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白：出版的利市，阅读的荒年

　　写这篇文章之前，我在天涯读书网站看到一篇专题文章，题目是《历史写作迎来粉丝时代》。此文回顾了自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在大陆出版以来，特别是近几年来历史题材的图书大行其道的盛况，指出：“21世纪刚刚开始，一股民间写史读史热潮已经势不可挡，其中大胆的观点和新颖叙述方式区别学校历史课本，频频引起共鸣。这一思潮看似异军突起，实则早就埋下了种子，是先前精英思想向大众的普及，民间史家们出现以及他们的努力本身就是在谱写新的历史。”对如易中天、“当年明月”、张宏杰、李亚平等所谓“民间史家”拥有众多拥趸和“粉丝”的现象大加激赏。撇开此文有些提法的准确性不谈，作者拈出了“粉丝时代”一词描述这一现象称得上嗅觉灵敏，而文中“立交桥”般的时空处理——比如介绍一个作者，总要说《万历十五年》出版时他在干啥——也的确给人提供了一些信息以资参照。不用说，这种观点有着不小的市场。

　　粗略梳理一下，近二十年来出版的历史题材的图书，在读书界引起轰动还真不少。先是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1983），继而又有柏杨的《中国人史纲》（1987），之后是二月河和唐浩明们的历史小说。新世纪以来，历史题材的图书再度受到追捧，吴思的《潜规则》和《血酬定律》甫一问世便成“洛阳纸贵”之势，其后出版的余世存编《非常道》也上了京、沪、穗三地知名社科书店的畅销榜，张鸣更是打出“历史”牌，以《历史的坏脾气》和《历史的底稿》二书吸引了不少眼球。近来随着易中天《品三国（上）》的热卖，跟风或“叫板”的同类图书行情看涨，一些网络写手也纷纷加入历史书写的“狂欢”。更不用说这期间，还有一个会念经的外来和尚史景迁。“史景迁”是洋学者的中文名，但这三个字的确可作当下历史阅读与书写的最佳写照。“历史书写的图景正在发生变迁”——这是最近风起云涌的历史题材图书给我的一个总体印象。

　　但我还是有个不合时宜的感觉，就是目下的历史书写的火爆，和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关系不是太大，后者是一部相当严肃的历史著作，而我们眼下看见的有些书不像是憋了二十年的种子终于“厚积薄发”。所以我觉得动不动就扯上黄仁宇实在有点托大。在这些书中，有一类的确秉承了历史书写的良知，如吴思的著作，还有《非常道》以及青年学者傅国涌的“百年中国言论史”研究，都是值得称道的。柏杨的《中国人史纲》在大陆首印15万册，至今已发行上百万套，既畅销又长销，润物无声，功德无量。可以说，这些“自出手眼”的书就是没有《万历十五年》也会出来的，历史上从来都不乏其例。

　　再者，有些畅销书甚至和历史本身也没有太大关系，考虑怎么写（或说）读者才爱看（或爱听）的作者如果是个小说家，我投他一张赞成票，如果是“史家”——不管是否加上“民间”二字——那我一定要大摇其头。不要告诉我他们新颖的书写方式代表了对学院派历史著作的反动，因而才为读者喜闻乐见。那么我要问一句：咱们的读者什么时候“啃”过大部头的历史专著呢？据我所知，情况刚好相反：越是读过那些“诘诎聱牙”的历史著作的人，就越不可能成为这些“民间史家”的粉丝。一个普通读者在一部优秀的学术著作里汲取的营养绝非畅销读物可比，关键是，你能否有那个耐心，有那个雅趣？所以，我不同意那种把当下历史读物的畅销归诸学院著作太过面目可憎的说法，这种观点里含有一种浮浅且混乱的逻辑，即卖得好就是真的好，或者干脆就是“成王败寇”。这种功利价值观使当下人们知识结构和文化品位普遍下降这一事实被轻松遮蔽了。很难想象，民国以前的历史阶段，一本关于某朝或某段历史的“演绎”会如此人人竞读，趋之若鹜。那时候虽然文化普及率不高，但识字的读书人断不会像今天的我们对于历史和文化如此“饥渴”。很多人启蒙读物便是四书五经，稍长便要圈点阅读历代史籍。绝不会二三十岁甚至更老还要听别人“扯闲篇”，以甘当别人的“粉丝”为荣。鲁迅从历史里读到了“吃人”二字，易中天从三国里品出了“人性”二字，我是卑之无甚高论的，我从这些“与时俱进”的历史读物里，没有看到对于历史的真知灼见，倒是不太好意思地读出了写作者的“人性”来，这个人性早被司马迁一语道破，就是“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我想说的是，出版上的佳绩恰恰暴露了这个时代历史感和阅读品位的双重陷落。与出版界的市场火爆相伴的是，历史书写和阅读终于迎来了它蛰伏已久的荒年。不独历史如此，任何一门技艺遭遇粉丝时代，都势必会出现这种“繁华有憔悴”的怪现状。就像奥运会金牌拿得多不等于民族体育水平提高了，《品三国》卖的好，不仅不能说明国人的历史知识水准提高了，相反，恰恰说明国人犯上了严重的“历史文化焦渴症”，否则，我们不会轻而易举地就被国家电视台的一档节目给“催眠”了，被一家地方出版社的“天价”版权给“忽悠”了。造成这种“满村争说易中天”的局面，和1949以后我国历史教育的僵化、陈旧和泛意识形态化所形成的“心理反弹”有关，也和当今社会矛盾重重、信仰失范、大众的文化价值判断能力普遍贫弱有关。德国哲学大师卡尔·雅斯贝斯在《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一书中深刻分析了“群众政治”及“群众影响”，指出：“群众是无实存的生命，是无信仰的迷信。它可以踏平一切。它不愿意容忍独立与卓越，而是倾向于迫使人们成为像蚂蚁一样的自动机。”“任何想要影响群众的人都必须诉诸广告艺术。今天，即使一场思想运动也需要吹捧的热潮。那平静而朴实地从事活动的岁月似乎已经一去不返。你必须让你自己始终为众人所瞩目。你必须演讲、发言、追求轰动效果。但是，群众机器缺乏真正崇高的象征，缺乏庄严。”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大众传媒正在成为左右民众生活的杠杆，正是他们营造了不看“超女”就是不时尚，不读易中天就是没文化的“群众政治”。人们试图通过“践履”媒体鼓吹的活动来提升自己的品位，把自己和大多数人区别开来——听了“百家讲坛”还不够，他们要买一本《品三国》立此存照，以为佐证。所以，易中天的成功和超级女声的成功一样，本质上是商业运作的成功，和他对三国历史的阅读（恕我不用研究这个词）深度没有多大关系。我同意江晓原先生的说法：“《品三国》对现代人而言是一种诱惑，但却是一种需要抵御的诱惑，因为它并没有什么价值。”

　　我们所受的可怜的历史教育，使我们不知不觉中降低了历史阅读和书写的标准。这才造成一些畅销书“虽为有识所讥，颇为无知所说（悦）”（刘知几《史通》）。似乎只要涉及历史题材或历史人物的读物，都属于“历史写作”，作者被冠为“民间史家”。果真如此么？我国的历史书写传统十分悠久，最早的《尚书》、《春秋》及其“三传”，《国语》、《国策》，司马迁以后的所谓“二十四史”，共同“积淀”了这一传统。我们把目光拉远一些，就不免会产生一个疑问：当下有真正的历史书写吗？历史书写的条件是什么？在我看来，一要有充足的材料，所谓“文献有征”；
二要有的客观精神，所谓“不虚美，不隐恶”；
三要有基于历史和现实经验的价值判断，所谓“鉴往知来”。从“国史”这个要求看二十世纪的历史书写，真是乏善可陈。民国期间还有一些笔记体的野史，而建国以后连野史的写作也宣告式微。充斥耳目的，多是些权力话语笼罩下的“历史学著作”，“通史”尚未“通”到当下，和司马迁写到汉武帝不能比；
“断代史”或曰“当代史”也多是“专门史”、“专业史”，和班固的典雅博洽不能比；
传记、回忆录或“口述史”倒是增多了，可实在不敢尽信。值得一看的中国史竟然成了“剑桥”牌。至于“戏说”牌历史剧，“品说”牌电视评书和“正说”牌历史读物，则一律把“如炬”的“史眼”对准古代，这些书不妨叫做“历史读写”，本质上属于历史读后感。所谓“平民学术”不过是一个招揽看客的幌子，须知真正的学问从来只有“好”和“坏”之分，而无所谓“精英”和“平民”。钱钟书先生说，“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如果希望自己的学问变成大众的谈助，“挟学术以媚天下”，则此人首先已背离学问之道，而成为别有用心的知识普及者（或曰贩卖者）。

　　剩下的篇幅我想说说易中天。我也看了看了几次百家讲坛，觉得易中天是个好老师，而且绝顶聪明。至于是不是好学者我则不敢妄言。因为据说大师级学者陈寅恪先生是可以把课上得只剩下一个学生的。易中天对诸葛亮的分析很有意思，——“大家都以为刘备是垃圾股时，诸葛亮却把他看作绩优股。如果他们炒股票，我们就不要干了，因为钱都叫他们赚了。”大家听了这话都以为幽默，我却觉得是在商言商。他对贾诩的评价很高，认为后者是三国时最聪明的人，比诸葛亮还聪明，这就很吊人胃口。可是最后你发现易中天所谓的最聪明其实就是“最滑头”，“最骑墙”、“最没有操守”和“活得最久”。他甚至不同意“三顾茅庐”的史实，理由也十分可笑——

　　诸葛亮不投靠曹操，不投靠孙权，甚至不就近就便为刘表服务，他就是要为自己选一个最好的老板，而刘备无疑是最好的人选，他岂肯在隆中坐等刘备“三顾”呢？那刘备不顾呢，不来找他怎么办？所以刘啸说，这等于说诸葛亮在那儿下了一个决心，你刘备不出来请我三次，我就在这个地方做一辈子农民了，这可能吗？你说他这样一个自比管仲、乐毅的人，他待在隆中干什么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用老板之类的话调侃一下古人无可厚非，用易中天的话说这不是“硬伤”，可是愣把“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的诸葛亮说成是急着“抛卖”的投机分子，这就叫做“洞悉人性”么？至此我们终于明白，原来所谓“平民学术”就是按照平民的心态去揣摩伟人和精英——

　　在这个事件中，刘备好比一家投资公司的大老板，他决定进行投资，要买断某一个人才，诸葛亮呢，就像一个准备应聘行政执行官的一个职业经理人，他们双方都有一个互相试探、了解的需要和过程，所以他这一套东西用现代的眼光一看就觉得整个的这些什么唱歌的农民，不懂事的童子啊，稀奇古怪的朋友全是托儿。

　　这是历史上的诸葛亮么？还是易中天本人的夫子自道？咱们把“刘备”换成“央视”，“诸葛亮”换成“易中天”，“唱歌的农民”换成“百家讲坛的现场观众”，“不懂事的童子”换成“易粉”和“乙醚”，“稀奇古怪的朋友”换成“某文艺出版社”，岂不更加合适？

　　平心而论，易中天的这些说法私下里散布一下倒也无伤大雅，在“百家讲坛”上讲讲也能活跃活跃现场气氛，可白纸黑字地写下来并且搞得“天下纸贵”，只能说明易中天和他的粉丝们一拍即合，集体陷入功利主义的虚无狂欢中了，至于对历史本身的探究，完全成了服务当下的自慰活动。有人说，易中天的成功为学者致富树立了一个绝好样板，还有人说，批评易中天的人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我却觉得事情不这么简单。须知天下之大，无奇不有。有愿意去到央视百家讲坛露脸的学者，就有死活不愿意抛头露面的学者。都是学者，境界不同而已。一般学者可能会羡慕一夜暴富的同行，但私底下还是更景仰那些以学问为生命的“素心人”。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进一步想，生前“为己”的学者可能沾溉后世，成为真正的“为人”；
反之，叫嚷着普渡众生的学者骨子里却是“为己”的。一句话，用“平民”心态去解读易中天则可，若解读钱钟书和陈寅恪，只怕要误事。

　　博尔赫斯在《论古典》一文中，对古典作品的经久不衰持一种接近悲观的审慎态度，但他还是肯定地说：“古典作品并不是一部必须具有某种优点的书籍；
而是一部世世代代的人出于不同理由，以先期的热情和神秘的忠诚阅读的书。”这话在今天就要打上很大的折扣。早已不习惯“母乳喂养”的国人完全有理由不读古典作品，因为他们有一些拿着奶瓶的、十分尽职的“超级奶爸”。所以，我对历史书写的现状很是有些悲观，套用一句流行歌词结尾吧——望苍天，四方云动，书在手，问天下谁是“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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