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东风：谢泳事件：欣喜之后的反思与担忧

　　近来媒体在热议厦门大学破格聘请著名学者谢泳为文学院教授一事。与其他热点事件的议论往往观点各异、众说纷纭不同，这次的讨论表现出非常高的一致性，大家都为厦大的举措叫好。我当然也不例外。

　　但叫好之余也有一些进一步的思考和担忧。谢泳事件之所以成为热点，原因很简单，厦大此举在全国差不多绝无仅有。一个学校能够聘用一个专科学历的学者为教授，这在解放前不算什么稀罕事，也不会成为传媒焦点；
但是在今天就显得很另类，原因是什么？是它和我们现在流行的、体制化的人才评价标准背道而驰、逆向而动。我们今天的人才评价标准是高度数字化和行政化（官本位）的。数字化表现在它是高度量化的：论文多少篇，著作多少部，获奖多少次，项目多少个，等等。行政化则表现高校的办学资源几乎完全掌握在官方，官方制定了严格数字化和等级化的衡量学者和学校的标准。比如论文的“水平”是依据刊物的所谓“级别”而定，但这个级别与其说是学术的级别，不如说是刊物的行政级别。项目和奖励也是这样。在学校领导眼里，只有政府奖才是真正的奖，政府的项目才是真正的项目，民间的是不算数的或不值钱的，因为填表的时候派不上用场（也就是官方不承认，不算分数）。这里的逻辑是：只有官方的才是学术的，越是官方的就越是学术的。当然，政府的项目或奖励也分为不同的等级，因为官阶有大小：国家级高于省部级，省部级高于厅局级，和干部的级别标准完全相同！所以，大学里的领导也好、教授也好，对于什么“国家级”、“省部级”等字眼可谓门儿清，挖空心思挤进“国家”或者“省部”。但是常识告诉我们，把学术水平和行政级别等同起来是非常可笑的，否则只能得出官越大学问越大的荒唐结论。可见，以行政级别来评价学术水平其荒谬性是显而易见的，它除了说明我们的学术被行政权力牢牢控制之外什么也说明不了。

　　那么，各个高校领导中不乏专家学出身者，理应知道这个简单的道理，可为什么他们都热衷于执行这套极不科学的荒唐评价体系？原因很简单，高校除了政府提供的资源以外，没有别的资源，由此决定了它必须依据上级主观部门制定的标准来评价教师，来制定办学方针。君不见在官方制定的、包括博导、博士点、重点学科等在内的评价学者水平与学校等级的表格中，充满了诸如权威核心刊物文章数量，国家级项目和奖励数量，教师中博士学位获得者数量等等数字化内容，于是各个高校就在这个硬指标的要求下开始比拼。可以想像，如果一个学校在这些指标上处于劣势，那么它的地位就岌岌可危。职是之故，如果学术行政化、教育官本位的局面不改变，像谢泳这样出色但不合乎官方“人才”标准的学者，即没有高学历，没有高级别（注意：是行政级别！）的项目和奖励的学者（据我所知，谢泳不但是专科出身，而且没有获得、也不可能获得高行政级别的学术奖和学术项目，也没有见到他在所谓的“权威核心刊物”发表文章），即使在学术共同体享有很高的声誉并被个别高校的有识之士聘用，也只能是无法推广的个案――除非这个学校敢于并有能力在体制外生存和发展，不依赖体制提供的资源。我们国家有这样的高校么？厦门大学的举措之所以可喜可贺，是因为它的不拘一格，或者说它进了一个有水平但是用官方的衡量标准看没有多少用处的人才。我想，在目前的体制下，包括夏大在内的高校不可能推广这样的做法。

　　因此，和那些乐观地推测谢泳事件是打破高校人才聘用机制的兆头的学者相反，我悲观的认为，如果教育体制、学术体制不来一个根本性的改变，谢泳的个案不可能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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