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庆东：看星火，想老黄

　　昨天晚饭后仍是一阵碎咳，加上某些别有用心的美国走狗造谣说我认为章诒和该杀，气得俺看不成书。便寻了把铁钳，一边吃辽东大榛子，一边继续看中央台播的《星火》。据说这部电视剧原来不许播，害怕引起“阶级矛盾”，害怕极左人士说丑化革命。结果现在一播，收视率第一。没想到叶紫的小说能够改编得这么好，我一直觉得叶紫的作品虽然有力量，但是粗糙了些。鲁迅也说：在辗转的生活中，要他“为艺术而艺术”，是办不到的。鲁迅当年很看重叶紫，把他跟萧军萧红列在一起，给他们出版了三本“奴隶丛书”，各卖了1千本。叶紫生活丰富，意志坚强，文笔独特，本来前途远大，可惜贫病交加，抗战以后一月断粮三次，28岁的年华就病死了。旧中国，害死了多少知识分子，今天很多知识分子都忘了，被群众批判几回就仇恨得咬牙切齿一辈子，天天嚷着要回到蒋委员长时代，真是书都读到阿随肚子里去了。

　　看完了电视剧，我把叶紫的小说集找出来，又读了一遍《星》、《丰收》、《火》、《电网外》、《山村一夜》等作品。自己揣想一下，让我把这些小说串连起来，改编成一部连续剧，肯定没有韩毓海这家伙改编得好，我这个搞现代文学史的，可能过于拘泥原著，而当代文学出身的总编剧韩毓海副教授则能够从当下中国的革命问题出发，去反省大革命时期的人性问题。片子的顾问是温儒敏和王中忱，北大清华两大中文系的主任，刘毅然导演兼编剧，黄平等人策划。创作阵容强悍，音乐动人，梁冠华等的表演自然稳健。只是台词中个别地方出现了当今才有的时髦用语，比如“暗中操作”、“强暴女人”之类，可能是分集编剧年轻了些。现在的年青人不知道，连“赞成”这样的常用词都是二十年代才开始流行的。总之，这部《星火》堪称是当今中国反思革命题材的电视剧的力作，既有别于一般的空洞无物的“主旋律”，也不同于红色经典的娱乐化，该剧直指人心地向青年人提出了一个永恒的人生问题：当你发觉自己生活在一个民不聊生无法无天的龌龊时代，你如何支配自己的青春？

　　早上脑子有点浆糊，就打了两盆热水洗了个头，喀哧喀哧挠得分外爽快。生理上一高兴，情不自禁地开口唱起当年张振富耿莲凤的二重唱《祖国一片新面貌》，不过歌词儿是被我篡改了的：“哎——虱子咬，蚊子咬，咬得浑身是大包，回家还得挠哇！”又想起金圣叹说的，天下最快乐的事情之一就是“生得癞疮一二，闭门以热水澡之”。俺虽没有癞疮，略微遗憾，但感冒之后大洗一场，也足够快活了。其实俺根本不是个革命者，不过是个革命的同情者，真正的革命者早到矿山农村去发动群众了。革命好比热胡椒水，虽然烫了点好皮肤，但毕竟烫好了社会的癞疮，所以，连俺这过着资产阶级生活的知识分子也不应该那么忘恩负义的。

　　洗完脑袋，做了套好久没做的香功。想起十多年前住在北大四院读博士，有一段时间俺天天带领一群准博士练香功，练得遍体香、满庭芳啊。当然，根据刘华杰教授的研究，北大是中国的植物天堂，小小的北大四院，居然就有40种植物。没有我们练香功，那个院子也是香的。一次，跟我同练的有法律系的黄河、历史系的黄春高、哲学系的黄书进、中文系的黄凤显——现在都成了知名学者和领导啦。我一边做着“达摩荡舟”，一边问众位黄室兄弟：你们哥几个，到底谁最黄啊？大家一致推举楚辞专家黄凤显同志，老黄当仁不让地说：“那当然了，谁敢比我黄啊？老子别的特长没有，从小就是反革命口淫犯！”

　　老黄不仅比我们黄，也确实比我们都老。他生长在革命老区，知青出身，正经学问之外，颇有些歪才。他在自己写的小说里，专门发明了一句骂人话：“瞄你妈的。”我们刚一入学，老黄就给我们从文字学角度详细阐释了这个术语的奥妙，大家无不佩服，便拥戴他做了我们93级的党支部书记。他的师兄孟二冬是92级的书记，研究唐诗的，去年不幸病逝后，现在成了全国学者的楷模，人家老孟从来不说黄嗑。我对老黄说，看来你们研究楚辞的，都是流氓啊，人家研究魏晋隋唐的，都是君子。就凭这一点，李杜要高于屈宋也。老黄星眸一闪，严肃地说：我们屈原同志高风亮节，忧国忧民，宁死不与贪官污吏同流合污，怎么会是流氓呢？我说，看看你们那《离骚》，一开篇，讲得清清楚楚嘛：“帝睾丸之苗裔兮，朕皇考曰勃起。”这还不够黄吗？黄凤显听了哈哈大笑道：“看来你们这研究鲁迅胡适的，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专门糟踏我们优美的传统文化。”

　　为了打击报复，老黄抽冷子就糟踏一下我们现代文化。比如有一回，我们夜里跟女同学去跳个舞，早上睡个懒觉，老黄就趴在我宿舍门上高唱《智取威虎山》：“昨夜晚，黑龙沟，又遭劫难”。我听出这坏蛋的险恶用心，便朗诵《离骚》答复他：“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老黄一听就来劲了：“忽反顾以流涕兮，哀高丘之无女！”我又唱《智取威虎山》：“抚着这，条条伤痕，处处疮疤，我强压怒火，挣扎在，无底深渊。”老黄道：“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我唱道：“虽然是，只身把，龙潭虎穴闯；
千百万，阶级弟兄，犹如在身旁。”老黄说：“好哇，你原来不是个溜子，是个空子！”我说：“是啊，杀人的钢刀，只能把，树、桩、砍。”我们就这样经常胡说八道着，竹林七贤着，读完了博士。我跟黄春高留在了北大，黄河去了南方，黄书进成了著名哲学教授，黄凤显去了中央民族大学，后来当了副校长。

　　今天为啥说了这么多老黄？一搜索潜意识，忽然发觉，原来叶紫的《星》里，被杀害的男主人公、那个年青英俊的农会领袖，就姓黄。小说多次描写他的“星一般的眼睛”，给梅春那样的妇女带来了“真正的生活”。在这位洪常青式的革命者牺牲后，梅春重吃了二遍苦，终于彻底觉悟，在北斗星的指引下，走向了“明天就有太阳”的地方。

　　《星》和《火》等作品，都是早期的自发的革命文学，叶紫也是实际的革命工作者，父亲姐姐都为革命牺牲了，他自己也坐过牢。鲁迅在给他的《丰收》序中说过一句著名的话：“作者还是一个青年，但他的经历，却抵得太平天下的顺民的一世的经历”。但叶紫的小说曾经被认为存在“黄色描写”而予以否定，批判者指责叶紫把梅春写成了“情欲的傀儡”。极左思潮对人性的苛刻要求，实际上违背了革命的初衷：革命是要人活得更快乐，而不是要人活得都像泥菩萨。革命者当然有跟普通人一样的七情六欲，只是他们可以为了大众的七情六欲而牺牲自己的七情六欲。革命者也会说点黄色之语，做点粗俗之事，这些掩盖不了他们的革命光辉，相反只能说明他们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从大众当中生长出来的人民的儿女。《星火》一剧把握住了这个人性的关键，才能在这个极左极右愚昧碰撞的时代，绽放出佼佼不群的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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