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崇义：经世致用、济困扶危

　　刘尔思所著《创新产业扶贫机制：产业链建设与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研究》，脱胎于他的博士论文。纵观世界通例，博士论文往往是学人一生著述用功最深之力作。尔思此书,创造性地应用产业经济学理论，深入系统地研究如何通过产业链建设来有效地解决中国贫困地区的产业扶贫问题，在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两方面都作出了杰出贡献。

　　本书之选题颇有深意。几十年来，国内政治学等学科门类的发展，滞碍甚多，经济学膨胀成为几乎是一枝独秀的显学、甚至于至尊的“神学”。然而，经济学的发展似乎有负众望。近来国内经济学界广受诟病，既有学术层面“不入流”之讥，更有道德层面“没良心”之责。盲目折腾了几十之后，国内经济学界的现代经济学知识资源积累有限，在纯理论研究方面落后于国际水平，本来情有可原。但是，从事“没良心”的经济学，就没有理由开脱了。公众指责经济学界“没良心”，并不是说他们不关心世事、不切入现实问题。相反，国内经济学有“策论经济学”或“奏折经济学”之戏称，现实得很。公众所指责的是经济学界缺少道德激情或道义担当，过分热衷于依附官府或强势利益集团，长袖善舞，而对社会弊病、弱势群体关注太少。应该指出，以公平与效率为目标的改革，居然会形成目前这种被不少人称为“权贵资本主义”的利益格局，主要是不合理的制度与权力结构使然，迁怒于经济学界有失公允。不过，学界中人，如果一味趋炎附势、漠视穷人、罔顾公平，昧着良心为跛脚改革及其所带来不合理现实辩护，误导政府与民众，争当官府权贵的帮闲，纵受辱骂，也难辞其咎。士志于道，不可见利忘义而自取其辱。即使退而求其次，既谋道、亦谋食，仍须“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坚守职业操守和道德底线。尔思以平生所学，满怀学者良知，持守公正的学术立场和公众立场，披肝沥胆探究贫困人群脱贫致富之道，力图为济困扶危作出微薄的贡献。其研究所得，尽可见仁见智，但那份社会关怀与人文情怀，乃是为经济学界争回清誉之可贵努力。

　　就本书内容而论，尔思对发展经济学中与产业链建设相关的理论，诸如产业经济学理论、企业成本理论和产业竞争理论等，论述均相当确切。他对产业链建设的系统分析、特别是对产业链建设的扶贫绩效的理论分析，也相当引人入胜。但是，我更加喜欢的还是他对云南花卉产业链建设与云南产业扶贫的实证研究。

　　古来“救济”之道，救急而不救穷。祸从天降、急如星火，不在自力可控之列，因而仰赖救助以度过难关。长年穷困，外力之救济，则不过是杯水车薪，必赖内力因应，方是实现良性循环的长远之计。明乎此，便知“产业扶贫”之魅力所在。中国政府主导的“行政扶贫”，历来声势浩大，也为不少官员树立了不少政绩，但其成绩往往只是昙花一现，无法真正转化为持之以恒的脱贫能力。很多贫困人群即使一时脱贫，仍然依旧在脱贫和返贫之间徘徊循环。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必须发挥市场主体的力量、探讨市场导向的扶贫新路。

　　产业扶贫是指以市场为导向、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以产业发展为杠杆的脱贫致富过程。云南省目前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20%左右，而且其中不少人处于赤贫状态，催人泪下。尔思认为，产业链建设在云南省的产业扶贫事业中大有用武之地。产业链由产品链、供应链、价值链等构成。产业链建设指的是凭借链式衍生效应和产业集聚效应，形成具有竞争优势的某类产品产业链，带动某一地区经济的迅速发展。云南的产业链建设有很多成功范例，卷烟产业链、旅游产业链、药材产业链等等，都硕果累累，对云南经济发展及部分贫困人口的脱贫致富居功甚伟。

　　尔思的研究表明，云南花卉产业的潜力远远没有发挥出来，云南花卉产业链的建设和发展具有大展宏图的广阔空间。云南花卉业产出形态以初级产品和鲜切花产品为主，产品结构单一、产业科技水平较低、产业布局不尽合理、产业发展环境逐渐退化的局面，蕴藏着高投入低产出的风险，产品的配套升级势在必行。而从产业扶贫的角度说，关键在于通过云南花卉产业链的建设和发展，将基于自然禀赋的“比较优势”有效地转化成“竞争优势”，迅速提高云南广大农民的实际收入，特别是通过“公司＋农户”等市场方式将千家万户贫困农民卷入经济发展、发家致富的大潮之中。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尔思收集了翔实的实证材料，力图严密地论证云南花卉产业链建设的可行性、主客观条件、要素整合路径、风险控制和薄弱环节，并提出了一系列中肯的建议。

　　其实，对于云南花卉产业链建设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尔思的思考和分析似乎言犹未尽。这恐怕是因为这些问题和挑战已超出经济学、特别是技术经济学的范围。有趣的是，在中国传统词汇中，“经济”的本意是政治，即“经国济世”。即便是狭义的经济学，讲到极致，便不能不切入政治。资源配置、利益分配等等，绝不是在纯粹的经济领域能够解决问题，特别是在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尚待建立、政府还掌握着资源配置巨大权力的中国。发展经济学中诸多在西方世界行之有效的理论，应用到中国往往达不到预期效果，根本原因是中国尚还缺乏落实这些理论的制度平台。

　　这样一来，产业链建设最终要牵涉到制度创新与合理的制度安排、降低制度成本成为降低整体交易成本的关键。吊诡之处恰恰在于，产业扶贫的经济问题归根到底却是一个政治问题，各级政府及政府官员一身两任、既是动力又是阻力。中国落后地区基于自然禀赋的“比较优势”长期不能转化成“竞争优势”，症结往往在于政治权力结构和制度成本太高。共和国几十年以来一直进行着大规模“劫贫济富”的原始积累。毛泽东时代的有限“工业化”，以人类历史上最野蛮的方式剥夺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与农村；
“改革开放”以来的原始积累依旧沿着原来的制度惯性劫农民与农村之贫而济城镇官府之富。转型经济学的核心是培育良性循环的市场机制，从政府主导彻底转变为市场主导，政府从主导地位退居到辅助和服务的地位。具体到云南的花卉产业链建设和产业扶贫，既要求政府组织最初启动资金，更要求政府站在“赎罪”的高度将必要的文明成果返还农民与农村，提供正常政府所必须提供的法律秩序和基础设施等公共产品，扶持农民与农民发展产业经济而又不“与民争利”；
而且要与广大民众一起捍卫权利神圣、自由竞争、公平交易、等价交换、自愿互利等现代经济学最基本的原则。

　　我素来在学界力倡有思想的学术、有良心的学术，因而对尔思的收获倍感欢欣。相信他会一如既往、再接再厉，专心致志于利国利民的传世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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