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力建：“祖龙”的生死与“强者型”官员的转化

　　前不久有报道说,郑州市某企业在山上兴建了一个巨型建筑,该建筑蜿蜒于山脊延伸二十余公里,号称“华夏第一祖龙”，投资之大，规模之宏伟可想而知。获知这一新闻之后不过几天，又在某报的右下角一不起眼处看到“郑州市第一祖龙开始拆除”的报道，不禁慨叹这类纯粹中国特色的大手笔，若干大型工程平地拔起也易，转眼间灰飞烟灭也易，真正事属平常，以致老百姓对此都失去了敏感，连报纸的编辑也没有把它当一回事。外国人不免隔洋兴叹：现在的中国人，真是太有钱了。

　　虽然大家没有重视此事，但是本事件的利益相关人却没有就此罢休，毕竟天文数字的人民币一下子打了水漂，总要设法收回些本钱来。投资方“祖龙公司”扬言说，现在有关部门惊醒过来板起面孔执法，通知停工，退还非法占地，但当时政府其实全程参与了此事，并未提出反对，所以公司考虑提起诉讼。而国家林业局和国家环保总局已经介入此事的调查。相信这件事如果查出当地政府官员的责任，恐怕会有人“吃不了兜着走”，郑州的官员之中又要出几个倒霉蛋。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如今中国的官场规则之中，还缺乏“民主法治”和“正当程序”的概念，讲究的是“敢闯敢干”的工作魄力。领导干部“看准了”项目就拍板定案，若是“泡汤了”就算在改革进程中交了学费，说是“集体承担责任”，其实谁也不用担心有分毫损失。若问新时期该物色什么样的干部担当领导职务，答案是“想干大事、能干大事、干成大事”的人，这在相当多的地方已经是高层领导层主流的用人观。刚刚因受贿罪被起诉的浙江省交通厅厅长当年何以一升再升，据说主要就靠的这一条评语。至于这些人是否懂一些基本的法律原则，是否确立了依法行政、依法行使权力等这些民主和法治理念，则很少予以考虑。所以这些年中国的老百姓屡见不鲜的就是官员的大手笔和随之而来的“大泡汤”，特点是“魄力型”官员的强势，比比皆是的现象是宏大思维，一厢情愿，独断专行，一杆子走到黑，过程则表现为先拍脑袋、次拍胸脯，最后拍屁股了事，把灾难性的后果留给治下的人民。虽然间或也有个别强势推进型干部靠个人权威闯出政绩的，但造成灾难性后果的情况无疑更具普遍性。而我们在宣传中却片面地突出“强者”型干部的“人治”特点，褒扬其政绩，在组织上擢升其官职予以重用，从而造成了一种错误导向。这种错误导向使官员们在法治基本理念上无所进益，并直接导致了基层县市的“强者政治”和中国经济生活中的巨大资源浪费和损失。前几年某些报章所披露的有的县市一任地方官建“白宫”式政府大楼，建“天安门广场”的事例，不过是中国无数官场奇迹中的九牛一毛而已。

　　试举一例以显示此类官员们的思维特点和工作特色：某县级市市委书记上任之后即着手调整该市工业布局，提出发展汽车产业，以原先生产柴油机的骨干企业为核心，五年内实现年产五万辆农用车规模。理由十分充足：一是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二是可以带动一批其他相关产业，三是汽车行业与高新技术相关，正好借此淘汰落后产业。市级四套班子全体成员对此规划和愿景一致表示完全同意。但拟定的核心企业负责人担心难以承受如此光荣任务，资金、技术、人员都不具备条件，书记于是亲自出马，一方面予以开导，一方面予以压力。他的意思是，关键是精神状态，没有条件，难道条件是天上掉下来的，靠人去创造！企业负责人还有负担，说是调研了市场，现在农用车不好卖，销售有困难，将来资金周转是个问题。书记又作了开导，他说，销售当然有困难，但是人家能销售，我们为什么不能？再说中国这么大，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这些开导后来成为在全市推进工业跨越式发展的动员大会上的主要经典内容。这个企业的负责人只有乖乖就范，因为他们那时还属于地方国营，书记说了，要勇于压担子，不能压担子的必须换位子。上农用车项目的事就这样敲定下来，然后在书记的主导下征了150亩地（当然没有通过那些繁琐的程序报批），通过银行贷款、行政部门分摊任务筹集了第一批启动资金，建了厂房，买了设备，不过最终农用车没有出来，书记对此也是爱莫能助，而且此时他的注意力已经转到其他项目方面。该市机关干部们后来估计说，该书记在职五年期间，轰轰烈烈所实施各种所谓的大战略造成的经济损失不下五亿元。此人在提拔为副厅级干部之后因受贿罪被判有期徒刑十一年，但造成五亿元经济损失的问题显然不构成犯罪，甚至也一直没有为此受到任何出于组织上的不利评价。

　　这是“强者”型干部其中坏的一例。撇开他的犯罪不论，其思维和工作作风上的特点具有相当的典型性，绝非个别，甚至至今仍是许多地区基层领导干部所热衷的施政风格。这类官员普遍不知民主与法治为何物，既不尊重民主，也不尊重科学，大权独揽，主观武断，草率决策。权力的过分集中导致一言堂，而不受约束的权力又容易产生巨大的失误和巨大的损失，并必然导致腐败。

　　去年有报道称，２００６年，江苏省审计机关共审计６２８５个项目单位，查处损失浪费问题金额５５９亿元，促进增收节支３４.４８亿元。这里仅指的是一省一年的浪费数额，还远没有包括因官员的专断所上项目而白白打水漂的损失额，如果由全国各省市进行累计，算一下历年（假定为十年）来这些“强者型”官员“大胆决策”所造成的经济损失，该是一个多么惊人的数字。恐怕可以大胆断言一句，如果这些损失的经济总量可以挽回用于扶贫，中国数千万人口的温饱问题也许已经解决了。

　　这当然也只是一厢情愿，现实情况是，我们的干部向“民主法治型”的过渡还处于艰难的起步之初，这个过程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但过渡势在必行。“用人标准”必须作重大修正，“强者型”干部必须向“民主与法治”型干部转化，重大决策由“个人拍脑袋”向民主科学的程序转化。改变用人标准并以制度和程序限制和制约主要领导者的权力，推行行政问责制度，百姓们的利益和金钱由此得以保障。否则，即如“祖龙”的或生或死，百千万亿的人民币可以取决于“一人”的“一闪念”之间，只不过是决策者一句话的事。毛主席曾说过，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他不可能想到，在几十年以后的今天，这两种犯罪所发展的规模和数额，又岂是当年所能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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