一俄罗斯党代表大会上，普京公布了他的去向。他说，如果俄罗斯公民表示信任德米特里·梅德维杰夫 ，选他为总统，我将准备好出任总理，继续我们之间的合作。

　　此言一出，舆论哗然。支持他这样做的人们欢呼雀跃，无论国内还是国外，都觉得他这是敢于承担的大智大勇的表现。俄国家杜马第一副主席奥列格·罗莫佐夫的话可能最有代表性：“总统的行动非常果敢，这是一个爱国的举动，俄罗斯需要他。”

　　西方国家对此大多持批评态度。认为，这是俄罗斯民主进程的倒退，是权威政治或强人政治的回潮。普京此举是对俄宪法的“戏弄”，因为俄宪法规定，总统最多任职两届，即八年，但没有规定当过总统的人，不可以再来当总理；
也没有规定，当过总统的人，再隔四年或几年之后，不可以再回来竞选总统。于是有人推测，普京在当过这届总理之后很可能再杀回马枪，重新回到总统的宝座上。

　　我为普京感到悲哀和惋惜。不管人们对其未来去留的判断是否准确，就目前的事实来看，他没有走出关键的一步——在功成名就之时，体面、光荣地下台。而这一步无论对他还是对俄罗斯都有划时代的意义。为什么这么说？历史是可以比较的，那么还是让我们用比较来说话。

　　1797年,当美国总统华盛顿两届任职期满时，坚决地拒绝了大多数人要求其连任的请求，退出竞选，回到自己的弗农山庄，过起了一个普通的百姓生活。这位曾率领北美大陆军经过7年战争，打败英国殖民者，取得北美独立战争胜利、缔造了美国的人，这位曾主持制宪会议，产生第一部美国宪法、被后人称之为国父的人，按其当时的威望，再去竞选一任、两任总统应该说是顺理成章的，起码按中国人的习惯思维，也非他莫属。但他像当年独立战争后平静地把大陆军总司令的委任状交还大陆会议一样，这次也同样把总统的权力平静地交还给了美国政府和人民。

　　现在，除非某些怀有很深政治偏见的人看不到或不愿承认，美国社会200多年的稳定、发展、繁荣、强大，其实都是与华盛顿的贡献分不开的。华盛顿领导制订的美国民主宪法是这一切的根本保证，而华盛顿的个人品德则是以后所有美国总统和政治领袖人物的行为风范。

　　1999年底，叶力钦总统深陷信任危机，自知无力支撑下去，在任职还没有到期的情况下，匆忙离职，擢拔普京来接替自己。当时的俄罗斯还没有从解体后的泥沼里挣扎出来，普京上台，可以说是受托于国家困难之时，领命于民众彷徨之际。俄罗斯的国家目标是什么，今后的道路如何走，一时间成了问题。

　　普京通过强化总统权力和加强中央集权，制止了地方分离、分裂倾向，维护了俄联邦的统一；
通过市场经济改革，实现了经济的稳步增长，人民生活得到切实改善；
通过可控民主和中间派道路，在保证存有民主选举、多党制、议会制、新闻自由等形式下，成功实现了对左右两边反对派的打击和削弱，造成统一俄罗斯一党独大的局面；
通过务实外交和发展宇航军工企业，重新恢复了俄罗斯大国地位和民族自信心。这一切使得普京一时间名声鹊起，威望大增。有人甚至于编出了“嫁人要嫁普京这样的人”的歌曲来传唱。这是从1956年苏共二十大清算了斯大林的个人崇拜错误之后，又一次发生的发自于群众内心的对领袖的个人崇拜。

　　应该说，普京的成功有其必然性和运气在内。俄罗斯的变革是在经历了整整七十多年的中央集权和计划经济统治之后，突然间发生的。一个社会体系一夜之中轰然倒塌了，要用另一个体系取而代之。可以说，世界上没有人知道，具体地应该如何做，才能损失最小，过渡最顺利。所以经济衰退、政治混乱、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各个加盟共和国产生离心倾向，以及思想意识的彷徨等等都是不可避免的。叶利钦的功劳就在于埋葬了一个旧的，同时把一个新的社会的基本框架搭建起来了，而他的接替者必须能审时度势，恰当而有效地使用不同的手段，解决这些新旧制度在衔接时发生的各种问题。应该说，普京比较好地做到了。比如，对那些怀旧的人，给了他们足够的空间和时间，让他们去表达，去反思，去转变；
对于激进的人适当地加以压制。他给予沙皇以正面的评价，也不否定苏联的历史。他一方面恢复权威政治，另一方面坚持市场经济的方向不改变。对于出现的产业大亨，既打也拉，胡罗卜加大棒。对于经济发展的成果，努力做到让全社会共享，特别是那些弱势群体。更加庆幸的是，由于国际石油和天然气价格飞涨，无形中帮了普京的大忙。有道是“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可东风偏偏就适时地刮了起来！

　　不管怎么说，普京走到现在是成功的，所以也正是体面下台的好时候。虽然功不可以与华盛顿相提并论，但如果急流勇退，仍不失为一代伟人。这其中的道理在于：由专制向民主社会的转型，实际也就是社会权力由私有向公（共）有的转型。在从前几千年的社会里，权力是绝对的私有物，不可以轻易让与他人，哪怕是在父母兄弟姐妹之间，也不可以。正因为如此，在权力的争夺中，阴谋、杀戮就成为不可避免。中国古代人所传说的什么尧、舜禅让之类的话，只不过是一些文人的空想和编造罢了。只有民主社会的出现才使得最高权力的和平转移成为可能。之所以可能发生这样的转移，是因为权力的性质彻底改变了。由从前的为私人、为家族牟利益，转变为为社会全体人牟利益。

　　就是说，如果在一个国家里，历史展现了一个转折机会，就要求那位站在权力最高峰的人，用自身的实际行动来说话。他必须主动走下权力的神坛，向国人证明，他信守民主制度对国家领导人的任职年限规定，没有把掌握权力当作终身职业，那么他以后的任何继承人也都不能把权力攫为私有。对国家而言，就等于把最高权力的更替奠定在了稳妥、有序的传承之中了，任何想采取非法手段获取权力的人也就不可能得逞了，从而也就保证了国家政治的真正的长治久安。那些成熟的民主制度国家，展现给世界的安定 、和谐局面和人民富足的风貌，就是这方面的最有说服力的例子。自然，实现了转变的这个人也就成了开创国家新时代的第一个人。

　　这个人物的这一举动对历史会显得如此重要，是因为他处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他实际上就像天平上的移动砝码一样。当天平两边力量均衡时，他移动到哪一边，天平就会向那一边倾斜。他如果顺应潮流，走向民主，那么这个社会通向民主社会的发展道路就会顺畅得多；
他如果走回头路，那么这个社会在未来的发展中虽然通向民主道路的方向不会改变，但肯定要经历曲折和困难了。

　　中国就是这样的例子。中国在近现代史发展中经历了许多这样的历史时刻，然而机会都流失了。戊戌变法是一次机会，慈禧太后拒绝了。孙中山是一次不太成熟的机会，但他实践了。因为他实践了，所以虽然他失败了，但成为了我们的国父。他的行动实际上就预判了袁世凯复辟行为的死刑。到后来，最有机会的是蒋介石、毛泽东，但他们也都轻易地错过了。邓小平面临机会，他也知道把握机会的重要性，但在利益集团的压力下，他只完成了应该完成的历史任务的一半——结束了国家领导人的终生制。这对今天的中国而言，也有不可小觑的意义。

　　民主制度对最高领导人任期年限的规定是其核心内容之一。因为有这个规定，才能彻底打破从前历史对权力的崇拜和对最高权力者的神化。首先，人们看到，其实成为了国家领袖的人，也是普通人。人们之所以把他们推上领袖地位，是因为他们的掌权许诺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否则人民就不会选择他们。权力是人民通过在可以看得见和有效监督的程序中赋予的，因此人民可以赋予，也可以收回，于是权力也就失去了神秘性。其次，正因为领袖也是人，是人，就有可能做错事，如果做了错事，他坚持不改，但由于任职年限的限制，也使得错误不至于延续很长时间，从而给社会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再其次，任期年限的规定，从理论和实践上否定了把国家的命运系于某一个人身上的荒唐做法。任何一位在一定历史阶段为国家或民族作出贡献的人都应该受到国民的尊敬。但这并不意味着必须把国家的命运永远地交付与他，让他来主宰。在个人崇拜盛行的环境里，人们习惯于这样做，以为只有这样做国家和人民才能幸福。历史证明，这恰恰是引发社会灾难的根源。人是会变的，没有人永远正确。即使假设有人一生正确，那么他死了之后呢？封建社会动荡的教训就是，某位皇帝可能会给社会带来一段所谓的“盛世大治”，但这都只是历史的暂时现象。只要制度没有创新，王朝的衰败、没落、动乱早晚都要发生的。殷鉴不远，例子就发生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东欧，南斯拉夫是一个最大的悲剧典型。其实它们也只不过是中国古代王朝历史故事的重演罢了。

　　民主制度告诉了世界一个真理。与其崇拜领袖，不如崇拜制度。领袖英明伟大，不如社会制度进步。现代社会，只有打破个人迷信和领袖崇拜，才能谈到社会人的地位、权利的平等，才能培养起国人普遍的公民即主人意识。一个国家只要存在对权力的崇拜，个人迷信必然盛行，个人迷信盛行，也就永远会有站着的人和跪着的人。

　　这样说，我们就会对近现代人物的评价有了一个新的明确和简单的标准，这就是：看一个人历史功绩到底有多么重要，主要地不是看他生前有过什么文治武功，获得过多么大的赞誉，开创过什么“太平治世”，而更重的是要看他在国家民主化制度的建设方面做出了哪些实质性的贡献，从而保证了国家在他身后也能够稳步发展，而不是出现历史上人们常见的那些事情。普京被70%的拥护率所迷惑，被无数所谓“俄罗斯离不开普京”的阿谀奉承所迷惑，（顺便说一句，要是有人在民主社会里说国家离不开某某人，那将会是天大笑话）于是发出了“给我二十年，还你们一个超级强大的俄罗斯”的豪言壮语。其实，他不知道，他对刚刚起步和走上轨道的民主制度的戏弄和伤害，可能要比他已经创立的功业更让世人印象深刻。在已经变化了的当今世界环境里，他从前的成功做法是否还会成功是值得怀疑的。谓予不信，请让我们拭目以待。

　　普京问题，表面上看是个人问题，实际上也折射出了俄罗斯的民主化的进程的艰难和缓慢。在一个从根基上就缺乏民主传统的国家，急剧的社会变革，使人无所措手足。在个人权威主义与扩大民主的选择上，有时前者可能更容易见到效果。但作为洞察社会发展大趋势的政治家，仅仅满足于表面的或暂时的成效，而没有从制度上确立以民主方式解决社会问题的新思维，将不会是国家的幸福。因为社会最终还是要走上民主的道路，而不是独裁。

　　但我还是感到了一点安慰，因为他毕竟没有为了自己继续掌权而去修改宪法。根据目前他在俄罗斯的威望，如果提出修改宪法，恐怕也没有一个强大的力量可以阻挡得住。所以还得为俄罗斯庆幸。现在普京的那些崇拜者和拥护者可能没有人能够理解这一切，不过他们早晚会明白的。现实对普京立刻提出挑战就是：世界能源的高价还能维持多久，如果大幅度降价，而俄的经济结构没有大的改善，经济增长还能继续吗？增长下降，普京的重振俄罗斯的雄心还能实现吗？退一步说，即使经济不出什么大问题，但主要还像前苏联那样，扩充军备与美国再次展开竞赛，他的胜率有多大？另外，北约东扩，他与西方和周边国家的紧张关系是否会点燃又一轮新冷战的火焰？他对国内民主力量的压制和打击，是否能给国家带来持久的安定？他能否有效地解决政府官员的贪腐和社会的两极分化问题？他当总统时，总统独揽大权，现在他当总理，是否要把权力下移，让总理独揽大权？如果不，那么他将如何处理与梅德维杰夫总统的关系？这一系列问题考验着普京，也考验着俄罗斯。

　　2008.8.4.

　　（这篇文章在今年三月份就已经写了一半，但一些生活琐事耽搁得一直到现在。本想放弃了，我的朋友还坚持要看，所以即使过了时，还得勉强完成它，作为一点个人看法，或许还有存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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