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岳：中国的环境债

　　过去十年来，全世界都在想知道中国的领导人何时能够认识到中国所面临的巨大的环境危机。今年，我们有了答案。新的五年计划把环境保护列为优先问题。随后开展了一鼓风的绿色宣传，政府现在谈论用“绿色GDP”来衡量发展。但是，所有的这些高谈阔论能够带来实际的进展吗？

　　尽管中央政府承认由于快速经济发展所造成的某些环境破坏，但是，政府还是文过饰非。看一看“绿色GDP”就可以知道了。今年春天，国家环保总局发布了中国的第一个正式的由于环境损失造成的向下调整后的GDP估计。根据这些估算，清理在2004年所产生的污染就会需要840亿美元，相当于当年GDP的3%。但是，更为现实的估计认为，环境损失占中国每年GDP增长的8%到13%。这就意味着，由于污染，中国几乎失去了自七十年代末期以来所得到的一切成就。

　　中国的环境问题根源复杂，最终可以归结于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在中国最近历史的大部分时期，我们一直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阶级斗争哲学。我们相信经济发展可以解决所有问题。在改革时期，这一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转变成对于物质利益无限制的、不计道德的追求。传统中国文化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已经被抛在一边。

　　结果，耗费大量能源以及低效率的污染企业，例如煤炭和矿物开采、纺织厂、造纸厂、钢铁企业、化工厂以及建材企业统治了中国的经济。我们的城市规模在爆炸，耗尽了水资源并且造成可怕的交通堵塞。

　　中国人口的四分之一饮用低于标准的水；
三分之一的城市居民呼吸严重污染的空气。而且，中国最近发生了一系列的环境事件。实际上，中国平均每两天就会发生一起严重的水污染事件。

　　尽管中国签署了京都议定书以及大约50个其他国际环保协议，我们却基本上没有履行。如果我们对提升我们的产业结构不予以重视，我们就会无法实现我们的减少排放的承诺。尽管新的五年计划制定了精确的目标，许多省份却还没有实现上一个五年计划的主要环保目标。

　　的确，中国在过去三十年中实现了西方国家需要100年才能够实现的经济发展。但是，中国在这30年中也承受了一个世纪的环境破坏。不幸的是，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是，我们无法等到我们的年人均GDP达到一万美元再解决我们的环境问题。我们的专家估计，当中国的年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之时，环境危机将会加剧到一个危险的地步。

　　更加糟糕的是，尽管我们抛弃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我们却没有吸收现代文明中好的一面。建立在权利和义务基础之上的“社会契约”概念是构成有效的环境保护的最为重要的先决条件的基本价值观点却被忽略。结果，在计算生产成本的时候，环保项目经常不能被列入。很少有人会费神为中国的贫困和没有权势的人考虑环境成本以及他们的权利。

　　现在，环境因素急待在中国的宏观经济规划中切实予以重视。这就要求在重要产业项目和耗能大户企业的规划中制定出一个更为理性的战略。在项目开工前，应当认真研究，确定现有的能源、土地、矿产以及生物资源。必须改革土地规划，打破工业垄断，发展目标应当根据人口、资源数量以及吸收污染的能力来予以制定。

　　最后，中国需要一个新的能源战略。工业化国家发展并大量利用了核能、风力、沼气以及其他可再生资源。中国在这方面的技术甚至落后于印度和巴基斯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而且，其对煤炭的依赖是对全球气候最大的威胁之一。目前，根本就没有替代。但是，从长远来看，清洁能源是在不造成无可挽回的环境破坏的情况下带来经济增长的唯一的途径。

　　政府无法自己解决这些问题。中国人民在环保问题上最为利益悠关，因此就必须成为推动力量。地方社区、非政府组织以及企业界都必须做份内的事情。它们不能仅仅把自己局限在“监管”的范围之内并向上级呼吁。它们必须进入其他的领域，包括公开听证、福利诉讼、提高媒体报道以及其他自愿性的活动。

　　但是，最后的权力还是在政府那里。中国的领导人需要采取几项切实的行动，而不仅仅是停留在口头。他们必须赋予环保干部以实权来实施现有的法律并堵塞巨大的法律漏洞。只有引入奖励保护环境者、惩罚污染者的法律机制以及帮助联合散落在不同地方的环境监督组织才能够做到。最为重要的是，需要建立一个监督干部经济以及环境政绩的体系。

　　中国正在处在一个危险的危机点上。国家巨大无比的环境欠帐无论那种形式总归要还的。中国必须高瞻远瞩，趁还可以控制的时候现在就开始偿还债务，而不是让债台高筑，最终威胁到让大家都破产。

　　作者潘岳是中国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

译者：赵征

　　来源：project syndic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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