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励生：转型期学术中国的守夜人——关于杨玉圣学术志业的综合批评之二

　　摘要：杨玉圣以其长年坚持且深入细致的学术批评志业成为学术中国的守夜人。其对种种学术腐败、学术不端和学术失范现象的批评，不仅推动了学术规范的发现与重建，而且敞开了学术的公共空间，使一种对话和商谈的伦理开始进入中国的学术共同体。而其在专业领域所做的考据性批评，同样旨在多重的建与立：确立信史，学科建构，乃至重建学术传统，等等。从而使他的守夜人角色在惩恶之外又多了一重扬善的功能。

　　关键词：学术批评 学术规则 公共空间 守夜人 信史

　　我注意到，杨玉圣特别喜欢引用胡适之先生说过的一句话：尚需苦撑待变。为何？实乃非常时期也。眼下当然不是类似抗战那样的非常时期，然而，转型中国的非常比之往日封闭的“恒常”，其开放出来的问题，呈裂变状态，用杨玉圣自己的话说：自从9·11之后，就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了。况且泥沙俱下，善恶莫辨，秋水共长天一色，圣哲与魔鬼杂处……在世纪之交的中国学术的特殊场景和语境之中，杨玉圣高举“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的旗帜，且不论吃力是否讨好，就那一次次地把自己推向一个个学术事件的风口浪尖，非得生出个三头六臂方能对付的黑白两道的或毁谤或中伤，或谩骂或打小报告，或者干脆就是吃官司和学术码头的霸主、盟主们的无形或挤、或压。在这个“教授满街走，博士不如狗”的追名逐利的世纪中国，势单力薄的个人居然充当起了学术中国的“守夜人”，时刻监视着学术的不端、失范、腐败，并以为学术中国实则是个共同体，大家都在学术的“泰坦尼克号”上……若我学学当年李贽，倒是要回头抨击杨玉圣的，既然“泰坦尼克号”要沉没就让他沉没吧，就是因为有你等“清官”们在，腐败的学术才苟延残喘自我复制至今。

　　于心不忍的是，杨玉圣仅仅一介书生，手无寸铁不说，既无背景又无权力，仅有一身皮囊，据我所知，还不是很健康的一副皮囊，还要受那么多的窝囊气。就这一个文弱书生，居然养就一身的浩然之气，想必便是靠它撑持，才可以让他义无反顾、二十年如一日地无怨无悔？他曾把学术书评分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为学理性批评，狭义为对学术失范、不端、腐败的批评与揭露。若论前者他已从事二十年有余，若论后者，他批评《移民与近代美国》系抄袭之作引起高度反弹至今也有整整十五个年头。[1]也就是说，二十多年来他仅仅是用学术批评的武器、仅仅是以一个学术批评家的身份，以一己之力居然干出了震动整个学界的事业。

　　当然，从批评家的意义上说，世界范围内为数众多成为了各自特定时空中的思想的先锋，鉴于中国当下的具体性而言，这类批评家实属凤毛麟角。究其原因，便是我们的批评家们常常既缺思想，更缺对我们当下现实问题的真切研究——尤其是后者，让我们的批评家们的精神十分苍白，而前者，大多时候却出于热衷搬运西方的种种现成批评理论而又缺乏起码的消化能力，同时还忘了人家的理论恰是对其本土的社会现实和理论现实做出真切研究和回答的结果，便是由于倒果为因使我们彻底失去了起码的思想根据。

　　也便是在此意义上，杨玉圣的学术批评显得相当突出，而其术业有专攻的学术背景同时也就显得颇为引人注目。我们的绝大多数批评家回答（或“思考”）的是西方批评家们如罗兰·巴特或者杰姆逊或者伊格尔顿或者阿伦特是如何回答他们的或公共或文本或理论的问题的，就是不回答我们自身的或公共或文本或理论的问题的，更典型者，众多文化或文学批评家，甚至所操持的话语和概念，便是他们所追随的那些西方批评家的话语和概念的集合，有时候你甚至很难找出究竟有几句话是属于他们自己的。究其根本，也便是从源头上缺失了术业有专攻的根基。本文试图对杨玉圣的批评模式做一个简单的梳理，并试图对建构我们本土批评理论的可能性，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探索。

　　一、学术在中国如何成为了问题

　　众所周知，学术在当下出了问题而且是种种重大问题，跟转型中国有关。尽管从学科出发，确也时有才人涌现，比如经济学、史学、社会学以及法学等，但非常遗憾，除了以贺卫方、秦晖、李银河、徐友渔、郑也夫、朱学勤、林毅夫、张维迎、朱苏力等为代表的极少数愿意不遗余力地对具体中国做实证研究外，基本看不到对转型中国的特别有效的研究，也尽管所谓“中国研究”也好，“转型研究”也好，表面上看颇为热闹。究其实，便是转型中的中国学术本身也成了中国的一个确切而具体的问题，而且是一个首当其冲的问题。

　　不无滑稽而又沉重无比的现实是，我们常常要为回归常识拼出吃奶的力气，而且还不敢说就能真的奏效了。就像朱学勤在谈到学术规范时所说的那样，“与其把它们说成是‘学术规范的框架’，不如把它们称为‘学术纪律的底线’。因为它们是做学问形式上起码的要求，低得不能再低了”。[2]但是不行，要求的标准不同啊！我们有我们特殊的运作机制，就跟当年大炼钢铁、大跃进、“赶美超英”差不多，无论是经济领域、社会领域抑或政治领域，是无所谓按什么规律办事的，尽管科学早已上升为了意识形态，但一旦进入意识形态动员，科学也就变成了服务，如果不服务那也就不科学了。因此，你基本不能说，抄袭、剽窃、伪注以及权学交易、钱学交易乃至色学交易等等完全是转型中国带来的后果，就跟当年的各个层级、各个领域的虚报数字的浮夸风的道理相同，如果不搞学术“大跃进”，如何升迁，如何弄钱以及各个层次又如何接受“量化”考核？因为其关系到芸芸众生的包括政治、经济、生活的种种前（钱）途呢。难道这些，不也是我们的基本社会常识吗？因此二者必居其一，要么回到社会常识，要么回到学术常识：回到前者，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学术；
回到后者，就得向社会常识宣战。

　　从这个意义上说，不仅仅是杨玉圣，应该说是有不少的学者群体愿意回归学术常识。要不然的话，包括杨玉圣、邓正来、贺卫方、陈平原、徐友渔等参与在内的持续了十多年的“学术规范化与本土化”运动，就不可能得到大江南北呼应、全国上下共鸣。邓正来教授在2005年恢复了曾经是该运动始作俑者的《中国书评》的编辑发行，杨玉圣甚至参与起草了教育部主持的《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试行）》，并与原教育部社政司科研处长张保生先生合作主编《学术规范导论》《学术规范读本》，试图从学术制度上“立法”，尤其是前者，曾一度被称为具有“学术宪章”之意义。而杨玉圣新近出版的《学术规范与学术批评》和《史学评论》厚厚两册计80余万字的批评文集，则是其多年来从事学术批评和学术规范活动的个人重要成果。在我看来，其还不仅仅是他的批评实践的结晶而已，从某种意义上说，还是他和他的同道试图为学术“立法”的在实践层面上的互文、引证、补充以及“理性不及”的说明和注脚。因此我以为，对这两册批评文集进行有效的解读，可能还是对我们重新认识转型期的学术中国，有着不可忽视的实证意义和文献意义。

　　其实，杨玉圣的学术主张说起来并不复杂，最简单的说法便是学术研究必须面对学术史。“从学术规范的要求来说，真正的学术研究都是在对学术问题的研究史加以系统回顾、全面分析的基础上展开的，在别人研究的终点开始新的探索。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找出新的问题以及可能解决问题的方向。”[3]他还转引蒋寅先生的话说：“了解本研究领域的学术史，阅读专家的著作和经典文献，不仅可以知道什么问题被提出，被解决，什么问题研究到什么程度，还可以掌握问题被提出的方式和解决的方式。只有当学者进入到这样一个学术传统中后，他才能判定什么是问题，什么不是，自己提出问题的方式和解决的办法是否有意义。”[4]这些本来就是学术研究中的常识，而且在杨玉圣的本专业美国史研究以及史学评论中，也一向是这么做的，而且在“做”的过程当中方法还远为复杂（此容后祥论）。甚至杨玉圣还来不及深入到具体研究范式以及学术批判等等问题中来，光是回到常识的最初问题上，已经就像炸开了锅：问题纷至沓来，而且阴阳大裂变，不仅仅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干脆则是公案四起，笔讼、诉讼不断，也即所谓“老鼠喊打”、“恶人先告状”……让人佩服的是，杨玉圣几乎是在某个重要的历史关头，特别从容地肩负起了完全中国式的学术担当。

　　举其要者，《九十年代中国的一大学案》《前车之鉴：晚近十大学案及其警示》《〈读书〉奖、网上论坛与学术批评》《大学改革与大学的命运》等——表面上看均是综述，而实际上其跟他一向秉持和身体力行的学术理念一以贯之，比如在美国学研究领域，《美国史研究：回顾与思考》《八十年代的中国美国学——回顾与思考》《美国书籍在中国：成就与问题》等篇什，就特别反映出了其对学科的基础研究的重视，而且他从来就是个学科基础研究资料搜集的有心人，而且还从来是个辛勤耕耘默默奉献的有心人。尤其值得反复提及的是《中国美国学论文综目》（辽宁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等，那得花多少时间坐多少冷板凳才能得到、又为美国学研究同道提供了多少研究的方便啊？——跟当年学科基础建设需要的道理相同，出于学术批评与学术规范基础的需要，也出于“把书评当作学问来做”的理念，玉圣不仅是在学界同人的问题意识和解决问题的方向上提出新的思考和进一步理论化处理——尽管有些学人在学术规范化和本土化运动中的讨论甚至颇为激烈，有些看法还颇为尖锐，比如由谁来制定学术规则？或者制定学术规则势必妨碍学术自由，或者可能为了谋取“霸权”？以及学术规则是由中等以下人才来遵守，天才并不受学术规则约束等等——而且关键在于，把这些问题开放出来的过程当中，杨玉圣不同于其他学人的地方在于具体的学术批评实践，从而在具体实践的过程当中不仅获得了诸多的实证价值，从而让自己的学术批评理论更具说服力。也就是说，从学术规范到学术制度建设，从学术批评到学科评论，从学科建设到大学改革，从创办学术网站到改造学术刊物，由此种种，在杨玉圣这里，现代学术的公共性第一次被方方面面彻底地洞开了。

　　按杨玉圣的说法，“我们中的任何一个学界中人，都将是学术腐败的受害者，因为我们同时都是中国学术共同体的一分子，换一句话说，不管情愿与否，我们事实上都在中国学术界这同一艘‘泰坦尼克号’上。……假如在学术上的假冒伪劣也得不到遏制的话，那么，中国的学术界将以何种颜面去面对国际学术界？又将如何向我们的子孙后代交待？最后，学术腐败对国家的科教兴国战略将造成致命的威胁和损害。”[5]尽管在我看来，“民族”、“国家”、“共同体”的说法大可商榷，因为学术研究首先是个人的事业，我们的学术恰恰便是由于所谓“民族”、“国家”的集体性生产，才出现了学术不端、乃至学术腐败积重难返的严重局面：“最近十年来在财政投入越来越多、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等口号愈喊愈响的同时，抄袭剽窃等学术不端现象也愈演愈烈，泛滥成灾：‘从地域上看，遍布大江南北，殃及北京、上海、天津、南京、武汉、济南、广州、长春、重庆、成都、兰州等文化重镇。从内容上看，除高校教材、辞书暴露出的越来越严重的问题外，不仅包括学术论文、专著，而且还包括博士学位论文。从学科上看，不仅文科有抄袭剽窃，而且一向崇尚科学精神的理工科也有。从已公开曝光的问题看，撇开一般的高校不论，包括中国最好的大学和最高级的研究机构在内，都已出现过或潜伏着此类丑闻，而且这个不光彩的名单今后若干年内估计还会不断扩大下去。从抄袭者的情况看，不仅一般中年人抄，而且老年人也抄；
不仅无名之辈抄，而且业已功成名就的人也抄；
不仅抄国内的，而且也抄国外的；
不仅抄同行的，而且也抄身边同事的；
不仅有的学生抄老师的，而且也有的老师抄学生。最滑稽、也最具讽刺意味的事，即便是那些已被专家学者公开认证的抄袭者，除个别的‘倒霉蛋’外，大都官位照旧、职称照提、教授照做、博导照当。”[6]也就是说，我们当然不能揪着自己的头发上天，我们首先必须重新面对我们脚下的这块土地和现实，也才可能认准问题的症结，也才可能把我们所有的学术公共性问题洞开出来。因此，尤其不能忽略了特定时空中的中国问题的具体性。而对这个具体性的深入，学界中很少有人能出杨玉圣其右。

　　在具体性的深入探究当中，杨玉圣的学术批评渐渐形成了他自己的理论。比如，他就相关概念做了明确的界定和区分：“学术腐败是指利用学术资源谋取非正当利益或者利用不正当资源谋取学术利益（如权学交易、钱学交易、学色交易等），学术不端主要是指学术从业人员有意识地进行的学术违法违规行为（如抄袭剽窃、实验作假、伪注等），学术失范主要是指学术研究及成果发表中存在的违背学术规范与学术伦理的学术偏差（如一稿多投、低水平重复、粗制滥造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7]比如，对学术伦理的解释，即“学术共同体内形成的学术研究的基本道德规范，举其要者，如充分尊重前人和他人的学术成果，通过注释、征引等，在有序的继承和创新中推进学术研究。”并进一步指出：“学术腐败当然有相当复杂的原因，如社会风气的侵袭、学术体制的缺陷、权力取向的干扰、量化模式的崇拜，等等。但是，假如因此而像有的学者提出的那样，‘学术腐败目前已形成一种风气，再也不能简单归结为个人的道德修养’……恐怕值得讨论。”[8]又说：“学术规范是学者自律与他律原则的体现，有助于理顺学者个体与学术共同体之间的正常关系。学术共同体以大致认同的价值、大致相似的学术取向和机制为基础。一方面，学术共同体以学术规范来要求个体，另一方面，个体也应遵从学术规范。学术规范不是‘霸权’，也不是‘学术法庭’，而是出于对学术公益的追求，他所彰显的是学术界的公共意志。规范他人，同时也自我规范，恰恰是现代学术理性的体现。”[9]在我看来，无论是学术规范的他律还是学术伦理的自律，玉圣无疑都抓到了学术研究的要害和根本：因为问题的症结和严重性恰恰便纠结在了这里。所以，学术的公共性问题，舍此便也无法完全洞开。

　　所谓学术伦理，说具体了，实则为学术诚信。关于诚信的问题，秦晖等学者都做过有效的思考。[10]窃以为学术诚信的事情，跟我们的文化传统实在有着深刻的勾连，尤其是儒家的社会秩序安排和生活秩序安排，直接影响到了我们今天的个体诚信问题。在那特别讲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爱有等差”的差序格局里面，森严的等级秩序决定的几千年来均是个极度封闭的“熟人社会”，由是地缘、血缘、亲缘等等就自然成为了协调亲疏远近的人际关系。因此，“不要跟陌生人说话”、“欺负外地人”等等基本就是约定俗成的普遍事实，因此杨玉圣说的“我们在经济上的造假贩假已使得中国的形象大受影响（有“遗臭全球”之说）”[11]，实际上是再正常不过了。不要说出了国门，就是出了“咱们村”，咱就不管了。更何况“天、地、君、亲、师”还不仅仅是我们的固有观念，而且几乎就是植入了我们的皮肤和血液的信念，因此在“文革”中，为了忠于领袖可以父子互相揭发、夫妻互相背叛、亲人彼此划清界限等等，个人诚信丧失殆尽。至于杨玉圣说的“人所共知，中国是一个‘人情’无所不在的人情社会，也是一个到处充满各种复杂‘关系’的关系社会，无论大事还是小事，不仅处理起来阻力重重，而且也往往是‘舆论满天飞’。”[12]“‘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是国人的另一个处事准则，各高校在处置学术抄袭等问题时也是如此。这样的案例比比皆是：常常有抄袭剽窃等学术不端行为被揭露出来，但除了极个别的例外，抄袭者依然官照当、教授照做、津贴照拿。胡兴荣教授因抄袭案而辞职之所以成为新闻，就在于北大、复旦、南大、武大、川大等那些远远抄袭性质比他严重的人依然逍遥自在。”[13]因为我们的诚信是对亲朋好友说的，是对“五伦”说的，“五伦”之外是不讲诚信的，所以对陌生人（社会里）是没有公平和公正可言的，而且还是“骗你没商量”的。何况事情发生在“五伦”之内，自然是要讲人情、地域（边界）关系，自然要包庇、活动并化解于无形的。看清了这一点，我们就好理解为何接受英伦严格的学科基础教育和科学、逻辑训练的北大教授王铭铭博士在剽窃事件被揭露后，居然轻描淡写“《想象的异邦》……在书中介绍学科研究领域、概念和著名描述性案例的过程中，我确实大量录入了《当代人类学》一书中的有关内容。当我意识到这事实上已构成对他人著作的抄袭时，我对自己所犯的严重错误感到震惊……”滑天下之大稽的是，“确实录入”了人家10万字的东西，还要等着人家来揭发，然后才会“意识到”“事实上已构成”抄袭？然后北大校方也居然接受这样的“检讨”，并在所谓“提倡精品、拒绝赝品”的“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学术潮头上，仅仅做出王铭铭暂停招收博士研究生的决定（并意味着不用多久便可恢复招收）。不用说北韩的黄禹锡学术造假事件不仅辞去教职而且还要向全体国民道歉，就是汕头大学的胡兴荣教授由于轻度抄袭便要辞去教职，相去远矣。更有甚者，王铭铭指导的博士生们感到“自己敬爱的老师遭受恶意攻击”，并说“王老师之所以遭到这样的恶意攻击，就在于‘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就在于有人嫉妒他为中国人类学做出的突出贡献，嫉妒北大人类学在学术界的地位。”王铭铭教过的本科生则讨论如何“向铭铭鲜花”。[14]不仅不对“陌生人社会”讲诚信，而且连基本的“是非”都不要，就是要把剽窃事实搁置到一旁，然后绕开事实又可以信口雌黄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因此还不仅仅是是非不分而且是颠倒黑白。试想想，如果王铭铭留在英伦而不是回国做了“海龟”，出现这样事情的可能性会大为缩小，即便出了，他也应该知道可能要付出的代价。可搁在我们的文化语境和知识制度里面，没有风险不说，还有“熟人社会”的种种保护、庇护和袒护，所有的理性规则都会被践踏于无形，然后有好处有利益，不要白不要不捞白不捞。然后道理完全相同，坚执理性批评的杨玉圣就自然会被不少人指称为“不务正业”，为何？那么多“不要白不要不捞白不捞”的事情你不要不捞，却又来指责那些违反规则乱要猛捞的人们，当然要骂你是“白痴”“恶狗”“小流氓”什么的，说你“没本事”还就抬举你了呢！“因为坚持做这个事，五年来得罪的人越来越多，起诉的，威胁的、求情的、应有尽有。”[15]“‘可能是与自己一直在学校里读书、教书有关系，对学术一直抱有敬畏之心’，‘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的古训，一直不敢忘怀。‘从校门到校门，不仅脱不了书生气，而且也难免呆气和傻气。’像学术批评这样费力而不讨好的‘勾当’，离开‘书生气、呆气和傻气’，还真的未必行。对于学术批评的现状和前景，杨玉圣既不乐观，也不悲观，他表示自己‘有决心和信心，也有耐心和恒心。除了理解和赞许，也将不会回避闷棍与敌意。”（《北京青年报》记者刘彦春语）[16]笔者曾经也挺长时间带着相同的疑问，杨玉圣的如此学术担当的勇气究竟何来？

　　直到前不久我完整拜读了他的《史学评论》尤其是“学问人生”小辑后才迎刃而解——原来，道德文章被杨玉圣视为“学问人生”的最高境界。这确实颇为让人警醒，也颇让人感慨，因为“由德性以纯化而实之，这在古人便说是‘法天’。而法天的结果，则是物物各得其所，乾道变化，各正性命。这便是孔子的天地气象。”（牟宗三语）[17]应该说这便是道德文章的源头了，比如士大夫气节，比如立功立德立言，等等。一如贺卫方教授在跟张保生、杨玉圣一道做的一期“法治论坛”的讲演中说的：“我们评价一种学科在历史上的发展，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学科实质内容的推进，更是学者对于学术规范、学术纪律的推进……这个东西是会传代的，它是会延续下来的，延续到今天的文史哲。老辈的那些学者遵循的规范让我感到了不起，这是历史传承下来的。”但是，卫方也早已看到士大夫们“高层次的学问是写诗啊，写点辞藻华美对仗工稳的文章啊，‘文章千古事’，士大夫的生活的核心便是写出千古传诵的美文。”[18]也就是说，士大夫们是从来不关心任何的具体制度的，更不用说关心具体制度研究以及推进了。说白了，这还确实是当下知识分子自身和知识分子研究的共同盲点。如果仅仅是关心道德文章或者所谓独立品格，那是远远不够的。作为个体修养以及坚守学术伦理的底线，自然又十分重要，否则就难以想像杨玉圣在具体学术担当的过程中始终能在胸中养有一股浩然之气，足以抵御一切“誉我捧我和毁我罪我骂我”。但显而易见，学术的公共空间更重要，知识本身的独立更重要，否则就难以想像我们的知识真的能够得到有效积累并往前推进，然后带动全社会的进步。因此，我们的知识制度的具体演进和研究，就更加重要。

　　著名学者王逸舟先生把杨玉圣称之为“现今中国学术批评第一人”，[19]笔者以为可以延伸一下，准确地说，杨玉圣应是用学术批评之剑“打开学术公共空间第一人”。纵观杨玉圣的学术批评理论及其实践，简单地说，一方面他企图接续我们早已中断了的“道德文章”学术传统，此为自律；
另一方面他又极力主张让学术回归学术，并试图参照西方尤其是美国的知识制度和知识传统，推动建立我们的现代学术制度，此为他律。而无论是自律还是他律，杨玉圣的持续努力及其成果都堪称全面、彻底，至于具体效果与可行性如何，则不是他个人所能左右的了。尤其是他律，涉及文化语境的复杂性以及无数问题的繁复性，也不是杨玉圣个人甚至理性本身所能涵括得了的。比如，那种阴魂不散的政治话语难说哪一天就会借尸还魂：“‘让学术回归学术’，让学术成为远离社会生活的自我欣赏、让学术活动与学术之争成为国家发展战略的干扰因素，这是杨玉圣的最高理想，而我们的国家事业发展确实需要学术不能脱离社会生活，确实需要稳定、和谐的社会氛围。从某种意义上讲，杨玉圣的所作所为才正是‘学术腐败’，因为任凭这种学术腐败蔓延，不仅仅是缺少脚注、引导的形式规范，而很可能导致偏离正确发展方向的严重后患，这是社会规范的重大原则问题！”（北大某教授匿名信）[20]这种只懂拉大旗为虎皮而不懂学术为何物的“教授”，北大有，其他地方也不乏其人，该悲哀的是他们自己似乎没必要来亵渎学术，而作为一个理论问题，邓正来对那些遵循政治逻辑、社会逻辑以及经济逻辑以侵袭学术逻辑等等早已有过深切的反思和洞见。[21]更多的时候，则是表现在杨玉圣自己所曾形象地形容过的“自9·11之后，就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了”的种种理性不及，比如“王铭铭抄袭事件”，比如“北大改革事件”，比如“周叶中事件”，等等。学术中国在当下确实成了一个无比严重的问题。

　　二、制度理念（设计）与学术共同体

　　实际上，我们似有必要重新认识一下何为“失范”？或者，我们原来固有的规范是否存在有合法性？一个世纪以来，按说“失范”的发生起码有三次：一是“五四”时期冲破了传统中国的种种规范，二是“文革”时期彻底砸烂了刚刚建立起来的所谓新的“规范”，三是改革开放以后无论新旧的规范都不再产生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救亡图存”以及之后的民族主义高涨让我们一次次失范的，是我们的启蒙运动的不断夭折才让我们的现代学术规范的建立一次次付诸东流的。举个简单的例子，在前不久我和叶勤博士在对文论家孙绍振教授的访谈中就引发了争论。按孙教授的说法，“规范是没有思想的”，“五四”大师们就是冲破了传统僵化的学术规范从而有了全新的创造的，[22]等等。且不说“五四”精英是对传统研究范式进行猛烈批判从而创造了新范式，就是孙教授本人也是通过对僵化的马列文论的旧范式的有效批判从而建立新的研究范式的，就单说孙教授的本土意义上的颇具独创性的文论，在一波又一波的西方后现代文论的搬运、会展的过程中被疏忽、被冷落，就足以说明学术规范的重要性。就是因为缺乏起码的学术规范，从而缺失起码的学术传统，孙教授本人做出的学术贡献也就根本无法得到传承和积累，更不用说得到有效的研究和评价了。由此可见，学术规范的合法性问题并非可有可无，尤其是在本土中国，究竟是继续建立在“富国强国”的救亡图存所谓“革命的现代性”基础上，还是建立在“人民福祉”的理性启蒙的个体性觉醒的“现代性中国”的基础上？若是前者，导致的结果只能是一次次的失范，并且很难重新确立规范；
若是后者，尽管困难重重，但唯有走上理性化的道路，规范的建立才是可能的，也才有可能真正走向合法化。

　　也就是说，本土无论是旧的规范还是“新”的规范，都已失去了起码的合法性。不管其曾经是受的文化冲击还是政治冲击抑或眼下的经济冲击。一个多世纪来，失范是我们的常态，规范的根基又始终存在有问题，而且很少情况下得到认真全面的审视。我以为，杨玉圣的最为勇敢处便在于一马当先闯入了当下学术困境的荆棘丛，最为困难处便是在这荆棘丛中杀开了一条“血路”，最为悲壮处却是回头看看，“见那人，不在灯火阑珊处”。所以杨玉圣无论是接受记者采访还是自己做文章，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既不悲观，也不乐观……其中甜酸苦辣咸，尽在不言中了。

　　杨玉圣是清醒的。“为什么西方发达国家居然没有我们想像中的学术规范文本呢？因为从高等教育、学术文明演进的视角看，与中国、印度、埃及等文明古国相比，尽管有的发达国家本身的历史并不算长（如美国），但其现代大学、研究机构、学术研究与人才培养的历史确实非常悠久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其学术如薪火相传，传统深厚而现代。”[23]“‘学术界的基本准则是所有成员平等’。这种平等不仅是身份上的，而且也是人格上的。这种基于人格平等上的学术自由，是现代学术的基本价值之一。‘学术自由是从事学术活动的人的基本精神环境’，它‘并非什么特权，而是实现其知识创新、光大精神之使命的途径，最终有利于人类的福祉。’……学术规范固然是一种约束机制，但同时也是一种预警与引导机制。因此它与自由探索的学术实践与精神追求的正常关系应是互动的、能动的、协作的。比如，大学教育的微妙之处在于如何‘为中才制定规则，为天才预留空间’……”[24]问题在于，从西方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学术文明演进的结果看，我们确实无法倒果为因，把他们现成的学术制度和学术规范作为我们效法的对象，因为我们自己的高等教育、学术文明还需要本土的演进，才能获得本土的合法性。那么，恐怕还得从体制本身的变革开始，比如学术独立、教授治校恐怕是首先绕不开的问题。即便是从本土资源上说，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北大、清华、西南联大也便是因为学术独立、教授治校才从根本上保证了学术自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学术规范，从而造就和培养了诸多学术大师的。否则，再是强调“高等学校特别是名牌大学是中国学术研究、知识传承与文化创新体系的主要载体之一，大学是国家高级人才和教育的主要基地，因此，高校和高校教师有着重大的学术责任和使命”，[25]再是强调“我们一直兴致勃勃地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或‘世界高水平大学’或‘世界知名大学’，可是假如没有学术道德奠基，这些‘一流’、‘高水平’、‘知名’的大学难道不是虚无缥缈的空中楼阁吗？”[26]非常遗憾，前者基本就是救亡图存的“富国强国”的现代版，只要能够调动情绪，是无所谓真的传承不传承创新不创新的，后者挂在嘴边的那些人更是“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是说给别人听的——说给上面听有个交待说给下面听似乎也挺给大家长脸，谁不清楚仅仅是为了做更大的官能拿更多的钱？这些杨玉圣难道能不清楚么？他说：“道德的缺失，常常让我想起卫方教授反复提到的，我们所处的是一个‘缺德的社会’。礼乐崩坏，道德沦丧，是任何一个转型社会都要付出的代价。但是，无论是纵向还是横向的比较，尤以于今为烈。一个世纪前，美国也是一个强盗大亨的时代，但美国政府有进步主义改革，知识界有揭发黑幕者运动，所以这个社会形成了自身的调节系统，在个体主义与社群主义之间达成一种动态的平衡，特别是大资本家的慈善事业与人道主义改革、民众的志愿者精神，为矫正社会不端、改良社会生态起了巨大而持久的作用。可是，反观中国，知识界盛行的享乐主义和犬儒主义，既缺乏市民社会的基础，又没有政府的作为，于是，形成如今这样一个人与人之间缺乏信任、人与群体直接缺乏协调、人与自然缺乏和谐的乱象。如果要说责任，包括你我这样的小人物在内，都有一份。”[27]可谓肺腑之言，也可谓夫子自道。其实，礼崩乐坏并不见得就是坏事，关键在于我们的全社会是否真的在完全转型？若真的全面转型的话，应该是个大好机遇。问题却在于转型完全是表面的，或者准确说是面上在转里子不转，而只是把所抓的中心换一换而已，结果仅仅是换了中心就“礼乐崩坏”了。所幸还有杨玉圣、贺卫方、邓正来、陈平原等，在不同的领域里共同担当起了责任，也才让人看到人间仍有正气在，也仍有希望在。尽管他们的努力无比艰难，但在不同的领域里面的出色贡献有目共睹，而且在不同的一个个个案的实证研究并通过个案推动我们自身的公共空间包括公共领域在内的互动与发展上，殊途而同归，功彰而绩伟。

　　特别让人感奋并赞赏的是，杨玉圣为中国学术重建种种规则所作出的艰苦努力。如前所述，我们这个民族在世界上是个最不讲规则的民族，有的只是派生于官场的种种潜规则。而且几乎所有的显规则也必须为这个潜规则服务，才能互为需要，否则几乎就没有存在的可能。当然不等于说，我们就基本缺乏制定相关规则的可能性了，问题倒在于卫方先生所认识到的我们传统的士大夫们特别关心的是形而上的诸如“为天地立心，为万世开太平”之类谁也说不清的什么玩意上了，所谓“西方人言真善美，皆从外面着眼。中国人则一返之己性。孔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知属真理，好成道德，乐则艺术。若就此意言，科学在人生中，必进而为道德，尤进乃为艺术。此为中国人观念。”[28]对具体制度演进是从来不上心的，因为那太形而下了。要说有责任，首先应该追到他们头上，然后才是当下知识分子所应该担负的责任。在作为《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试行）》的主要起草人之一，杨玉圣在接受《科学时报》记者采访时相当清醒地表示：“对于《规范》的作用，要以平常心对待，不要期望太高……但在目前，对于相当多的学者而言，既是底线，又是最高要求。”[29]比如针对是学术荣誉还是学术责任，他还专门写文章，对“武汉华中科技大学电信系明文规定研究生发表论文时的署名排序——硕士生发表论文时，导师原则上是署名第一作者；
博士生发表论文时，导师必须是署名第一作者”的规定，义愤填膺，并批评“这种做法实际上是一种典型的学术权力的寻租行为，即系学位评定委员会利用其审查、授予学位的权力，通过博士生导师署名‘第一作者’，强行、直接、赤裸裸地侵吞研究生的学术成果。这是不符合学术规范和学术伦理的‘霸王条款’，属于典型的学术不端与学术腐败行为，也是公然侵犯他人智力劳动成果、违背知识产权的违法行为。”[30]他强调说，论文署名“与其说是学术荣誉，不如说是学术责任”，并引用已故院士邹承鲁先生的名言说：“……论文署名首先是责任，其次才是荣誉，试问在自己并无贡献的论文上署名的搭车者，你在论文发生问题被别人揭露有错误时是否也能承担责任呢？”[31]很不幸，时隔不久就出了“王天成诉周叶中师徒抄袭”案，恰恰相反，“搭车者”不仅“承担”了责任，而且为了师徒的荣誉还充当了“保护伞”，两级法院均判了王天成败诉，至今仍有原告律师浦志强、法学家许章润等在放胆发言，不平则鸣，“天下士人不服”。[32]此便为典型的理性不及的个案了。因为导师有可以合法“搭便车”的规定，“华中科技大学的教授们（特别是博导们）署名为‘第一作者’的论文数量可能会大幅度增加，从而在‘学术大跃进’中多放几个气球（如排名上升）”，[33]则可能才是实际情况。这种严重局面，恐怕也是怎样的“学术规范”也规范不了的。“这些年高校大量扩招，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数量越来越多，但高校的硬件建设（如教室、宿舍、图书馆、体育场地等）和师资力量并未同步跟进。可是，‘学术大跃进’现象不仅目前相当突出，而且愈演愈烈，从幼儿园教师、中小学教师到大学教授，现在似乎都在搞科研，写论文。这怎么可能呢？‘欲速则不达’，就像不能‘全民炼钢’一样，也不可能来一个‘全民搞学术’。”[34]但是，事实恰恰是这样存在的。这就有了正反两方面的问题：正面是学术怎么评价？反面是你不让他们写论文，他们怎么完成（量化）考核，还要不要评职称以晋级晋升提工资呢？更为根本的问题毋宁说是国家主义道路在各个领域所必然导致的恶果罢了。与此相关，就又有学术评价、评奖问题和学术论文发表的学术期刊问题等等，几乎是连锁反应，至少论文得发表才算数，于是乎，学术期刊的寻租行为以及出卖版面（有的干脆或出增刊或买书号出售版面等），也愈发蓬蓬勃勃起来。而事实上，《学术规范与学术批评》一书就把不少篇幅留给了这两个重要问题的研究的。难怪邓正来先生要把恢复《中国书评》的主要任务留给了知识生产机器的反思与批判上了[35]，因为这台庞大无比的“知识生产机器”确确实实从里到外充满了斑斑锈迹。

　　杨玉圣概括说，作为近年来学术界、教育界最为关注的话题之一，“有关学术规范问题的讨论，持续热烈，百家争鸣，成为跨世纪中国的一大学术文化景观……进入九十年代初，随着《学人》‘学术史’主张的提出、《中国书评》‘中国社会科学的规范化与本土化’命题的讨论，学术规范成为许多中青年学人参与讨论的公共话题。虽说始终存在着‘对规范的疑虑’、‘学术规范凭谁定’、‘谁有资格制定学术规范’等异议和质疑，但大约以1999年3月《中国社会科学》举办‘学术对话与学术规范’专题研讨会为标志，学术规范终于进入了中国学界的主流学术话语系统。当然，争论依然存在，问题并未消解。也许正是为了应对形形色色的学术失范问题、学术不端行为，2000年初《历史研究》等首都七家史学刊物公开发表《关于遵守学术规范的联合声明》，2002年3月教育部出台《关于加强学术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今年8月教育部下发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讨论通过的《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另外就是……《学术规范读本》和《学术规范导论》的双双面世。”[36]至于由杨玉圣和张保生联合主编的《学术规范读本》，是从最近十五年我国学术界有关学术规范及其讨论的300多篇文章中精选而成的一部综合性、专题性文集。《学术规范导论》则是集中了20位志同道合者，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尝试撰写的一本迄今第一本也是唯一一本的学术规范专著。[37]据杨玉圣介绍，前者是为高校、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准备的，后者是为硕士生、博士生层次的朋友准备的， 而且还在积极编纂一册《学术规范手册》，既深入浅出，又简明扼要，可能更适合于他们。这样一来，《读本》《导论》《手册》三位一体，各有侧重，也更便利于其他读者朋友的选择与阅读。[38]这还确实让人联想到杨玉圣屡有提及的《哈佛学习生活指南》《学术责任》（原斯坦福大学校长唐纳德·肯尼迪著）以及《芝加哥手册》，也就是说，杨玉圣在重建学术规范与学术规则的过程中，确实存在有诸多的立体构思，在他看来，“真正的学术规范只能是‘学术联邦宪法’，而不可能是也不应该是具体的部门法。”等等。[39]

　　这里不能不提及杨玉圣与邓正来之间有过的争论。我以为，只要不是像某些人借用权力话语在背后放冷箭，公然挑动潜规则践踏艰难重建的完全独立的公正规则，那么，任何对这种规则重建的公开讨论（哪怕是批评和批判）便都是健康的。因此邓正来先生出于对权力的警惕，对国家权力介入学术规范的制定多有批评，是应该得到尊重和理解的。与此同时，对邓正来忽略了我们的知识从来没有权力的现实具体性，我也多有批判。不管怎样，我们首先必须把种种相关规则建立起来，才能让学术回归学术，也才有可能让知识本身获得权力，并最终导向知识独立的最终努力。就像我们在经济领域普遍立法，首先要有法可依，然后才可追究有法不依，并追问司法不独立才是有法不依的根源一样。在知识不独立的情况下，因为民间的小传统与官方的大传统具有高度的同质性，就像秦晖先生所曾强调指出的那样：“文化无高下，制度有优劣”，[40]完全具有独立性的知识制度根本无法在我们有着几千年浸染的文化传统里面产生，更不可能从从天上掉下来。因此，我比较同意杨玉圣的说法：《规范》的起草是由教育部社政司科研处和高校社会科学管理研究会主持的，“但有很多学者参与，也包括像我这样的边缘的学者参与，而且先后征集了一大批专家学者的意见，还在全国高校范围内广泛征求意见，”可以说它是“集中了最近十五年学术讨论的集体智慧的结晶。”[41]

　　问题的关键，在我看来，倒在于邓正来所曾指出的：“哈耶克指出，人们也绝不能因公法是由意志行为为了特定目的而可以创制出来的规则而认为公法比私法更重要，‘恰恰相反这可能更接近真相。公法乃是组织的法律，亦即原本只是为了确保私法之实施而建立的治理上层结构的法律。正确地说，公法会变化，而私法将一直演化下去。不论治理结构会变成什么，立基于行为规则之上的社会基本结构则会长期持续下去。因此，政府的权力源于公民的臣服而且它有权要求公民臣服，但条件是它须维续社会日常生活的运作所依凭的自生自发秩序之基础。”[42]也就是说，“公法是由意志行为为了特定目的而可以创制出来的规则”，问题在于不能认为“公法比私法更重要”。认清这一点最重要，否则就容易陷入无谓之争。与此同时，“在法理学中，普遍原则（即法律推理的出发点）之一便是一方面对普遍规制社会生活中的关系和行为进行指导，而另一方面则制定与地方的、族群的、地理的、历史的和经济的情势相调适的详尽具体的规则。这两个领域乃是颇为独特的，但是却会沿着某一边界相重合——尽管准确划出这一边界极为不易。(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43]那么我以为，在“对普遍规制社会生活中的关系和行为进行指导”方面，即杨玉圣在对普遍规制学术生活中的关系和行为进行指导方面劳心劳力，而在“制订与地方的、族群的、地理的、历史的和经济的情势相适应的详尽具体的规则”也绝非掉以轻心。这可以从他对“长江《读书》奖”和“北大改革”两桩公案的全方位跟踪和考据性研究中得到鲜明的印象。与此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所谓“公法”与“私法”在我们本土状况的某种高度同质性：虽然玉圣先生详尽考据记述的是两个网上论坛公案，但也可大致看出，前者基本可视为半民间的学术生态，后者基本就是官方运作的大学改革。

　　让人不解的是，那么精彩的一次“读书奖”居然最后会运作成这个样子？据说，“《读书》执行主编黄平1999年赴欧公干时，‘索性把经取到了瑞典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把他们的程序拷贝了回来’。”[44]如果撇开程序本身是否公正先不论，本来获奖的费孝通、汪晖、钱理群的学术水平如果不能算是国内最好的，但起码也是比较前列的，如果自己的作品要参加评奖，那又为何不从组委会、编委会里面撤除干净？不是说取经取到了诺贝尔奖那里了吗？如果作为组委会或评委会成员当初真的把这个奖办好了，那真是件功德无量的事情——时至今日无论是学术奖还是文学艺术奖，几乎无一奖具备有丁点含金量，便是从来缺乏程序公正的保证，也即从来就是潜规则在起作用，这也便是官办的特点，根本就别指望会有丝毫的权威性；
如果半民间也即以学术界自身来运作学术评奖，只要有足够的独立性，并保持自始至终的程序的公正性，就完全可能一届一届地评出权威奖来。至于有批评，完全正常，诺贝尔奖不也常常被批评为垃圾吗？但是由于始终保持了程序的公正性和独立性，其权威性就永远屹立不倒。非常遗憾，《读书》奖又几乎一开始就从这点上倒了。杨玉圣作为学术批评家特别关注了此事，并在他主持的中华读书网“学术批评”专栏里推出了“百位学者谈长江读书奖风波”，做公开讨论和立体观察，并结集为既有学术力度、又有文化含量的《学术权力与民主》文集。

　　在波澜起伏、众声喧哗的《读书》奖讨论中，葛剑雄、徐友渔、雷颐、秦晖、朱学勤、毛寿龙、贺卫方、仲伟民、余三定、龙卫球、蒋寅、周祥森、李振宏、尹保云、肖夏林、黄安年、杨玉圣等80多位学者介入了批评，汪晖、黄平、旷新年等进行了反批评。贺卫方的说法是：“作为《读书》的两位主编，黄平出任学术委员会委员，并担任整个评审工作的召集人，而另一位执行主编汪晖的著作又最终获奖，这样的安排与结果，任你怎么辩白，也是难免招致天下物议的。”[45]其说法应该说还是比较客观公平，而葛剑雄先生的《我的遗憾 我的希望》一文中说的：“我希望，在正式颁奖之前，汪晖兄表明态度放弃获奖，主办者宣布汪晖退出评奖。为汪晖兄和《读书》计，这样做有百利而无一弊。务请三思。如果认为有违民主，不妨请评委们再讨论一次。万一评委们还是坚持评选结果，汪晖兄主动放弃总可以吧！”[46]我以为葛先生作为汪晖的朋友，可谓情真意切，而且合情合理。然而，为什么最后却又是这样的结果？也许，杨玉圣在《〈读书〉奖、网上论坛与学术批评》一文中的相关剖析能够看出些许端倪？“网上论坛（BBS）为广大读者（网民）参与读书奖这样的学术讨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和现实可能性，这就使学术批评有可能从传统报刊时代的少数人的事业在网络时代转化为大众参与或大众关注的学术事业，从而极大地扩展学术研究、学术批评的民间背景和民意基础。……网上论坛在带来学术讨论空间扩大、时效性加强、民众广泛参与等优越性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无序性等新问题。”[47]很显然，在网上论坛，评奖程序是否公正问题是网友们特别关注的，而且说法也比较客观，如“即便是汪晖的书‘是中国甚至全世界水平最高的，但由于他是评奖单位的负责人，他的获奖就是不公正，人们必然会提出质疑。’（试答：《这是程序公正问题》）”，又如：“我们不关心这后面的什么学术争论，只想看看双方对这个奖是怎么说的。你们双方应该先讨论这个问题。我看出来了，‘读书’是在拼命回避这个问题。这总不是个办法，承认自己开始考虑不周不就得了，我相信汪晖是清白的，但自己人得奖就给人留下口实，冤也白冤。（泯恩仇：《不敢面对》）”[48]而到了正反两方站队论战，就显得不是那么理智，如“徐友渔、朱学勤、雷颐、余杰等‘在未经任何核实的情况下就对汪晖进行极无理的人身攻击，还含沙射影地进行诽谤。事实说明，汪晖本人是清白的。在这种情况下，这些人应该道歉。(打抱不平的人：《徐友渔等人应该道歉》)”，又如：“这些人进行人身攻击还不是因为《读书》的主编是汪晖。气疯了！请徐友渔、朱学勤、雷颐先回家好好读读书，长点本事再发宏论，别比不过人家就会泼脏水。葛剑雄也别一股小人样，这次没评上，咱下次争取，别害了别人还‘兄’长‘兄’短的假仁假义。”（建议：《说得好！》）[49]这就有点把水搅浑了，假如说人家有“人身攻击”的话，那这样说话难道不是人身攻击？而且更是诛心之论了。而不少嘲讽、谩骂、撒泼、耍赖等等，不知是情绪发泄抑或恶性爆发，至今在网上论坛仍颇为流行。这只能说明我们确实还没学会好好讨论问题，如果我们没能养好讨论问题的习惯，我们的公正程序就很难产生。而另一方面，也可能造成被批评的当事人无法接受批评，而最终让“长江《读书》奖”成为还没开始就已结束既是首次也是最后一次的评奖活动，终究是让人感到相当痛惜的。但对汪晖先生的“那些想用污水和中伤来阻止我们的思想探索的人是不会得逞的”[50]说法，笔者有点不解：“用污水和中伤”当然是相当恶劣的，也别想“阻止”“思想探索”，而且思想探索确实极其重要，然而不能因为重要，就可以忽略所应遵循的学术规则了。否则就跟我们传统的士大夫一样，专门操心“形而上”的事情，对“形而下”的制度毫无兴趣，那我们的“思想探索”也就很难走出这一个百年来的“中国迷宫”。在这一点上，我是同意杨玉圣的见解的：“发表文章或帖子，署上真实姓名，是一种对他人，也对自己勇于负责任的学术精神的体现。不然的话，都伪装起来，我放你一冷箭，你打我一冷枪，最终必将是防不胜防，人人自危，两败俱伤；
毕竟，学术讨论不是化装舞会。因此，在学术批评与反批评中，我们应该脱去一切伪装，摘掉一切面具，真诚地面对自己和对方，在他律和自律的良性互动中，推进学术讨论的开展、学术研究的发展。”[51]

　　实际上，我们整天在讲什么现代性，比如物质上的、技术上的、管理上的、文化上的、经济方面的、社会政治方面的以及文学的、哲学的、传播的、消费的……等等，现代性涉及到了方方面面，可在我们本土实际里只有一样不涉及，那便是“对话”。如果我们的生存结构里，男人与女人不能平等对话，个人与个人不能平等对话，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不能平等对话，现代性的实现在我们本土就只能等于零，哪怕再是如何“崛起”、如何“现代化”，也于事无补。“长江《读书》奖”是个典型的事件，关于北大改革的讨论始末则更是集中说明了要实现我们本土的现代性是如何困难。如所周知，所有层面上的所谓现代性均是人的觉醒这个现代性总觉醒的具体表征，事实上，便是由于种种的倒果为因让我们的现代性脚步显得愈发艰难。

　　《大学改革与大学的命运》与其说是一篇综述文章，不如说是对这一中国最根本的现代性问题的立体观察。我注意到，与《〈读书〉奖、网上论坛与学术批评》一样，杨玉圣特别关注的是学术的公共性、对话的可能性以及具体规则的检验性。在我看来，这一场北大改革实际上是中国整体性改革（尤其是涉及3000万事业单位从业人员的改革）资源基本用完的缩影。不管在哪个领域的改革都已经到了制度瓶颈，如果不能涉及制度本身的改革，无论如何都已经难以深化得下去了。雷声大、雨点小还是算好的了，进一步退三步已经是正常现象，因为我们的所有改革都已进入了利益博弈阶段。大学要不要改革？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无论是校外还是校内，几乎没有不同意改革的，问题在于怎么改？而且怎么改似乎也不太重要——因为基本改不下去——重要的是，进入新世纪以来，终于是把学术的公共性问题从方方面面彻底地洞开了来。人事改革，利益攸关，更是利害攸关。教授当然不能搞终身制，而且北大的人事改革还是从副教授以下教师起，竞争上岗也完全对头。问题在于，谁有权力评价教师的能力？北大官方显然缺乏这个合法性，只有权威的学术机构才有这个权力，学术机构如何权威？这便是跟“《读书》奖事件”具有高度同质性的问题了。校长或者书记当然没有这个权威，哪怕有教授头衔甚至院士头衔也不行，因为权威必须经过时间与实践的双重检验。这就跟玉圣呼吁重建的学术规则一脉相承，跟所谓“联邦宪法”与“部门法”的道理相同，只能分属于不同学术门类的教授委员会才有这个权力，而且这个教授委员会必须经过不同学科的学术传统才可以产生。问题的根本症结就在这里。因此，尽管有多个香港学者充分肯定了北大改革方案，诸如“中国内地大学教师的普遍水平，低到了令人要坐不住的地步！”（丁学良语），“如果‘全世界的华人学者都可以来竞争北大的教职，那将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是一个划时代的贡献。”（丁邦新语），“只有酱缸精神才害怕外面来了人与他竞争。”（孔宪铎语），[52]大道理都对，但又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因为他们全然不顾“世上已无蔡元培”的基本事实。尤其是北大校方“关于北大教师队伍的基本评价即一流学生、二流教师”的说法，引起了强力反弹，甚至“北大讲师杀人案”、“北大副教授雇凶杀人案”的说法都有了，“不处理好教师的‘再就业’问题，也许不用多久，校长出门必须带‘保镖’，校办公楼就不是校卫队值班、得请武警持枪上岗了……”(蒋非非语)，[53]就只能说是旧体制改革已经遭遇到了彻底的瓶颈了。也许，北大自己的教授李零和人大教授张鸣先生的批评特别尖锐：“第一，学校改革，首先应该改革的就是学校领导本身，包括他们的办事机构和办事方法，‘那些专说鬼话不说人话，专说假话不说真话的人，应该下台。’第二，学校的领导应一切从学校的教学实际和科研实际出发，‘不是教学研究为金钱（或上级部门）服务，而是金钱（或上级部门）为教学研究服务，不是大家为学校的政绩服务，而是学校为大家的工作服务’，整个关系应颠倒过来。”（李零语）“‘最大的副部级大学衙门’现在又开始了‘公司化改革’，新出炉的教师评聘方案的草案‘将北大除教授以外的全体教师推入市场竞争的绞肉机’；
改革草案如果真的实行，‘北大更可能的前途却是如我的朋友李零说的那样，变成了养鸡场。当然，一个副部级衙门式的养鸡场，绝对世界一流。逼着教师多下蛋，快下蛋，下好蛋。”（张鸣语）[54]上述所有种种体制现实的具体性，便是那些局外学者所难体味并理解的了。到了网上论坛，其批判就更具锋芒了：“目前中国的‘大学最大的问题是体制僵化，是权力僵化，是权力缺乏制约和监督，是教师群体不能参与权力，因而也就难以保障自己的权利，从而压抑科技生产力。’但对此，从上到下都糊涂，于是改革发生梗阻，‘在一个僵化权力领导下的改革，只能是‘革改’，革改革的动力，革掉大多数教师的积极性。”（风雨行语）“北大‘已经病入膏肓’，仅职称改革是不够的，要逐步过渡到‘教授治校’，‘在北京大学彻底扫除官场风气，乃是改革的艰巨任务。’”（Weilairen语）改革的结果，“青年教师在北大的前途大约是两种：或变成‘官’，或变成‘蠢才’，而两者都是自我毁灭，都没有走出这个怪圈。这正是北大的悲哀。”[55]

　　窃以为，所有这些也正是杨玉圣所竭力主张的让学术回归学术的最大障碍。试想想：如果一个历史系，“35个能干活的，85%是各种不同的当官的，他们要上传下达，要减免工作量，还有各种津贴优惠。总之，各种奖励和评职称政策都鼓励你当官，哪怕是鸡毛蒜皮的小官，这与三四十年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与国外大学经常是一个正校长一个副校长、一个系就一个兼职主任一个秘书的情况形成了鲜明对比。”[56]这样的体制可能鼓励真的学术追求么？一如严春友先生所言：“现在大学里所进行的多数改革是不得要领的，目前最需要改革的是大学行政的功能，而不是职称评聘制度。否则，这种以行政为中心的学校制度所建立起来的职能是官僚型大学，而不可能是什么‘研究型大学’。”[57]在这里，我们一时还很难看到上位者与下位者有任何妥协的可能，沟通则更谈不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因为仅仅是征求意见本身就缺乏了平等对话的前提。如果不能进一步推动彻底互动式的改革，或者改革者本身不改革，就只能搁置改革。至于“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之类，也只不过仅停留在国家主义叙事的层面上罢了。一如哈耶克所言“政府的权力来自公民的臣服”，眼下的问题却在于“公民”的无法臣服，而又非常糟糕地根本就无意于“维续社会日常生活的运作所依凭的自生自发秩序之基础”。面对如此难堪局面，重建学术中国的种种规则的困难道理完全相同。

　　不管怎样，我们毕竟在各个领域里都迎来了一个大变革的时代，不按客观规律办事必受惩罚已是常识，更为重要的是：已经根本不可能像过去那样忽左忽右就能左右所谓“大局”了，更不可能凭着某个权威就可以阻挡整个时代的变革。从这个意义上说，杨玉圣把学术中国视为一个共同体，并为捍卫这个共同体的尊严鞠躬尽瘁，一如海明威的名言：“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的命运其实是一个整体，在其他任何一处发生的不公正事件，最终都将波及我们中的每一个人。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丧钟正为你而鸣。”玉圣对学术中国是一个整体的认知，不可谓不深刻，其深切的忧患意识和勇于学术担当的精神也着实可敬可感。但恕我直言，学术共同体还是应该在不同的学术流派、学术传统以及互相批判和砥砺中产生，而且还应该形成各各不同的共同体，才可能在诸如“地方的、族群的、地理的、历史的”种种具体性中获得真切的合法性——尽管我们甚至还没学会讨论问题，也基本拒绝接受严肃的批评，比如“长江《读书》奖事件”、“北大改革事件”，几乎你愈是认真地批评却愈是坚定了被批评者原先坚持着的立场和结果。在这一点上，无论是官方抑或“民间”确实具有高度的同质性，到了最后双方又干脆都忘记了他们原先争论或者批评与反批评究竟都是为了什么。也许，似乎只有杨玉圣记得？他说：“围绕北大改革的讨论，像首届‘长江《读书》奖’讨论一样，网络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而学术报刊随之及时跟进，相辅相成，优势互补，谱写了新世纪学术批评与反批评史上新的一页。”[58]是的，彻底洞开学术的公共性问题，是新世纪以来我们最大的进步，至于如何进一步发展出我们自身的公共领域，恐怕需要更多的公众公开参与和公共具体实践，甚至至少我们还得学会“商谈”和讨论问题罢。

　　三、批评与反批评中的规则发现与重建

　　通过上述简单梳理，我们看到，从宏观的学术规范制定，到中观的种种学术存在的反思，致力于学术公共空间的实现，始终就是杨玉圣多年来孜孜以求的重要学术目标。与此同时，在众多的学术批评文章中，我们更是常常可以看到他在微观方面的诸多努力，并能清晰地见出相关学术规则边界意识的具体性和真切性。比如《学术批评与反批评》一文围绕《中国社会科学》上的一篇论文的伪注问题展开讨论，从中难得见到被批评者的诚恳和坦荡，尽管其是从反驳开始到意识其错误再到认真道歉；
[59]也可见出玉圣对学术规则具体而微的把握：从对亨廷顿的文献资料的熟稔到发现英文注释的没有页码再到英文书写的不规范以及没有弄懂原文用意却又不作注释等等，一一点出了伪注的要害。其实，这份细心和敏锐随处可见，甚至较早的时候就给他的同好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杨玉圣的好友、同样也是批评家的周祥森曾回忆说：“《史学月刊》刊发了一篇有关马基亚维利主义与意大利法西斯关系的文章。审稿时有关编辑认为该文运用了不少意大利文图书资料，殊为难得。然而，问题恰恰就出在这里。文章刊发后不久，作为《史学月刊》热心读者的杨玉圣同志就给编辑部寄来一封信，对该文注释之可信性提出怀疑，认为：就文章作者的身份（在读师专生）和所在单位的图书条件而言，作者不大可能亲自查阅过文章注释中提到的意大利文资料。一则作者可能并不掌握意大利文，二则即令作者有一定的意文基础，但是注释中提到的某些意文图书，在国内似不曾见有进口。经笔者与作者本人核实，果然不出玉圣同志所料。”[60]

　　在相关术语翻译方面，对我们相当常见的外文书籍人名、概念以及书名篇名的误译、乱译、错译现象，玉圣掌握的具体实例不可谓不真切，甚至我们大多耳熟能详，见怪不怪：比如有的假装自己特有学问，故意译法与别人不同，比如《术语规范与学术翻译》文中特别指出的把“查尔斯河桥”莫名其妙地译成“查尔斯·里维尔·布里奇”，[61]又说：“试想，如果仅凭本书中译本，谁会想到‘亨利·图曼’是哈里·杜鲁门？谁会想到‘威廉姆斯·弗格纳’是威廉·福克纳？谁会想到‘约翰·克宏’是约翰·卡尔霍恩？谁会想到‘弗瑞锥奇·海克’是哈耶克？”[62]至于组织、团体、事件、运动等等，又岂是不熟悉该国历史、人文、风俗、制度以及相关专题的人士能够随便翻译得了的？我们看到学术规范中所应遵守的规则，实际上是立体的、开放的，否则你就是想着遵守也难。也就是说，还得有遵守这个规则的前提，比如知识和能力。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具备有这种知识和能力的人，恰恰又有反向运动的，如《究竟是“院士”还是“成员”——从‘许传玺教授当选美国法律研究院院士’说起》，“很可能，中国政法大学之所以选择在人民大会堂这个‘全国最高立法机关所在地举行这个仪式’（石亚军书记语），也是因了‘美国法律研究院院士’中的‘院士’二字的魔力和魅力。想想看，如果不是故弄玄虚地搞成‘院士’，而是译成平实的‘成员’或‘会员’二字，又如何呢？”[63]都是英文术语“Membership”一词翻译惹的祸。这个事件当初确实闹得沸沸扬扬，可能会真的一度使法大蒙羞。因此杨玉圣事后还觉得挺对不起法大和法大校长。但从学术批评立场出发，他又并不后悔：“我觉得，政法大学的教授应该能更深刻地了解和理解学术荣誉、学术责任，在抱持对学术的敬畏之心方面，也应该是个典范。”[64]“包括批评法大在内，是我所绕不过去的。如果因为法大把我引进过来、如果法大给我评了教授，那么我就不能批评这所大学，这大约还没有这个逻辑。”[65]因为他太热爱学术批评事业了，似乎也太在乎中国学术共同体的尊严了，这可能便是典型的中国学人杨玉圣了：人情味与学术原则两不误，并且我猜测其对越是具有学术原则的师友、前辈包括（学术）领导，可能也便越具有人情味。

　　也许可以这么说，如果不是热衷于学术批评，玉圣几乎不太可能那样倾心于学术规范和学术道德建设的呼吁和身体力行上了。这我们似乎还可从1991年写作批评《移民与近代美国》一书的严重抄袭问题的《沉重的思考》一文看出一些端倪，原先这本书的作者是想请已是书评名家的杨玉圣写篇书评，造一造影响，乃至指望着这本书破格评教授的，可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据粗略统计，《移民与近代美国》大约剽窃了17位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其中含专著8部、论文14篇。像该书如此集中、大面积地剽窃他人成果的情况，在1949年以来的中国美国史学界，虽不敢说是绝后的，但肯定是空前的。”[66]至今让人触目惊心的是，杨玉圣把其所剽窃的内容、作者、论著论文以及出处、页码等专门画成表格归类，居然在16开本的《学术规范与学术批评》中占了整整4个页码。早在十五年前，杨玉圣就意识到了“正常的学术发展，应当有一个相对洁净、严肃的学术氛围；
史学的发展也不例外，美国史研究当然亦复如此。”[67]于是使命感油然而生，并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横刀立马，正气凛然，“不打假就是打真，不打劣就是打优”，无论是以高校教材、教参为最显著的低水平重复（“究竟谁抄谁的，都考证不清楚了”），还是以形形色色的辞书最具代表性的粗制滥造（以“王同亿现象”最为典型），还是假冒他人名义搞“著书立说”的假冒伪劣（如职称评审拉关系、花钱雇人写文章以及热衷挂名主编各类毫无学术价值的大部头书籍等），还是近年来的学术职称评定、科研项目评审、学术奖项评审中的深度腐败（杨玉圣说：“权力关系、金钱关系、人际关系等非学术因素，已经越来越严重地干扰、制约、影响了正常的学术评审，很可能会成为后果最大的学术腐败”），还是“最为令人痛心疾首的”不分地域、不分学科、不分年龄段的已被公开披露过或潜伏着的抄袭剽窃丑闻，[68]以及全民“学术大跃进”的学术彻底泡沫化，等等，均在杨玉圣的警惕的目光的监控之下和警醒的学术关怀的观照之中——如前所述，从学术共同体的内部而不是外部，在宏观、中观、微观各个层面上做纵横比照和立体透视，虽然不时地把自己推向了风口浪尖，从而也让自己成了个责无旁贷的学术中国的“守夜人”。

　　有趣的是，不久前，居然还有一位湖南大学法学院的教授抄袭了杨玉圣在十九年前的《中国人的美国宪法观》，而且发表在他正任教的中国政法大学挺有影响的学报《政法论坛》2005年第5期上。是可忍孰不可忍？[69]杨玉圣在哭笑不得之余，再一次意识到了自己作为教师的职责，他2003年到政法大学后首次开设“美国历史与文化”课时，要求每一选课的学生各写一篇读书报告。这份读书报告的水平可高可低，但无论如何不能抄袭别人的，结果却有20%以上都是原封不动地从网上当下来的。对于这种情况，他说：“第一，我感到很吃惊；
第二，我觉得自己非常失败。”[70]“生之错，师之过”。后来，他在开设“美国宪政史”、“外国法制史”课程时，依然把学术素质培养、学术规范意识的养成教育贯穿于其中。所幸的是，几年下来，再也没有学生在他的课堂作业中出现抄袭行为了，而且据说，还不止一位同学的读书报告在学术刊物上公开发表。

　　就是这样，身处他自己所理解的学术共同体之中，杨玉圣义无反顾地献出巨大的耐心和毅力，除了课堂上的传道授业解惑外，不遗余力、持之以恒，诸多精力都投入到重新修补并发现和重建相关学术规则上了。且层层递进，从本科生、研究生的论文写作（《学术论文的规范问题》《学术规范与论文写作》《关于学术道德教育问题的对话》等），到“博士论文”与“文抄公”的非学术现象，杨玉圣说：“就博士论文而言，从选题论证、收集材料，到构架、写作、修改，再到论文评议、答辩，最后授予学位，这原本都是一丝不苟、严格训练和培养高级人才的关键环节。然而，即便这样严肃的学术事业，如今也终于开始变得至少越来越不严肃了。”（当然，玉圣作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博士硕士文库》以及《续编》的主编比我更有发言权，但据我所知，几乎很少有博士生论文通不过的，其中起码问题有三：有众多的博导本身就是不合格的，其自己的论文都很难达到真正经得起检验的博士水平，且不说发达国家还有教授论文一说；
二是不少博士生是在职的，不算那些混文凭的领导，就是宣传、文化、科研的不少所谓业务骨干也混迹其中，使得学术带上人事的因素谁又敢通不过呢？三是答辩委员会成员常常是由导师或者学科带头人请来的熟人朋友，不看僧面看佛面，而且还有劳务费，谁还对博士论文认真呢？），再到《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现况与挑战》以及《高校文科教材何以“低水平重复”》等文，无不传达出了玉圣“只有在健康、有序的学术环境中，在自由、平等的探讨过程中，才有可能逐步提出真问题、解决真问题，这是一个不断试错、纠错、逐步接近真理的艰难历程”[71]的深度学术忧虑和深切学术关怀。

　　但恕我直言，就在《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现况与挑战》开列的已经或者即将出版的众多或高校“大家名士”堪称非凡学绩代表的个人文集或出自高校“专家学者手笔”的或史或论著作[72]，究竟又有多少转化为了教学成果？首先的问题是，对那些“大家名士”的学说进行最起码的批判地研究了吗？没有批判和研究又如何转化呢？同时这也便是我们学派无以产生的真正根源；
其次，作为眼下学术体制的表征的“学术大跃进”，也拒绝了把我们一流学者的学术成果转化为教学成果的可能性。大家都在做学术都在抢着当“专家”，真正一流的学术成果我敢说全国的大多数学生并不了解，那教学成果又体现在了哪里？因此在我看来，就连王岳川教授所说的“教科书作者应立足于九十年代，解放思想，面向世界，面向学生，及时追踪、吸取国内外的最新学术成果，用于更新理论及知识结构……”[73]云云，也是大可置疑的：假如缺失了起码的研究和批判，又如何有效地“吸收”和“更新”呢？那不过是学术搬运、学术消费罢了，尤其是搬运、消费西方的最新学术成果而已。当然，玉圣所感同身受并深入发现的基础性规则并试图重建是非常关键的，但我以为，这显然涉及到了整个教育体制的全面改革，说简单了：就是研究的归研究，教学的归教学；
全国的不同高校该归研究的做研究，该归教学的做教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所谓研究型大学和教学型大学是也；
甚至同一高校内也要严格地把研究和教学分开，至少应该有明确的偏重；
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既完全尊重了学术研究成果，也即从根本上学会尊重知识产权，也才有可能从根本上保证转化为教学成果，从而让全国的大学生（假如不包括中学生的话）能够及时了解到最新的科研成果并加以消化。不是说玉圣先生对这些不察，而是说，这些甚至关涉到全体国民素质的全面提高的问题，在我看来，这才是我们真正的“泰坦尼克号”。

　　诚然，玉圣的思路本来就是颇具开放性的。既然是开放的，就不能有一定之规，规则需要发现也需要讨论，然后才可能真正重建。因此他特别看重学术批评，甚至特别在乎学术书评。《为书评声辩》《书评的品质》《学术批评的精神》《批评式书评与学风建设》等，干脆就是为批评式书评的鼓与呼。在《史学评论》一书中，暂且略去序跋不论，该书的头篇文章便是《学术书评与世界史学科建设》，足见对书评以及书评功能与效用的重视程度。他说：“学术的真正发展和繁荣，离不开书评的保驾护航。”而且，书中还在多处引用胡乔木的话说：“现在我们的书评多半是捧场，没有权威，英美等国有的书评非常有权威，像《泰晤士报》《纽约时报》的书评很有权威。我们不行，今后要解决这个问题。”[74]但恕我直言，这是典型的倒果为因的说法，人家之所以书评有权威，是许多年图书市场自然演化的结果，我们一边把整个图书市场垄断了一边又说要让书评有权威，这岂不是要让太阳从西边出么？而且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也便是玉圣一直所强力求索的，即缺乏起码的学术传统：学术不是用来积累发展的，不是用来做社会公器的，而是作为工具用的——上位者拿来为自己服务，下位者拿来获取利益功名。两者加在一起合力枪毙学术，当然也就一起把书评枪毙掉了。在这样的学术和文化的双重语境之下，难怪玉圣经常反复地说书评难写写书评难等等，比如“写书评容易得罪人，‘费力不讨好’。还有，书评写了，尚需‘过关斩将’（人情关、编辑关等等），特别是批评式书评，要想顺利发表，一向难乎其难。”[75]又如杨玉圣所说：伍铁平教授大概是对学术批评最有发言权的学者之一，他的现身说法是：“由于所谓‘文化大革命’玷污了‘批评’的名声，我国语言学界很少展开应有的学术评论（这是这些年来有些错误百出的书文得以面世的一个原因）；
加之我国素有‘息事宁人’，‘多栽花，少栽刺’的习俗，因此发表评论文章往往遇到阻力。”[76]在我看来，这恐怕还得从我们的文化结构说起。一方面众所周知的等级制衙门化管理渗透到了各个角落，另一方面各个角落里又充满了无权无势的草根族，在不同的群落里讲的可能是“息事宁人”或者“老虎屁股摸不得”，但那种造反精神却是源远流长，所以未必跟文革有那么深刻的关系，而是我们的这种生存结构必然导致的对公共资源垄断的不平和造反，而这两方面的夹缝和失控处则大量产生了造假贩假，几乎所有的领域如此。说到底，要从根本上改变问题，就必须彻底改变我们的生存结构以及文化结构。否则，开展正常的学术评论自然就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了。

　　当然，就如任何时代都会有一身正气并术业有专攻的有识之士一样，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起一直鼓吹书评并身体力行的已故书评泰斗箫乾先生、最近二十多年来一直不遗余力为书评鼓与呼的书评家伍杰先生[77]，当然还有承继先辈批评理念并做发扬光大的杨玉圣先生，始终活跃在书评实践第一线。他们不畏强权的等级压制，也并不惧“草根造反革命”，坚决秉持的是知识分子的独立品格。杨玉圣的《冷眼旁观“客座教授”热》《只眼旁观沪上学者》《科学家的良知》《辞书论坛上的正气》《切实保障学者权益》《学术评奖的负效应》《文章不论短长》《专著不论厚薄》等文，均是上述书评理念的具体体现。与此同时，区别于先辈书评家的新生代的杨玉圣还有个显著特点，就是全方位介入，除了奔走呼号、写作文章外，还从2001年3月起创办、主持了学术批评网，并整理出版系列著作。就学术书评而言，玉圣先后主编了《学术权力与民主》《书的学术批评》，并受伍杰先生之托，代为编纂其大部头的《书评理念与实践》文集，他自己的文章则结集为两本砖头厚的《学术规范与学术批评》和《史学评论》。

　　在《学术期刊的境遇与出路》《值得关注的学术集刊现象》《学术刊物“论文集”化的时弊》《精确定位 创新栏目》《〈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创刊号》《公共学术空间的建设》《重建学术批评的空间》《〈北大史学〉印象》等文章中，杨玉圣则把关注重心放在了学术刊物的定位、学术集刊的角色、学术评价机制的革新等方面。其中特别感人和抓人的仍然是史家的考据精神和第一手的社会调查。以朝气蓬勃的学术集刊为例，杨玉圣预言：“如果管制有所松动，特别是一旦刊号放开（比如允许目前的400余种学术集刊申请正式刊号），允许外部资金进入期刊市场（就如同民营资金进入图书市场一样），那么，很可能现有的3000多种人文社会科学期刊中的绝大多数（比如80%甚至更多）将在竞争中一触即溃。同时，学术期刊由此走出死胡同，闯出一条活路和生路，也不是不可能的一种前景。”[78]其一下子就抓住了靶心，并且指出了阻碍学术发展的一大瓶颈以及舍此并无他途的出路。又如：“我们虽说有数千种学术刊物，但基本上是‘千刊一面’，有个性、有特色的刊物少而又少。各种刊物——无论是月刊、双月刊还是季刊——往往是大而全的‘满汉全席’：各门学科、各色文章充斥版面，像是一个‘杂货摊’或者是什么也可以往里面装的‘垃圾筐’。人们常常形容有的文章是‘又长又臭’，但眼下更多的文章是‘又短又臭’。”[79]“在社会经济早已急剧转型、中国早已是世界的中国之今日，当现代化、全球化、信息化大潮汹涌澎湃、八面来风之时，名号不同、篇幅各异（少者十几万字、多者二十几万字甚至更多）的学术刊物，居然惊人地以不变应万变，依然固执地由论文集的办刊模式一手遮天，其滞后已不止天地！”[80]于是他又先后介入国内的几家学术刊物如《学术界》《博览群书》《社会科学论坛》的改版和学术设计以及组稿活动，并先后获得了重大成功。他认为：“以《学人》为先导，加上此后陆续崛起的一批以纯学术追求为旨归的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集刊（如王元化编的《学术集林》、袁行霈主编的《国学研究》、荣新江主编的《唐研究》、蒋寅主编的《中国诗学》、冯天瑜主编的《人文论丛》、刘东主编的《中国学术》等），尽管悄无声息，但仍不失为晚近十年来中国内地学术文化界最为引人注目的革命性巨变之一。这一巨变的巨大学术文化遗产就是一向匮乏的中国公共学术空间的创立、建设及其试验。”[81]凡此种种，均涉及到了学术规则的发现和重建，真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有时候我真佩服玉圣的三头六臂、分身有术和钢铁般的意志，有这样的人物为学术中国“守夜”，应该说中国学术有福矣！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新世纪以来，众多新闻媒体诸如《中国青年报》《北京青年报》《科学时报》《东方早报》《法制日报》《中华读书报》《中华教育报》《南方周末》以及《公益时报》《人民政协报》等纷纷介入了学术规范与学术批评的舆论监督之中，与包括杨玉圣主持的学术批评网等网站形成互动共振格局，为中国的学术公共空间的拓展进而致力于公共领域的实现，均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至少，“较之以往的冥顽状态，现在人们对于书评已经相对开化得多了，特别是在新闻出版界，书评的重要性得到了公认，但在学术圈和社会上书评之被无端排挤的现象，依然未能根本改良。”[82]关键是可能学界属于周祥森所说的“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身上那种秉笔直书、‘以良史之忧忧天下’的精神风貌”[83]尚在少数的缘故，而且“学高为师”可能大有其人，“身正为范”就难免气短。

　　真学术不怕讨论，怕讨论就不是真学术，我以为《共识与分歧——评有关〈中国学术腐败批判〉的讨论》以及附录的一组文章，大可供有兴趣讨论的读者参阅。尤其是附录中的周祥森与杨玉圣的通信，颇值一读。周先生确系“秉笔直书”地揭示《中国学术腐败的批判》的显性剽窃和隐性剽窃，而杨玉圣又刚好是这本书的推荐出版者，对作者十分爱护，尽管自己的多篇文章也被该书作者剽窃。这就出现了某种戏剧性，本来拟好好表扬一下该作者的杨玉圣赶紧找相关刊物撤稿，在批评作者杨守建的同时，也请其同道周祥森手下留情，并说作者是个大学生，可以帮助教育，杨守建也表示认错等等。另一层的戏剧性就跟人民大学的一位博士写作有关知识产权的论文却抄袭了人家知识产权的论著一样，这部批判学术腐败的著作本身却在搞腐败，而且就发生在力主学术规范和学风建设的杨玉圣眼皮子底下。其间的讨论就显得意味深长，如何惩前如何毖后如何他律如何自律等等，均得到了生动具体的说明。如果所有的学术批评都能这样在既讲求学术原则又讲究与人为善，那我们又有什么理由可以拒绝学术讨论呢？又有怎样的学术规则不可以在讨论中得以发现并有效地重建呢？

　　四、考据性批评：信史的追求

　　从上述的分析和归纳中，我们已经大致领略了某种特有的史家治学风范，这便是特别注重于考实性研究。同时杨玉圣个人还有个特点，便是特别注重于目录学意识，这又跟后来的一些学人尤其是陈平原教授倡导的学术史意识和研究，不约而同，有着非常深刻的内在联系。其实玉圣本人乃是二十多年一以贯之，学术规范研究他是这么做，哪怕具体到学术集刊研究也是这么做，更不用说他自己的本专业美国史研究几乎一开始就是这么做的。这就决定了杨玉圣特别清醒的学科意识以及相当投入的学科基础研究和批评。尽管跨学科研究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其前提是必须充分尊重各具体学科的研究成果，就像玉圣后来所做的那样。否则，就完全可能是无的放矢了。如果说杨玉圣的跨学科的学术规范研究成绩斐然，那么，其学科基础研究和批评则更是步步为营，尤其是《史学评论》一书便为集大成者。

　　我们当然清楚《学术规范与学术批评》与《史学评论》二书之间存在的某种渊源关系，或者换句话说，在具体研究和批评的方法上基本如出一辙，比如《美国书籍在中国：成就与问题》，就能让人想起他居然后来能够对我们现阶段的人文社会科学著作如数家珍，对学术期刊的存在状况等能够了如指掌到那种程度的情形。当然，准确说，前者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后者的横向发挥，而后者的种种纵向深入则至今读来仍让人对其学术功力的深厚击节。诸如《学术苦旅的足迹——兼评〈美国史研究百年回顾〉》《美国史研究的反思与改革》《美国史若干史实辨》等，如果不是对美国的相关历史场景烂熟于心，对相关历史事件有来龙去脉的真切把握，对相关历史文献以及学科研究成果有着深入的了解，那么，考实性也罢，学理性也好，是很难进入有价值的批评的。比如，“《百年回顾》中似乎还疏漏了一些代表性学者的代表作，已有的某些论列之作亦未必适当。兹仅就个人管见，吹毛求疵，试作如下说明或补充或商榷。”[84]结果这么一补充一商榷，让人眼花缭乱，晚清和民国时期的重要论文、著作、译作一气补充了几十部（篇），之后分期商榷，1949年到改革开放前的，1979年以来的美国史研究，又是几十部（篇）的补充。又如对《中国大百科全书》有关美国史条目的史实的商榷 [85]，很显然，前者涉及学术史（目录学）以便在回顾中认清研究方向，后者则直指考实性研究的重要性，《中国大百科全书》尚且这样，以讹传讹误人误己严重矣！至于对《美国史纲》的批评，应该说是考实性与学理性并重，岂料却遭到评论对象、美国史泰斗黄绍湘教授的高强度反弹，因为其涉及史学理论，就比较复杂，暂且不提。需要辨识的，似乎应该是除了意识形态话语之外更关涉到美国史研究乃至史学研究为何的问题，至少我们不能为了研究而研究，或者是出于某种特殊利益而进行话语争夺吧？

　　可悲的是，史学理论以及历史研究本身恰恰又是这样长期被扭曲着的。比如“闯王李自成的结局即这位一代风云人物兵败之后于1645年殉难于湖北通山九宫山，已是学界公论。但八十年代中期以来，所谓李自成‘禅隐’湖南石门夹山寺等原本已被证伪的说法，又大行其道，在社会上造成了不应有的混乱。”[86]杨玉圣转引王戎笙的话说：“不能因为争夺旅游资源就长期在不良学风影响下处于混乱状态。”不幸的是，全国此类事甚多，就在笔者身边几年前就有“南少林”究竟是在莆田还是在泉州为旅游资源的争夺而笔讼不断。至于“有人说哥伦布之前一千年中国僧人即发现美洲；
还有人嫌不够，夸下更大的海口，(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说殷人三千年前即已‘扬帆美洲’、‘跨越太平洋’。”[87]那似乎更是增强“民族自豪感”的大事，据说是出于“伟大的爱国主义”。出于种种非历史非学术的需要，“然而妄人倡说于前，愚众起哄于后，虽然多年以前，胡适就已痛斥其非，不过那还只是一个史学权威出于常识而发的义愤，而荣渠以特别深厚的功力一一批驳，应当说一言定谳，南山可移，此案不可改了。可惜时至今日，谬种流传，伪学不绝，恨不能起荣渠于地下再来扫一下这些奇谈怪论。”（李慎之语）[88]因此，杨玉圣不能不特别重视考实性的研究成果，在他看来，以下美国史的考实性学术成果是特别值得表彰的，如“杨宗遂纠正了学术界长期以来把著名的波士顿倾茶事件（即波士顿茶会）误认为“波士顿茶党”的现象，齐文颖纠正了史学界把1776年大陆会议通过《独立宣言》当做所谓的美利坚合众国诞生的标志、把7月4日（即‘独立日’）当作美国所谓的‘国庆节’等似是而非的看法，李世洞厘清了有关《五月花公约》签订的准确地点、具体时间等事实。应当说，这些出自专家学者手笔的考实性成果，严肃认真，来之不易，不仅有助于美国史和世界史研究，而且也十分有利于包括中学、大学在内的历史教学。”[89]这些考实性研究成果也是学术批评的利器，因为“谬种流传，伪学不绝”，也因为学术传承，从中不仅可以看到正本清源的诉求，而且可以见出如何把史学成果做知识转化的焦虑，“我们已有的史学成果往往是在相对狭小的史学界内部消化，小范围流传，除在高校历史系讲授各类历史课程与历史理论和知识、在中学普及一定的历史知识外，公民的历史知识教育处于一种近乎空白的状态，造成这种状态的基本原因之一是，历史学家们严肃认真的史学研究成果未能准确、及时地转化为大众化的科学知识。”[90]这就涉及我们前文已指出过的整个教育体制的问题了。由此也足见杨玉圣勇于担当的使命感和知难而进的责任感的极其难能可贵，我们甚至可以从他当年仅仅是从学科基础出发就已触摸到了许多共通的学术原则，从他早期史学评论中也能发现诸多他当下学术规范与学风建设倡导的蓝本或者原初的生发点，并体察到其良苦用心和锲而不舍的恒心。

　　其实，杨玉圣最钟情的仍然还是他自己的美国史专业。暂且不论其《美国学论文综目》《中国人的美国观》，就是史学评论本身，也大致可以看作他进入写作和研究的最好热身。也暂且不算诸如《中国人的美国宪法观》《〈独立宣言〉史事考》《中国人的罗斯福新政观》这样正面考验史家史论能力的佳作，就说《中国美国学史：一个新的研究课题——兼评李本京先生等的新著》篇，凭着自身美国学研究功底和对中国美国学研究状况的深入了解，以及大陆美国学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的分布情况的了如指掌，尤其是从论文论著取样、人名和机构名称的讹误、关于“成就”学者名单、“意识形态”划线不当等若干重要问题，杨玉圣对台湾美国学研究权威李本京教授等的著作提出质疑和论辩，光是“有关人士姓名正误比较表”和“有关机构和部门正误比较表”，又是差不多要占去16开本的4个页码，其严谨和深入不仅特具说服力，而且其史实和事实本身便力透纸背。至于《开展中国美国学史的研究》等颇具清醒的史学意识的建构和思考，尤其发人深省：“近代中国人的美国研究，除却传统的学术追求外，还有其另一层面的重要意义，即为摆脱中国落后困境寻求一面镜子。康有为的‘大同书’的原型是合众国。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也直接与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有渊源关系。20世纪初中国学术思想界进步人士介绍、研究美国独立史，对于反帝、反封建以至建立民国都有积极影响，系‘当时波澜壮阔的爱国主义史学思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91]又如，“在史学传统源远流长的中国，重中国史、轻世界史，重中国古代史学史、轻中国近代史学史，重中国史学史、轻中国世界史学史，恰恰是一个令人难堪的现实。”[92]其实前后二者有着极其紧密的内部联系，或者干脆便是由前者直接导致了后者，只要是现代化的需要强国的需要或者反帝反封建的需要，后来干脆是政治的需要，就是重的，否则就是轻的。也便是由于此，史学建构也包括美国学研究本身就已经变成了一个问题，而且是杨玉圣至今仍在努力思考的问题。据我所知，他目前正在集中精力撰写《美利坚合众国史》、并着手翻译《反联邦党人文集》和《美利坚共和国的创建》等名著。我期望并且相信，他不仅将会给学界一份答卷，而且很可能将会给读者带来一种别样的惊喜。

　　尤为精彩的还有杨玉圣对诸多前辈史家的有效解读和批评，这包括罗荣渠、刘宗绪、黄绍湘、杨生茂、邓蜀生、资中筠、刘绪贻、黄安年等名家名宿的著作。比如，在对刘宗绪教授主编的《世界近代史》的评论中，我特别注意到了这样一段话：“有意思的是，我们如果读一读外国（如美、苏）学者的世界史著作，则会发现：他们是断不会将其本国历史排除在世界史体系之外的；
不仅不排除，而且还往往是给予格外关注。这一中外正反的现象，很值得深思。”[93]其实说到底也就是世界结构中的中国抑或中国结构中的世界的问题，直接影响了史家的视野。玉圣这里关注的仍然还是中国特色的世界史（也包括美国史）的学科体系与建设的问题，当然也包括他的无处不在的学术史意识。因此他特别重视前辈学者的学术传承，同时也敢于对他们指谬。以《世界近代史》为例，“从本书的章节布局来讲，个别地方恐怕也还有可进一步斟酌之处。比如，把美国革命（书中称‘北美独立战争’）作为第五章‘近代早期的民族独立运动’的第一节（第149-157页）。依我看，应当放在本书第三章‘早期资产阶级革命’。这是因为，第一，美国革命与英国革命、法国大革命一样，都是当初波澜壮阔的大西洋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在英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之间，美国革命是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特别是美国革命对法国大革命有直接而重大的历史影响，从历史发展的因果关系上看，两者之间血脉勾连。可是本书在论述完了法国大革命，中间隔了第四章‘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和开明君主制’之后，再谈美国革命的，这样事实上就给人以历史时间的错位感。”[94]又如对邓蜀生编审的专著《美国与移民》和刘绪贻教授主编的《当代美国总统与社会》的评价，也完全是好处说好坏处说坏，“从移民的视角探索美国，这在晚清迄今的中国美国学发展史上，邓著是破天荒第一部。”[95]又说邓蜀生在书中提及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人搜查黑濑家跟“红卫兵”抄家相提并论，有点不伦不类，“如果我抬杠的话，恐怕秦始皇当初‘焚书坑儒’时就不免已开‘擅入民宅胡乱抄家’的恶例了，这岂止是‘早二十多年’的问题？这样一来，说不定中国又落个‘第一’。”[96]对后者给予高度评价的同时，也不客气地从“书中雷同之处甚多，乃有大段重复”和“论证上有欠严密之处”两个方面举证批评。对刘祚昌教授所著《杰斐逊传》的评论精彩纷呈：“在杰斐逊的心目中，追求幸福并非单纯是物质上的享受，亦非仅仅是肉体上的快乐，它还应包括精神上的满足，如高尚的情操、助人为乐、艺术上的享受、为理想而奋斗、读书的乐趣，等等。”[97]在关于《资中筠集》的述评中，也有这样一段颇为精彩的话：“如果说‘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是我们中国的古老传统的话，那么‘发了财就捐赠’的精神，不仅代表了‘财富的福音’和散财之道，而且也代表了美国精英为社会排忧解难、兼济天下的理想，从而‘使得兄弟的纽带仍能把富人和穷人联接在和谐的关系之中’[钢铁大王卡耐基语]，推动社会健康发展。‘以基金会为代表的私人公益事业是美国制度的支柱之一’，‘它是美国渐进改良中一股强大而稳健的推动力，而且站在这一改良的最前沿。’”[98]也就是说，美国人的精神孕育是非常关键的——当然，我们的大教育家孔子等也是很重视孕育中国人的精神的，那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以及三纲五常的等级秩序——而“杰斐逊还特别关心美国的民主政治的前途，并在如何保护民主、使其永不变质的问题上作了周密的理性思考。‘杰斐逊的伟大处，在于他没有把制度看成是万能的东西。在他看来，从制度上采取防止暴政产生的措施固然很重要，也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如果忽略作为民主政治的主体的人民的政治素质，不去努力提高人民的文化知识水平和民主意识，是无法从根本上消除暴政产生的根源和土壤的。’为此他特别重视教育的作用，把通过普及教育或专门教育以培养德才兼备的领导人（即‘自然的贵族’）视作防止民主蜕化为暴政的‘最可靠的保障’。”[99]这确实是一段振聋发聩的文字。

　　非常遗憾，我们时至今日都无法让前沿学者的科研成果转化为学生们的知识，又遑论培养“作为民主政治的主体人民的政治素质”？我们走到哪里都是喜欢地缘、血缘、亲缘的“熟人社会”，因此有我们这样的人民当然也永远只能产生这样的政府。所以，《独立宣言》中的那些著名的诸如“为了保障这些权利，才在人们中间成立政府，而政府的正当权力，则得自被统治者的同意”等说法，离我们十万八千里。玉圣评论《杰斐逊传》作者慨叹“杰斐逊在这里不是写历史，而是创造历史”时说道：“评说《独立宣言》，此一句话足矣。”[100]笔者也深以为然。对该书采用比较史学方法实际操作的分析与归纳也颇为精到 ，如：“华盛顿之退休，与其说是由于意识到总统轮换制的重大意义，不如说是因为他健康欠佳、厌倦政治的党派斗争。杰斐逊是‘自觉自愿地引退’的，他是为了给继任者‘留下一个榜样，使总统轮换形成为美国政治生活的惯例。’”[101]

　　无论是以何种视角（比如从移民的视角）、何种取材（比如二十一世纪美国史）、何种方法（比如比较史学）、何种场景（比如中美关系）、何种人事或文本（比如罗斯福新政）来研究美国，对不同的前辈学者著作展开的用心解读和细致分析里，我们一样可以发现玉圣的学术批评的精神指向以及使命担当，或者换句话说，《学术规范与学术批评》一书几乎处处指向学术规则的发现和重建，而《史学评论》一书则处处体现着信史确立与学科重建（所谓中国特色的美国学）的追求。我不知道，在这一点上玉圣是否深受前辈学者和思想家李慎之先生的影响？但我知道，玉圣的史学造诣以及术业专攻，颇得其业师罗荣渠教授的心得乃至精要。比如，按照罗先生的立论，美国革命“继承和发扬了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形成的关于自然权利说、社会契约说和革命权利说，脱去其清教革命的外衣，换之成为显明易懂的人民主权的理论，并按此理论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组织了崭新的共和制的各州政权。这在人类的政治实践上是第一次的成功。这对于‘君权神授’的欧洲是一个无可比拟的革命冲击；
同时也使欧洲在美洲建立的殖民地体系崩溃了一大块，加速了它的瓦解进程。美国革命的世界历史意义即在此。如果说，整个19世纪是在法国大革命的旗帜下进行的，那么法国大革命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用美国革命所铸造的思想武器砸开巴士底狱的大门的。美国革命开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先河。”[102]玉圣在《罗荣渠教授与美国史研究》等文章中对此给予了充分肯定和深刻领会。而对现代化研究的关注以及推动和玉圣自己进入学术理性化建构也颇受业师影响，尽管他们师徒二人还有过一个有趣的《现代化新论》的主题（“现代化新论”）与副题（“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之争（玉圣以为，“《现代化新论》最引人瞩目之处，恐怕还是如其名所示，一为‘新’，二为‘论’。正是这一‘新’、一‘论’，把本书推入了真正的学术佳境，为中国的现代化研究奠定了一块里程碑式的基石，也为世界的现代化理论界贡献了中国人的新发展观。”）[103]罗先生从不认可到可商榷再到接受的过程，也使得玉圣深受感动，并在其深情怀念业师的文章中反复提及。[104]我感兴趣的是，现代化理论研究为何是由史家中的“五星级学者”率先进行，而不是其他的诸如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或政治学者？这又让我想起李慎之先生的名言：“研究现代化，就是研究美国的现代化。”也许答案便在这里。罗荣渠先生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便是个成就卓著颇具影响而且总是先行先知的美国史、拉美史学者，除了《门罗主义的起源和实质》《论所谓中国人发现美洲的问题》等名作外，他在中美关系还是研究禁区的1980年代初期，他即率先提出“要‘批判地、全面地探索中美关系的历史演变。”[105]“美国需要重新认识中国，中国也需要加深了解美国。”[106]尽管现在看来，给我们一个真实的美国和一个真实的中国可能更重要，重新认识美国同时也是为了重新认识中国可能更重要，但我们也由此分明感受到了那些先辈学者身上的优秀精神品质和当时的学术抱负；
尽管其当年的“盛世危言”如“必须创造性地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自主型发展模式”至今并没有过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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