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云先：难忘洪湖父老情

　　1969年华中农业大学根据最高指示“农业大学办在城里是见鬼。”停止在武汉狮子山校本部的招生，先后在新洲分院和宜昌分院办学。学校的教师和职工有的分配到分院，有的贯彻五七指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编成连队到洪湖去插队落户。

　　在宣布下放190人的名单里，我和丈夫俩口子都在名单之内，规定退掉原住房屋，还得带上家属（婆母、丈夫的的姑母和我俩的两个女儿）一骨碌带户口到农村。大家的看法一样，这批下放人员今后恐怕回不来了。说是说下放人员“除老弱病残者外“。实际上这批人中间，有心脏病老病号，有高血压患者，有老人，我家的姑母还是盲人呢！因为分析名单中的这些人，有的是摘帽右派，有的是历史上有些问题的，有的是“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的等等。能再让这些人回学校吗？这批人是没有资格参加教育革命的。因为在教育革命中要工农兵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再不能让资产阶级来专无产阶级的政，而大多教师的世界观被认为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学校中弥漫着一片教书倒霉、读书无用的思想，对前途茫然。当时人们的心态真是各种各样，我教研室有的悄悄送来礼物，表示关切。大多数人暗自庆幸没有被打入我们这个行列。

　　在限期离校时，派来替我们把东西搬上车的人，一边搬我们的几件旧家具，一边说：“这些资产阶级的的东西，到农村去用得着吗？”巴不得把我们扫地出门才好。这批下放人员的确是在被丢包袱、被遗弃啊！大家对前途没有信心，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只能把这当成一条养家糊口活命的出路，听任摆布！

　　1969年11月11日的那天，送我们的专船由武汉港开出，临开船时，都默默无言。眼望着江汉关大楼慢慢远去而消失，我心中默念：我的故乡—武汉，再见！今生能否再回到你的怀抱？留在武汉的亲人，再见！何时能再团聚？

　　与我们同行的还有几个干部和教师，他们的任务是奉命送我们这批人到达目的地，与当地交接。

　　当天黄昏时分，到达洪湖龙口镇，大家纷纷下船，只见许多牛车停在江岸边，公社已经安排大队来接各家直接到小队去，这些牛车就是来接我们的。经过交接手续，彼此也来不及招呼，各家就分手了。我家是到利国大队一小队，小队干部们帮我家将家具、被褥、杂物绑到牛车上，全家六人也都上了车。牛车叽叽嘎嘎、慢慢吞吞、走了几个小时才到达目的地。社员们七手八脚把东西搬进一栋屋，我和丈夫及老小一起动手打开行李，先睡下再说，当晚一场大雨，雨水打在瓦上的哗哗声与我的心潮共起伏：“我将扎根于此啦！”

　　安排我们住的是原来几个下放知青住的土砖屋。现在只剩下一个知青了，他已住在社员家，其余几个知青都被招工离开了洪湖。这栋土砖屋的中间是供作饭、吃饭、活动（如打草把子、养鸡、放鸡笼、待客）、放农具的大间。已经在墙角打好了土灶。大间的两侧各有一小间，我和丈夫带4岁的小女住左间，婆母、瞎眼姑姑和13岁的大女住右间。我和丈夫到过农村多次，但拖老带小到农村，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要安排小的上学，要照顾老的生活。一日三餐的米、菜、柴、水不能少，自己每天还得参加劳动。我们很快将生活安排就绪。用塑料薄膜将窗子遮住代替玻璃；
用报纸将墙与瓦间的缝隙堵严；
买了大水缸、水桶，到村边塘里挑水；
开垦菜地，种上蔬菜；
买了母鸡，安好鸡笼；
在农村又建立起一个新家。

　　我们全家六人来到农村，对当地来说，是件大新闻。未来之前，社员就知道要下放到村里来的是犯了错误的干部。到达的第二天就有人不断来看望。见我家又是老，又是小，还有瞎眼的老婆婆，都很关心地问我们缺什么，建议该买什么。我们也向小队要了花名册，了解各家的情况。先到德高望重的老农家去拜望，再去五保户、小队干部家探视。雨后天晴，我们便随社员出工。我们因为带工资，只记工分，不参加口粮分配。在共同劳动中，与社员渐渐熟悉，互相串门拉家常，建立了感情。对小队的情况心中也有数了。

　　我们将大女送到公社的中学去插班，小女暂不上学，她就成天和社员的孩子们玩。

　　下放干部都是凭户口买商品粮。买米、买油要到龙口镇粮店。我们带着小女到龙口采购，去时箩筐一头放石头，一头坐小女。回时则一头放米等，另一头还是坐着小女。她可高兴哩！我丈夫挑着这付担子闪闪的走着，我跟在后面，夫妻相随，一起走这人生新的道路。

　　我们每天收听天气预报，用小黑板写出来放在我家门口；
替社员写信；
帮小队规划生产；
替小学代课。我们的朋友从武汉寄了一些外科用药（纱布、药棉、紫药水、消炎药等等），婆母就为社员的小伤小病换药送药。我们认真劳动，诚恳待人的态度，很快就得到农民的信任，农民亲切地叫我丈夫为“老*哥“，叫我为：”老万“。

　　我们那时年轻，是学农的，又经历过反右、三年困难、文革中到农村多次，对农村生活并不陌生。由于每个小队只安排一家下放干部，不是开会，平时大家见不到面，不了解其他下放干部的情况。但我们大队在大路旁，如果到龙口买生活用品，下放干部就可以弯到我家来休息和交流信息。使我印象最深的有几件事。到达龙口的第二天一大早，邻队的**哭着来找我们。因为安排她住的家，原来是个牛屋，一夜大雨，到处漏水，可怎么办？这哪是人住的地方呀！我丈夫陪她去找各方面的领导。这才将她住的屋修缮到能住人的程度。另一 家下放干部**夫妻带着子女共四人住在离我家只有约五分钟路的另一个小队。妻子因心脏病在当地去世，她的儿子一清早就来敲我家的门。哭叫：“我的妈死了，我爸爸请你们赶快去！”我们到他家，只见**呆呆地没有主意。我丈夫找来邻队的两位下放干部和**所在小队的干部，请示了下放干部连队的领导，商量之后，决定将遗体送到洪湖去火化。便向小队借来一乘架子车，下放干部四人推的推，拉的拉，将车推拉上了堤。临行前举行了简单的告别仪式。眼望着四个活人、一个死人慢慢远去，我将**家五岁的小女儿牵到我家，不禁产生一股悲凉之感。他家几个无娘的孩子今后怎么办？我的好友***和***夫妇在另一个大队，有一次她路经我家，见面后，她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不停的流泪。我俩四目相对，默默无语，能说什么呢？我们都无法作出另种选择，只能力所能及地互相帮助，作长期扎根的准备。

　　兹录我丈夫诗一首于下：

　　插队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一声炮起九重天，顿贬群儒十万千。耄幼妻猫皆下放，山湖野岛任挥迁。

　　村姑备黍迎稀客，社干披星补漏掾。寒雨沙沙风颤颤，温馨唯染楚江边。

　　这时，最大的依靠就是农民。他们宽厚的心胸使他们不歧视这些下放干部。对这些人生活的困难、劳动的安排，处处给予照顾关怀。上面说的修屋，为去世人火化等，每件事都离不开农民的帮助。我自己也同样经历了许多难忘的事。

　　下放当年的冬天，有一阵我丈夫到洪湖县参加工作组活动，某日，大雪纷飞，我开门一看，只见门口积雪半尺。我无法挑水，便用盆装雪进屋，想将雪融化为水再做饭。装了两趟雪后，忽见小队长挑了一担水到我家门口，给我家送水来了！我心中一热，这雪天送的，不是水，是黄金般的心啊！

　　在一次收割草子时，我的镰刀不快，渐渐落在后面。还是这位队长，发现我落后了，他便默默地到我身边，帮我割草子，使我能赶上与其他人，保持在同一水平线上。农民劳动，不论是薅草，还是插秧，习惯是大家站在一条线上，边说话，边劳动。他们认为帮我是很自然的事，是不成文的规矩。这是把我当成自己人看的表现。

　　队里有一个放牛娃，和我家很熟。放完牛回队时，一定经过我家。他骑在牛背上，向我家丢过几次刺猬。每次都大声叫我小女：“拿回去恰（洪湖话，吃的意思）！”他放的是一头全身白毛的牛，这种遗传变异的白化牛是很少见的。而且，洪湖放牛娃将牛牵进牛屋之前，总要先唱：“牛…啊，尿！牛….啊，尿！”先让牛撒一泡尿。在傍晚的蒙蒙炊烟中，到处飘荡着这催牛撒尿的歌声，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的，带点浪漫的民俗。

　　我家对门，是彭妈的家。她早年丧夫，独自带大两个儿子。可能是遗传的原因，老大从小失明，老二视力也差。彭妈性格刚强，是土改的根子，别人都不敢欺负她这个寡妇。她为知青讲话，不许人为难知青，那个没被招工的知青，就住在她家。现在又为下放干部讲话。我的婆母与她投缘，，经常到她家去玩。我们家不知吃了她家多少米酒、麦芽糖。得到她的照顾真是无法数计！现在彭妈已经去世，她的小儿子一直每年都到我家来看看，这几年没有来，但过年时一定会打电话来拜年，问好，算起来，我家与他家的友谊到今年已有38年了，那时，他还是个少年，我们也年富力强，如今他都50多岁，我们也是满头白发的老翁老妪啦！

　　在农村生活，就得家里有劳动力。无论什么东西，不会自己到家中。丈夫在家时，挑的劳动是他干。但他如果外出，就得我和大女来干。那时大女还只有十三、四岁，也经常到村外水塘里挑水回家。农忙时，学校不上课，要回家与大人一起参加劳动。平时每天到离家有50分钟路程的公社中学上学，不能回家吃中饭，就饿着肚子。就连小女，也和农村的孩子一样，能挑一担小箩筐。有一次，小队分香瓜，我家的那份，就是小女在小朋友的帮助下担回家的。小女过年后就五岁了，开始在小队的小学上学。下雨时，头戴斗笠，挽起裤脚，披着蓑衣，扛着一个小板凳，手拄一根芦苇作拐杖，高一脚，低一脚踏着泥地去上学的模样还在我眼前晃动！我们的孩子吃了许多苦，特别是大女，因为父母的缘故，受了许多委屈。在长身体时，得不到营养，以至体弱多病。但她很坚强，每当身处逆境，总能化险为夷。现在我看到那些穿着时尚衣服的少女，无忧无虑地玩着、打闹着，就想起我的两个女儿，她们的童年和少年真是生不逢时啊！。

　　这时，农村生产比起60年代早期已有很大的恢复。我家的菜园种的四川大叶芥、武汉的鳝鱼骨豇豆，在小队里算是新鲜品种。洪湖出芦苇，用它做豆架，真是再好不过。豇豆在架上结得密麻麻，长长的豆荚拖满地。我每次摘豇豆，都得带两个菜篮，装得满满地。沿路走，沿路送给农民朋友。我留了很多作种子，以便送给来年愿意种的社员。至于母鸡生的蛋，每天总有五六个，老人和孩子都有得吃。这生活，比我们在学校强多了！那时，我们工资低，家大口阔，而农民除了向土地索取，还一分活钱都没有哩！

　　我家在下放前夕，婆母向狮子山粮店的老板要了一只四脚踏雪的小黑猫，到冬天时，这支随我们下放的黑猫已经长大了，它怕冷，躲在灶里，谁知灶里的余火把它全身的毛都烧焦了，只留下一个黑毛的头，家里的老小一看见这只怪模样的猫，都笑得肚子疼。但这只猫很会捉老鼠，离开洪湖时，它已经生下一窝小猫，其中只有一只是白色的，后来我家调回武汉时，孩子们坚持要带这只白猫，我们把母猫送给另一个下放干部，其余的猫就送给农民朋友了！

　　农闲时，社员教我打草把子。先做一个头上有钩的竹弓，弓尾套在竹筒里便可以旋转。瞎子姑姑拿着柄转动，我先在弓头上钩上草，随着柄的转动，不断均匀的加草，便成了一条松松的草条，三折后，取下草头，扎入折内，便成为一个草把子。如果将草把子摇紧，便是草绳。用草绳将若干草把子捆在一起以便堆放。

　　过农历年时，家家户户炸果子。就是将发面一团团地加到油中，炸成不规则形的油果子。这时， 就有许多农民朋友送热油果子到我家，给老人、小孩吃。还有米粑、汤圆、米酒等等。雨天，雪天不出工。不少男社员就到我家来坐，有时晚上也来。一边抽着劣质烟，一边喝花红叶茶，谈天说地。不会抽烟的丈夫也跟着学会了抽烟。回武汉后才戒掉。与农民朋友相处，没有隔阂，不被歧视，不像在学校那样受压抑！

　　我们拖老带小到洪湖下放期间，只有我的母亲、弟弟和堂弟来探视过。万万没有想到学校农场的工人杜圣春出差洪湖时，专程到离县城有三十多里路的我们家来看望我们。我们真是喜出望外。我丈夫有次回校，除邻居邢世珍接待他吃住了三天外，老杜也热情的请他到他家吃过饭。而我们原来的同事、熟人对他视而不见，可能是怕惹麻烦吧！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这些难得的友情。

　　并不是生活就这样平静的过着，“左”的阴影仍笼罩着我们。林彪事件后，不让我们听传达，不把我们放在人民之列，使我们的伤疤又撕开流血。特别是1970年大女初中毕业，公社把她当作五类分子（摘帽右派）子女，不让她读高中，可能还要就地再下放。其他下放干部的子女都能继续升学，惟独我家及另外一家的孩子不许再上学了。这件事对我们的打击更大。难道我们的孩子还要替我们来背这个沉重的十字架吗？我见大女十分消沉，，担心她想不开，会出什么意外，我和丈夫便带她到附近的农场去玩。正当我们忧心忡忡之际，传来了好消息。经过下放干部连部的争取，这两个孩子也能上学了。这时已经开学个把月，大女上学后，只花了一、两个星期，就赶上了所有的功课。

　　更令人想不到的是，学校恢复招生之后，我们俩作为首批人员，结束下放。于1971年7月回到华中农业大学。临行之际，我们将许多柴草、粮食等送给社员，我们的农民朋友帮我们打好行李，轮流请我们全家到他们家中住、吃。一直送到学校来接我们家的汽车上，才依依不舍地告别。在洪湖一共一年零八个月，洪湖父老对我们的恩情，将永远铭刻在我们心里。

　　（后续部分见《筒子楼生活点滴 1971-1980年》，已在天益网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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