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宁：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形成及世界性意义

　　在当今的中西方比较文学界、文学理论界以及文化研究界，讨论文学经典的构成及重铸，已不再是什么新鲜的话题了。但在新世纪之初，重提这个话题也许有助于我们在实践领域内对已有的文学经典提出质疑，以便为一种基于跨文化视野的重构文学经典铺平道路。一般说来，讨论经典问题，总无法摆脱这四个方面：文学接受理论、比较文学研究、文学修正理论和文化研究。本文就从这四个方面入手来探讨文学经典的构成、隐于经典构成之背后的权力关系以及如何对文学经典质疑乃至重构。

　　接受理论和文学史的挑战

　　我们都知道, 所谓经典必定是指那些载入史册的优秀文学作品，因此它首先便涉及文学史的写作问题。仅在20世纪的国际文学理论界和比较文学界, 关于文学史的写作问题就曾经历了两次重大的理论挑战, 其结果是文学史的写作在定义、功能和内涵上都发生了变化。文学史(literary history)已经摆脱了早先的历史客观性话语之束缚,成为了一种具有能动阐释特征的自满自足的文学撰史学(literary historiography), 它在今天的文学学科(literaturwissenschaft)中依然占有重要的地位,并继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有着鲜明的新批评形式主义色彩的韦勒克和沃伦著《文学理论》中, 两位作者显然仍给了文学史相当显赫的地位: 它在文学研究的大范畴之下与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共同支撑了文学研究这一学科。而到了60年代后期的接受美学那里, 文学史则作为指向文学理论的一种“挑战”之面目出现,这尤其体现在汉斯·罗伯特·尧斯的那篇曾产生过震聋发聩效果的论文--《文学史对文学理论的挑战》(“Literaturgeschichte als Provokation”, 1967; 英译文刊载于《新文学史》第二卷[1970]，题为 “Literary History as a Challenge to Literary Theory”)中。该文从读者接受的角度出发, 提请人们注意一个长期被文学撰史学家所忽视的领域: 读者对文学作品的接受。在接受美学理论家看来, 只有考虑到读者的接受因素在构成一部文学史的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这部文学史才是可信的和完备的。毫无疑问, 接受美学理论家尧斯和伊瑟尔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向传统的忽视读者作用的文学史写作提出了挑战,他们的发难为我们从一个新的角度建构一种新文学史奠定了基础。正如尧斯针对把文学的进化与社会历史的过程相联系的作法所质疑的，“如此看来，把‘文学系列’和‘非文学系列’置于包括文学于历史之关系结合部，而又不使文学以牺牲艺术特征为代价……不也是可以办到吗？”（1）显然,尧斯等人的接受美学理论并不是出于反历史的目的,而是试图把文学的历史从与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密切联系中剥离出来,加进文化和形式主义的因素,以强调文学作品的文学性和审美功能。他们的努力尝试虽然早已成为历史，但对我们今天重新审视既定的文学经典进而提出重铸经典的积极策略仍有着重要的启迪意义。

　　谈到文学经典的构成和对文学史的重写，我们必然想到，当今欧美文学理论界的权威刊物《新文学史》(New Literary History)所做出的贡献也是不容怀疑的。1969年由著名文学理论家、当时的国际权威美学刊物《美学与艺术批评》(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 副主编、弗吉尼亚大学坎南英文讲座教授拉尔夫·科恩(Ralph Cohen)亲自创办的这个学术刊物对于推动当时的后现代主义争鸣、接受美学对传统文学史写作的挑战、以及其后新历史主义批评的崛起、文化研究在东西方的比较研究、文化身份研究、修正主义思潮以及文学的生态批评等, 都起到了欧美其它刊物无法相比拟的作用。作为一份致力于对文学史进行重新书写的理论刊物，该刊在文学经典的重铸方面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推出一批大师级的学者和理论家方面，该刊所起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和不可替代的。它率先将驰骋于20世纪后半叶的欧洲文化和文学理论大师，如米歇尔·福柯、雅克·德里达、沃夫尔岗·伊瑟尔、汉斯·罗伯特·尧斯、朱丽娅·克里斯蒂娃、茨威坦·托多洛夫、翁贝托·艾科、爱莱娜·西苏等人的新著引入英语学术界，从而推进了文学理论在英语世界的拓展和多学科发展。而在北美，曾经声名大振或当今仍活跃在英语文论界的诺思洛普·弗莱、雷内·韦勒克、哈里·莱文、特理·伊格尔顿、弗雷德里克·詹姆逊、E.D.赫施、爱德华·赛义德、希利斯·米勒、吉奥弗雷·哈特曼、哈罗德·布鲁姆、伊哈布·哈桑、诺曼·霍兰、林达·哈琴、海登·怀特、佳亚特里·斯皮瓦克、劳伦斯·布伊尔等前沿批评理论家也都在刊物上亮过相。甚至连理查德·罗蒂和托马斯·库恩这样一些文学领域以外的大师级学者也不吝频频赐稿,为刊物增添了跨学科的理论思辩色彩。因此，人们一致公认，从事当代文学理论、比较文学和文学史研究，不读《新文学史》就跟不上时代的潮流，不读《新文学史》,就无法了解当今的学术理论前沿的进展。与之相比,另一个与《新文学史》齐名的理论批评界权威刊物《批评探索》(Critical Inquiry)则越来越倾向于文化批评, 并带有鲜明的解构色彩,因而该刊在北美的影响大大超过在欧洲及其它地方的影响,而且主要是对文学研究圈以外的学者发生影响。这一点恐怕在于: 在当今文化研究越来越远离文学研究的不利情况下,《新文学史》采取了一种比较灵活的策略, 即一方面强调文学研究的学术理论性,注重对文学史上的老问题以新的解释甚至建构,另一方面又不断地将文学研究的领地扩大,使之得以与文化研究呈一种对话和互补的关系。这正是这本刊物至今仍有着强大的生命力的一个原因。

　　对于文学史的重新建构，必然涉及对以往的文学经典作品的重新审视甚至质疑。正如科恩在《新文学史》创刊号上所称, “迄今尚无一家刊物致力与文学史上的问题进行理论性的阐释”,因而该刊的创办就是为了满足读者的这一需要,以便通过承认“文学史”必须重新书写而实现这一目的。另一个目的就是通过探讨“历史”为何物以及“新”(new)这个字眼在多大程度上又依赖于“旧”(old)的概念进行理论阐释。（2）应该承认,该刊创刊三十多年来,科恩的这一目标已基本实现。特别是80年代初新历史主义的崛起, 文学史更是受到严峻的挑战,文学史写作的方法和策略也得到了相当的更新。按照新历史主义者的看法,历史的叙述并不等同于历史的事件本身,任何一种历史的描述都只能是一种历史的叙述(historical narrative)或撰史, 或元历史(metahistory),其科学性和客观性是大可值得怀疑的。因为在撰史的背后起到主宰作用的是一种强势话语的霸权和权力的运作机制。历史既然如此,更不用说有着更为丰富的审美艺术特征的文学史了。毫无疑问,经过这两次大的冲击和挑战,文学史的神话被消解了,文学史的撰写又被限定在一个特定的学科领域之内,发挥它应该发挥的功能: 它既不应当被夸大到一个等同于思想史的不恰当的地位,同时又不应当被排除出文学研究的领地。但这个文学研究领域已经不是以往那个有着浓厚的精英气息的封闭的、狭窄的领域，而成了一个开放的、广阔的跨学科和跨文化的领域，在这个广阔的天地里，文学研究并没有消亡，而倒是被置于一个更加广阔的文化语境之中来考察。这也许就是新的文学撰史学对文学理论产生的挑战。作为这一挑战的一个直接后果，文学经典的重构问题便被提到了研究者的议事日程。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欧美学术界，讨论文学经典建构和重构的问题甚至成为一种十分时髦的话题，它占据了研究生的博士论文的很大篇幅，同时也主导了不少学术研讨会的讲坛。

　　比较文学、文化研究与经典的构成

　　尽管比较文学这门学科的诞生与全球化的进程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比较文学研究一直是在欧洲中心主义的范围内进行的。而在80年代后期，经过国际性的后现代主义理论争鸣和后殖民主义理论思潮的冲击，文化研究逐步形成了一股包容性的且更为强劲的思潮，有力冲击着传统的精英文学研究。经典文学研究的领地逐渐呈萎缩状态。在文化研究大潮的冲击下，比较文学学科本身也发生了变化，它逐步引入一些文化研究的性别研究、身份研究和后殖民研究的课题，并有意识地对经典文学持一种质疑的态度，以便从一个新的角度来对经典进行重构。比较文学学者首先关注的问题是究竟什么是经典(canon)?经典应包括哪些作品？经典作品是如何形成的？经典形成的背后是怎样一种权力关系？当经典遇到挑战后由应当做何种调整？等等。这些均是比较文学学者以及其后的文化研究学者们必须面临的问题。在这方面，两位坚持传统立场的欧美学者的观点值得一提。

　　首先是美国耶鲁大学的哈罗德·布鲁姆。作为英语文学界的泰斗，他的西方文学知识十分广博，并对中国文学也饶有兴趣。作为当代人文主义的坚强捍卫者和经典文学的最后一位辩护士，面对文化研究大潮的冲击，布鲁姆大有“逆历史潮流”而动之气势。他在出版于1994年的宏篇巨著《西方的经典：各个时代的书籍和流派》(The Western Canon: The Books and School of the Ages)中，站在传统派的立场，表达了对当前颇为风行的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的反精英意识的极大不满，对经典的内涵及内容做了新的“修正式”调整，对其固有的美学价值和文学价值做了辩护。他认为，“我们一旦把经典看作为单个读者和作者与所写下的作品中留存下来的那部分的关系，并忘记了它只是应该研究的一些书目，那么经典就会被看作与作为记忆的文学艺术相等同，而非与经典的宗教意义相等同。”（3）也就是说，文学经典是由历代作家写下的作品中的最优秀部分所组成的，因而毫无疑问有着广泛的代表性和权威性。正因为如此，经典也就“成了那些为了留存于世而相互竞争的作品中所做的一个选择，不管你把这种选择解释为是由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团体、教育机构、批评传统作出的，还是像我认为的那样，由那些感到自己也受到特定的前辈作家选择的后来者作出的”，（4）因而写下这些经典作品的作家也就得以作为“经典作家”而载入史册了。诚然，对经典构成的这种历史性和人为性是不容置疑的，但是长期以来在西方的比较文学界和文学理论界所争论的一个问题恰恰是，经典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它的内容应当由哪些人根据哪些标准来确定？毫无疑问，确定一部文学作品是不是经典，并不取决于广大的普通读者，而是取决于下面三种人的选择：文学机构的学术权威，有着很大影响力的批评家和受制于市场机制的广大读者大众。首先，一部作品写出并要想成为经典，就必须得到出版和发行，并要引起批评家的注意，然后在得到批评家的认可之后才能逐步引起文学研究者的关注，最后它的成为经典之重要标志便是进入大学的文学教科书和载入文学史。可见这三方面的因素是缺一不可的。但在上述三方面的因素中，前二者可以决定作品的文学史地位和学术价值，后者则能决定作品的流传价值，当然我们也不可忽视，有时这后一种因素也能对前一种因素做出的价值判断产生某些影响。例如就布鲁姆本人而言，一部在广大读者中极为流行的文学作品不能不促使他考虑其可能存在的经典价值，而他对某些确有价值的经典作品的忽视也可能导致这部作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被排斥在经典的大门之外。这样的例子在中外文学史上不胜枚举。

　　另一位十分关注经典构成和重构的理论家当推荷兰的比较文学学者杜威·佛克马。他精通几乎所有的欧洲主要语言，并能用中文和俄文阅读，用英、法、德、荷四种文字写作，近年来尤其对中国文学颇为关注，并发表了不少这方面的著述。他对文学经典的构成的论述首先体现在他对西方文化思想史上袭来已久的“文化相对主义”的重新阐释，这无疑为他的经典重构实践奠定了必要的理论基础。

　　众所周知，文化相对主义最初被提出来是为了标榜欧洲文化之不同于他种文化的优越之处，后来，由于美国的综合国力之不断强大，它在文化上的地位也与日俱增，有着“欧洲中心主义”特征的文化相对主义自然也就演变为“西方中心主义”，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包括中国文化在内的整个东方文化的价值逐步被西方人所认识。（5）在比较文学领域，佛克马是最早将文化相对主义进行改造后引入研究者视野的西方学者之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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