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圭武：反思中国现代化

　　什么是现代化？现代化就是自西方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所呈现的一种总体变革。在经济层面，主要表现是经济结构的急剧变迁，具体表现一是产业结构的高级化，二是社会经济分工的进一步深化，其最终体现是国民收入的大幅度提高。在制度层面，主要表现是权力结构的变迁，具体表现一是民主化，二是法治化，最终体现是社会权力的均衡化。在文化层面，主要表现是价值观念的急剧变迁，具体表现一是人本化，二是理性化，最终体现是社会精神的世俗化。

　　现代化既有一般性，也有特殊性。对不同国家而言，由于各国现代化所面对的各种历史条件是不同的，所以不同国家现代化的路径也必然不同。现代化对于具体一个国家而言，它是该国历史与现实，内部与外部因素交互作用的一种局部均衡，是一般性与特殊性的有机统一。中国的现代化，既离不开中国的历史，也离不开中国的现实；
它既要受到内部因素的制约，也要受到外部力量的干扰；
它既体现现代化的一般性，也体现现代化的特殊性，是二者的一个有机统一。

　　从历史传统来看，中国和西方现代化有着不同的历史人文起点。

　　西方现代化的历史人文起点是一千多年的中世纪。中世纪所体现的人文精神既有反现代化的一面，也有支持现代化的一面。从支持的方面看，中世纪为西方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宗教精神前提。诚信、劳动、慈善等人文精神为西方现代化提供了有效而持久的精神动力。诚信是秩序的灵魂，劳动是效率的前提，慈善是道德的基础。社会的民主化、法治化、创新化及社会保障制度的健全等，都需诚信、劳动、慈善等人文精神为底蕴。

　　中国现代化的历史人文起点是两千多年大一统的皇权统治。皇权统治核心的表现是政治上的高度集权。为了维护集权统治，在社会层面，统治者是不会允许中间阶层发展壮大的，因为小而分散的格局极有利于集权统治的维护；
在经济层面，统治者总是要垄断最重要的经济资源，同时对民间又强调以农为本，因为这样既有利于统治的稳定性，又极大满足了统治者的享受欲望；
在文化意识层面，统治者必然要强调一元化，文化只能成为统治者的奴婢，因为独立的人文精神对统治者也是一种制衡。在中国，儒家文化就是皇帝的奴婢，它一方面为皇帝提供最高等级的享受，另一方面，它教化民间要温、良、恭、俭、让，要为皇帝尽忠。从实际情况看，儒家文化虽然在中国社会体现了一定的宗教功能，但这只是对宗教的一种形式的替代，而不是一种实质替代。儒家文化与皇权统治是一对互补品，二者互相帮助，互相提携。儒家文化本质是反宗教的，因为它是为皇帝服务的一种教化工具，而不是为上帝服务的教义；
它的最终落脚点是现实世界，而不是超越界。

　　皇权统治造成的人文底蕴是，面子、享受、自私。由于失却宗教的约束，所以人们没有了内心的恐惧感和赎罪意识，这时面子就体现了一种特别的约束功能。在现实中，由于缺少内在约束，人们将更多通过一个人的面子信息来判断一个人的内在。所以，面子本身也是一种约束秩序的均衡。面子与诚信是相反的两种游戏规则。诚信导致秩序的有效性和预期的稳定，而面子只能导致欺骗的精致化和社会交易成本的增大。由于精神世界的空虚，对社会而言，人们会将更多精力投入到追求物质层面的享受上。对统治者而言，其灵魂也是空虚的。一方面，统治者总要教育劳动人民节俭勤劳；
另一方面，对自己而言，统治者总是要追求极度的享受，终其一生，穷奢极欲，借以填补精神世界的空虚。为此，统治者总是离不开欺骗，对自己是一套标准，对别人又是另一套标准。当然，由于统治者个人素质是有差别的，从而在追求享受和不讲诚信方面也会有程度方面的差异，但在本质上是没有区别的，只是五十步与百步的关系而已。另外，由于皇权统治本质就是最大的私，所以社会运行以私为底蕴也就具有了一种精神必然性。

　　诚信、劳动、慈善与面子、享受、自私，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人文底蕴。诚信导致秩序，面子催生欺骗；
劳动创造财富，享受消耗财富；
慈善成就道德，自私吞噬人性。所以，从历史传统看，西方的历史人文起点有着支持现代化的天然内在动力，而中国历史的人文起点本质上是反现代化的。

　　从外部条件看，西方现代化的环境起点是是强对弱，而中国现代化的环境起点是弱对强。强对弱是现代化的有利条件，而弱对强是现代化的不利条件。强对弱对现代化有助推作用，弱对强对现代化有抑制作用。

　　从发生机制看，西方现代化是内生的，而中国现代化是外生的。从发生机制的角度看，恰恰也说明西方历史人文精神中本身就有现代化的种子和基因，加上当时强对弱的有利外部条件，内因与外因共同作用，最终催生了西方的现代化。而中国则不然，在政治层面，皇权统治对现代化在内心深处具有天然的恐惧感，从而体现在实质改革层面统治者必然是反现代化的；
在经济层面，现代化要克服与自给自足小农经济的巨大落差和相互兼容的问题；
在文化层面，现代化要面对一个经过两千多年封建专制文化浸泡而形成的特殊国民性的改造问题。所以，中国虽历经数千年文明发展，最终自身未产生出现代化潮流的涌动，这也是一种必然。所以，中国的现代化，不靠外部推动，将很难启动现代化的列车。

　　历史与现实，内部与外部诸多因素相互作用，决定了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艰难曲折和困难重重。历史不允许重复。面对现实，中国唯一的出路是追赶。发展是硬道理，追赶也是硬道理。中国不仅要发展，而且只有实现又好又快发展，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不至于被历史所淘汰。

　　中国现代化的最优路径是：改革与开放并举。只有改革没有开放，改革的阻力和成本就会增大，甚至改革有可能走入死胡同。只有开放没有改革，开放只能是无效或低效或是呈一种异化形式，即开放的结果与开放的目的相对立，自身成为自身的否定者。

　　改革最重要的是政治体制的改革，这是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和难点。改革的深层涵义是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而权力是谋取利益的直接工具；
所以，改革的均衡实质就是权力的均衡。从广义而言，权力可分为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和文化权力等方面，但政治权力在现实中是主导权力；
所以，权力均衡的关键是政治权力的均衡。但政治权力的所有者本身也是利益所有者，政治权力的改革必将涉及对自身利益的调整；
所以，在政治权力的改革中，如何能摆脱自身利益的纠缠，这就是改革的难点所在。

　　开放最重要的是精神层面的开放。这是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灵魂和实质所在。人是运用物质技术成果及执行制度和制度建设的主体。同样一件物品，不同的人就有不同的用途，从而体现出不同的效率。指南针既可以用来看风水，为祖宗找一个好的葬身之地；
也可以用来航海和开拓疆域，为后人留一个更大的发展空间。同样是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既有可能选出好人，也有可能选出坏人，这里就有一个人文精神的底蕴问题。一个不讲诚信、自私、物欲横流的人文底蕴与一个诚信、劳动、慈善的人文底蕴，其导致的选举结果肯定是不同的。在现实世界，再完善的制度体系，也不可能穷尽所有的情况，总是有漏洞的，有些情况下就得靠人的自觉来弥补制度的不足。另外，人与制度相比，人是主动的，制度是被动的，执行不执行制度，决定权仍在人本身。所以，若没有人文精神的现代化，物质与技术层面的现代化只能是扭曲和低效的，同时，制度层面的建设和运行也将是低效和高成本的，法治化与民主化建设将难上加难。所以，引进国外现代化的物质与技术及制度体系，首要的是要改造一个国家的人文精神。所以，从经济、政治、文化等层面看，对外生型现代化国家而言，精神文化层面的开放是更为关键的，其次是制度层面的开放，再其次才是物质层面的开放。

　　从中国近代开放的历史看，现实路径是从物质到制度再到思想文化。洋务运动是物质层面的开放，戊戌变法是制度层面的开放，五四运动是思想文化层面的开放。相比而言，越靠后，开放的层次越深，越有利于现代化。这里“五四”提出的反对旧文化应当是切中要害的，同时提出要靠民主与科学救中国的口号也是合理的，但问题仍不够深入，没有发现阻碍中国现代化的深层制约因素，这就是国民精神。因为民主与科学最终仍需一种民主精神与科学精神作支撑。没有民主精神和民主意识，民主就只能是一种伪民主，只有形式而没有实质。没有科学精神，科学也就失去了灵魂，科学就不会有健康发展的保证。所以，精神是社会的灵魂，是社会发展的主导，没有精神的再造，就不会有社会的再造。所以，中国现代化的关键和灵魂是国民要有一种诚信、劳动、慈善等人文精神。好的精神，既是制度运行有效性的基本前提，也是物质成果运用合理性的根本保证。有了好的国民精神，现代化的路径才有可能实现最短和最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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