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辑志：纪念我的父亲王力

　　今年是父亲诞辰100周年。他离开我们已经14年了，他住院病危时我们兄弟姐妹几人轮流在他身边看护，在他去世前几天，他神志有些不清，也没有气力说话，但他已经意识到他的生命到了尽头，不时叹气，我猜想他是不甘心就这样离开人世的，因为还有计划中的书没有写完，还希望要多写些文章……

　　我父亲的身体一向很好，很少生病。他是在1986年3月底病倒的，那时他已经有86岁了，当时我不巧没在国内，那时我在四通公司主持开发四通文字处理机工作，正带领一支开发队伍在日本横滨做产品开发的最后调试。在开发工作进行到了最后、也是最关键的时候，我接到总裁的电话，告诉我父亲生病住院，我听了之后开始没有在意，他又加了一句话：你父亲的病很重，就是说，可能等不到你回国了……这时我心里“咯噔”一下，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我有点不敢相信，因为我离开北京还不到一个月，那时他还好好的呀！总裁对我说，如果需要，你可以中断手中的工作，立刻回国见你父亲最后一面。我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我们在日本的签证期限是一个月，这次是四通第一次开发自己品牌的产品，这时也即将结束，如果我回国，就意味着这次开发要中止，公司产品的推出必然要拖延一段时间，甚至将失去商业机会；
如果我不回国，万一父亲去世了，我将失去和他见面的最后一次机会，也不能在他病重的时候在他身边尽一个孝子的心意。总裁知道我的矛盾心情，没有立刻要我表态。放下电话之后，日本ALPS公司的领导也说，如果王先生要回国的话，我们可以立刻安排。我随即向北京拨通了母亲的电话，询问父亲的病情，这才知道，当他生病时，起先是发烧，大家都以为是感冒，谁知住进医院之后才发现情况严重，是白血病，而且病情很快恶化。我想，我是否回北京，可以征求母亲的意见，她的意见将会起很大的作用。如果她要我回去我必须立刻动身。可是母亲说，“我知道你在日本的工作很重要，如果那里的工作离不开你，你就不必回来了，北京有你的弟弟和妹妹在。”以工作为重，是我父亲母亲的一贯作风，我父亲和母亲不会轻易以身体不适而请假，一般小病都会坚持上班，而我还在中学上学的时候，不管是肚子痛还是有其他不舒服的症状，我母亲都是要求尽量要坚持上学。以我父母亲以身教导我们的做人原则，留在日本继续做开发，是很自然的选择。于是，我决定留下。

　　在日本的开发工作顺利完成了，我在4月中旬回到北京，立刻就到北京友谊医院去看望住院的父亲，这时他神志还清醒，但已经不能说出完整的句子了。我向他汇报了我在日本的工作，告诉他开发工作已经基本完成，他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我在出国前，曾经给他讲解过文字处理机的工作原理，当时他始终不太理解，我本来想搬一台电脑到父亲家里给他做模拟演示，但一来那时开发工作太忙，二来想到反正很快就会有产品出来，等产品问世后再给他讲岂不更好吗，因此就没再给他做进一步的讲解。谁知到产品真的开发完成的时候，已经没有这个机会了。没能让自己的父亲用上自己设计的文字处理机，是我终生的遗憾。后来，四通文字处理机累计销售了20余万台，成为四通的拳头产品，为社会发展做出了贡献，这是后话。

　　子承父业，是很普遍的现象，所以很多人问我，你怎么没有选择你父亲的专业呢？我从小喜欢数学、物理等，而父亲是搞文的。他曾对我说过，他也喜欢数学，但是他年轻的时候由于个人财力的原因，只能选择文科，要不然，他也会选择理科。所以他并没有要求我继承他的专业，倒是支持我学理工科。我在上高中的时候，曾经在北京市中学生数学竞赛中获得二等奖，因此1957年考大学时想选择数学专业。当时计算机业正在兴起，那年大学刚开始设置计算机专业，他劝我报计算机专业。他说，计算机是一门新兴的行业，必然会有比较大的发展，你应该选择它。但是父亲的建议没有起作用。当时整个学术界有一种重理论轻实践的倾向，以至于影响到了我们中学毕业生。我的同学都反对我报考计算机专业，他们说，计算机技术里没有什么高深的理论，还是学传统的数学有出息。我在这样的氛围里，没有听从父亲的建议，还是报考并就读了北京大学数学专业。

　　我1963年大学毕业，经过多年的各种变迁，最后在1973年开始搞计算机，一直到现在。我所做出的任何成绩都与计算机有关。可以说，计算机现在成了我的主业。回想起来，父亲是很有远见的，实践证明了他的建议是正确的。我的大学同班同学，有一半的人后来都改搞了计算机。

　　我父亲平时总是很忙，从我们小时候起就一直是这样，很少有空管我们兄弟姐妹几个，我们的家庭教育主要来自母亲。我小时候不听话，常挨母亲打，父亲反对母亲打我们，他自己也很少打我，但有一次，我不记得是什么事惹怒了父亲，被他痛打了一顿。

　　尽管如此，因为父亲是研究语言学的，他对我们子女的语文要求很严，我们写的文章里不能出现不通顺的句子，更不能有错别字。此外，还要求我们的文章要符合逻辑。因此，尽管我后来学了数学，但在用语言表达自己思想方面和写文章方面，我从父亲那里受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父亲也很少和我一本正经地谈心，我记得只有一次，就是我在大学快毕业的时候，我的女朋友突然和我分手了，我特别想不通，心里很痛苦。他见状找我谈话，他说：“中国有句成语叫‘老马识途’，我就算是一匹识途的老马，给你一点建议，世上好的女子那么多，要想开一点……”

　　还有，我从父亲那里受到的一个影响，就是独立思考的习惯。我从小就喜欢独立思考，凡事自己拿主意。1984年，受改革开放思潮的影响，我决定从国家单位辞职，和朋友一起创办民营的四通公司，这在当时是要有很大勇气的。我曾担心父亲会不支持我的这种行为，但他很支持。不但如此，还在当年的年底挥毫写了一首《七律》给我做鼓励：

　　不负当年属望殷，精研周髀做畴人，

　　霜蹄未惮征途远，电脑欣看技术新。

　　岂但谋生足衣食，还应服务为人民，

　　愿儿更奋垂天翼，胜似斑衣娱老亲。

　　我把父亲的墨宝拿到荣宝斋去裱好，挂在我家的墙上，从此，“岂但谋生足衣食，还应服务为人民”这两句，成了我的座右铭。后来虽然我离开了四通公司，这两句诗，仍然是我办企业时永不忘记的原则。我想，时刻记住父亲的教导，照这个原则去做，就是对他最好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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