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友军：不确定性、意识形态与国际冲突——为什么独裁政治与民主政治难以和平共处？

　　内容提要：所有政治人都面临着程度各不相同的不确定性，不确定性的程度受因果知识和信息的拥有量的影响。独裁政治的存在基础是子民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意识形态有助于统治者增加和维持子民的不确定性，而实施思想独裁有助于保持意识形态的垄断地位，从而巩固不确定性。如果国际上的民主政治能够降低子民的不确定性，那么统治者或者觊觎政权的竞争者将培植攻击民主国家的意识形态；
民主国家也知道这一点，它将努力消灭独裁政治制度。因此独裁政治与民主政治难以和平共处。

　　关键词：不确定性 意识形态 独裁政治 民主和平论

　　民主和平论者发现，“与非民主主义国家相比较而言，民主主义国家遵守国际条约和信守国际承诺的可能性更高，采用恐怖主义手段的可能性更低，且相互之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也很低”[1]。民主和平论在从正面指出民主与和平正相关的同时，又从反面告诉我们，独裁与战争正相关；
而这一点又可以分解为两个层次，即独裁国家之间容易发生战争，独裁国家容易和民主国家发生战争。

　　民主和平论把政治制度与和平或战争联系起来考察，发现这两个变量之间具有规律性的关系，其发现颇有说服力。但是，由于它是一些学者主要运用归纳推理方式从统计分析中发现的规律[2]，它的理论性受到了削弱。在本文中，我试图运用演绎推理建构一个独裁政治的经济理论，来证明民主和平论的一个方面：为什么独裁国家具有较大的可能性攻击民主国家？为什么独裁政治与民主政治难以和平共处？

　　一、假设

　　我的假设共有三个。第一，我假设所有政治人，包括政治家、官僚和人民群众，都是理性经济人，他们努力追求其效用的最大化。“理性指的是一种行为方式，是指在给定条件和约束的限度内适于达到给定目标的行为方式。”[3]“经济人”假设则是强调政治人的自利性。所有个人都是自私的（selfish）[4]，其理性行为主要导向其自私的目标：每个人关心自己的安全和快乐胜过关心他人的安全和快乐；
如果自己的幸福和他人的幸福发生冲突，他总是准备牺牲他人的幸福满足自己的幸福[5]。第二，所有这些政治人的最基本的偏好（或者说需要）都是生存，由此派生出对财富、以至权力的偏好。某些人追求权力，是因为他们认为更多的使他们更加富有和安全，因而生存得更好。

　　第三个假设是背景假设：所有政治人都面临着程度各不相同的不确定性（uncertainty）。一切人的努力都受制于我们有限和不确定的知识—关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外生事件；
关于自然、上帝和人类的法则；
关于其他人乃至我们自己可能如何行动的知识。赫伯特·西蒙认为，人的理性受到三种限制：一是风险和不确定性；
二是不完全信息；
三是各种函数关系或环境约束极其复杂，致使活动者无力计算最佳行动方案（这一点可以称为计算的复杂性）。[6]奈特（Frank H. Knight）讨论了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划分[7]，“风险”是指个人根据对事实的客观分类有能力计算出概率的情形，“不确定性”是指不可能客观分类的情形。赫什莱佛（Jack Hirshleifer）认为，能否进行客观分类不是关键之所在，风险和不确定性指的是同一件事。[8]

　　关于不确定性的定义，安东尼·唐斯说，不确定性（uncertainty）是缺乏有关过去、现在、未来或假设的事件的过程的确切知识的一种状态。[9]他认为，讨论不确定性时，我们要区分知识的种类。一类是反映事物因果联系的因果知识（contextual knowledge）；
一类是提供有关某一领域的重要变量的当前资料的信息（information）。[10]获得更多的信息，可以消除许多不确定性。但是，有些不确定性是特定情况所固有的、内在的，例如，选举的结果就是这样，在选举揭晓之前，它都是不确定的，因为选民的意愿在最后一刻都是可以变化的。他还认为，不确定性所导致的多数问题都与信息费用有关。当存在不确定性，信息的获得都需要花费成本时，理性的决策者在决策之前只获得有限的信息，它们只是能够获得的全部信息中的一部分。决策者一直寻求信息，直到所获得的一“比特”（bit，信息单位）新信息的边际收益等于其边际成本时为止。本文所讨论的不确定性既与因果知识有关，也与信息费用有关，但主要是与因果知识有关。

　　政治中的不确定性到底指的是什么呢？拿独裁政治统治下的子民来说，他们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就有：①他们缺乏必要的社会科学知识—关于社会事实之间的因果知识，弄不清楚特定的政策对于他们的利益的真正影响。对于同一国际或国内政策，有的子民觉得符合自己的利益，有的子民则认为不符合。同一个国家的人民对于同一个“9·11”袭击事件，有的人认为对他们有利，有的人认为不利。②他们不清楚统治者的真实意图。③他们之间思想和信息交流不够，难以了解各自的意图。④如果他们想达成政治上的某种合作，他们无法预先知道自己的成本和收益将是多少。⑤他们也不能确定，别人是否会违背同盟协议，中途背叛。⑥如果有人违背协议，惩罚是否能够进行也是个问题。⑦如果达成同盟，他们也难以判断何种行动方案是最佳方案。⑧难以发现和惩罚集体行动中的搭便车者。

　　影响不确定性程度的因素和方式例举如下：①相互交往的人数越多，不确定性越强。②这些人的地理距离越远，居住越分散，不确定性越强。③自然科学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的水平越高，信息成本越低，同时，如果独裁统治者利用这些技术传播其意识形态（主要由人文社会知识和规范构成），从而增强不确定性，那么自然科学技术又助长了不确定性。④自然科学越发达，人们对于自然的法则、上帝的有无会有更加确定的知识。⑤实证的社会科学越发达，关于社会事实之间的因果知识越多、越正确，不确定性越弱。

　　二、不确定性与独裁制度的起源

　　独裁政治制度的本质是少数人掠夺多数人，从表面上看，这里有一个矛盾：少数人的力量之和比多数人的力量之和小[11]，为什么多数人能够容忍掠夺？假定不存在不确定性，或者，不确定性的程度较低，所有人之间的政治交易费用为零或者足够低，那么，多数人当然能够联合起来打败少数人，或者，少数人预先知道这一结果（因为信息充分，计算准确），因而不用多数人发动武力反抗，就主动放弃对政权的垄断。然而，事实上，各个政治人面临的不确定性的程度是很高的；
当被掠夺的多数人所面临的不确定性足够高时，他们就无法达成足够程度的联合来推翻独裁统治。这就是独裁政治的存在基础，只要不确定性没有降低到一定程度，民主政治就不可能产生或者巩固；
因此，不确定性程度影响着民主化能否发生、何时发生以及民主化的速度。

　　下面，我试图把独裁制度从无到有地推导出来。

　　 “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12]如何获得这些生活资源呢？在一个假想的自然状态中，每个谋求最佳生存条件的理性经济人的选择依据是看哪种方式的边际效益最大。假定①产品和劳务并不是极大丰富，而是稀缺的；
②直接生产产品和劳务的生产率比较低，因而选择自己直接生产要付出较大的成本，而与他人交易的前提是自己生产了产品或劳务，也是要付出较大成本的；
③不同的人的力量（智力或体力）大小不同，如果搏斗，强者获胜的概率比较高；
④这些人没有血亲关系，或者血缘关系足够疏远和淡化，如果强者掠夺弱者，弱者的损失不被强者计入自身的成本。在这种情况下，力量强大的个人会选择掠夺方式来谋利，这种方式的边际效益是最大的。

　　弱者有哪些选择呢？一共有三种方案：第一，和强者搏斗；
第二，寻找同盟者，团结起来和强者斗争；
第三，忍受掠夺。第一种选择风险太大（被杀死的可能性比较大），由此导致的成本也太大，理性的弱者一般不会选择它。第二种选择的成本主要是政治交易费用。所谓政治交易费用，是指政治市场中进行政治权利交换所耗费的各种资源，它包括搜寻、谈判、政治契约的书写以及实施等方面的成本。[13]这些成本都受到不确定性的极大影响，如果一切都是确定的，政治交易成本就会降低到零。因此，弱者是否选择这第二种方案，决定于不确定性的大小。如果不确定性小到一定程度，理性的弱者会选择这一方案。如果不确定性比较大，他只好选择第三种方案，那就是忍受掠夺，这样，独裁政治的局面就开始形成了。

　　三、不确定性与意识形态

　　戈登·图洛克（Gordon Tullock）和罗那尔德·文特洛比（Ronald Wintrobe）是运用经济学方法研究独裁政治的先驱。也许是因为民主国度的学者难以深刻地认识独裁政治，他们都忽视了意识形态（ideology）在独裁政治中的重要影响。图洛克承认，统治者可以使用他的警察和军队的力量统治人民，但是他无法使用这一力量统治警察和军队；
统治依靠“观念”。图洛克认为：独裁者要努力让其周围的人们知道的观念不是他是个好人，而是，如果你们反对我，我将胜利。[14]相对而言，意识形态对于独裁控制和合法性问题来说不是那么重要。[15]在文特洛比的模型中，我们也看不到独裁者对意识形态的运用。为保持其权力，独裁者可用的全部策略可以分为两类：压迫(repression)和购买忠诚(loyalty)。[16]“压迫”指的是实施种种限制，“忠诚”(loyalty)被定义为个人对组织或制度的长期的归属或依附，它是独裁者通过分发政治租金“购买”来的。

　　但是，如果独裁者支出一些资源，用于对子民的“洗脑”—即意识形态灌输，也会导致忠诚供给的增加，反叛行动的减少；
而且，这样使用这些资源，其边际收益可能比用于其他用途所能带来的边际收益更大。独裁者对意识形态的需要就是这样产生的。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意识形态本质上是编造幻想、掩蔽现实关系的精神力量，是对社会现实的颠倒的、神秘的反映，因而仅仅是一个否定性的概念。它是代表统治者根本利益的情感、表象和观念的总和，其根本特征是自觉地或不自觉地用幻想的联系来取代并掩蔽现实的联系[17]。根据思维形式上的特性，我把意识形态的内容划分为以下两大方面。第一方面的内容是形式上的因果知识，告诉人们是什么因素决定着他们的福利和不幸，为什么独裁者有权统治他们。这些知识常常是超越经验检验的，例如神权政治意识形态说独裁者的统治权来自神的旨意和授权。越是在科学水平低下、子民们的不确定性强的时期，这些知识与实证科学知识的差距就越大；
随着不确定性程度的降低，意识形态中的因果知识部分越来越象实证科学知识；
当不确定性降低到一定程度，民主政治就会建立起来，和平竞争中的政党的意识形态就会包含越来越多的正确事实，但是并不包含全部事实真相。在独裁国家，这些知识却偏偏被说成完全真实的，不容置疑的，也就是拒绝接受批评或证伪的。意识形态第二方面的内容是改造社会的计划。安东尼·唐斯把意识形态定义为：“一种有关美好社会的文字幻象，一种建构此种社会的主要手段”，同时也把它看成是某些人获得权力的手段。[18]唐斯所讨论的意识形态主要是民主政治中相互竞争的政党的政策纲领，其内容就被假定为包含正确的事实、但是并不包含全部事实真相。[19]迈克尔·罗斯金（Michael G. Roskin）等的定义是：“一种意识形态源自这样一种信念，即事物能够比现在的状态更好；
它实质上是一个改造社会的计划。”[20]

　　意识形态发挥其支持者所期望的功能的前提是不确定性的存在。由于子民缺乏社会科学知识，不清楚现行政策和自己的福利的因果关系，统治者就可以告诉他们一套歪曲的知识，大意是现行政策是最符合他们的利益的。子民也不是很清楚如何才能得到幸福，统治者的意识形态就告诉他们，忠心服从统治者就能够得到幸福，决不可反叛。

　　理性的子民为什么会或多或少地相信统治者灌输的意识形态，并且从而变得（看似）反理性了呢？第一，探索新知、获得对事实之间关系的解释是成本高昂的活动，直接将统治者“免费”送来的“知识”接收下来可以节省成本，它们好歹也是一种解释或者计划，有一种解释或计划似乎总比没有要好。第二，由于意识形态许诺一种美好未来，这也能够给苦难中的子民带来一种安慰，或者说效用。第三，子民确实是无知的，他们无法判断意识形态与他们的利益的联系。第四，由于统治者的思想独裁，子民难以接触到其他知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在独裁政治中，意识形态的培养和传播者是独裁者、企图夺取政权的潜在竞争者；
作为理性的经济人，他们选择意识形态的标准是看是否有助于他们利益的最大化，而不是看意识形态中的因果知识是否正确，计划是否真的符合它所声称要促进的大众的利益。理性的统治者会将一切有利于其利益的思想观念融合为一个体系，努力培植和发展它。能够提供这种思想观念的人将得到统治者的恩惠，也就是分享一部分政治租金，即使在生之年没有得到多少恩惠，死后也将得到追封，因此他们的生产积极性是比较高的。同时，统治者还会压制其他意识形态、知识和观念，因为如果意识形态市场的垄断被打破，形成充分竞争的局面的话，子民的不确定性程度就会降低，独裁统治的成本就增大了。只要独裁统治者能够压制其他思想学说，生产那些思想学说就不仅无利可图，而且有害于生产者自身，生产的积极性就会比较低，那些思想学说也就不会有多大的产量和多高的质量，即使有些产品，统治者也可能阻止它传播，甚至将它销毁。我们可以做一个推论：独裁政治制度是一个对人文社会科学进行劣胜优汰的机制，其中的主流文化必定不是真的好东西。本段所论就是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生产、发展和传播的经济学。

　　独裁者的支出将得到丰厚的回报：第一，接受了意识形态的子民更加顺从，统治成本降低，而收益却增加。第二，虽然高级官僚的不确定性程度比子民低，不会把意识形态当做真理，但是，由于无知的子民顺从独裁者，高级官僚反叛夺权所能得到的支持就会比较少，而将要遇到的反对却比较强大。所以，意识形态对子民的影响越大，高级官僚发动政变的可能性就越低。这一层是图洛克没有认识到的。

　　意识形态的培育和传播速度比较慢，然而一旦深入子民的头脑，要改变它也需要很长的时间，由它所造成的不确定性程度也是比较难以降低的，也就是说意识形态具有滞后性。子民的这种不确定性状况也是独裁者的潜在竞争者的行动背景，觊觎政权的竞争者常常认识到它的可利用价值。其利用方法就是宣称：现行独裁者对意识形态不忠实，简直是背叛，而我们忠实得多，因而是更加符合人民利益的。这是对意识形态的变本加厉地利用，种种形式的“原教旨主义”可以由此得到解释。

　　自然科学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的进步对于不确定性的影响是复杂的。它的直接影响是降低信息成本，增加信息量，这具有降低不确定性、从而降低政治交易费用的作用。但是，它同时也降低了独裁统治者培植和传播其意识形态的成本，方便了意识形态的广泛传播，从而又增加了子民的不确定性。意识形态的内容是人文知识、社会科学知识和政策计划，如果统治者能够维持其思想独裁，它们并不必然以同样的步伐随着自然科学技术的进步而进步。意识形态或许要相应地发生一些变化，例如，原先说皇帝是上帝派来管理百姓的，随着自然科学的发达，现在还相信上帝的存在和委派使者的人就可能减少了，那么意识形态就要调整，以论证统治的合法性。更加精致有力的意识形态总是可以找到的，一旦找到就利用先进的自然科学技术大力推广。

　　总的来说，自然科学技术主要影响着信息成本，科学哲学意义上的社会科学影响子民关于自身福利的因果知识，两者共同影响着不确定性。对于独裁统治者来说，自然科学技术的进步的影响有好有坏，真正的社会科学的进步带来的好处常常大于坏处，所以是不受欢迎的，因而社会科学是最难进步的。其中，经济科学能够促进经济增长，有利于统治者税收的增加，但是，它也会间接或直接地削弱意识形态，所以统治者可能让它有控制地发展。政治科学会直接削弱意识形态，因此最不受欢迎，容易被当作伪科学取消。真正的社会科学知识越是稀缺，其价值也就越大。而对于统治者来说，重要的是要选择性地阻碍其进步，否则，其统治成本就将不断增加，最终将导致独裁政治让位于民主政治。

　　四、为什么独裁政治与民主政治难以和平共处

　　如果一个独裁国家能够一直与世隔绝，那么，它将能够一直保持独裁制度。因为思想独裁制度使得能够增加关于社会事实之间的联系的社会科学知识难以生产和传播，不确定性因此难以降低。然而，如果世界上别的地方出现了民主政治[21]，而且很有可能那里的人们生活得更加幸福，如果自然科学技术的发达使人们能够了解到这些信息，那么独裁政治制度就遭遇到了严峻的挑战。独裁政治的存在基础—不确定性—被破坏了，因为维持较高的不确定性的因素之一（意识形态）遭遇到了挑战。

　　独裁政治的意识形态必然既从正面阐述服从伟大或神圣的一个人或少数人的统治的必要性，又从反面阐述如果不这样，子民必将丧失幸福。处于封闭状态的子民能够接受这种意识形态，然而，如果人们发现民主治理不仅是可能的，而且能够给公民带来更多的幸福，那么，原先的意识形态就会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独裁统治的成本将增加。

　　独裁政治如果要继续维持，那么它必须维持其意识形态，保持由意识形态带来的不确定性。要维持以论证独裁统治为中心任务的意识形态，就必须批评和指责民主政治的危害性。然而，如果“民主”已经成了全人类的信仰，那么独裁政治的意识形态就必须论证现行政治是最为民主的政治，而外国的民主是虚假的。消灭世界上的民主政治肯定符合独裁统治者的利益，而且统治者必定努力将这种愿望灌输给子民。

　　不确定的子民反过来又形成统治者或觊觎政权的竞争者的行动背景，只要有一部分子民接受了统治者的意识形态，就会有觊觎政权者以各种形式的“原教旨主义”来吸引支持，分享甚至夺取权力。这样，不仅独裁者以民主政治为敌，而且觊觎政权的竞争者甚至有积极性变本加厉地攻击民主政治。竞争者声称要维护人民的利益，因而要维护最为纯正的意识形态，以及符合这种意识形态的生活方式，反对甚至努力消灭那些与他们国家相反的国家。他们也可能声称，他们世界的现行统治者已经不能代表人民利益，其潜台词是必须由他们来领导人民。他们一定能够得到一部分人的支持，从而能够享有影响力，获得收益。全世界的独裁政治统治者及其相信其意识形态的部分子民、觊觎政权的竞争对手都会痛恨民主国家。越独裁的国家就越恨民主国家，我们甚至可以根据各国憎恨民主国家的程度来判别其独裁程度。

　　而理性的民主国家的政治家和大部分选民（特别是在民主国家的自由竞争的思想市场的影响下）也能够理解本文所阐述的道理。布什总统在“9·11”袭击事件发生之后指出：恐怖组织的目标不是金钱，而是重整世界，将其极端信仰加诸各国人民头上；
恐怖分子践行的是伊斯兰极端主义的边缘形式。[22]因此，民主国家的人民会认为别国的独裁政治制度会侵犯他们的利益，如果“帮助”独裁国家走向民主，就可能减少这样的损害。1992年美国大选中，比尔·克林顿就反复强调推进民主是该政府的首要考虑，在他上台之后，他的国家安全助理将他的对外政策的主题表述为“扩大民主”。[23]

　　注释：

　　[1] Tallbott, Strobe, “Democracy and the National Interests”, Foreign Affairs, Vol.75, p.49.

　　[2] 汤大华：《“民主和平论”简评》，载于王浦劬、江荣海主编：《政治与行政管理论丛》第一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87-99页。

　　[3] 赫伯特·西蒙：《现代决策理论的基石：有限理性说》，杨砾、徐立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第45页。

　　[4] Downs, Anthony. An 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 New York: Happer & Row Publishers, 1957,p.27.

　　[5] Calhoun, John C., “Disquisition on government,”Public Opinion and Propaganda, ed. By Katz, Cartwright, Eldersveld, and Lee, New York: The Dryden Press, 1954, p.15.

　　[6] 赫伯特·西蒙：《现代决策理论的基石：有限理性说》，杨砾、徐立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第47-48页。

　　[7] Knight, Frank H., Risk, Uncertainty and Profit,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1921, p.20-26.

　　[8] 杰克·赫什莱佛、约翰 G·赖利：《不确定性与信息分析》，刘广灵、李绍荣主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0页。

　　[9] Downs, Anthony. An 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 New York: Happer & Row Publishers, 1957,p.77.

　　[10] Downs, Anthony. An 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 New York: Happer & Row Publishers, 1957,p.79.

　　[11] 少数人的力量之和“应该”小于多数人的力量之和，这在冷兵器时代是没有多大疑问的；
但是，在兵器技术高度发达的当代，可能有人对此表示怀疑了。如果所有人之间的政治交易费用为零，那么多数人的集团也可以拥有先进武器，从而我们仍然可以说：少数人的力量之和“应该”小于多数人的力量之和。

　　[1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2页。

　　[13] Vira, B. “The political Coase theorem: identifying differences between neoclassical and critical institutionalism”, 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 Vol.16, 1997, Sept；

刘元春：《交易费用分析框架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106页。诺斯也讨论了政治交易费用，它的内涵和经济市场的交易费用相似，也是由衡量和实施成本构成的，见道格拉斯·C·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第14章，第4章。

　　[14] Tullock, Gordon. Autocracy, Dordrecht: Martinus Nijhoff, 1987,p.21.

　　[15] Tullock, Gordon. Autocracy, Dordrecht: Martinus Nijhoff, 1987,p.107.

　　[16] Wintrobe, Ronal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dictatorship,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p.33.

　　[17] 俞吾金：《意识形态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29页。

　　[18] Downs, Anthony. An 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 New York: Happer & Row Publishers, 1957,pp.96-97.

　　[19] Downs, Anthony. An 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 New York: Happer & Row Publishers, 1957,p.83.

　　[20] 迈克尔·罗斯金、罗伯特·科德、詹姆斯·梅代罗斯、沃尔特·琼斯：《政治科学》，林震、王锋、范贤睿等译，宁骚校，华夏出版社，2001年，第104页。

　　[21] 根据本文的理论，民主政治的出现条件是不确定性足够的低；
具体地阐述民主政治的出现原理不是本文的任务。

　　[22] 参见布什总统在遭受“9·11”袭击后的讲话，载于林国荣、赵晓力：《布什总统的修辞和意图—对布什911事件重要演讲的评注》，《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5期。

　　[23]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刘绯、张立平、王圆译，新华出版社，1999年，第2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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