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竞存:我的哥哥黄仁宇

发布时间:2020-06-07 来源: 历史回眸 点击:

  

  那天加州气温平和,我们还在计画周末活动,突然间仁宇兄的儿子培乐来电话,他说父亲在三小时前,在去附近一间电影院时,突然因心脏病不治弃世。过了一两天,我才知道仁宇那天是由他夫人格薾驾车到离ztlaPweN二十多英哩的一家电影院去看一部文艺影片,片名叫《雪降洋杉》……

  我的哥哥黄仁宇和嫂嫂格薾住在美国纽约州NewPaltz市,在一九九九年除夕中,我在西岸和仁宇兄通了两次电话,在交谈中互相勉慰,庆幸平安的进入一个新世纪。

  二○○○年一月八号,新世纪刚度过一星期,那天加州气温平和,我们还在计画周末活动,突然间仁宇兄的儿子培乐(JeffersonHuang)来电话,那时是加州时间上午十一点半左右,培乐的语音很平稳,可是消息是我们从来没有想象到的:他说父亲在三小时前,在去附近一间电影院时,突然因心脏病(CaediacArrest)不治弃世,就在这个简短的电话中,我和仁宇兄作不辞的永别了。

  过了一两天,我才知道仁宇那天是由他夫人格薾驾车到离NewPaltz二十多英哩的一家电影院去看一部文艺影片,片名叫《雪降洋杉》(SnowFallingOnCedars),他们刚到达电影院,仁宇兄说身体不适,在进门厅室,一坐下来就晕倒,当时由救护车送到附近医院急诊,医生已束手无策了。

  当时我除了伤感之外,还有一点诧异:平常仁宇兄作事认真,不爱浮华,为甚么要在周末白天去电影院呢?为了了解真情,我就在网络中寻找这部《雪降洋杉》影片的背景,才知道这影片是根据一九九四年间一部最畅销的小说编摄的,小说已经译成中文出版,书名叫《爱在冰雪纷飞时》,故事发生在西雅图城海湾中一个小岛。在大雪飘零之际,一个当地新闻记者查访法庭审问一件命案。其中包括不同种族男女间的爱情,小岛上住民的心理,私人间的嫉忌和偏见,都反映在记者的心目中,照我的猜测,仁宇兄对写小说有兴趣,他去看这影片,不是纯粹为了娱乐,而是要把文艺著作和电影两种媒体相互比较,有研究的性质。

  当天他们夫妇离家去电影院时,仁宇含笑对格薾说:「老年人身上有这么多的病痛,最好是拋弃躯壳,离开尘世。」随后格薾开车沿赫逊河岸转折,仁宇继续将身后事作为话题,和格薾检讨。这场经历在格薾嫂的心目中,留了不可毁灭的印象。

  我和仁宇兄从小在湖南长沙长大,一直到中学毕业,我们的父亲黄震白,别名种苏,是中国革命初期同盟会会员,在长沙时,我们兄弟年轻,父亲又常赴外省工作,在我的记忆中比较深刻的是在客厅墙上挂的国父孙中山的手笔,题赠「种苏同志」,中间是「博爱」两个大字,下首是孙中山的签名和印章。这幅字帖一直挂在家中,到了一九三九年抗战开始,家人分散,这手帖就不知道流落到什么地方去了。

  黄仁宇在十四五岁左右(一九三二年)开始向当地报纸投稿,当时湖南日报副刊,连续登载他写的世界名人传记,每篇都有他自己手描的人物画像。黄仁宇的写作热忱,从中学时代开始,从未间断。以后他继续在文章书籍中加入自己的插图,包括白描画、地图、表格和作战形势图等,都一手细心创制,他的私人用笺,上面就有一幅白描画,描写过去运河漕运情形,原来是他写明代经济史中的插图。

  一九三八年仁宇兄考入天津南开大学,念电机工程,刚过了一年,全国抗日战争开始,国内比较有名气的大学都辗转迁入内地,黄仁宇放弃学业,在长沙参加抗战日报,作编辑访问工作,那时抗战日报的社长是田汉,总编辑是廖沫沙(廖沫沙后来在中共中央工作,和吴唅,邓拓用「三家村」笔名写文章讽刺当局,变成检讨下放的标的,导起如火如荼的文化大革命)。

  黄仁宇于一九四三年由重庆飞往印度,参加中国驻印度远征军,在孙立人部下作参谋,常到战场视察,仍旧写文章,大部在重庆大公报发表,在北缅密支那之役,他到前线观察,被日军藏在树丛中的狙击兵射正大腿,运到后方调养。

  抗战胜利之后,仁宇兄随军由上海飞到东北、随后由国防部选派到美国LeavenWorth参谋大学深造、后来又到日本参加中国驻日代表团。在这个期间,我们只在日本东京匆匆见面二十四小时,一直要到一九五二年,他决心解甲读书。我们兄弟,才有比较多的见面机会。

  从一九五二年开始,黄仁宇在美国密西根大学念书和工作,那时他已经是三十四岁,把半生的事业成就全部放弃,重新和年轻的学生们生活在一起,这不是每个人都做得到的,他采取这途径,表示对自己写作著述的能力有信心,才愿意在半工半读的条件下,发愤攻读。

  黄仁宇在密西根大学UndergraduateSchool念了三年,由新闻系转到历史系,取得学士学位,在这段时间,除开读书、工作之外,他对年轻大学生的课外活动一样有兴趣。密西根大学是美国中西部足球连盟的一员(MidwestBig1o),秋天是足球季,各校轮流比赛,每场的观众上万,黄仁宇戴上黄蓝两色上有校徽的便帽,热烈参加。

  随后黄仁宇继续念研究院,一直到一九六四年,取得博士学位,美国政府,对大学文科(LiberalArts)不大重视,政府研究津贴很少花在这个部门,因为这个缘故,文科研究生都要自己找工作维持。

  黄仁宇一面工作谋生,可是仍专心读书,我看着他从一个业余性质的作者,蜕变为胸藏万卷的学人,他以后的成就,都是在这个期间奠定的。仁宇兄研究明史,把明实录一百三十三卷从头到尾研读,以后写文章,下结论,都引证纪实,不凭空虚构,也就是他为学过人之处。黄仁宇辞世之后,嫂嫂格薾寄给我一盒文件,其中有黄仁宇最近十年的读书工作纪录。我打开一本,看到他一九九二年十二月的日记,其中一个星期,他在五天之内,把「大史长篇」,重新研读一遍。我不知道「大史长篇」是怎么样的书籍,请教一位国史专家,他说大概是明朝王祎着的《大事记续篇》(七十七卷)和朱国桢着的《大事记》,从这件小事可以看出黄仁宇读书认真的情形。

  仁宇兄的名著《万历十五年》开始是用英文写的,在一九八一年由雅礼大学出版所印行,当时为美国名作家JohnUpdike发现,在NewYorker杂志写文推荐,同时这本书也列入美国历史书五个最佳作品之一。翌年《万历十五年》中文版在北京印行,由文革首先被清算的廖沫沙题笺,印在封面。这题笺也有一个小故事,我在一九八○年九月间,参加美国航空学会访问中国航空工业,途经北京,这时黄仁宇已经计划把《万历十五年》在中国印出,托我和妹妹粹存去拜见他的旧友廖沫沙,请他题笺。廖那时已清反复职,即刻照办,我现在手头还有仁宇写的一个短简,谢谢我们弟妹替他取得廖沫沙的题笺,并且说:出版书籍,和其他工程一样,一定要有多方面的协助支持,要谢谢你们在北京的连系工作。

  《万历十五年》这本书在北京出版,传到台湾陶希圣先生,陶先生很欣赏这作品,特别在台湾推荐,并同意写一篇读后记,台湾版就在陶先生领导下的食货出版社印行。

  黄仁宇个性强,不论学术和日常交往,都是心有成竹,不轻易改变初衷。可是为人谦和,不事夸张。《万历十五年》在大陆和台湾畅销,他对我一字不提,直到我们的表弟李承露从台湾来信,报告情形,我打电话给仁宇兄说:「听见你在台湾出版界和读者心目中声名鼎盛。」仁宇兄没有骄意,只问:「是那个人告诉你的?」

  黄仁宇的第二本重要作品是《中国大历史》,这本书在美国出版时是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可是早在七十年代,我到纽约州去看他们夫妇,仁宇兄就告诉我:他对中国历史有一个新的研讨方式,和美国各大学中国史专家看法完全不一样,我当时一点也不知道这学科的研究内情,只觉单刀匹马,和一班学术权威打对头,不是智举,就将这想法坦白陈述,黄仁宇一点也不同意,话题就终止了。

  黄仁宇生性豪爽,古道热肠,对人诚恳,人或有机谋,他视而不见,他在NewPaltz住处简素朴实,他写作的厅房面对着纽约闻名的Catskill山地游览区,可以看见日出日落,风云变幻。在黄仁宇的心目中,比甚么高楼大厦,都要胜过一筹,同时他注重储蓄,家有余资,都细心投资。

  黄仁宇夫妇爱旅游,在英国剑桥大学工作时,曾遍游西欧各国,在美国游历东西岸,最后在一九九八年春来加州访问,和家人欢聚之外,他们夫妇并开车到SanDiego和LasVegas游览。

  仁宇兄最后一次旅行,是在一九九九年十月应葡萄牙政府邀请,到里斯本参加澳门归还中国纪念会,在会中黄仁宇发表论文,题为「中国的经验-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

  黄仁宇欢喜宾客,Newpaltz附近有几家餐馆,是他家待客之处,其中有两家在赫逊河畔,风景优美,这地方也就是他写的《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名称的来源。另一家中国餐馆,叫「小熊饭店」,地址靠近Woodstock,是RockMusic发源之处,餐厅背山近水,非常风雅。

  仁宇兄常说:「我一生经历过中外各阶层的生活,不论是治世乱世,无所不闻,无所不见。现在我个人要做的事都已做了,可一死而无憾。」这种看法,和他最后一天和格薾嫂所讲的话,如出一辙。

  

  《中国时报》20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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