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玉坤：政治、身份认同与知识生产——嵌入权力之中的乡村田野研究

　　摘 要：在中国乡村做田野研究的境内外学者鲜有人系统阐述过基于诸多差异的多重权力关系如何影响其田野经历和文本写作。但基于村落田野调查的这项研究表明，民族志研究的全程——从选点，进入调查地到田野作业乃至报告撰述——都充溢着繁复而微妙的权力关系和政治敏感性。除了正规的政治性权力，本文着力于阐述研究场域中笔者性别、年龄、城市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等权力范畴对于形塑局内人-局外人身份所起的作用及对研究项目的影响。文章还揭示，知识生产实践中的权力格局并非凝固化静止不动的，它们深嵌在笔者与县乡村干部、县乡干部与村干部以及笔者与普通村民之间不对称的权力互动之中。经由调查者和被调查者权力的双重过滤，民族志研究的凝视不可能是价值中立和没有盲点的。深入观察和回应田野作业中凸现或隐伏的多重权力关系，因而也应成为解读调查过程和乡村社会的一个关键因素。

　　关键词：民族志研究 政治网络 权力关系 知识生产

　　一、引言

　　自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后结构、后现代和后殖民理论在欧美主流学界应运而生并各领风骚，至今仍有强大的生命力。“三后”理论倾力于颠覆和解构权威与结构，张扬身份认同和主体性并凸显被压制和边缘化的声音。在此情势下，人文和社科学人尤其是后现代的社科学者开始反思知识生产的过程，特别是社会调查活动及其客观真实性。许多学者认为，在知识生产的实践活动中，尤其是像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田野作业，进入研究场域的调查者同调查对象之间有着极其繁复、敏感而微妙的关系，因而不可能不介入无所不在的权力关系。他们因而强调审视调查者与被调查者之间这种关系，并将此视为获得知识的重要条件。这个方面的典型代表莫过于布迪厄（Bourdieu,1977；
1990；
1998）对实践理论和反思社会学的理论化。在他看来，权力是构建调查者与被调查者之间关系并决定性影响知识生产的重要因素。

　　时至今日，欧美学人对知识创造过程中的权力关系和伦理问题已有了越来越明确的警觉和认识[2]。以女权主义学术为例，欧美女权主义者对社会性别、阶级、种族等各种权力等级的敏感性和理论化，如今已成为其思想和分析的基石。她们把社会性别当作一个主要变量，着重考察社会性别动态同与之难解难分的其他权力结构的交叉互动。在她们看来，社会性别、阶级、种族、族群、性取向、年龄、国家、地域等各种等级制互为交织，并处于变动不居的动态状态(参见胡玉坤，2004）。在“后学”风潮中，西方女权主义认识论也随之日渐成熟，并对民族志研究产生了至深至巨的影响。美国知名的女权主义科学哲学家桑德拉 · 哈丁（Harding，1986,1991）和唐娜 · 哈拉维（Haraway，1991）分别建构了“女权主义立场论”(feminist standpoint)和“处境知识” (situated knowledge)等概念，用以强调研究者自身所处的由社会性别、阶级、种族等身份认同所决定的社会位置对其知识生产的影响。哈拉维认为，任何知识都是情境化的产物，因而是“特定化而且不完整的”。为了在作为知识生产特权“主体”的科学家同其研究对象之间建立更公平的关系，女权主义学者力主研究者阐明并反思其主体位置、基于差异的“处境知识”以及与此相伴生的“偏见”。她们认为，惟有如此，研究者方能对自己所创造的知识负责。如今，越来越多女权主义学者将这一理论付诸实践。一些田野工作者还创造性地分析了研究者与被研究者间各种不平等社会位置的交互作用以及由此引致的嵌入研究过程的偏见，特别是她们在第三世界情境下做田野研究的困境（Hsiung，1996；
Lee, 1998; Townsend，1995；
Visweswaran，1994）。

　　在中国乡村做田野研究的域外学者，都几无例外地一方面突出各级官员施加的调查限制，另一方面又强调与当地乡民的积极互动(Croll，1995；
Wolf，1985；
宝森，2005；
朱爱岚，1994)。这几乎已成为他/她们民族志报告的俗套，但迄今为止，几乎无人全面阐述过基于差异的多重社会位置如何影响到其田野经历和文本写作。反观境内学者的研究，虽不乏零星的田野反思，但鲜有人系统描述田野作业中的权力相关性和政治敏感性——至少很少有人明确表述出来。在不多的例外中，譬如朱苏力的反思性研究（1998）主要着眼于将研究场域中的权力关系界定为支配性关系。殊不知，蕴涵在乡村田野调查中的支配性权力只是权力的一部分而非故事的全部。诚然，长期以来乃至时下，“政治”长期以来常常被简单化地等同于“权力”，即自上而下单维度的支配性控制。沿用后现代哲学家米歇尔 · 福柯“权力是一种关系网络”的概念化和理论化（1978），本文意欲超越对权力的狭隘理解，着力于阐述田野调查过程中无所不在的社会性别、阶级（阶层）、年龄、城乡差别等权力范畴。这些差异性关系，毋庸置疑，是进入田野之旅的民族志学者无可规避的权力结构。

　　大量经验调查表明，没有意识到差异与权力并不等于权力关系不存在，而对田野作业中的权力有无意识却并非无关紧要的。大概没有人会否认渗透在农村日常生活中无所不在、生生不息的差异和权力等级。除了社会性别、财富、职业以及干群分化而外，聚落中的本族本姓认同、辈分和代际差异等皆为明摆着不可等量齐观的权力范畴。自农村改革启动以来，随着利益和诉求的多元化和复杂化，这些权力结构无疑愈发明显地影响到男女村民的工作和生活际遇。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讲，近距离参与式的民族志研究不仅更易于凸显被调查者之间的差异，而且更易于反衬调查者与被调查者在田野作业中不对称的权力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讲，深入观察和回应乡间生活中凸现或隐伏的多重权力关系，也就成为田野研究者解读调查过程和乡村社会的一个关键性因素。

　　本文基于对内蒙古赤峰市下面一个自然村的民族志研究（Hu，2005）。2003年4-12月和2004年9-10月间笔者在该村生活了几近半年。我主要研究该村以往50年特别是田野作业期间男女村民自然资源管理和生态环境变迁的问题。在村落场景尤其是一个干群充满敌意的社区氛围中做长时间的实地调查，注定了该项研究不可能与渗入日常生活中的政治无涉、与权力无关。在笔者与被调查者的互动中，我个人的身份认同——性别、年龄、城市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等社会地位对于进入调查地、收集资料过程以及文本写作皆有不容否认的关联。本文旨在将笔者在田野作业中所处的社会位置纳入对研究过程的解释并将个人的反思写入文本。文章第二部分将简述走入田野的政治。第三部分主要描述田野过程中互为交织的多重权力关系。第四部分是反思文本写作和知识生产过程中的权力及对研究本身的影响。

　　二、政治网络与进入田野

　　在乡土中国做实证研究，经由网络化的政治权力组织进入乡民社会不失为一种捷径。即便是诉诸同学、同乡、朋友等关系资本的研究者，恐怕也最终绕不过当地的政治网络。当我准备博士论文开题报告时，深为被誉为“绿色长城”的“三北”防护林工程所深深吸引[3]。我当时关切的是“三北”地区农林复合业之下乡村发展与环境变迁的状况。更确切地讲，意欲探究一个社区在农林复合的农业生产体系之下男女村民管理自然资源的日常实践及由此引致的环境变迁。鉴于内蒙古负责三分之一“三北”防护林的建设任务，并被纳入了西部大开发项目，再加上我国加入WTO，西部农民及其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愈发明显地被建构为发展的“他者”。出于各种理论与实际的考虑，我最终选择了赤峰市下面的一个国贫县。作为全国妇联研究所一个曾任职10年之久的前研究者，得益于妇联系统自上而下的等级性网络结构，我很快经由全国妇联、内蒙古自治区妇联，得到了赤峰市妇联的认可。

　　坐了10个小时夜车，2003年初春的一天清晨，笔者第一次来到塞外的赤峰市。刚步出站口就见我的名字赫然出现在高高举起的接站牌上。市妇联的三个“娘家人”正在春寒料峭的站外“恭候”，一股暖意顿时涌向全身。次日早晨，在一个干部陪同下由市妇联司机驱车直奔X县。在该县逗留的四天里，借助于县妇联主任的网络和权威，先后走访了县委宣传部、统计局和林业局等部门。在地方一级，统计资料就像当地地图和报纸一样常被视作“国家机密”似的东西。初到X县，我遍寻大小书店和书摊也不曾找到任何当地地图和报纸。当我找到报社时，主编告知他不能凭我的身份证或全国妇联开具的介绍信就允许我借阅，除非当地政府部门有人给他打招呼。他还进一步解释说，倘若不小心泄露了什么“机密”，那是要担丢掉“乌纱帽”的政治风险的。要不是有妇联主任这一纽带，这些资料想必是无从得手的。

　　物色调查村的过程征求了不少县乡干部的意见。经实地考察、比较和权衡，我最终提出想去一个被纳入妇联主管的国际小额贷款项目的X乡，妇联主任显得十分犹豫并谈及该乡支书恐怕不会答应的。作为一个贫困乡，这里不时成为发展援助的对象，当地干部怕没有兴趣接纳一个北京来的研究者。更何况此前一年，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名研究人员曾到此处调查农民负担问题并予以曝光，引起该乡书记的极大不满和懊恼：“这种事情遍地都是，干嘛单把我们给凉出来，偏跟我过不去呢？”妇联主任坦言，基层官员多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谁也不愿意让外人知道自己辖区内的“阴暗面”。嗣后有一次我向妇联主任提及，在我将来撰写的东西中，乡名、村名以及被调查者的姓名都将用虚构的名字。她明确暗示我，最好也不要用该县的真名。地方权力网络中的为官者与外来学者打交道时“如履薄冰”以及实地调查的政治敏感性由此可略见一斑。

　　这就难怪当地干部不欢迎甚至拒绝社会学科工作者深入其辖区搞调研。不要说境外学者（宝森，2005；
朱爱岚，2004；
Wolf，1985）遭此冷遇，即便国人也都在所难免（曹锦清，2000）。地方干部常常将外人的介入视为威胁，处处予以提防甚至设置重重关卡也自在情理之中。正当左右为难之际，我提议何不直奔该乡探探路再说。或许由于妇联主任的个人权威和地位，或许是碍于情面，或许是觉得一个女学者从事妇女与环境方面的研究在政治上不具有很大的威胁性，当我们与该乡支部书记面对面坐着谈论调查点事宜时，后者虽最初有些犹豫，但最终还是不无勉强地答应下来，并建议我去处于中下经济发展水平的营子村[4]。支书在乡政府大院请我们吃了一顿便饭后亲自将我们带到了村里。也许是因为“官大一级压死人”，无论多么不情愿，在阶位更高的官员面前，村支书和村委会主任态度暧昧，既未明确予以拒绝，亦未显示热情的欢迎，不过，他们答应帮我找一户有空房的人家。在场者莫不对我抱定在乡间居住半年的决绝感到难以理喻。

　　一周之后赶在该村退耕还林项目开始之前，我如约再度来到X县。一天午饭后，赤峰市妇联司机驱车将我们带到村里，其时村支书正在村外喝酒。村办公室的看门人将我们领到我房东家。这是一户普通的中年“空巢”家庭。2003年男主人（我一直称之为大哥）49岁，女主人（我喊她大嫂）47岁。两个成年儿子及大儿媳都在北京打工。等村支书赶来后，他让大嫂做一顿“欢迎宴”。“第一把手”的村支书在营子村向来都具有不容置疑的权威。这个支书是乡政府派下来处理“营子村”棘手问题的一个乡干部（曾当过兵），到任才80来天，他的前两任皆提前离职。当大嫂还在厨房忙碌时，被村干部派去干活刚回家的大哥就邀请我们围坐在炕上的小矮桌前享用起丰盛的“农家宴”[5]。几巡白酒过后，村支书几次谈到，他不怕市里来的（指司机），也不怕北京来的(指笔者)，就怕县里来的（指妇联主任）。这大概是酒后吐的真言，我听后不由得一愣，从他的表情中似乎也读出了一丝敌意。村支书的这一姿态似乎预示了日后几度重现的类似插曲。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次日中午，在妇联主任的再次陪同下，笔者正式入住这户当地人家。我暗自庆幸村妇女主任帮我寻觅到了一户好人家。我到来之前，房东夫妇仅知道有个“年轻妇女”要和他们一起住半年在村里搞一项调查。当得知我有个11岁的儿子并且我们年龄相仿时，我们之间的距离一下子就缩短了许多。他们都是土生土长的本村人，像其同龄人一样，他们从小吃过不少苦头。大哥念过四年书，平常不善辞令，显得一脸忠厚。集体末年曾当过几个月小队长，终因太老实驾驭不了日益纷乱颓败的局面很快就下来了。大嫂小时候仅上过几天学，后来上过短期的扫盲班，基本上不识字[6]。她很勤快，干事麻利，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的（被村民公认是村里最干净的一户）。入住的当天，“当家”的大嫂就发话了：“家里只有两个大人，没有小孩子乱翻你的东西。你要不嫌我们做的饭菜，欢迎你同我们一起吃”。听罢顿生一股暖意，我当即顺势就说不另起炉灶。从此我们在一起有滋有味地“像一家人一样生活”。大嫂多次提到：“只有我和你大哥在时，屋子里有时像没人似的。因为你在这里，这里的气氛完全不同了。瞧你大哥现在也变得爱说话啦！”同一对普通夫妇朝夕相处，了解、观察并直接参与他们及其亲朋好友的日常生活，有助于我捕捉到一些本来可能难以进入我视野的东西，并了解到一般老百姓的痛苦与快乐，机会与挑战以及村里和当地的最新动态。

　　刚从北美归返，又沉潜到一个贫困村落，两个截然不同世界的相互映照在我心头形成了很大的落差。不过，对北国乡村暮春的寒冷、三天两头漫卷飞舞的风沙、硬邦邦的土炕以及单调饮食的不适应，很快就因房东及其他百姓的热情襄助而驱散了许多。在我这个北京来的“大官”及其他外来官员面前，大哥大嫂从不失尊严（他们一直管我叫胡老师）。在平常相处中，他们殊少讲究客套，却默默地尽“地主之谊”。大嫂每天都为我热炕，即便是夏天（睡凉炕据说会得关节炎）。虽然大哥不喜欢吃米饭，但只要我在，他们总是做米饭，并不时地变换花样做饺子、面条和馒头等。我有时也从县城带回蔬菜、肉食、点心等来分享。无论多晚回来，他们总等我一起吃饭。每天我还在“挑灯夜战”时，他们早就入睡了，而当我还睡眼朦胧之际，他们早就起来干活了。尽管我们之间横亘着城乡、南北、文化程度、社会经济地位等权力关系上的悬殊差异，但我们之间友谊却是超乎其上的。我与他们相处与其说是“宾至如归”，毋宁说是基于空间平等的融洽相处。这种全新的感受使我很快克服了“水土不服”，日子久了，还真有点“梦里不知身是客”的感觉。这一纯粹偶然的相遇也使我们有了始料不及的缘分。回过头来思量，半年乡间生活过得有些浑然不觉。对于探索一个未知世界而言这似乎太过短暂了，起码对于民族志田野调查而言是如此。

　　安顿下来不久，因SARS不期而至，两周后我便匆忙打道回府，直到7月初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撤消到中国旅行的警告后才返回。后来得知，我离开之后这里也像其他地方一样上演了一出大规模政治动员的现代剧。有一段时间，县乡干部“进驻”村里轮流值班。村头日夜有人把守，外人不准入内，打工回村者也需“隔离”一段时间，个别人据说尚未踏入家门就被迫重返打工地。几个村民告诉我，要是再晚走一两天，我就是想回北京也回不了。当地交通几乎中断，连村民之间也不再串门了。“在乡下，芝麻点大的事常被折腾得比西瓜还要大！” 村支书曾到大嫂家查问我留下了什么东西，并对我未与他当面打招呼就离开颇为不满（大嫂回应说我临行前告诉了村妇女主任），直到两个月后我给他打电话要重返时，他还“耿耿于怀”。不容否认，若不是走了上层“路线”，我断无可能这么不费尽周折就进入村庄并且几乎不受约束地走家串户。除了政治性的官僚权力，田野作业中更难规避却是笔者与一般村民在日常交往中显现的权力关系。

　　三、 民族志的凝视：日常互动中的权力等级

　　西方女权主义学者像Stacey（1991）和Patai（1991）等主要着眼于民族志学者与信息提供者之间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她们倾向于质疑民族志工作者“入侵”女性被调查者的生活，利用被调查者讲述的故事以及在描述和再现被调查者方面所占据的主导位置。嗣后的一些女权主义者开始对这种权力关系的二分法提出挑战，并认为仅将民族志工作者当作主体是远远不够的。例如，Ong（1995）宣称，假如将权力理解为弥散性、流变及增殖性的力量，是在网络关系中被激活而不是被个体所拥有的话，那么，作为民族志主体的信息提供者也可以在民族志知识的生产过程中行使其权力。她进而精到地指出，研究者与信息提供者之间的关系毕竟体现在不同的权力场，其中包括信息提供者的家及其社区。这一深刻的见解无疑适用于我的田野研究。笔者此处不外是要强调，渗透到田野作业中的权力结构盘根错节，既微妙又复杂。而对这些权力关系的意识和反思对于民族志调查和书写而言却不是可有可无的。

　　虽然城里生、城里长，但我对乡土生活并不完全陌生。入住营子村之前，笔者作为中英水供应与卫生项目的全国专家，曾赴云南和四川翻山越岭做过为期一个月的村落考察。这段经历使我心里有底不至于同生活在并非全然“异文化”中的草根民众格格不入。初来乍到这个乡土聚落，说实话躺在炕上也几度想过，要不是为了完成美国的博士学位论文，我怎会义无返顾“蹲点”这么久，而这似乎又是冥冥之中早就注定了的。笔者母亲有言，“你幸免了在上山下乡运动中去广阔天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回算是补上了这一课！”略通文墨的村里人同我开玩笑说，我是来这里体察民情，个别村民甚至说我是“微服私访”。

　　营子村是个民族村，蒙族约占全村人口的1/3。整个自然村一百五十来号人家比邻而居。在这样一个“面对面”的熟人社会，左邻右舍知根知底。这里民情淳朴，失窃较罕见。村民外出时门上只是挂一把简易锁。我外出时笔记本电脑经常就摊在桌上。所到之家，村民从未将我这个“不速之客”拒之门外，也几乎不存在语言及其他沟通上的“焦虑”[7]。举例来说，我第二次来村里不久的一天，在小道上邂逅一位从未谋面的50上下的妇女，她见我后劈头就说，“你是北京来的‘大干部’吧？有空的时候到我家去坐坐。我们乡下人直来直去的，有什么说什么。”我们站在路边聊了约莫20分钟，我就得知了有关她身世的很多信息。末了，她说，“我们以前从来没有见过面，但人生话不生。”道别之后，她又回过头了讲了一句充满哲理的大白话，“人能走到一起，山碰不到一块”。田野中的这种例子不胜枚举。

　　在整个田野调查过程中，我个人互为交叠的身份认同如性别、年龄、阶层地位、城市知识者身份等复杂而矛盾地融入了我局内人和局外人的角色中。境内外许多学者均提到，在中国农村做田野调查是个充满政治性协商的过程，我自然也难免落入需要交涉的当地权力与权威结构之中。相对于贫困、受过较少教育村民来说，我虽则占据了城市中产阶级并受过高等教育的特权地位，但我不光要同一般村民互动，还要同掌握并善于玩弄手中权力的当地官员打交道。我同当地干部、普通男女村民之间微妙而不对称的三角关系从许多意义上讲不仅影响到我如何去观察和参与当地人的生活，也影响到村干部和普通村民怎么看待我并为我提供信息。正如熊秉纯（Hsiung，1996）在台湾工厂做田野时所遭遇的，我也同样被村里人既当局内人又当局外人来审视和看待（第5页），而我的局外人/局内人地位正是由上述多重认同塑就的。从这个角度讲，描述多重权力关系可以提供一个情景化架构使调查者得以最好地探究当权者与无权者之间的权力结构以及这种权力等级在日常生活中是如何建构并遭到质疑的（第8-9页）。

　　如前所述，有了县妇联主任等上层官员做“后盾”，我这个无权无势的“一介书生”在村内外便徒增了许多“虚构”的政治权力和权威[8]。这种社区“入门”方式日后证明影响到我和村干部打交道。在我逗留期间，县妇联主任多次带着水果、蔬菜等下来看我，村支书也几次“被迫”奉陪来我住处，但后者一直很少示谊和给予合作。居于村权力核心的“灵魂人物”态度如此，执掌权柄的其他男性村干部也跟着相互推诿。虽然总的来说他们并未对我摆出“官式”面孔，也不乏使用模棱两可的外交辞令，但毕竟“县官不如现管”，村主要干部总以各种借口通过拒绝给我提供任何书面材料来行使其权力。所幸的是，他们没有指示村妇女主任不让我翻阅作为村里决策依据的计划生育《人口底册》[9]。屡索不得，并意识到他们诚心如此，我也就没有再强人所难，免得危及我同他们的关系乃至这个研究项目本身。我收集到的有关营子村的其他书面材料结果都是从乡里和县里得来的。

　　像其他许多村庄一样，由于腐败大行其道，这个村已成为一盘散沙的“烂摊子”。村支书等主要干部换了一茬又一茬，该村仍深陷在“巨额”债务之中（拿当地人的话来说已达到了“天文数字”，够上“焦点防谈”的），再加上连年环保大会战，干群之间虽未呈冰炭难容之势，但裂痕和紧张关系是显而易见的。我初次接触的多数成年人——无论男的女的——都主动向我讲述对村里腐败和劳民伤财的环保大会战的不满。最初那阵子，他们的哀叹和抱怨之声几乎弥漫了我们之间的对话。他们这样做或许是希望我了解其困境并暴露干部的腐败，或许只是抓住这个机会宣泄一下不满而已。干部中也有人几度探问，“你的论文提交给政府部门吗？”“上级部门看不看你的报告？”“村里的事务太复杂了不是你住这么几天就能明白的”；
“老百姓尽瞎说，他们就知道关心自己的利益。”设身处地想一想这种政治氛围，村干部这样做也是可以理解的。我几乎不能给他们带去任何益处，却反倒有可能给他们平添政治风险。一个村民曾直白地评论说，“大官易见，小鬼难缠。村里问题成堆，他们怕你都来不及，怎么敢给你提供什么材料？万一搞不好出了漏子，他们就吃不了兜着走”。

　　诚然，这种村庄政治使我的田野调查徒增了异常复杂的政治特性以及我同村干部的微妙关系[10]。从最初同村支书的遭遇，我很快就意识到地方官僚机构及其掌控者的权力。作为一个对普通百姓有同情心的局外人，置身其间，我不可能以隔岸观火者的“冷静与客观”冷眼旁观。我有时不识时务对自己份外的事情“指手画脚”。“职业病”发作时还会越俎代庖“教育”他们几句，并忍俊不禁地责问一些非夷所思的做法。这自然会惹来干部的盘查和反驳以及对我“错误”印象或看法的纠正。回过头来思量，这自不必说是对他们的“冒犯”。既然无法骑墙，我于情于理站到了普通百姓这一边。但我同村干部一直保持着不即不离的往来。妇女中除了村妇女主任而外，惟有我还不时进进出出村委会办公室。

　　所幸的是，虽在其眼皮底下转悠，现任干部对我算是“网开一面”。与境外学者不同，我可以自由走访任一住户而不受限制。这种独立的活动空间对于民族志研究是至关重要的。不像在云南和四川，那里的干部有时故意将我们引向或避开某些农户。比如，即使我们特别强调要挑选村里的贫困户来参加小组集中访谈，他们召集的往往是相对年轻、受过一定教育或是同干部关系较好的村民(Hu, 2002)。当群体或集体的活动关涉有影响的外人时，社区往往会展露出特殊的凝聚力（Mosse，1994）。诚然，当我作为专家访问这些社区时，当地村民通常表述的是集体的而非个人的需求和优先关注事项。村里的干部也设法操纵外来专家，以便获得对其有利的结果。在云南，当我们组织分性别的小组集中访谈时，未被邀请参加的一个村支书几次出来告诫村民，“这不能说，那不能提”以及如何“正确地”回答问题(Hu, 2002)。可见，外人眼中被营造出来的“地方凝聚力”是要大打折扣的。但在营子村，正如村民几乎一致承认的，要在以前干部还会提醒人们如何对付上面来的人，或陪着上面的干部到各户去。现在的干部既不复有这种权威，也不再做这种表面文章了。更可叹的是，村干部已不在乎因自己的不端行为而失却声望资本了。

较之村官，与县乡干部打交道则更为容易和愉快些。兴许是因为我的研究对他们没有直接的威胁性，部分原因还在于我作为“海外博士”的“符号资源”、声望及相应的权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少数乡干部极愿意同我谈论外面的大千世界。县档案局的工作人员多半是女性，她们非常配合地为我提供我索要的资料，并对我孑然一身在外抱“同情”之理解。正如一次周末也陪我查阅资料的一位年长妇女说的，“我们很能理解一个有孩子的妇女孤身一人长期在艰苦的村落中生活和做研究有多艰难。”可惜的是，改革以来的档案资料尚封存在各乡。

　　作为民族志学者，我敏感地意识到了自家的多重社会位置。大致言之，我的性别、年龄和婚姻状况在多数情况下有助于拉近我同村民的距离，而我的社会阶层、城市出身、教育成就及其他有可能使我们疏远的因素则激起了人们的羡慕、好奇心、疑问乃至不公平感。没有正式介绍和集体聚会的场合，我花费了一些时日才结识了村里的大部分成年人。我初来乍到时激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11]：“你为什么要来这样一个贫困村搞研究？”“你是来调查什么的？”“你了解我们这个地方和我们的生活有什么用处？”“温家宝总理能读到你的报告吗？”[12] 不少人想知道我在北京和美国的个人经历。有一天一个不到50岁的妇女问我，“你是坐飞机去美国的吗？”她当即接着说，“你一定会笑话我问这么一个傻问题。在我儿子到一个挨着火车站的村当养老女婿之前，我连火车都没有见过。我们这些妇女什么世面也没有见过。”

　　与干部的漠然形成对照的是，普通百姓对我的权力、资源及帮助显露了不尽相同的反应。尽管我告诉他们我以前是全国妇联的研究人员，现在还只是未完成学业的博士候选人，但总有人把我当作记者（甚至是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的记者）、（写小说的）作家、老师，甚至是大有来头的“北京大干部”。村民零星登门前来向我咨询问题或寻求帮助。“我们老农民要人没人，要钱没钱，说话也没有人听”。这是村民在谈及自己弱势地位时常用的一句话。在他们眼里，我有文化，懂法律，了解国家政策，说话也有份量，故而我能解答诸如农业税、退休补助、孩子教育等各种问题。有人也不乏功利的考虑，比如有的希望我将来能帮他们及其子女在北京找工作。有的则希望我能为这个社区带来项目或资助。

　　在这个乡土世界，我的已婚身份和不惑之年的岁数对于调查发挥了独特的优势。在很多场合，我的性别反倒退居不甚重要的位置。在村庄的特殊语境下，年届四十已“老大不小了”，用当地俗话来说，“人过三十日过午”。这里的年轻一代多半在20出头就结婚，上了这个年龄的妇女有可能行将成为（外）祖母。我走家串户时可以与任何年龄段的异性独处而不会惹来任何猜忌或尴尬。换了一个男性学者，要登门入室单独访问一个妇女则是不合时宜的。宝森（2005）在谈及在云南的田野调查时提到，“我发现在我最初的调查中，当我助手还是年轻的单身女子时，讨论性、生育控制及生孩子等问题时使她们感到很不好意思，当被访的村妇意识到我的助手是未婚者时也感到很不自在。但她们相当乐意同我讨论这种主题，因为她们知道我已婚并有一个女儿”（第6页）。我对这点也深有感触。

　　当我结识了越来越多居民之后，对我的称呼在不同场合也发生了多样化的变化。年长者有时叫我“老胡”或“小胡”，比我年轻的人称我为“大姐”。小年轻称我为“姨”或“姑”。在多数情况下，人们管我叫“胡老师”或“胡博士”。当我同某个与我几乎同龄的妇女私下独处时，有人会冒出“让我们姐俩来唠唠”；
在不少场合，年岁比我大得多的妇女则说，“我们娘俩来唠唠”。我很同情一个因交通事故失去母亲的11岁的男孩。他奶奶一天问我能否收这个孩子为干儿子（当地盛行此习俗）。不消说，我的局内人和局外人身份以及这些角色的交叠皆糅进了这些称谓和互动之中。总的来说，我同年龄相仿的男女村民有更多的共同语言和交流。不过，这也引致了少数妇女的失落感。一个女孩子告诉我，有一天他们全家谈天时说起了我，当她母亲得知我才比她大一岁时，她为自己变得那么老相而大发感慨。那个晚上她一直显得很懊丧，后来一言不发就去睡觉了。

　　大致言之，身为女性尤其是为人母的经历使我同村里各个年龄段的成年妇女发展了更亲密的关系。我间或与她们结伴去赶集或去县城办事。个别妇女还约我陪她们去城里买衣服，我被认为更具时髦的眼光，而且城里人不会欺负我这个大城市里来的人。我好几次随一帮妇女在村内外打零工。更多的时间是我们一起坐在炕上聊天或看电视。北方农村的炕既是私人生活的空间，也公共生活的空间[13]。耐人寻味的是，在这片“绿洲”上谈论的村庄和个人经历呈现出社会性别化的主题。妇女们在谈论自家经历时往往头头是道，而对于村里的公共事务则比较陌生。不时有妇女感叹她们对自己村里某个方面的了解还不如我这个外人多。因此，我更多地倚重妇女了解个人和家庭经历的变迁，而依靠男性了解村里的公共事务。现在回想起来，最令我愉快的时光还是寒风呼啸的冬日里，我同男女村民坐在暖炕上分享信息。在很多时候，我们的见解不无相通之处。

　　我的城市中产阶级出身对于我与村民交往既有好处也有局限性。在生于斯、长于斯的村民眼中，我是领取政府俸禄、拥有“铁饭碗”的“国家干部”。与“一年一个秋”（当地人常挂在嘴边的这个词指的是收成和收入）的庄稼人相比，我“旱涝保收”月月有收入，因而可以不惜个人花费往来于北京和村子之间，不时还会打的上县城[14]。虽无粮食短缺之虞，由于连续5-6年年景不佳，许多村民的生活陷入了窘境，其寒酸与拮据反衬得我比较“阔绰”。逗留期间，我乐此不疲为不少人拍过照片，这几乎是我当时能对他们有所“帮助”的唯一之途。除了身份证之外，许多老年人一辈子也没拍过照片。有一天，我随一帮老年男女去采集可以出售的锦鸡籽，并为他们拍了几张合影。当我从北京回村将冲好的照片分给他/她们每人一张时，他/她们是那么激动，有一个妇女对我讲，“我们这辈子没去过北京，这下好了，我们的照片总算去了北京！”不仅如此，在好几起突发性事件中，例如十多户玉米地遭受马路边施工扬起的粉尘的污染，若干男性村民请求我去拍照作为维权时“讨个说法”的“证据”。有人感叹，自个掏腰包拍了那么些照片而分文不收，对他们来讲真是不可思议的一笔大开支。为此，有人讲我是来村里“为人民服务！”村里最贫困的一户人家，儿媳妇悄然出走，抛下了一个四岁的儿子。寻觅多时仍不见踪影，一家人心焦如焚。我曾随同别的妇女去劝慰，嗣后登门给那孩子送去了100元零花钱。虽未向人提及，但我几次“慷慨解囊”的事情在村民中不胫而走。有人对我说，“真难得你这么好心肠，给小孩子买东西吃一两块钱就足够了，哪用得着给那么多钱呀！”这种力不从心的帮助对于贫弱者实在是“杯水车薪”。一介书生既无力也无能将学术关怀与社会关怀结合起来，留下的自然是无数的憾缺。一个村妇曾对我说，“你身上闻上去都是香的。瞧瞧我们这些乡下人，一辈子也没有正经洗过澡。我们满脸灰尘地忙来忙去，活得就像是小蚂蚁！”听到诸如此类的对照，焉能会有心安里得的优越感？我偶尔也底气不足地回应：“只是工作不同，干哪一行也不易”，生出的反倒是一种无以名状的“内疚”感。

　　在村里，我并非刻意的“平民化”生活方式尤其是我的素色着装还颇让人好生不解，虽然不是反感：“胡老师真的是朴素！”“黑的和蓝的颜色是老年人穿的，你穿不好看！”有个妇女还特意提醒我，“这里的衣服多便宜呀，你应挑些好看的带回去穿”。仔细想来也是，在“以貌取人”的现今社会，难怪县委招待所里的服务员每每以不屑的神情打量我这个“灰头土脸”的游客。这并非出于矫情，实在是“无心旁骛”。再者，素色也是本人向来的喜好。好在村民并不苛求我这个匆匆过客“入乡随俗”。相反还总是维持我的某些特权。比如，每当我坐牲口车或农用小三轮车时，他/她们总是给我垫上一个垫子或什么的，或把最好的位置让给我。在冬日的家访时，人们往往将我让到最温暖的炕头。即便我带着手电筒，天黑之后，人们总将我护送到“家门口”才离去。我作为孤军奋战的异乡人的脆弱性似乎是不言自明的。

　　田野期间我白天走家串户，晚上则把一天粗枝大叶记下或记在脑子里的事情整理出来，付出的心力颇多，只是偶尔才忙里偷闲去县城购物和洗澡。见我终日在农家转悠，在一些村民眼里，我成了一个赋闲之人。不时有人说，“既然你没什么事情，走到哪里都是聊天，就多坐一会吧！”想来也是，对于靠体力为生，甚至不把家务活当“正经事”的庄稼人来说，我可不就是一个“吃白饭”的闲人麽？不通文墨或识字无多的中老年妇女总对我读了那么多书煞是羡慕：“我们这一代农村妇女生在锅台前，死在锅台后，出门就像个瞎子，到了县城还分不清东西南北，被人卖了都回不了家”；
“我们读的一点书全都就饭吃了, 啥也不认得”；
“没读过书的人啥也不是”；
“瞧你的脑子多好使，怎么一下子就能记住了那么多男男女女的名字和每家每户的事情，就好像在村里住了好几年似的”。对村民名字的熟悉的确有助于拉近我同他们的距离[15]。

　　天长日久，我同许多居民建立起了较深的友谊。少数人家专门为我“设宴”。好些朋友怕我嫌吃饭脏，每每惦念着让我带些沉甸甸的“绿色”土特产（绿豆、黄豆、小米、葵花子甚至咸鸭蛋等）千里迢迢回北京。到2003年年底田野调查行将结束之际，总有人问我：“你什么时候再来？”“明年还来吗？”“你走后我们会想你的！”2004年回访时，一个70岁的老太太告诉我：“你离开后我们常常谈到你，想起你。我很后悔怎么就没有向你要一张照片。我从来没有读过书，要是我会写字的话，我就给你写信啦！”不少人向我索要“全家福”：“我们想你的时候可以拿出来看一看”。两个老年妇女还开玩笑说，“你要多给我们几张，要不我们会抢照片打起来的”。少数人还主动请缨要帮我一把。一天中午，村里最年长的一个男性（82岁）步履蹒跚地摸来我房东家。他打自年轻时就是远近闻名的羊倌。由于半个多世纪（长达53年）经年累月“长在山上”风吹日晒，他的视力早已变得朦朦胧胧了。他说寻思了好几天才决定过来的，他不能光吃我给的饼干和糖果而没有一点回报。那些个好看的糖纸他一辈子也没有见过，可他家里什么能送给我的“好东西”都没有。但他要告诉我他知道的一切以便帮我“在长官那里赢得头奖”。他自言自语了许久，末了给我们唱了好几首牧歌。他是那么兴奋我有“宝器”（录音机）将他唱的歌留住，并可以带回北京听。

　　在这个“面对面”的村庄小天地，人们彼此之间口耳相传、知根知底。随着时间的推移，谈论一些敏感的话题如家庭冲突、争夺资源的斗争等就变得更自然了。当我提及为其提供的信息保密时，她/他们总会回答：“我们有什么说什么；
没啥好藏着的”；
“我能说的都说了”；
“我是实诚人，不会跟你耍什么滑头”；
“我的生活没秘密”；
“一个营子里的人，谁不知道谁的事呀！”不消说，我作为一个有耐心和同情心的倾听者赢得了人们的信任。“你真是好心情”（这似乎是当地人用来描述一个妇女的最好字眼）；
“你一点架子也没有，也没有看不起我们”；
“你也不嫌弃我们，谁家的炕头都敢坐，要搁以前，你身上早就爬满虱子了！”“跟你讲村里的事情有用也没有用。你也管不着这里的破事，但我还是禁不住要告诉你。”许多人尤其是少数处于权力边缘、倍受冷落的老年人常将我当“自家人”来倾诉其悲苦。一个50来岁刚嫁入村里的再婚“寡妇”好几次含眼向我叙述她同几个小叔子的冲突：“你像自己人似的，同你谈一谈我觉得心里痛快点。”

我的特权和权力有时造成了意想不到的“威慑”。例如，有一对与我房东家“插伙”种地的夫妇，女的几乎每天都要来串门，我同他们建立了蛮不错的关系。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这里成年男女抽烟（当地土烟）、喝酒（劣质酒）变得很普遍。那个男的一来就同大哥一起抽烟，但那个女的从不在我跟前抽烟和喝酒，据说等我不在时她常常要烟抽。她娘家是本村的大家族，平素自视甚高，对人也比较尖刻，但与我交谈和交往时却显得十分得体，并对我有求必应。这最清楚不过地表明了当地人同我打交道时的表演成分，其真实言行的失真和走样由此可略见一斑。还有一个例子也是很能说明问题的。有个雨天，我同几个妇女坐在炕上闲聊。一个妇女不经意地谈到在场的另一个妇女从邻村以较低利息借了一笔钱帮她度过了难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被提到的那位妇女脸上即刻掠过一丝焦急的表情。我后来得知这个帮助者正是出借者本人。她家是村里最穷困的家庭之一，但她很会过日子，卖羊之后攒下了一点积蓄。大概是因为计划经济时代流行的“放高利贷是一种剥削”的观念还在她头脑里作崇。有人后来告诉我，你是北京来的干部，同村里那么多人有来往，要是你无意中将她有钱的“秘密”泄露，她可能就不能指望从村干部那里偶尔得到城里人捐来的衣物或一两袋粮食了。打那以后一段时间，她见到我时一直显得很别扭。这一不起眼的细节提醒我，作为参与观察者，要对收集的资料和当地人际关系有一定的敏感性。

　　亲手触摸鲜活的乡村生活，容不得你闭门造车。假使将乡村社区比做一本“大书”的话，田野工作者就是以自身的知识积淀和人生阅历为基础来阅读这本书的。虽然我有时也无不学究气地“宣讲”自己的学术观点和政治主张，但先前的知识储备在“生活现场”中往往捉襟见肘。最底层乡民直面生活的勇气和智慧常常很令我折服。到田里学间苗我怎么也分不清何为杂草、何为小米苗；
上集购物时，识字无多甚至目不识丁的妇女总能买到更“物有所值”的东西；
他/她们在精打细算过日子和人情世故上的练达则更令我自叹弗如。在淳朴而不乏“睿智”的乡民面前，不必炫耀自己的“博学”，也更难维持城市知识分子居高临下的“傲慢与偏见”。挨家挨户走访使我得以在历史与现实的深处寻找生活的本来面目，从而也获得了不少书本上难以获得的“新知”和设身处地的理解。

　　虽不敢轻言融入了“原生态”的社区，但自信这段弥足珍贵的经历足以让我受用终身。较之以往自家从理论到理论的空泛言说，比起一些跑马观花似的调查，同村民长时间的日常接触与信息分享，使笔者以较从容的心态培植和深化与村民的相互信任与合作，进而观察到境外学者或短期调查者容易失察或不易了解到的细节以及不易获得的相对真实的数据，尽管这一切并非“得来全不费工夫”。生活的艰辛自不必说，我还吃了不少塞外的沙土，吸了不少“二手烟”。可以说正是“缺什么补什么”的愿望、获得新知的愉悦以及与村民的友好相处成为支撑我长久呆下去的主要动力。挥之不去的田野体验也使我对乡土中国不再是百分之百的外行。这种学术新知和人生阅历上的“双丰收”，又岂能说不是塞翁失马因祸得福呢？

　　四、知识生产中的权力及其反思

　　如上所述，在特定的村落场域收集地方性知识乃至笔者自我的塑造皆仰赖于与当地人的互动。反过来，这种双向互动又使这一知识生产实践糅进了城里人的惊异、民族志的凝视以及局内人和局外人的视野。这段基于亲眼目睹、亲耳聆听的田野调查经历表明，在驳杂的乡土生活画面中，调查者与被调查者之间的权力关系是解读十分繁复的田野互动的一个关键因素。

　　在知识生产尤其是民族志文本的撰述方面，学术精英独自拥有宰制资料的学术特权是不言自明的。诚如陈庆德和郑宇（2006，1：143）所言，“叙事者是话语的掌控者，叙述者自己的逻辑和话语才是他希望表达的‘真实’内容。但传统民族志已经‘习惯’于把作者直接引入文本，赋予以作者名义出现的‘我’以特殊权力，我成为掌握其他叙事人的一个全能全智的特殊叙事者。”就本人的研究而言，纵然“天马行空”，也几乎无人（即便是负责论文“验收”的导师）来限制笔墨。这就难保写作者不“滥用特权”张扬了某些声音而压制或过滤掉本该存在的其他声音。此外在将研究发现落实为白纸黑字时，书写者也难免不掺杂个人的好恶、“偏见”、价值取向乃至立场。因为每个人都是站在某个社会位置上说话的：“你的情境——你在这世界上的位置决定了你对这个世界的看法以及你认为什么是重要的，什么值得去了解；
情境也决定你想要描述和解释的理论/故事”(Hanson,1992: 571)。

　　研究者居于权威和主导地位还表现在他/她们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展示自己的话语权，并由此获得巨大的收益，其中包括国内国际会议、课堂、网络、演讲、刊布文章、出版著作、晋升职称以及获得稿酬等等。这也就不难理解福柯的后现代命题：“知识就是权力，权力就是知识”了（Foucault，1978）。由此看来，知识者垄断文本的写作乃至为被调查者代言多少是有失公允的。不过话又说回来，待到告别了营子村，坐在灯下涂鸦时，即便思绪回到了永远消逝了的现场，毕竟今日之我——书斋里的涂鸦者已非昨日之我——就地观察者，从而多了一份坦然心境和理性的思考。

　　尽管在同一物理空间下生活，外来研究者与当地被研究者之间的权力关系既非凝固化和永久化，亦非断无超越和转化的可能性。在对整个社区有个基本了解之前，笔者主要着力于非正规和开放式的谈话。最初的访谈也主要立足于了解一般概况。在村庄小住了一段时日对村里情况大致有谱之后，方就某些特殊主题对一些被认为具有某方面特殊知识的村民进行深度访谈。出于对村级官方数据的不信任和怀疑（参见胡玉坤，2006），我2003年10-12月间进行了全村人口与社会经济普查，2004年又随机抽取30户进行了非结构性问卷的入户调查。整个调查期间还辅以口述史和生活史调查，以求通过个人尤其是妇女的日常生活变迁来探索社区发展的轨迹。这些调查都是在村民炕上、家里、院落中以及村庄内进行的。被调查者往往在自家炕上盘腿坐着无拘又无束，绝然不像我在云南和四川个别村碰到的在干部营造的氛围中作答的被调查者。他们绝少“正襟危坐”，也不诚惶诚恐。家访时不由得我或男女主人“唱主角”。这里的乡民好串门，在很多情况下，常常是“众声喧哗”。其典型场景经常是大家悠然散坐在炕上不分彼此，多则5-6人，少则2-3人，男人多半还在“吞云吐雾”抽着当地土烟。尤其是在村街的公共空间聊天，人群聚拢是常见的景观。被调查者有时压根儿不理会我的提问。当我希望直奔主题时，他们常东拉西扯，有时还会不着边际地侃侃而谈。尤其是一些年长者，一旦打开了封尘已久的记忆，便一股脑滔滔不绝地讲下去，想让他/她刹车也断无可能，有时甚至浑然忘却了我的存在。送我出门时，常有人不无歉意地说，“尽听我讲啦！”

　　对此，我既无权表示抗议，有时也无力将他们拉回来，常无奈地“跟着感觉走”，只能缝插针处地打断他们。起初笔者难免有些着急，但转念一想，我不是早就抱定了打“持久战”的准备。这对于就地观察生气淋漓的对话以了解原汁原味的乡村生活不正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吗？田野调查之前，我已着手翻译宝森的《中国妇女与农村发展：云南禄村60年的变迁》一书（2005）。她所谓的田野之旅是“机会主义的”、常有意想不到之收获的观点对我有很大的启发。更何况我还有收集更多的题外话以备日后之用的学术“野心”。于是，我也就不避琐碎，收集了不少乍看起来与研究主题无甚关系的资料。在很多时候，我只消引出话题，带着耳朵听、带着笔记便是。

　　笔者与村民的这种权力关系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形塑了我在村里的所闻和所见，而且也决定了我的所为。笔者的言谈举止展露在众人眼底，成为村民“议论”和“观察”的对象。毕竟“在人屋檐下”，我这个外人不可能无所顾忌。再说，村里的男女劳力都忙于生计，要不是雨天或冬日几乎没有什么闲暇。我有时很矜持，深恐太过打扰，尤其是在农忙时分。有时也对当地情况“三句不离本行”地做些学理上的分析。我这个“外人”的少见多怪和“不耻下问”大抵得到了友好的回应。尽管如此，我并无权威控制和操纵男女村民如何提供信息以及提供什么样的信息，他们自身可以选择是否或如何讲述其故事或者讲什么故事。

　　田野之旅布满了各种“陷阱”。若是短暂的偶遇，则往往不易分辨真假，也难以捕捉到许多鲜活的细节。与乡民打交道，尤其是初次造访，后者会对外来者心存疑虑，本能地对涉及自己利益的事情特别是一些敏感话题有所顾忌。更有甚者，有人还会刻意地掩饰真情。比如，富裕者不愿“露富”；
儿子尚未娶妻的穷人也不愿“哭穷”。有的人可能还会玩些小小的狡黠。譬如，少数人尤其是妇女很忌讳说自己嫁女儿时收了大笔彩礼。有的家庭暴力受害者和施暴者会对此经历含糊其辞。因此，单听一面之辞难保不是一种冒险的做法。我就碰到这么几例，婆婆和媳妇对于分家之由各执一说，叙述了截然不同的故事。诚如民谚所言，“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在乡村现实生活中，很多事情孰是孰非并无泾渭分明的界限。“旁观者清”之类的大道理有时也很难适用。再进一步讲，人们的记忆有时是不可靠的，同样的事情常会有不同的版本。对于某些人言言殊的事情，只有识别难圆其说之处进一步加以追问，方可得到更贴近真实/生活的图景，但不可能穷尽相关的当地知识。可见，在方法论上提倡多方确证的“三角交叉” 是至关重要的。[16]

　　从上述意义来讲，笔者在田野调查中获得的知识是有局限性的，因为我所看到和得到的信息只是进入我眼底的东西。更何况，我的参与观察并没有覆盖整个农业年。甚至我寄居一个农家也有其缺陷。试想，假如某个村民同我房东有矛盾，他/她势必会对我的访谈存有戒心或疑心。譬如，大哥的侄子怀疑自己母亲10多年前改嫁他乡是同舅舅串通好的，两家从那时起就不再有往来。这个侄子据说是村里唯一坚持记帐不辍的村民，但我却无缘借阅他的帐本。所幸的是，大哥大嫂在村里人缘不错，这种情况并不多见。虽然收集来的数据与资料具有亲历者的权威，而且由亲手触摸而获致的学术眼见多少增加了“草根叙事”的真实性，但落笔为文时还是诚惶诚恐，要做到不偏不倚的纯客观更是可望不可及的。

　　标榜“科学和公正的”西方学术以前倾向于把主体和客体，研究者和研究对象分割开来，以确保所谓的“价值中立”和“客观性”(Wolf, 1996)。现如今，否认学术研究中的客观主义和价值中立已获得了境内外越来越多人文社科学人的认同。意识到任何研究都不可能是“纯客观”的，并力图尽可能避免自家的“学术霸权”和“他者化”倾向，笔者的研究力求在行文时把被调查者推向前台，让生于斯长于斯的草根民众说话，并将出自平等交流的当地男男女女的观点同笔者的再现融合在一起，从而使当地社会行动者的能动性和主体性成为理解村级自然资源管理和环境变迁的中心。

　　对田野作业中权力结构的意识也是影响研究发现的一个重要因素。本人对村落场景中权力和政治的关照正是将来自生活的体察和发现与自家的既有知识和理论作对照的一个例子。在第一次入住村里之后，我接触的村民越多就越强烈地感受到了干群之间的对抗和冲突。这些意想不到的发现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原初的研究设计。意识到村里实际上不存在真正意义上农林复合业，当我再次来到营子村时，我的研究重点就转向探讨以往50年男女村民管理环境资源的日常实践。像其他村落世界一样（宝森 2005；
黄树民，2002；
Liu，2000），营子村在以往半个世纪也经历了风雨苍黄的政治经济变迁，而围绕环境资源争夺的地方政治是绕也绕不过去的事实。在上个世纪50到70年代，国家权力在地方化过程中逐渐生成、累积和演变，一步步渗入并成功控制村落社会的过程，也像其他一些地方一样始终伴随着当地村民或明或暗的对抗和挑战（Hu，2005；
Huang, 1990）。1980年代初分田单干以来，村民在获得、利用和控制自然资源方面的矛盾、争夺和斗争更是充满了变数。集体时期家庭和社区生活中隐而不显的社会性别、族群、家族及干群之间权力的运作也愈加凸显。这些现象过去如此，于今尤烈。田野期间，笔者还碰巧邂逅了几桩资源争夺的“现场政治”。我的“深度”卷入，尤其是与官民双方打交道，使笔者得以直接观察社区层面的草根政治与权力运作以及日常生活“自然”状态下无权者的权力和“弱者的武器”（Scott, 1985）。身处其间的近距离观察更添加了目击者和亲历者的体验和感悟。

笔者对“政治”和权力的关注实际上渊源有自，并非完全出于偶合。在第二次女权主义浪潮中，女权主义者聚集在“个人的是政治的”旗帜之下，倾力于探究处于正规政治运作之外的妇女私人生活的意义。这一理念是基于她们认识到宏观政治力量融入了妇女的私人生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而妇女的日常生活经历又为剖析更广阔的公共世界提供了空间。在以往30年,女权主义学者和实践者大大拓宽了“政治”这一概念。政治不再是指狭隘的正规政治领域里的活动或大规模的抗议事件，争夺资源、劳力乃至对身份认同之界定和解释的交锋也被认为是日常政治的组成部分（Kerkvliet 1990；
Scott，1985）。这不仅影响到女权主义的学术与实践活动，还影响到主流人文和社会科学的许多领域。当下女权主义学术的繁荣建立于并联结着对两个层面的分析：结构性因素和个人能动性（胡玉坤2004；
熊秉纯2001）。在特定的地方化情境中将结构性因素同个人能动性结合起来，不仅可以揭示社会性别差异如何由结构性因素塑造而在个人经历中体现出来，而且得以知晓更大的社会力量如跨国势力、国家宏观政策如何影响到日常的社会性别关系。

　　总之，本文的微观解剖表明，民族志研究的全程——选点、进入调查地、田野作业乃至报告撰述——都充溢着权力关系和政治色彩。正像其他民族志报告（Hsiung, 1996; Ong, 1987; Tsing,1993）昭示的，民族志的凝视从来就不是中立和价值无涉的。就笔者的研究项目而论，这种凝视深嵌于笔者与县乡干部、笔者与村干部、县乡干部与村干部以及笔者与普通村民之间不对等的权力关系之中。然而，无论是村民之间，还是研究者同被研究者之间，田野作业中的权力关系都不是凝固化静止不动的。拥有生活话语权的村民也同样可以通过如何讲述其故事等来行使其权力。而民族志作者正是透过与被调查者之间不断变化的反差来反观自家的权力和研究策略。这种权力互动格局深刻地影响到笔者对当地生活以及人地关系的理解。在草根流变的权力转换中，具有千丝万缕关联性的多重身份认同在形塑笔者局内人—局外人身份上显然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说，对日常生活情境下嵌入性权力结构的警醒与自觉使笔者得以在田野中寻找理论与现实之间的距离，然而，经由调查者和被调查者权力的双重过滤，民族志的知识生产又焉能没有盲点和纰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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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Tsing, Anna Lowenhaupt. In the Realm of the Diamond Queen: Marginality in an Out-of-the-Way Place.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34] Townsend, Janet. Women’s Voices From the Rainforest.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35] Watson, Rubie. The Named and the Nameless: Gender and Person in Chinese Society. American Ethnologists. 1986, 13.

　　[36] Wolf, Diane .Ed. Feminist Dilemmas in Fieldwork.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6.

　　[37] Wolf, Margery. Revolution Postponed: Women in Contemporary China.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

　　Politics, Identity and Knowledge Production:A Field Research Embedded in Power in Rural China

　　Hu Yukun

　　（The Institute of Population Research, Peking University）

　　Abstract: Based upon an empirical research in a village setting, this essay indicates that the whole process of ethnographic study—the site selection and entrance, the field trip and the report writing—is embedded in complicated and subtle power relations with political sensitivity. Apart from the formal political power, the article focuses on the multiple power categories of gender, age, class and urban-rural differences in shaping insider-outsider identities of the researcher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the study. Simultaneously, the power structure in knowledge production is in a state of flux. The ethnographic gaze is thus impossible to be neutral and value-free due to the double power infiltration of the researcher and the researched.

　　Key words: ethnographic study; political network; power relation; knowledge 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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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本文主要源自笔者的博士学位论文From “Man Can Conquer Nature” to “Rebuild Beautiful Landscapes”: Gender, Natural Resource Management and the Chinese State in an Inner Mongolia Village (Clark University, 2005)。本研究得到北京大学211和985项目（20020903）的支持，谨此致谢。

　　[2] 按美国高校的通例，无论教师还是学生，举凡涉及人类的调查在启动前皆需向学校有关机构提交申请书，以阐明匿名、保密、知情同意、受益、公正以及无伤害等诸多伦理原则。以笔者就读的克拉克大学为例，着手调查前要向涉及人类研究的机构评审委员会提交书面申请报告。申请书需简述研究的目的、背景、主要内容及调查方法，然后就该委员会提出的涉及被调查者的诸多问题一一做答。其主要内容包括：主要的被调查者群体；
确保参与访谈或问卷调查是自愿的陈述；
如何通过不同途径（信函、电话或中间人）同被访者取得联系以及征得其同意；
视情况确定是征求口头同意还是提供书面的认可书（其内容不外乎项目基本情况与性质、访谈的时间与次数、参与者退出或拒绝回答问题的权利、确保保密性和隐私的陈述以及调查者的联系方式与所在单位等）；
表明确保对收集到的资料保密；
假如要录音的话也得征得同意；
最后还要陈述研究项目不会对被调查者构成身体、心理、法律以及社会方面的重大风险。申请书还要附上粗略的问卷大纲和访谈提纲等。

　　[3] 1978年启动的“三北”防护林项目迄今已覆盖东北、华北和西北550多个县和13个省市自治区，约占全中国40%的疆域。

　　[4] 当地村民管自己生活的自然村叫“营子”，为了保护当地人的隐私和利益，故将该村取名为营子村。营子村所在的行政村（姑称大营子村）含四个自然村，营子村人口最多，为村委会所在地。四个自然村之间具有清晰可辨的某些共性，但在村民生计、历史沿革、发展轨迹、人口规模及自然资源禀赋等诸多方面却不尽相同。各个自然村之间历来通婚极少，村民之间有的老死不曾往来。这决定了我选择一个地缘共同体——自然村，而不是行政村——顾名思义的政治性共同体——来做这项环境与发展的民族志研究。

　　[5] 有几个村民曾暗示，我寄居此家给他们带来了村干部提供的额外创收机会。

　　[6] 有一天他们俩都外出打零工时我去了县城，临行前留下一张以“大哥大嫂”打头的纸条。他们后来谈起，大嫂还认出了“大哥”两个字，因为她不久前看过《大哥》这个电视剧。尽管不认字，家里所有带文字的证书和字据皆由大嫂保管，凡带字的东西她也不敢轻易扔掉。

　　[7] 营子村的汉族村民主要是山东移民的后裔，这里的蒙族也基本上汉化了。他/她们讲的当地话带有浓重的山东口音。记得首次在四川做访谈时，经随行者提醒我才知道，许多村民是操着“四川普通话”而不是单纯的土话同我交流的。

　　[8] 我得以由县而乡再村顺畅地进入村庄并完成田野调查，离不开X县妇联主任打通各种关节，扫除障碍以及整个调查期间断断续续提供的帮助。我对她心存感念，却不敢贸然将她的名字列在此处，以免造成不必要的伤害。这份权力的获得虽则最初动用了妇联系统纵向的体制之网，但其长久维持靠的却是我们之间的私人友谊。

　　[9] 由村计划生育干部兼妇女主任掌管的《人口底册》，与户口簿有颇多相似之处，但比后者有更强的时效性。村干部据此掌握了反映当地实情的人户名录，因而成为村里日常决策的基础，参见胡玉坤（2006）。

　　[10] 我并不是说所有现任和前任干部都是很不友好的。处于权力边缘的村妇女主任实际上不时提供了不少帮助。少数前任干部也从其自身以往的岗位优势点出发以知情人的身份提供了许多很有价值的有关村务的信息，后者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官方的观点。

　　[11] 这是个鲜有陌生人的乡间社会。在村民的记忆中，只是在1970年前后，有一个“五七战士”之家曾到村里来落户。几个知识青年也在村里也有过很短暂的逗留。此外就没有别的人像我这样扎在村里长住了。

　　[12] 温家宝总理曾两度来到营子村所在的县视察，并指示减免了当地有关税收。村民对他颇为感激。尽管对当地腐败怨声载道，但村民们多半认为党是好党，经（指党的政策）也是好经，只是被当地干部念歪了。

　　[13] 到营子村后笔者平生第一次见到炕。这里家家户户有炕，只有少数年轻的新婚夫妇拥有床。我房东家有两张炕，大约0.80米高、4.5米长、2米宽，几乎占据了整个房间的一半。炕具有多重功能：晚上是床，白天充当椅子（这里有椅子的人家很少）。人们坐在上头聊天、抽烟、看电视、打扑克甚至做一些家务活。在严寒的冬天，村民主要靠炕来取暖。

　　[14] 通往县城的一条国道从营子村境内穿过，但距离聚落足有3公里之遥。我逗留期间，时而步行，时而坐牲口车经过这段凹凸不平的乡间土路去公路边搭乘去县城的公共汽车，有时则直接打的去县城。较之处于交通要道或马路边的村庄，这里显得有些闭塞。这个村既无自来水，也不通电话。

　　[15] 像在乡土中国其他地方，已婚妇女虽有姓有名，但往往不为人们所知。除了本村土生土长的妇女，人们总以某种亲属称谓称呼她们。因此，大部分已婚妇女只是“某某某的娘/妈、某某某的媳妇”等等。华若碧对中国乡村妇女的姓名问题有过很精辟的分析，见Watson（1986）。

　　[16]社会学科研究中的三角交叉指的是对同一现象的研究采用并结合不同的研究方法。它可以用于定量研究，也可以用于质性研究。通过将多个观察者以及多种理论、方法以及实证材料结合起来，研究者可望能克服源自单一观察者、单一理论与方法的缺陷和偏见。交叉的类型可分为几类：1）数据交叉；
2）调查者交叉；
3）理论交叉；
4)方法交叉；
5)上述内容相糅合的多重交叉。

　　作者为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副教授、博士。

　　原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人类学研究栏目，作者授权天益网络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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