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承志：投石的诉说

　　掷出石块的是一个少年。他站在熊熊的烈火中央，迎着隆隆驶来的怪兽。他的耳际轰响着的，是凄厉的风吼和烈火焚烧石头的声音。环绕的一切都尖锐、钝闷、灼烫而恐怖。怪兽挂着金属板的装甲，傲慢又野蛮，沿着街巷横冲直撞而来。石块在迸溅中粉碎，一切倾听都被挡在了背后。在这野兽轧碾之下，一切都变成了瓦砾，一切都化成了废墟，包括新世纪的精神，包括生存的希望。

　　少年从瓦砾里抓起一块石头，套上投石索，奋力朝那钢铁的野兽掷去。一声砰的声音迸响在金属板上，红色的火焰映照着他舞着投索的弱小身影。

　　大卫这个名字用阿拉伯语读，恰好就是他的名字达乌德。战争怪兽里跳出凶恶的军队，抓住了他。达乌德的手被一根窄细的白色硬塑料带子反绑，士兵们殴打着他，活活地折断了他的一条胳膊。

　　瓦砾堆里同时跳出十个少年，他们愤怒地用投石索、用弹弓、用赤手把石块投向毒焰和怪兽般的坦克。嘿嘿纷飞的石块撞在坦克的装甲板上，响起一片悲愤的声音。

　　————这不是文学的描写，这是完全的现实。硬塑料的窄带是最新的绑人工具，它比手铐更使人疼痛，比绳子绑得结实。揭露以色列军队折断投石少年手臂的行径及其法西斯心理的，是葡萄牙的著名作家萨拉马戈。《大侵人的前夜》一文介绍了他引起轩然大波的发言：

　　他的发言要旨是这样的：“折断参加Indifada的投石少年的手臂，就其精神而言，在犯罪一点上，可以与纳粹对犹太人的屠杀相比较。（日本，岩波书店，《世界》，二00二年六月号）

　　他冒险发言的原因，是因为他听见了石块传达的语言。他听懂了，并因良心的驱使不能回避。

　　使用石块难道能进行战争么？不，这不是战争手段，而是心情的传达。巴勒斯坦人用这样的语言，呼喊着公正，呼喊着最古典和最低限的良心。投石的语言超越了障壁唤起了良知和同情，也为非武装的民众反抗，做了痛苦而警醒的定义。

　　自从一九八七年巴勒斯坦人民第一次起义（Indifada）以来，这种达乌德一大卫式的象征行为，以及这种石块迎击坦克的声音就没有停止。孩子的石块不可能打败坦克，所以这是象征、这是一种语言表达而不是战争手段。孩子们的石块说出了巴勒斯坦民众抵抗的正当性。孩子们用石块说：我们没有武器。我们用石块呼喊。人们，你们听见了吗？

　　我的耳朵听见了他们的声音。有很多耳朵听见了这石头的诉说。这声音和这形式太富于象征意味了，我甚至觉得巴勒斯坦的少年们是在写作着一部诗篇。这诗篇因为使用了超越一切语言的语言，所以使一切诗人的作品都黯然失色。

　　象征和语言遇到的，是疯狂的野蛮主义。从二000年九月起，因沙龙对阿克萨清真寺的冒读掀起了第二次Indifada。石块同样竭力传达着这种弱者的语言，但是希望被坦克的履带一天天碾得粉碎。与肆虐的坦克唱和着，世界在肮脏地“看杀”。于是，绝望的石块，在悲愤的尽头变成了赴死。

　　有教养的知识分子说——这就不对了！这么一来不就是以暴易暴了吗？这种造成平民伤亡的行为，同样必须谴责！

　　这种批评是面对屠杀表演公允。其实天平早已倾斜坍倒，其实人们早已使用极限上的语言呼救。知识分子公允病的症状后面，藏着他们接受既成事实的妥协心理。说到底还是与强权为伍划算，所以他们佯做没听见石块的呼救。他们把一个绝望民族的利益，换了卑怯的自慰感觉；
他们不肯说一句——占领是最大的恐怖主义，国家恐怖主义是最大的犯罪！

　　哀兵如同坐以待毙，投石的语言，被人们充耳不闻。那么只剩下投降或者殉死，再无他途可供选择。

　　石块在绝望的尽头，含着眼泪爆炸了。它一头撞上那战争的野兽，发出孤独的一响，然后被黑烟烈火吞没。

　　另一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媒体在卑鄙地诱导。满足于自私的小康，人们习惯了白日的谎言。确实炸弹造成了伤亡。但是，以死为语言的人所实践的，同样不是战争行为而是语言的传达。他们企图用悲愤的一声轰响唤醒世界：我们只剩下了生命。人们，你们听见了吗？

　　听见了石头的诉说的，是如萨拉马戈一样怀有正义感的人。即使生逢如此时代，他们也决心回答。

　　在纳粹屠杀犹太人最烈的时期，曾有一个日本外交官抗拒正与德国结盟的政府命令，为逃命的犹太人发放了离开欧洲的签证。他的遗嫣最近发表给沙龙的公开信，要求以色列从巴勒斯坦撤军。

　　应该让更多的人听见这位九十岁老妇的声音。她的公开信全文如下：

　　平成十四年（二OO二年）四月十一日

　　沙龙总理：

　　对以色列从巴勒斯坦撤退的要求

　　沙龙总理，切望无论如何，从巴勒斯坦做有勇气的撤退。并实施基于人道主义的政策，向中东和平作出努力。亡夫曾于一九四O年就任立陶宛代理领事。当时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屠杀，正激化得超绝想像。北欧小国立陶宛也曾有大量犹太人逃来，我至今难忘领事馆门前拥挤着的、为获取签证的人们那必死的表情。亡夫曾向本国外务省提出了发给签证的请求，却因日本正与德国结于同盟条约、并有诸端理由而被驳回。

　　但膨胀增多的难民的悲痛声音只见逐日高涨。亡夫于苦恼之极，在征得家庭全员赞同后，作出了“吾宁负日本政府，不能负神”、并发出签证的决断。他连日彻夜书写签证。我们不清楚发出的签证数量，只记着他在有限的些少时间里，不眠不休书写签证的情形。后来才听说有六千人获救。依出版社的强烈要求，《六千个生命签证》一书也在后日出版了。一九四五年五月，与德国的败战同时，我们一家被软禁于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郊外的俄国收容所，至一九四七年归国一直流离于各地的集中营。归国后外务省逼迫亡夫辞职，并不顾及他早在战前便为国效力，而追究其发给犹太人签证的责任。亡失依外务省乏意退职。那以后原本寡言的他更加沉默，他觉得因良心判断而致使家庭连累，因此蒙着很大的心理负担。后来仰仗多方好意他才再获职业，总之生存下来。

　　他于一九八五年被以色列政府以援救犹太人生命的功绩授予“Yado Basiem”奖（诸国之正义者之奖），次年七月三日静静降下了人生的激动之幕，享年八十六岁。到亡夫的行为，是我一家的巨大荣耀。一生中能救出那样众多的生命，且被救助者后日又多肩负以、美政治乃至世界经济之重任，听闻这一切亦使我一家无比喜悦。

　　但是，今日之侵攻巴勒斯坦，无论其理由如何，都给我们带来了莫大的悲哀。不仅如此，每当想到惨死战祸者的遗族又蒙罩于难忍的悲痛之下，我们便无法不为——究竟亡夫那样写下签证好吗？抑或若没有写才好？——诸如这些而苦恼不已。

　　我今年已九十岁了。四个儿子中，三子晴生和长子弘树已经辞世。长年来，我和成为家长的次子千晓一起生活在乡下。我已经不可能再活很久了。惟一惦念的事情，只是培养能继承亡夫的“植根于人道主义的活动”的人。这是继承亡夫意志的我们的最后愿望。

　　去年末因不况，我们失去了长年住惯的家屋。或许人会觉得我们穷，但我们却永远抱着衫原千亩遗留的行为，怀着清高端正的自豪生存着。我们是幸福的，切勿对我们施与同情。

　　用不着为一个人，我们请人们关心的是“基十人道主义的活动”。请想想究竟还要让多少贵重生命在战争和自然破坏中死去，并切请在此刻，再次审度以色列的侵略带来的悲哀和损失的巨大。无疑，我相信武力之外还有解决之道。

　　致亲爱的沙龙总理

　　敬具

　　生命的签证财团会长 衫原幸子

　　日本衫原事务所代表 衫原千晓

　　联络：0466－48－8344（Fax）URL：http：／www．hoops．livedoor／－sempol

　　（《世界》），二00二年六月号）

　　人道已经是个愈来愈暧昧的命题。但是，外交官衫原千亩和九十高龄的衫原夫人提出了自己的标准。他们是崇高的人道大义的实践者。在犹太人受到非人道的追杀时，他们勇敢地反抗自己的国家，向弱者犹太人伸手救援。而当以色列对今日的弱者——巴勒斯坦人欺凌杀戮的时候，他们凛然地“基于人道”，再次打破了世界的可耻沉默。

　　萨拉马戈的发言，立即遭到了以色列的威胁。而面对着衫原千亩的遗耀和儿子的批判，面对着民族的救命恩人和他们的行为，那些指挥坦克去碾碎生命的人会怎样呢？

　　在世上一切高尚行为的面前，在奥斯维辛的死者与生者的面前，他们不能躲避——被孤立的刽子手的恐惧。

　　《东方主义》的作者E·赛义德曾经在巴勒斯坦的土地上，弯下病弱的身体，拾起一块石头，朝以色列方向投了出去。他用这块石头，表达了对这象征语言的理解。他表示自己也要加人被侵占与被侮辱一方的行列，也要使用这种语言。

　　各自使用自己“石块的语言”的并不是少数。

　　在侵略的步伐加剧以后，一批批救援者出现在巴勒斯坦的土地上，企图冲破卑鄙政客设置的“进程”，直接向被侵害的人们伸出救援之手。他们冲进一个个被蹂躏的地点，冲进伯利恒圣诞教堂，给蛮横的现场注入正义。

　　杂志上刊登着一张照片，是在被毁灭了的杰宁。一个刚刚抵达的欧洲妇女踩着瓦砾，背着背包，在一片惨景前，她终于失去了控制，不由锐声地尖叫起来。她只顾尖叫，说不出话来。

　　那尖声哭号的形象烙刻一样留在我的心里。她也没有语言。她的哭叫，用的是和投石少年一样的语言。

　　并不因为足够的诽谤和丑化，就能改变人的良心感受。九十岁老人的语言，嚎叫女人的语言，可能是最温和的、也是最深刻的语言。它们直击人心，敲响本质，它们和少年掷出的石块一样，都是绝望尽头的呼吁。

　　这个被媒体和文人炒作的“千禧”新世纪，它居然使那么多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并且使用了这样的语言！ 二OO二年三月二十五日，巴勒斯坦诗人马赫穆特·达尔维什在”接待萨拉马戈一行的致词中说：

　　语言的名匠在血的雄辩面前不能修辞。所以，我们的语言和我们的权利一样单纯。我们在这块土地上出生，我们属于这块土地。我们除了母亲的语言，没有其他的母语。而每当我们理解了这母亲之地拥有太多的历史和太多的先知的时候，我们也就理解了这里是复数主义的共享空间而不是地狱；
理解了谁也不能独占土地、神和记忆。我们还知道了历史既不美丽也不优雅，但我们的任务，就是作为人，使历史更加人性化。因为我们自己就是这历史的、同时也是牺牲者的产物。

　　（《大侵的前夜》，刊《世界》二OO二年六月号）

　　自我想他在用阿拉伯语娓娓道来的时候，这篇讲话一定非常动人。我感到它也许超出了诗人的水平，简直就是石头语言的原文。读着它，我仿佛看见一个巴勒斯坦的孩子，是达乌德或者达尔维什，他挺身站在黑烟滚滚的瓦砾上，迎着怪兽一般碾压而来的坦克。他迎着火光，全力投出了石块。野兽喷出火焰，他倒在燃烧的瓦砾里。从火中飞出了一只鸽子，衔着一块沾血的石块。

　　受难的石头的语言，淹没在疯狂的轰炸声和大规模杀伤性宣传媒体的哈噪中，微弱而无力。但毕竟，它唤起的良知，它种下的希望，会在下一个时代从废墟中发芽生长。毕竟，从未成年的孩子到九十岁的老人，我们也同时目击了最高尚的形象。

　　这是一个投石时代。萨拉马戈也好，衫原幸子也好，E·赛义德也好，那些冲进伯利恒圣诞教堂为难民送去几瓶水的救援者也好，那个踏上被夷为瓦砾的杰宁忍不住失声嚎哭的女人也好——他们都和投石的少年一样，只是在使用最后的语言。

　　在冷漠的沉默中，我倾听着，心里充满恐怖的感觉。我不愿聪明地避开更不愿表演公允， 我不能加人看杀的一翼。我清晰地听见了那声音，我要把它们翻译成汉语。我想竭尽微力回答对我的呼叫。我想让自己的文章也变成石块，掷向这无义的世界，并拯救自己的良心。

　　这是一个投石的时代，思想、文学、言论都被霸权恐怖主义的火力压制得抬不起头，悄无声息。一切有意味的语言都被迫变形了，就像战斗只能投石。今天是战士给人以启发的时代，因为他们的战斗并不为取胜；
他们只为在火狱的烈焰中，用一己的生命，向人类发出最后的一声呼喊。

　　如果一场对决的目的并非为了取胜，如果一方的手段变形成了彻底的艺术；
那么沉睡的良知就可能醒来。这样的启发惊心动魄，有了它，聋替的视听可能被疗救。真正的语言最终是不会混灭的，它超出了种族和宗教，诉说着人对公正和大同的梦想。会有一天，人们会为这投石的语言感动，他们会奋起谴责霸道，并悼念那些——留下了石头的遗言一去不返的死者。

　　等到毒人如洪水退去的时候，鸽子会再一次衔着橄榄枝飞来，像古老的圣经故事一样。烈火中涅渠的凤凰会在和平中再生，以摧人肺腑的声音，唤醒死去了的希望。

　　枝飞来，像古老的圣经故事一样。烈火中涅渠的凤凰会在和平中再生，以摧人肺腑的声音，唤醒死去了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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