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昭根：领事服务指南出台幕后

　　中国人在国外的问题实际上是中国国内长期积累而尚待解决的矛盾的一面镜子。

　　中国外交部8月21日在其官方网站发布了2007年版的《中国领事保护和协助指南》，与2000年和2003年颁布的前两版相比，新版《指南》除明确了驻外领事官员的职责，还列举了19种寻求领事保护的常见问题。新版《指南》出台的背景是，随着中国的政经势力向全球扩张，中国人的海外安全事件正呈现快速上升的势头，2005年，外交部参与处理的各类中国人海外安全事件达2.9万件，2006年则有3.1万件。随着中国人因留学、旅游、投资、打工等出境人数的增多，相关安全形势会越来越复杂。

　　在这种日益紧迫的形势之下，2006年，外交部共发布领事新闻400余条，出国提醒和须知近400条，比前年增加了约50%。而外交部领事保护处自去年5月29日成立以来，已经参与了3次重大撤侨行动——东帝汶撤侨、黎巴嫩撤侨和汤加撤侨，以及8次解救中国公民境外被绑架和劫持的案件。今年8月23日，“升级版”的领事保护中心在原有的领事保护处的基础上宣告成立。然而，尽管外交部在通过风险提示和善后服务“两手”全力化解中国人的海外风险，风险依然如影随形，这其中有着一些难解和无奈值得国人深思。

　　非法移民——中国的原罪

　　2007年10月11日，英国边境和移民署在伦敦唐人街展开大搜捕，逮捕了30多名以中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籍为主的非法劳工。这是英国边境和移民署今年以来最大的搜捕非法移民行动。由于针对的主要是华人，不由让人想起2004年轰动全英的兰开夏郡莫克姆海湾23名华人拾贝者遇溺事件。2005年9月19日，华人拾贝案在英国开庭，控方指遇溺事件完全是组织者的“玩忽职守”所致——这些死者中，有21人是来自中国的非法劳工，这些人由于被当地居民排斥，迫不得已在晚上出海，因为潮水上涨，才意外丧生滩涂。

　　以遇溺事件为背景，英国著名纪录片导演尼克·布鲁姆菲尔德拍摄了再现中国偷渡客辛酸的电影《鬼佬》（Ghosts）。该片于2007年1月在全英范围内上映，让操控中国非法移民的人蛇集团再次成为众矢之的。据调查，2003年之后浙南部分地区普通人到英国从事合法工作，比如餐馆厨师，需要支付当地合法机构中介费至少20万人民币；
而如果走非法偷渡渠道，费用大概是15万人民币，且可以边打黑工边还，这对于很多中国沿海的低收入者非常有吸引力。但偷渡除了法律风险外还有人身安全风险。2000年6月19日，英国多佛尔港海关人员在一辆货柜车的集装箱内发现60名中国非法入境者，58人已被闷死。

　　私渡英国的例子，只是中国非法移民问题的冰山一角。据了解，非法移民或劳务输出的途径主要有4个：一是假借留学之名办理各种手续，出国后即还原其本来面目；
二是通过正规渠道赴海外务工届满后“超期服役”，私自滞留打黑工；
三是持旅游签证入境后便把护照、签证扔掉，做好“一黑到底”。最后是铤而走险的偷渡，通过“蛇头”和中间人，交纳高额费用，采取伪造证件、冒名顶替，以“跳船”或乘车的方式，分散或集体偷渡。

　　据媒体估计，每年大约有5万名中国非法劳工进入英国，这个数字几乎和每年中国到英国留学的学生数量相差无几。而据中国官方统计，从上世纪80年代到2003年底，已有294.4万名中国劳务人员走出国门；
这一数字目前已经突破了300万。这些出境务工者散布在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涵盖建筑工程、服装加工、农林牧渔、电子装配、机械加工、远洋运输等诸多领域。2007年7月，美国《耶鲁全球化》杂志也刊文指出，自从1970年代改革开放后，已有1800万中国人离开祖国流落他乡，比3500万海外华人的一半还多！

　　由于处在当地法律监管的盲区，绝大多数非法劳工很难逃脱被雇主“盘剥”的命运。他们的工资往往只有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一半甚至更低，还经常被恶意拖欠；
甚至有些包工头会在工作临近结束时，将工人的住处报告给移民局警察，让他们两手空空地“打道回府”。遇到这种情况，由于他们没有完善的用工合同及保险条款作保障，很难通过打官司讨还公道，更何况他们中的许多人文化水平低，语言也不过关，即便想打官司也摸不着门。

　　在这种封闭和扭曲的社会环境下，一些生计无着的非法移民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少数人甚至组织或加入了当地的黑社会，以当地同胞或中国游客为压榨或打劫对象。在美国纽约、南非等对枪支管理松懈的地区，大多数华人被杀案都与这些非法移民有关。非法移民犯案，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中国洗脱不掉的原罪。当然，从属地管辖的角度看，不管是非法或合法入境，劳工都有在安全环境下工作的权利，移民对象国对此也应负起责任。

　　素质与文化——尚待提高

　　9月18日上午，由中国国家旅游局综合司、外交部领事司主办的出境旅游安全宣传日活动在国家旅游局启动，两司向现场公众发放了《中国公民领事保护和协助指南》、《出境旅游安全提示》以及《提升中国公民旅游文明素质行动计划》。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后面这个计划书，尽管针对中国人的素质与形象问题，一个月前出台的外交部新版《指南》中就已有诸多的诫免，但如此郑重其事地编列计划书并大力宣传，却是破天荒头一遭。这也显示中国游客在海外的形象，尤其是其中腐败官员的劣迹，已危及中国的国家形象。

　　2006年，中国出境人数达3452万人次，成为亚洲第一大旅客输出国。不幸的是，欧洲酒店业今年6月举行的全球游客评选中，中国游客形象排名全球倒数第三，而日本人却名列第一。在欧洲人看来，中国游客时间观念淡漠，嗓门大，随地吐痰，乱扔垃圾，坐公交车抢座，排队加塞，大庭广众之下脱鞋脱袜、赤膊袒胸，吃自助餐多拿多占，遇有纠纷恶语相向……“中国人，便后请冲水”，“请安静”，“请不要随地吐痰”，这些仅以简体中文标出的警示牌，正在中国人出境游的主要目的地国——法国、德国、日本、泰国、新加坡等地频现。当大批游客成为中国最新出口品时，“中国人”却成了不文明、粗鲁的代名词。

　　据《环球时报》去年12月的消息，马来西亚一家贴有“中国女子禁止入内”告示的酒吧，将一名在马经商的中国女性顾客赶出门外，在华人圈里引起了很大震动。据了解，不少马国夜总会有针对中国女子的苛刻规定。原来，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女子追随“荷包鼓胀”的中国游客的足迹，前往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等地从事色情活动。马国警方在过去两年就拘捕了约6000名涉嫌卖淫的中国女子，约占被捕外籍女子的40%！马国酒吧出于“避嫌”考虑，纷纷打出如此告示与中国女子划清界限。这就使不少在当地旅游、安家落户或者外派工作的中国女性受到牵连，甚至在当地警察机构执法活动中受到虐待。

　　受到歧视的不光是“小龙女”，近年来中国出境旅游团因有偷渡嫌疑成员而被整团退回的事件已发生多起。在刚刚过去的国庆黄金周中，中国一个赴欧洲5日游的旅游团就被德国警方阻止入境；
而2006年北京边检总站陆续接收了几批被整团遣返中国的旅游团，涉及大陆10个省市百余人。与因有偷渡嫌疑而被退团相比，更为恶劣的是少数违法乱纪的官员在国外对国家及官员形象造成的恶劣影响。早在2001年5月，东北有个市长在法航飞机上霸占了五六个行李架，大骂机组人员而最终被警察赶下飞机。2006年11月，安徽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徐文艾所率的10人公务考察团在芬兰赫尔辛基机场被查出持伪造芬兰司法部邀请函而被遣返。中国官员却在全球最清廉的国家发生如此“国际丑闻”，这让在芬兰中国人自叹丢脸甚至抬不起头来。这从而成了中纪委查处公款出国旅游的导火线。严重但通常不为人所知的是，公费出国旅游造成国家财政上的严重负担。而据中国社科院旅游研究中心主任张广瑞称，我国近些年真正因私出境的人次数仅占出境总人次数的50%，另一半是打着访问、考察等旗号的公费出国，以致“连南斯拉夫的奶牛都认识我们中国人了”。据2000年《中国统计年鉴》显示，1999年的国家财政支出中，仅干部公费出国一项的消耗就达3000亿元。仅以南非为例，目前平均每年从中国各地到南非访问的有200多个“公务团”，一年在南非至少要花掉公款5000万元。

　　除了形象不佳，文化与习惯的差异也会导致某些风险汇集到海外中国人身上。中国俗话说“穷家富路”，意思是在家应节俭，出外则应准备足够的费用，该花的要花，别亏待了自己。但当某些富起来的中国人一身珠光宝气，挥金如土，在国外招摇过市，并且喜欢随身揣着大把钞票出入赌场等娱乐场所时，国外的小偷可就欣喜若狂了。《国际先驱导报》曾这样报道：“当中国的旅游团在巴黎的许多奢侈品商店已经可以享受最高级别的关门服务的时候，一个中国人又在英国的约克郡购买了一座中世纪的城堡。一时间，关于中国人在欧洲各地消费的故事已经成为了当地人心目中继富裕的日本人之后的又一个神话。”中国人神话的存在，自然勾起国外惯窃的情有独钟、痴迷暗恋、关心研究、跟踪盯梢乃至最终的零距离“求爱”。

　　中国人“使用现金”的习惯引发抢劫倾向，这已是国内外周知的秘密。在国内时还好，因熟悉道路情况、报警程序而所带现金也不多，所以被抢劫的几率较低；
但在国外，这三点因素都不具备，风险也就陡涨起来。更有甚者，在南非等国从事服装鞋帽等商品批发零售的华商需要大量的流动资金，一些中国人为了逃避税费，宁愿冒险采用现金交易也不愿从银行过户；
更有一些非法移民，没法在当地银行开户，做生意时只能随身携带现金，这些都使得遇劫风险陡涨。

　　在国外遇到麻烦时，中国特色的“打点”手法固然在一些法制落后的国家如柬埔寨、朝鲜可以大行其道，但在更多的法制健全的国家则不啻是节外生枝。《中国领事保护和协助指南》在“对公民出国后的特别提醒”中有这样一条，“您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应循正当途径解决，不要采取贿赂等不合法方式，以免问题复杂化”，就点出了此举的弊端。而除了被动性的打点，还有很多中国海外公司会沿袭国内的一些操作办法，主动走后门甚至贿赂对方，以获得商机。这些手法不但授人以柄，还容易惹怒当地黑社会，招来杀身之祸。

　　总的说来，中国人在海外遇险的背后有文化上的差异，但更多的是素质问题。中国人在国外的问题实际上是中国国内长期积累而尚待解决的矛盾的一面镜子。就此而言，外交部领事服务指南的出台，是在将这些昔日的难言之隐婉告于它为之服务的海外公民。

　　商业伦理——亟须完善

　　加入世贸组织5年多来，中国进口了24万亿美元的商品，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每年以20%的速度增长。截至2005年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为572亿美元，境外中资企业达1万多家，遍布全球163个国家和地区。中国的进口和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为世界相关国家和地区提供约1000万个就业机会。而在正常的经贸往来之外，中国还向160个国家和区域组织提供了2000个以上的援助项目，为相关国家培训了18万余名管理和技术人才，减免了一部分国家总额逾160亿元的对华债务。这一切，都是中国津津乐道的数字。

但无论是在对外投资还是援助领域，出现的问题已经不少。首先，投资导致的工业化进程不一定会带来“兴地富民”的效果，因为大量的资金密集型产业的投入，资本要素比重比较大，在分配中，资金所有者拿走的利润比重也最大。譬如在安哥拉，中国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石油客户，有20亿美元贷款来自中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但这是安哥拉某些人的胜利——这些人将安哥拉的石油收入据为己有，并让整个国家继续贫困潦倒。所以，尽管非洲多数执政者对于中国的无条件援助欣喜不已，但非洲普通民众不一定有这种好感；
尽管每年有数十亿美元投资在非洲，但非洲的贫困率仍在不断加剧，艾滋病、疟疾等疾病依然到处横行，所有这些问题同环境的退化和对资源的掠夺性开发是分不开的。更何况，中国雇用廉价劳动力开采当地自然资源并向当地出售制成品——这些产品强大的竞争力摧毁了本地的生产商。尼日利亚和南非等国纺织商对此最为愤怒，因为他们的纺织业因此失去了数十万个工作机会。

　　针对中国更为严重的抱怨是，中国没有与西方一道将援助和投资与非洲的人权、环保及提高石油业务透明度等问题挂钩，从而纵容了整个非洲大陆的侵犯人权及腐败行为。由于中国石油进口总量的7%来自苏丹，这样国际上就有人将达尔富尔问题与中国的奥运会联系起来，变成了中国的外交问题。另外，一些中国商人认为非洲人非常傻、特别笨，做生意容易蒙骗他们。其实，非洲商人十分精明，非洲国家普遍沿用西方国家的质量体制，对产品售后服务要求高。因此，在非洲从事经贸活动或投资建厂搞短期行为只会自损信誉，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个体户进入俄罗斯及一些东欧国家市场所发生的悲剧就可能在非洲重演。

　　其次，中国的对外援助方式从初期单一的无偿援助发展为当前的无偿援助、无息贷款、优惠贷款、混合贷款、合资合作等多种方式，应该说更符合中国现阶段国情了。但美国一家报纸在谈到中非新型经贸关系时说，昔日的无偿援建项目是“在冷战时代花钱买人心”，而现在，“隐含在那些友好工程背后的革命政治理想主义渐渐消失”，经贸活动的主旨是“廉价抢占资源”。赞比亚一位总统候选人就曾向台湾示好并批评一个由中国人经营的煤矿条件恶劣。还有人批评中国的非洲政策正变得至少与其它外国势力一样贪婪而不道德。

　　再次，当前国内企业裁员、辞退工人相当随意；
银行和股市都是“唐僧肉”，企业的投资人、债权人意识相当淡漠；
至于偷税漏税、不注重环保、管理者自肥，更是一些人暴富的捷径。这些在不健全的市场环境里养成的不健康习惯，一旦被海外企业照搬，就很难赢得所在国的尊重。2006年末，汤加（Tonga）的当地居民对中国商人雇用从中国来的工人而不从当地招工愤怒不已，他们抢劫并焚烧了超过30家华商的店铺。低成本、价格战、割喉竞争……作为竞争对手，这样的形象令人生畏；
作为老板，这样的形象更令人拒斥。西班牙烧鞋事件背后的煽动者，是华商在当地的竞争对手，参与烧鞋的正是当地鞋业失业工人。

　　当然，并非所有的中国企业都还停留在原始积累阶段，但是多年来在国内原始竞争中所形成的竞争观与生存哲学，很难不作用于海外市场。中国人最熟练的功夫是招商引资，而不是对外投资；
最擅长的是作“世界工厂”，而不是当“中国老板”。人们在美国企业身上看到的是对股东回报的看重，在欧洲企业身上看到的是对员工福利、环保的看重，但在中国企业身上却看不到清晰的商业伦理。后者一般还停留在“客户至上”阶段，对社会责任、股东回报、员工福利考虑较少；
部分华商在经营过程中过分关注成本，忽视了社会责任，在当地积累了一些矛盾，一有风吹草动，那些心怀不满的当地人很容易借机发难。有鉴于此，中国企业欲维持自身长远发展，就需要树立合作共赢的理念，注重跨文化管理，融入当地社会，关注所在社区整体发展和其他族群的经济利益。只有这样，才会有中国海外投资的经济安全。

　　综上所述，中国人在海外形象低落及安全事故频发的原罪是来自中国的大量非法移民，影响最为恶劣的是少数公费出国官员的胡作非为。而中国式的商业伦理还不能让外国同行普遍信服。这一切除了偶然因素及突发性事件外，大部分最后都指向了中国人的素质问题。难道“不文明”真是后发国家的必经阶段？有人却认为，“不文明的行为方式只是表面现象，背后是中国社会道德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巨大反差”。这也许是中国外交部领事服务指南出台幕后更大的无奈与期待吧。

　　（原文发表于《南风窗》2007年第21期，作者授权天益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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