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虹：当代审美文化的结构

　　从来没有哪个时代像当代这样让我们置身于审美的汪洋大海。黑格尔曾说古希腊是审美的时代，但我们知道古希腊的审美与宗教活动有紧密的关联，并且那只是自由民的活动，奴隶不在这一审美的公共领域，即他没有权利进入审美文化的公共空间。当代审美文化是全民的，也是相对单纯的，尽管它与消费文化、政治文化以及宗教文化脱不了干系。

　　面对这样一种全民参与且空前复杂的审美文化，我们如何反思它从而达到认识它的目的呢？我们的策略是先对它进行结构性的解剖，然后对它的表现样态与特征进行描述与分析。本章的任务是前者。有关当代审美文化的内部结构，我们用三对范畴来加以描述和分析，这三对范畴是：生活/艺术、大众/精英、保守/前卫。

　　我们所谓的“当代审美文化”，当然是指我们这个时代的审美文化。“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准确的回答是困难的，但有一点却相当明确，那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是现代性进程中的一个时期。而“现代性进程”又指什么呢？回答也是困难的，但同样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它与古代社会的分离。一般来说，西方的现代性进程开始于文艺复兴，中国的现代性进程开始于清未。所谓我们时代的“当代”就是全球化背景下中西方现代性进程的历史性后果，因此，我们对“当代审美文化”的结构性分析必须联系到整体社会历史的演变来进行。

　　一、艺术/生活

　　今天我们去美术馆看美术作品，去音乐厅听音乐，去剧院看戏剧，打开余华的《活着》阅读，我们都有意无意地走进了一个不同于日常生活世界的另一世界，这个世界我们都知道它叫“艺术世界”，并明显地感到它不同于“生活世界”。艺术世界与生活世界的不同甚至明显地摆在那里了，比如美术馆、音乐厅、剧院的大门与围墙，比如剧院内的舞台边缘和绘画作品的画框；
在此，大门、围墙、舞台边缘与画框的内外是两个世界，我们都知道不能将里面的东西当真，那是一个虚构的世界。当然也有缺乏这种知识的人，比如那个义愤填膺而要向舞台上的黄世仁开枪的解放军战士，但这毕竟是极少数，大多数的现代人都多多少少受到了这种知识的教化。

　　正是这种知识使大多数现代人得以穿行于艺术世界和生活世界之间而不会混淆，也正是这种习以为常的知识使我们想当然地以为艺术世界与生活世界本来就是两个不同的世界。其实，在原始社会，甚至在较为古老的社会都不存在艺术世界与生活世界的截然分离。法国的拉斯科洞穴壁画没有画框（图1），原始的巫术表演与集体祭仪没有舞台与剧院，甚至中世纪的绘画也不是摆在封闭的艺术空间（比如画廊与美术馆），而是被安置在开放的公共空间（比如教堂）。对原始人与古代人来说，生活与艺术之间没有界线，堂·吉诃德就分不清骑士小说中的故事与生活事件的界线，所谓“一生幻惑，临末见真”就是堂·吉诃德对自己因混淆艺术与生活而搞笑一生的叹息。临终之前那个觉醒的堂·吉诃德就是“现代人”的雏形，他“知道”了艺术与生活的界线。

　　其实，艺术与生活的分离以及相关的知识乃是一种现代现象，它的标志就是修建封闭的舞台、封闭的剧院、封闭的美术馆、封闭的画框，也就是修建艺术与生活的界线，并传播有关此一界线的观念与知识。在西方，这主要是发生在文艺复兴以后的事情，或者说是发生在现代的事情。

　　说艺术与生活的分离是一种首先发生在西方的现代现象，是因为西方现代为这种分离准备了社会、文化、经济、政治以及观念与制度上的条件。我们知道，中世纪的西方是一个大一统的基督教世界，或者说是一个无所不包的基督教化的生活世界。与别的事物一样，艺术在此一世界中被彻底基督教化了，它是基督教世界中不可分离的一部分，任何从此一世界中分离出去的艺术都是异端。在中世纪，艺术的题材、主题、风格只能是基督教性的，安顿它的合法位置只能是教堂。西方现代性进程的首要标志是世俗化，世俗化的首要冲动是一个世俗世界从基督教世界中分离出来，此一分离为艺术的世俗化提供了社会基础，也为艺术脱离宗教的生活世界提供了可能。换句话说，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完成了与基督教化的生活世界的分离，但这种分离是以艺术借助世俗化并融入世俗世界的方式而发生的。随着世俗世界战胜神圣世界而成为现代生活世界的基本样式，艺术与生活世界的分离就成了与世俗世界的分离。

　　西方现代世俗世界的建立是以摆脱中世纪的教会世界为背景的，它的根本标志是将世界的基础由“神性”转移到“人性”上去，也就是说相信人可以凭借自己的天赋而建立正当的生活世界而无须神的帮助。在人的天赋中，现代西方世界又将自己的基础安顿在“理性”而非“感性”之上，因此，奠基在理性之上的（自然、社会、人文）科学、（功利主义）道德、（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成了现代生活世界的支柱，艺术被认为是一种感性活动而被排除在现代世界的边缘，甚至被认为是一种非理性的危险而被防范。于是，艺术世界与生活世界的分离在现代西方世界首先是以消极排斥的方式出现的，比如将艺术家看作“疯子”而与精神病患者归为一类（直到现在，人们还不同程度地将艺术家看作不正常的人），将艺术活动看作“撒野”而与秩序破坏的动乱混为一谈，因此，建立各种艺术的围墙多少有点隔离病人或将其边缘化的意味；
不过，艺术世界与生活世界的分离在现代西方又同时是以积极神化的方式出现的，比如将艺术家看作“天才”而接近神圣者，将艺术活动看作一种超常规的感性自由活动而接近神圣的活动，因此，建立各种艺术的围墙又有积极拒绝生活世界的干预而维护艺术世界自主权利的意味。值得注意的是，不管是以消极的方式，还是以积极的方式，上述观念都加速了艺术世界与生活世界的分离，而现代民主政治又为这种分离的积极取向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证，即提供了反抗和脱离理性化的生活世界的政治权利（比如信仰与言论的自由）。

　　在19世纪的唯美主义那里，艺术世界与生活世界的分离甚至对立表现得最为极端。1895年，唯美主义者王尔德在法庭上为自己的行为所做的无罪辩护就是一个范例。王尔德的作品被指控为严重的不道德因而作者应受到严厉的法律惩罚，王尔德的辩护是：从艺术作品的内容是否生产善恶的道德后果来判断艺术作品的好坏是畜生、文盲、市侩的看法，评价艺术的标准只能是形式技巧而非内容，换句话说，艺术的目的不是以内容来促进善而是以技巧来生产美，因此，对艺术来说，无所谓道德与不道德，对艺术家来说，他不对内容的善恶承担道德责任，只对形式的美丑承担美学责任。在此意义上，艺术家可以不受生活世界的道德法律之约束，他有权利生活在善恶之彼岸。

　　尽管王尔德的辩护并没有使他幸免于道德法律的惩罚，他被判服苦役两年，然而，王尔德的法庭辩护也没有因此处罚而失效，即艺术与生活的二元对立没有因此惩罚而抹平。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现代社会中的艺术与生活的对立不仅仅在王尔德所谓的艺术形式与内容的分离上，还在感性与理性的冲突上。丹尼尔·贝尔在分析现代生活世界的分裂时说现代人在白天是“清教徒”，晚上是“花花公子”；
白天在工作中严守理性化的工作伦理和社会秩序，晚上在休闲中放纵自己而醉生梦死。现代生活世界这种白天与夜晚、工作与休闲的对立相当于通常意义上的理性化生活与感性化艺术的对立。

　　现代性进程中的艺术与生活的二元分离规划了当代审美文化最为基本的结构秩序，即一方面是以纯粹的艺术品（文学、美术、音乐、戏剧、电影等）为载体、以纯粹的艺术场所（美术馆、音乐厅、剧院、电影院等）为活动区域的审美文化；
另一方面是以具有审美意味的非艺术品（日用品、房屋、街道、商店、广告、工业品、武器、旅游风景等）为载体，以一般生活世界为活动区域的审美文化。尽管，后现代的风潮力图抹平这两大文化的界线，并有生活化压倒艺术化的趋向，但艺术与生活的质性差异似乎是取消不了的，那种回到前现代社会一体化审美文化的愿望也只是愿望而已。对此，我们将在下面的主题中进一步作出说明。

　　二、大众/精英

　　在我们的审美经验中有这样一种显而易见的现象：去万人体育场看周杰伦的演唱或在歌厅唱卡拉OK，显然不同于去袖珍音乐厅听莫扎特的小夜曲；
迷醉于步行街五彩缤纷的广告显然不同于在美术馆静穆的展厅中观看丁方的《为晨曦而流泪的大地》或尚扬的《深呼吸》（图2）；
在家里看没完没了的电视肥皂剧显然不同于在小剧场看实验戏剧；
而在机场或码头读《知音》或各类戏说也显然不同于我们在家里读海子的长诗《土地》……

　　当代审美文化在空间上的类别分化几乎是自明的，即大众审美文化与精英审美文化。大众审美文化的活动主体是“大众”，是巨大的人群，而精英审美文化的活动主体是“精英”，是少数人；
大众审美文化的审美对象主要是“大众艺术”或文化工业的批量产品，而精英审美文化的审美对象则主要是“精英艺术”或纯艺术家的创造性作品；
大众审美文化的生产动机是“商业利润”，是资本的扩张，而精英审美文化的创造动机则是“精神价值探究”，是文化的优化；
大众审美文化的消费意向是“休闲娱乐”，是轻松快乐，而精英审美文化的鉴赏意向则是“心灵陶冶”，是精神的提高；
大众审美文化的社会功能是“从众媚俗”，是维护现有的社会秩序，而精英审美文化的社会功能则是“批判反省”，是促进社会的改革。

　　显然，当代社会的大众审美文化与精英审美文化各有其道，也各行其道，它们导致了当代审美文化最具特色的结构性分离与对抗。不用说，传统社会也有审美文化的结构性分野，即“文人审美文化”和“民间审美文化”的分野，但值得注意的是，当代精英审美文化不同于传统的文人审美文化，当代大众审美文化也迥异于传统的民间审美文化，虽然它们有表面的相似。从广义上看，传统“文人”指一切有文化的人，他们与没有文化的“民众”相对立，因此，文人审美文化是以文化垄断为标志的，而民间审美文化则基本上是文盲的文化。当代精英审美文化与大众审美文化的分野首先不是有无文化的分野，事实上，大众审美文化的兴起恰恰是打破文化垄断和教育普及的结果。其次，传统的民间审美文化是民众自发创造与享用的乡土文化，而当代大众审美文化则是由文化工业生产而被资本无形操纵的都市文化。再次，传统的文人审美文化是主流意识形态与中心，民间审美文化乃是依附性的文化与边缘，而在当代，大众审美文化是事实上的中心与消费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精英审美文化则被边缘化而担当了意识形态批判的角色。

　　要深入理解当代审美文化“大众化”与“精英化”的结构性分离与对抗，还须考察“大众”与“精英”的历史性内涵。在西方，“大众（mass、the masses）”的产生与工业化、都市化、教育的普及化、政治的民主化和经济的市场化有密切关系。据雷蒙·威廉斯的考察，“从15世纪起，mass一直被广泛使用。最接近的词源为法文masse与拉丁文massa——意指可以用来铸造的一堆材料（其词源意涵也许是指捏面团），并进而扩大指涉一大堆材料。我们可以看到其演变出两种明显的意涵：（1）没有定型的、无法区隔的东西；
（2）一个浓密的集合体。”[1]“大众”一词的原初使用多为贬义，指没有头脑的、下层的、难以区分的乌合之众，后来又被正面使用，指当代社会的主体与社会动力。

　　须留意的是，当代“大众”与传统的“民众”（people）有一种表面的相似，即他们都指被统治的巨大人群，但两者的差异是本质性的。1、传统的“民众”是一个没有消除实质性群体归属的松散集合体，即他们归属于明确的血缘共同体和特定的阶层，他们是血亲社会与等级社会的产物；
现代“大众”首先的工业化的产物，工业化使大量的人口走出了原有的地方而聚集于城市，他们摆脱了原有的血缘归属与等级身份，成了一个没有定型的、无法区隔的、浓密的集合体。2、传统“民众”的聚集规模无法与现代“大众”相比，后者的聚集地是现代大都市，前者则主要是乡村或小城镇。3、传统“民众”基本上是目不识丁的文盲，现代“大众”则因教育的普及而成了有文化的群体。4、专制制度下的传统“民众”没有政治自由和政治参与的权利，现代“大众”则是民主政治的主体。5、传统“民众”对社会经济的运行缺乏根本的影响，现代“大众”作为消费大军则在根本上制约着经济的发展。

　　上述差异导致了以民众为主体的民间审美文化与以大众为主体的大众审美文化的根本不同。首先，民间审美文化有明确的地方性，而大众审美文化则越来越全球化了；
民间审美文化主要是乡土文化，而大众审美文化则是都市文化；
民间审美文化多为口头文化，而大众审美文化则是书面文化；
民间审美文化远离社会政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而大众审美文化则是主要的意识形态；
民间审美文化与经济活动关系不大，大众审美文化则寄生于经济活动。

　　与“大众”一样，“精英”也是一个具有特定历史内涵的概念。在西方，现代文化意义上的“精英（elite）”是在“启蒙运动”中产生的，它与现代意义的“知识分子（intellectual）”有关。据雷蒙·威廉斯的考察，“精英（Elite）”是个古老的词，它原被“用来描述被选举出来的人或被正式挑选出来的人”，在神学上它指“被上帝特别挑选”的人。[2]在19世纪以后，“精英（Elite）”一词具有了特定的政治意涵和文化意涵。作为一个政治语词，它特指那些在政治上具有合法权威与并能合法实施权力的少数优秀分子；
作为一个文化语词，它指那些在文化上担当社会道义并能对社会进行文化批判的知识分子。现代意义上的政治精英不同于传统的统治者，他不是靠阶级身份或世袭出身来获得合法的统治权，而是靠他的超常智慧与良知；
现代意义上的文化精英（知识分子）不同于传统文人，他不是社会意识形态的制造者和官方的代言人，而是独立对社会意识形态进行反省批判、以真善美的追求为己任的人。就此而言，当代精英审美文化乃是以现代知识分子为核心的文化，这种文化的突出特点是社会文化的批判与精神价值的关怀。在19世纪以来的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的作品中，我们都可以看到精英审美文化的特点，而在19世纪以前的古典主义那里则看不到这种特点，后者是典型的传统文人型审美文化。

　　从以上概说可见，大众审美文化与精英审美文化的产生与“大众”和“精英”的历史性产生有关，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分析两者的基本特点与关系了。大众审美文化是依托于大众的文化，于是，我们问：那支撑审美文化之运作的大众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者呢？在上面我们提到，大众的显著标志是一个没有定型的、无法区隔的、浓密的集合体，即无法对他们进行传统式的宗法和阶层区分，然而，这“一大堆东西”却有两大界线明确的状态：工作与休闲或生产与消费。换句话说，大众是作为工作者和休闲者或生产者和消费者而存在的，而那支撑审美文化之运作的大众又显然是作为休闲者或消费者而存在的。我们知道，传统的民众也休闲和消费，但他们的休闲与消费没有多大社会意义，甚至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在传统社会，只有达官贵人、文人雅士的休闲与消费才有社会意义，它导致了消遣式、把玩式审美文化的产生，但这种休闲消费与社会的整体经济活动没有直接关系，因此它也不同于现代大众的休闲与消费。我们知道，在过剩经济时代，大众的休闲与消费已被彻底整合进整体的经济活动体系了，在一定的意义上，离开了大众的休闲与消费当代经济的机器就无法运转。就此而言，大众审美文化首先是一种当代经济现象，必须在当代经济活动的领域来理解它的存在方式与意义。

　　为了直接满足大众休闲（或直接利用大众休闲）的需求，当代文化工业迅速发展起来了，于是我们看到了目不暇接的审美产品，比如娱乐性的电影、电视、网络游戏、报刊杂志、畅销书、游乐园、风景名胜旅游等等；
为了间接刺激大众的消费（或间接引诱大众的消费）欲求，各种泛审美的商业活动与生产也不可思议地发明出来了，比如梦幻般的广告、包装与产品外型设计等等。正是与当代经济的直接关联使大众审美文化获得了难以动摇的现实性，而与大众休闲与消费的直接关联则使它获得了一定的正当性。

　　不过，大众审美文化的正当性是令人生疑的，最激烈的批判来自法兰克福学派。该学派的霍克海默与阿多诺等人指责大众审美文化是受统治阶级和资本市场操纵的意识形态，是维护现存统治秩序的工具。他们的理由是：大众审美文化一种文化工业式的生产，它受市场逻辑的强制而将“文化”变成了一种迎合消费者购买的“商品”，因此，在大众审美文化生产的环节就抛弃了文化应有品质：现实批判性。与之相应，大众审美文化的接受环节也导致了文化本质的丧失。在阿多诺等人看来，大众是由一些没有头脑的孤立的原子式的个人所组成的乌合之众，是文化工业产品的被动消费者而不是艺术的主动鉴赏者，因此，在大众审美文化的消费活动中也看不到现实批判的可能。

　　显然，在阿多诺等人对大众审美文化的指责中有一种明确的精英主义立场，这种立场坚持认为真正的文化与艺术必须具有现实批判的功能。阿多诺等人的观点影响深远但也遭来了一些人的反驳。比如有人就认为阿多诺等人对大众审美文化的指责是以纳粹德国的经验为基础的，它对大多数西方国家的大众审美文化无效。在大多数民主国家，所谓的文化工业并不完全受政府和市场操纵，生产者的独立自主性是不可能彻底消除的，比如好来坞的电影中总有一些片子渗透了生产者的思想个性。与之相应，有人也指出文化工业的接受者——大众也并不是孤立被动、受人宰制的原子，人的自由理性是任何时候也不会彻底泯灭的，因此，大众对文化工业产品的接受也并不必然受操纵者的规导。[3]

　　事实上，大众审美文化与精英审美文化的绝对分界是不存在的，在前者那里总有价值关切与自由精神的影子，在后者那里也有休闲娱乐的功能。正因为如此，我们在听一些流行歌曲时会有心灵的震动，而我们在看歌剧《卡门》之后也会有身心的放松。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事实上的混杂并不意味着两者在实践意向上的差异是可以消除的，更不意味着两者所行之道是可以彼此取代的，因此，在理论上把握两者的质性区别对理解当代审美文化的结构性紧张十分重要。

　　在当代社会，大众审美文化与精英审美文化的发展是极不平衡的。大众审美文化借消费经济的动力与现代媒体之势而日渐成为审美文化的主流，精英审美文化则日益成为被戏弄和耍笑的对象，它的特殊功能与价值逐渐被人们盲视与遗忘。与大众审美文化一样，精英审美文化也不是什么纯然的领地，这里有伪崇高、伪真理、伪深刻和自以为是等等，但这不是精英审美文化的全部，更不是它的本质性内涵。事实上，精英审美文化的本质性内涵是不可戏弄与耍笑的，那就是它所禀有的启蒙精神和探求真善美的社会批判态度，舍此，人类审美品味的提高与社会的改良进步都是不可思议的。

　　三、保守/前卫

　　在今天的中国，人们可以穿奇装异服，可以将头发染成各种各样的颜色，而就在30年前的中国，这一切都是不允许的，那时的中国人只许穿青一色的老派服装，女士甚至不可以穿裙子，男士也不能留长发。在那时的中国，任何审美上的新奇追求都与资产阶级的腐朽趣味脱不了干系，因而是要受到批判与禁忌的。

　　所谓审美文化上的“前卫”就是一种反常规、反规范、反体制化、反权威、反禁忌的审美追求，这样一种追求要成为现实就必须获得现实权力的许可，因此，审美文化中的前卫现象是一种现代现象，它与现代民主制度以及道德、政治、宗教的宽容有关。[4]在西方，审美上的前卫现象出现在19世纪，它表现为反古典主义的浪漫主义、象征主义和唯美主义运动，此后发展为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运动。

　　古典主义是保守的审美文化的象征，从根本上看，一切传统的审美文化都是保守的，因而也是古典主义的。所谓“保守”，不是通常所谓的守旧，守旧只是保守的极端样式，保守的真正含义是相信永恒，从而守护永恒。在西方，“永恒”的信念与哲学上的柏拉图主义和神学上的上帝信仰有关。柏拉图主义将存在一分为二，一是永恒不变的“理式”之恒常存在，二是变动不居的“现象”之暂时存在；
上帝信仰将世界一分为二，一是永在的“彼岸世界”，二是短暂的“此岸世界”。哲学上的柏拉图主义和神学上的上帝信仰都确信恒在者的价值而否定变化者的价值，这导致传统审美文化对永恒的肯定和对新变的拒斥。古典主义者之所以唯古典是尚，以古人为范，乃是因为他们认为那些能流传至今而战胜时间与空间的古人的审美趣味是永恒的，在此意义上的守旧就是守护永恒。

　　与西方的古典主义大致类似，中国古典主义的“宗经”也是以“原道”为据的。所谓“天不变，道也不变”，天象可以变幻莫测，而天道则恒常不变。以刘勰之见，天下之文都是“道之文”。由于古人的经书是天道之最完满的体现，因此，作文之道不过宗经而已。[5]刘勰之论可谓中国古典主义保守逻辑的经典表述。

　　当永恒存在之信仰与某种专制的现实权力（宗教的、政治的、道德的权力）结合在一起时，信仰便会转化成严酷的现实禁忌。于是，在中西方古代社会，一种反常规、反规范、反体制化、反权威、反禁忌的“前卫”审美行为是没有现实可能的，它们随时会作为“异端”而被剪除。就此而言，审美文化中“前卫”的出现至少要有两大条件：1、“永恒”膜拜的解体与肯定“变化”的价值；
2、现实“禁忌”的松动与确立“自由”审美的权利。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审美之前卫何以出现在西方的19世纪和中国的五四以后。

　　18世纪以来，西方启蒙运动以及逐渐开禁的社会环境为19世纪以后前卫审美文化的建立提供了思想基础和政治保证。思想启蒙运动动摇了传统信念中那些永恒不变的神话，改革、新变、进步成为一种时代精神，而政治民主、宗教和道德上的宽容则为审美文化的现实违禁提供了合法的社会条件。在17世纪，高乃依的悲剧会因背离“三一律”而遭到法兰西学院的制裁，到19世纪初，华滋华斯的诗歌全面背弃古典主义的原则便没有什么事了，而在20世纪，对任何既定艺术体制的反叛则成了一种时尚，这在未来主义、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现成品艺术、行为艺术等现代主义艺术和后现代主义艺术中都可以看到。

　　意大利的未来主义者菲·马利涅蒂（）在他那著名的《未来主义宣言》（1909）中说：“敢作敢为、无所畏惧、离经叛道将是我们达到艺术的主要本质。……博物馆就是公墓！……假如一年朝拜一次，就象在亡灵节去公墓那样……我同意你们去。假如每年奉献一次鲜花于《蒙娜·丽莎》之前，我同意你们做……但我不允许人们怀着敬畏的心情，诚惶诚恐，凄凄切切地在博物馆里终日徘徊不已。为什么要呼吸有毒的空气呢？为什么要让自己发出一股迂腐的酸臭气呢？”[6]菲·马利涅蒂这些话最为直接地说出了前卫艺术家对待传统的态度，那就是放弃对传统的敬畏，将它看作亡灵而远离它的毒气，离经叛道，创造新的艺术。在法国画家杜桑的艺术行为中则我们直观这种态度。杜桑不仅将现成品（坐便器）放进展厅作为艺术品展出（1917），从而打破了传统的艺术品与生活品的界线（图3），还直接在达·芬奇的名画《蒙娜·丽莎》（传统的象征）的复制品上用铅笔画上了小胡子和山羊胡子（1919），从而表示了对传统的不屑（图4）。

　　不仅在艺术领域，在日常生活的领域，19世纪以后的前卫风潮也愈演愈烈。在18世纪，歌德的少年维特作为一个文学人物穿了一套反常的 服就让全社会感到不舒服，尽管仿效者有之；
而在19世纪，王尔德则以他的奇装异服征服了社会，尽管有不少遗老遗少为之而愤怒；
至于20世纪，尤其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社会再也不会对任何奇装异服感到奇异了。有意思的是，在当代西方社会，前卫审美文化已然成了常态，保守的审美文化反而显得不合时宜了。

　　中国的前卫审美文化产生在五四以后。五四启蒙运动解放了人们的思想，而五四之后的中国社会也相对宽容（严格地说不是宽容而是因社会混乱所导致的失控），这使一些新青年成为审美上的前卫，比如生活世界中的剪辫子、放小脚、穿洋服等等，这些行为不单具有反封建的意义，也具有审美上的前卫意义。此外，更为严格意义上的审美文化出现在文学艺术领域的先锋实验，比如二、三十年代的象征主义诗歌与现代派风格的艺术。中国前卫审美文化的发展因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意识形态控制而中断，在改革开放后复苏且一发不可收拾。1980年代初有关朦胧诗的论争可以说是中国特定情境中的前卫审美文化与保守审美文化的斗争。如果我们撇开这场论争中的政治、思想性内涵不谈，就可以明确看到它与前卫-保守的关联。1980年代以前的中国现代诗歌体制是以革命文学的经验为基础、以特定的政治教化为目标而建立起来的，因此，“通俗易懂”、“思想正确”是它的根本原则。朦胧诗在这两个方面都是违禁的，或者说是反现行体制的，因此，它具有明显的前卫特点。朦胧诗之后，中国文学艺术界的前卫（或先锋）运动风起云涌、出现了大批实验诗歌、实验小说、实验戏剧与实验艺术，这些实验性文学艺术活动都具有明确的前卫性质，即反叛既有的文学艺术体制而开拓创新（图5）。与文学艺术界的前卫运动同时出现的还有日常审美领域的前卫风潮，自1980年代初以来，喇叭裤、罗卜裤、牛仔裤、花衬衣、超短裙、吊带衫……长头发、小平头、鸡冠头、光头、七彩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前卫审美文化的花样翻新让人目不暇接。

　　值得注意的是，在当代社会，审美文化的前卫化来势很猛，但保守的审美文化仍是社会的主流。在文学艺术领域，前卫实验毕竟是少数人的行为，大多数人还是在循规蹈矩的从业，尤其是作为大众文化之一部分的娱乐性文学艺术更是将自己的运行基础放在大众习以为常的审美惯例上，因为只有这样，休闲的大众才会轻轻松松地喜闻乐见。在日常生活的领域，前卫新变的反常离奇也只是少数，大多数人还是几十年一种样式的发型不变、一种风格的服装不变、喜欢四平八稳的东西、习惯性地审美

　　审美文化中的前卫与保守现象十分复杂。那种跟风式的前卫大不同于反思性的、自觉的前卫，后者是创造性的、开拓性的，它之前卫是建立在对成规陋习的反思批判上的；
前者则是模仿性的、非反思性的，正是它的模仿使前卫变成了时尚，进而成为新的成规，因此，它是伪前卫。同样，那种习惯性的保守也大异于反思性、自觉的保守，后者意识到传统中某些恒在的价值而坚守并激活某种相对稳定的审美要素，它之保守是要自觉维护审美传统中不可轻易丢弃的东西，而前者则对传统不加反省地习惯性固守，从而使传统成为致死的枷锁，因而它只是消极的守旧。

　　除此之外，我们还应注意极端的前卫审美文化中的虚无主义和毁灭主义倾向。在西方20世纪初的“达达运动”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倾向的明确样式。“达达”是一种无意义的儿语，达达主义以此表示对一切意义的拒绝和一种绝对的否定性态度。达达主义者特利斯坦·查拉（Tristan Tzrara，1896-1963）在《一九一八年达达宣言》中说：“用全身心举拳抗议，进行毁灭性的行动是达达；
……取消逻辑，即无能力创造者的舞蹈是达达；
取消一切由我们的奴仆制定的社会等级和差别是达达；
……取消记忆是达达；
取消预言是达达；
取消未来是达达……”。[7]在当代中国的前卫艺术中，虚无主义倾向也是明显的。这种倾向不仅表现为对传统不加反省地否定与摧毁，还表现为对建立新的规范与价值秩序的拒绝与无能。因此，我们在看到前卫审美文化给感性审美带来的解放的同时，也要注意它那消极的破坏性。

　　我们用三对范畴来分析当代审美文化的结构，并不是要将当代审美文化支解为一些机械的对立面，而是为我们把握其复杂的结构性空间提供认识工具。因此，我们要强调的是，在事实性的领域，生活/艺术、大众/精英、保守/前卫之间的斜线（/）不是断然明确的，也不是固定不变的。事实上，正是这条斜线的颤动、扭曲、变化、甚至消失和再生标志着当代审美文化活生生的生命存在与运动。此外，生活/艺术、大众/精英、保守/前卫的区分之间是有交叉重叠关系的，但它们指向不同的结构性层面。前卫审美文化就常常与精英审美文化一体（比如现代主义艺术），但有时也与大众审美文化联姻（比如后现代主义艺术），大众审美文化常常就是生活化的审美文化，但有时也是艺术化的审美文化。尽管如此，作为一种认识工具，生活/艺术、大众/精英、保守/前卫的区分是重要的，否则我们对当代审美文化的结构性把握就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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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北京，三联书店2005，第282页。

　　[2] 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第143页。

　　[3] 参阅约翰·费克斯：《理解大众文化》，王晓钰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

　　[4] “前卫的(avant-garde)”又译为“先锋的”。

　　[5] 参见刘勰《文心雕龙》，

　　[6] 菲·马利涅蒂：《未来主义宣言》，吴正仪译，见《现代主义文学研究》，袁可嘉等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第 361-363页。

　　[7] 特利斯坦·查拉：《一九一八年达达宣言》，项嬿译，见《现代主义文学研究》，袁可嘉等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第 471-4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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