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美国对华战略性贸易政策及其前景

　　战略性贸易指的是国家把对外贸易放到其国际战略中来考量，根据其国际战略利益来制定对外贸易政策。纯粹市场意义上的贸易并不包含战略利益，国际贸易活动就是人们经常所说的“你卖我买”，或者“你买我卖”。

　　在这个过程中，国家所需要考量的只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利润和利益。

　　战略性贸易则往往把贸易利益和国家的国际战略利益联系起来，对国家战略利益的考量甚至超过对其贸易利益的考量。归根结底，贸易可能只是达到其战略利益的工具和手段而已。

　　自主权国家形成以来，大国之间或者大国集团之间的贸易从来就不是纯经济学意义上的。大国或者大国集团总是希望通过贸易来达到其战略目标。

　　最为明显的就是冷战时期美国和前苏联两大集团之间的战略贸易了。当时在两大集团之间很少有实质意义上的贸易，大部分贸易发生在两大集团内部。在集团内部，各国家间实行优惠贸易政策。

　　美难容忍对中国的贸易逆差

　　这尤其表现在美国的贸易政策上。为了对付当时的苏联和全球共产主义力量，美国战略性地使用其贸易政策，对其西欧盟友、对日本和东南亚一些国家，都实行非常开放的贸易政策。例如，能够容忍对日本贸易的巨大赤字。而对其敌人，不仅没有自由贸易，而且往往实施经济制裁。

　　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了唯一的世界霸权。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呈现出加速度现象。应当说，美国在推进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没有美国和其他一些大国的努力推动，经济全球化不会到达现在这个水平。当然，美国这样做是符合其国家利益的。

　　美国在全球化过程中所获得的经济利益是难以估量的。冷战结束后，尽管美国也在随时随地根据需要来使用武力，但在大国外交中，美国的霸权地位主要是通过其经济力量来维持的。

　　也就是说，强大的经济力量是美国保持霸权这一战略目标的最有效的手段。

　　但是全球化也促成了像中国和印度那样的国家的崛起。如何消化新兴国家的崛起对美国的影响就成为了美国的主要战略考量。

　　就中国来说，在经贸层面，美国主要面临两个互相关联的挑战。其一是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收支平衡问题。现实是美国对华贸易的逆差越来越大，这种情况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还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当然，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的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美国对战略因素的考虑，那就是美国禁止向中国输出高科技产品。另外一个挑战就是消化中国在亚洲地区日渐提高的影响力。

　　中国的崛起主要是经济上的崛起。因为亚洲经济区域的一体化，亚洲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经济圈，中国在其中扮演了一个关键的角色。

　　在美国看来，中国在亚洲影响力的扩大自然意味着美国力量的削弱。和早期的美日关系不一样，中美两国之间存在着严重的意识形态差异。

　　今天的美国也不像当年那样面临一个类似前苏联那样的战略敌人。这些因素使得美国越来越难以容忍和中国的贸易逆差。实际上，美国不时地把中国视为是其潜在的竞争对手甚至敌人，这更使得贸易逆差问题容易政治化。

　　全球化使经济体互相包含

　　如何应付中国的挑战？近年来，美国又似乎想回到往日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如冷战时期那样，这种战略性贸易政策有两方面组成，美国一方面对亚洲的一些国家实行更大的贸易开放，另一方面是对中国实行贸易保护主义。

　　在贸易开放方面，美国和本区域的一些国家如新加坡、韩国和泰国等进行自由贸易谈判，有些已经签定了正式协议。但在同中国的贸易方面，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是近年来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

　　贸易保护主义尽管和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相关，但一旦贸易保护主义占据主导地位，就很难找到理性的解决方法。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些年来，中美两国之间贸易纠纷越来越多并且经常成为美国政治议题的重要因素。

　　但是，无论从理论上和实践上看，美国的这种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前景并不乐观。主要的原因就是经济的全球化和区域化。战略性贸易理论适用于传统绝对主权国家之间的贸易关系，但已经不再适用于全球化时代国家间的贸易关系。

　　在传统主权国家，各国家所拥有的“国民经济体系”的边界及其经济利益是相对固定的。也就是说，“我”的经济利益和“你”的经济利益的分界相当清楚。

　　在这种情况下，实行战略性贸易政策不仅有可能，而且也相当有效。但在全球化和区域化的条件下，很难说还有经济体尤其是大国经济体仍然拥有传统意义上的完全或者绝对主权。

　　尽管政治上各国还是主权体，但在经济层面，各经济体之间已经是互相包含和渗透，达到了一种所谓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况。这已经远远超出了经济学意义上的相互依赖。相互依赖通常指的是因为各国的比较优势不同，各国可以在国家间的贸易中获得利益。

　　寻找解决贸易问题新机制

　　中国和亚洲国家尤其是和东亚、东南亚国家之间的经贸关系就处于这样一种相互包含和渗透的状态。中国和这些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并不是传统贸易理论所能解释的。

　　这是一种有机的关系，是通过生产要素在区域内根据市场规则配置的结果，并且这种配置往往和主权国家的政府很少发生直接关系，因为配置的主体往往是企业（如跨国公司）本身。

　　人们早就观察到，中国与美国的贸易顺差，和中国与亚洲其他国家的贸易逆差的发生是同一过程。就是说，只有把中国与美国的贸易顺差放到中国与亚洲其他国家的逆差中间，才能得到解释。

　　中国和美国希望与之实行自由贸易的一些国家，包括新加坡和韩国等国家的经济体，已经确立了有机的经济关系。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要对中国实行贸易保护主义也势必影响这些国家。

　　美国或许可以做，但操作起来非常困难。考虑到许许多多美国公司本身也已经是中国及其亚洲国家经济体的一部分，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执行更显得困难，代价很高。

　　顾名思义，战略性贸易政策是非经济或者政治考量的结果。政治也因此可以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来避免或者减少国家之间贸易的战略性考量。

　　这也就是中美之间正在进行的各方面战略对话的意义所在。战略对话不仅仅是为了增进两国的互相理解，更重要的是为了找到和确立全球化状态下解决两国贸易纠纷的新机制。

　　在全球化状态下，传统的贸易保护主义已经行不通，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或者其他国家，要关起门来发展经济已经不可能。如果国家间不可避免存在着不同的贸易利益，那么就要建立新型的机制来解决开放条件下的经贸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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